2 四大钱币体系的形成及其特点

贝币虽然到秦朝统一后才被正式废除，但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便已基本绝迹，替代贝币的是由农具铲、工具刀以及纺轮等发展演变而来的形态各异的青铜铸币。政治上的割据、经济上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各诸侯国的铸币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王畿及三晋地区使用的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的空首布，后又演变为平首布；燕、齐等地以及赵国约自春秋晚期开始铸行刀币；战国中期以后，北方的魏、秦、燕等国，开始出现一种新型的圆形有孔的货币，即圜钱，一般认为源自纺轮；南方的楚国则使用铜贝，并铸行一种称量金币，表现出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独特形态。春秋战国时期的钱币形态，总体上可分四大体系。

（1）布币

布币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诗经·周颂·臣工》中有“命我众人，庤乃钱镈”的诗句。《说文解字》的释文是：“钱，铫也。古田器。”铫即锹，与铲同类。《广雅·释器》的释文是“镈，锄也”。由此可知，“钱”“镈”都是当时农具的名称。后来将货币统称为“钱”便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将铲形铸币称为“布”，也源于此，因为“布”是“镈”的同声假借字。布币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货币形态，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就是由3枚布币组合而成。但是，最早的布币出现于何时，却是一件难于准确界定的事。因为，生产工具铲与早期用于货币的原始镈（布）之间是很难划分的。一般说来，越早的布币，其形状越接近于它所演变的工具，以后便逐渐减重并演变而形成各种布币。根据出土发现资料判断，最早的布币大致出现在商朝中后期。布币根据其形制可分为空首布和平首布2类。

①空首布

空首布是商朝中后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铸币，由原始布改造演变而来，首部中空呈銎状，仍保留有用来插柄的銎并留有范芯，故称空首布。主要流通于周王畿、晋、郑、卫、宋等地区。因铸行区域不同，主要有平肩弧足、斜肩弧足、耸肩尖足三种形制，每种形制又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等。这种分类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明显标准，但在时间上却有先后的区别，大型属于早期，小型则为后期。

空首布在春秋时期估计还是由民间铸造，当时的文献中未见提及，古诗中虽提到贝朋，但是没有提到布币，《诗经·卫风·氓》所谓“抱布贸丝”是布帛之布，属物物交换，而不是指布币。直到战国时期，因其广泛流通后引起上层重视才有记载，如《管子》中的“束布之罚”，指的就是布币。

空首布作为我国早期最重要的金属铸币，自殷商至战国在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王畿地区流通使用1000多年，为我国货币的产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因其原始体形上的先天缺陷，如方形中空的首部、大而薄的形体，既不容易保持完整，又不便于大量携带或储存，这对其货币功能的发挥多有限制。特别是随着商业发展，贸易繁荣，流通区域扩大后，体形上的这一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空首布逐渐开始发生变革，最终演变成为平首布。

②平首布

平首布约于战国时期由空首布逐渐蜕变而成，样式十分杂乱，但绝大部分都是有足布，大致可分为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三孔布）、布等4种类型。

A．尖足布

形制特点是耸肩、方裆、尖足并呈燕尾状，由耸肩尖足空首布蜕变痕迹明显。其上几乎都有文字，以两字居多，多纪地名。因体积大，后又发行一种小型的，并铸一“半”字，表示价值为大布之半。这应是我国发行最早的辅币，也是货币纪值的先声，在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半布发行之后，因大小适中，便于流通，成为标准单位后便不再铸明“半”字，大布遂被淘汰。最初尖足布仅在晋国北部流通，后在晋文公霸业的推动下，东逾太行，扩大流通范围，几乎与空首布中分天下。但好景不长，三家分晋后，魏氏行当寽布，韩氏行方足布，赵氏则方足布、布混用，尖足布遂被废弃，前后流通不满200年。

B．方足布

形制特点是方肩、方裆、方足，面背俱有周郭。方足布一般由空首布演变而来，但少数方足布似乎是从尖足布发展来的。方足布是战国时期最通行的一种布币，根据铭文及出土地点判断，主要铸造流通于韩、赵、魏三国。三晋以外的齐、鲁、宋、卫等国也曾铸行方足布，另有少数纪燕国地名的方足布大概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赵国攻入燕国时所铸。此外，秦国在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大肆铸造安阳、梁邑等方足布，似乎是一种扰乱对方经济的货币战争。秦国此举迫使魏国竭力推行当寽布，齐、燕、赵则转向刀币的铸造，破坏了方足布的信誉，使方足布逐渐被市场淘汰，其流通时间有200多年。

C．圆足布（三孔布）

形制特点是圆首、圆肩、圆裆、圆足。圆足布种类及数量都较少，流通范围小、时间短。“离石”和“蔺”字布有大、中、小三种，或认为是减重。圆足布中有一种其首部及两足各有一圆形穿孔，俗称三孔布，面文多纪地名，背文纪重，有“两”及“十二朱”两种。关于三孔布的断代归属向来众说纷纭，或因其所用朱（铢）、两为秦国纪重单位，被认为是秦国货币；或因其钱文所纪地名尽属三晋之地，且大部分为赵地，被认为是赵国铸造。还有人认为三孔布是中山国所铸。1984年4月山西朔县北旺庄露天煤矿工地8号汉墓出土一枚宋子三孔布，印证其与秦无关，应属赵国。根据目前资料，三孔布很可能是战国末年秦国攻占赵地后所铸。

D. 布

形制特点是平首、方足、圆裆，肩部或为方肩，或为圆肩。主要有2种类型：方肩圆裆或圆肩圆裆。钱文多为纪重及地名，以论重，故称“布”。布体形较厚重，形制上虽然并不完全一致，但都以为单位，并按大小轻重分等。有半、一、二3种。《正字通》曰“（）以铁为之，曲木为柄，剞劂之总称”, 《集韵》说与斤同，《孟子》说“斧斤以时入山林”,《庄子》有“于是乎锯制焉”句，说明斤或是一种生产工具，后来发展成为货币，并被借用为重量单位。布大概是晋国或晋国一些地区的货币，战国时期为魏国及其邻国沿用。史载公元前410年李悝为魏文侯相，推行平粜之法，安邑布很可能就铸造于当时，后各地效法，皆铸布。因此，布中以安邑布为最多。

（2）刀币

刀币也称“刀化（货）”，是由实用的工具刀演化而来。这一观点，因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部落墓地中，同时出土有原始青铜刀削与尖首刀而得到证明。刀币的流通范围没有布币广，主要是北方和东方从事渔猎的地区。大概早期中原以农殖为主，所以用农具为货币；东北及东部以渔猎为主，所以用刀为货币。但是，我国古代并没用过如刀币那样柄上还带一圆环的刀具，殷墟中未发现，周器中也从未有过，甚至匈奴等游牧民族的墓葬中亦未见过，何以会铸造如此形状的货币，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刀币依据其形状可分为2类：一类是北部燕国、赵国的刀币，体形稍小，但种类较多；另一类是东部齐国的刀币，体形较大，制作精整，但数量较少。

①燕国刀币

燕国的刀币，形制上大致可分针首刀、尖首刀、明刀3种类型。针首刀呈弧背凹刃状，刀尖特长，且尖锐如针，故称针首刀。在辽宁、河北等处考古发掘中，针首刀多与贝币、空首布埋藏一处，说明约在殷商晚期针首刀即已出现，应是刀币的始祖。同时也说明燕国使用刀币，似乎要较齐国、赵国为早。

尖首刀的形制，与针首刀大致相同，其沿革转变轨迹清晰可考。明刀又是由尖首刀演变而来，其特点是钱面铸一“明”字，故称“明刀”。明字虽然书体多变，但都是同一字的变体。关于此字的释读历来存有争议，现在一般仍称为明刀，大概流通于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正值燕国对外战争频繁之际。因此，有减重现象，估计是燕惠王时，一方面为齐将田单所败，尽失所占齐地，另一方面又与赵国失和，连年战争，经济困难，被迫实行货币减重。后期有一种明刀既窄又短，铸工草率，且数量稀少，可能是燕王喜奔辽东后所铸，仅过了4年燕国便灭亡了（前222年），所以量少。明刀是先秦刀币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种，出土范围广，除河北外，在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吉林、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区以及朝鲜、日本也有发现。

②赵国刀币

赵国本是铸行布币的国家，但从战国中期开始，为适应与邻近通行刀币的燕国、齐国的贸易需要，也开始铸行刀币。赵国的刀币是先秦刀币中数量较少的一种，常与燕明刀或三晋布币杂出。主要特征是刀形较直，背、刃略弧，刀首或圆钝或平斜，币面有文，主要有甘丹（邯郸）、白人（柏人）两种，因减重剧烈，铸工有精有粗，大小亦悬殊。另有“蔺”字刀数量少，制作精美，可能为石范所铸。“成白”刀，常与甘丹、白人伴出，最初被归入赵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河北平山灵寿故城遗址曾出土大量的成白刀及其刀范，1985年在5号遗址出土了用过后被遗弃的陶范及坩埚残块，证明成白刀是中山国铸币，不属于赵国。

③齐国刀币

齐国在姜氏时代，估计刀币、布币、圜钱在民间都曾流通使用过。周安王二十三年（前379）田氏灭姜篡位后，开始专行刀币。齐国刀币与燕赵刀币不同，其体形硕大，文字高挺，铸造精整。刀首内凹，周边有郭隆起，环径较大。流通区域限于齐国境内，出土报道多集中于今山东潍坊、烟台、临淄、济南以及南部的沂河、沭河流域，齐国以外却极少发现。齐刀形制独特，制作精美，在各国刀币中首屈一指。根据刀面文字数量可分为六字刀、五字刀、四字刀、三字刀4种。另有一种“明”字刀，俗称齐明刀。

A．六字刀

有两种，一种为“齐建邦长法化”，简称“建邦刀”。实际上，除第一个字“齐”外，其余五字始终有争议，最后两个字钱币学界多读为“法化”，即国家法定货币，古文字界则多释为“大刀”，即大型刀币。分歧主要在第二个字，其中以释读为“建”“造”“返”较有影响。实际上三种释读都字义通畅，并与齐国历史能联系起来。其中最有可能的是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齐襄王靠田单驱逐燕军，复国后所铸。也有人认为可能是公元前386年周室接受田和为齐公的称号后所铸。都有开国或重新建国的意思，为纪念而铸，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币。另一种为“即墨邑之法化”，简称“即墨刀”。即墨本是独立小国，春秋末年为齐所并，位于今山东平度东南。即墨邑在田白父子篡齐时曾予以支持，田氏上台后即墨地位较他邑重要，发行了即墨刀，刀身较宽，分量较重。

B．五字刀

有两种，一种为“即墨邑法化”，因较“即墨邑之法化”少一字，简称“小即墨刀”，数量较少，估计是燕国攻占齐国大部分领土后，齐军退守即墨时所铸。后来田单正是以即墨为基地反攻燕军，收复齐地的。另一种为“安阳之法化”，简称“安阳刀”，铸工精整，文字高挺，为齐国攻占安阳后所铸。

C．四字刀

文字为“齐之法化”，文字秀雅，数量较少，未见减重迹象，说明发行成功，稳定了社会经济，为田氏代齐奠定了基础。

D．三字刀

有两种，一种为“齐之化”，数量较少，另一种为“齐法化”，是齐刀币中数量最多者。三字刀制作较粗率，是田齐建国后通用的货币，流通时间最久，区域亦广。形制、重量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没有发生减重，是古代发行比较成功的一种货币。

E．齐明刀

面文为“明”字，背文有“齐化”“齐化共金”“莒冶齐刀”“莒冶刀”等。虽然铸造于齐地，却有燕明刀的面文及特征，故称“齐明刀”，一般较燕明刀轻小。因最初于清嘉庆年间出土于山东博山香峪村，又称博山刀。其中背文有“齐化”字样者，一般认为是燕将乐毅占领齐地时所铸，用于在齐国境内的贸易。

（3）圜钱

圜钱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在以往贝币、布币、刀币之外，新出现的一种独立的货币系统。大概是从手工工具纺轮演变而来，这从早期的“垣”字及“共”字圜钱的尺寸与仰韶附近出土的纺轮尺寸的对比中可得到证明。另有人认为是由古代的玉璧发展而来，因为古代文献中有以玉为币的记载。虽然有关圜钱的来源意见还不统一，但是，基本一致认为圜钱可能最早产生于魏国，后为别国采用。圜钱除大小轻重之外，从形制上可分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2种式样；从边郭上又可分为有轮郭和无轮郭2种。从币面铭文看，已发现有20余种，分别由魏、赵、东周、西周、秦、齐、燕等国铸造。一般说来，魏国、赵国、东周及西周的圜钱多铸地名、国名，有的是地名加币值或货币单位；秦国、齐国、燕国的圜钱多铸币值或货币单位。圜钱虽然是战国时期币制中的一个小体系，但是，却是一种承上启下的重要货币形态，说明除南方楚国以外的黄河流域各国货币的形制，从战国中后期开始，已开启了逐渐统一的步伐。

①魏国圜钱

圜钱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战国时期最早出现于政治经济制度较为先进的魏国不是偶然的，这应该与公元前410年李悝为魏文侯相时推行的改革政策有关。就目前所知，有字的圜钱以“安臧”钱为最早，钱文右列直读，书法古朴浑厚，背面平素。“安臧”之后为“济阴”，但钱文横读，有正书、反书两种，字体仍为大篆，但较工整。“济阴”钱为先秦圜钱中流通时间最久、变化最多的一种。“垣”字圜钱，数量较多，范式亦较复杂；“共”字圜钱，数量较少，仿自“垣”字钱，后人多以姊妹钱称之。或认为“共”指“共和时期”（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被暴动者赶下台至公元前828年周宣王即位的14年间）的执政者共伯和，但是先秦货币文字中还没有表示时间或执政者的例证，因此，这一观点并未被普遍接受。

②两周圜钱

两周圜钱主要出土于河南洛阳一带。战国中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40年封其弟揭于王城（今洛阳王城公园），是为西周。周显王二年（前367）西周威公卒，公子班（一作根）于巩（今河南巩义市西南）自立，称东周。于是，东、西周两君并称，周王畿内遂出现东周与西周两个小国。“东周”“西周”圜钱就是这两国所铸，其特征是体形小，数量少，但铸工精良，且有内郭，在先秦圆孔钱中较为少见。

③赵国圜钱

赵国圜钱有“蔺”和“离石”2种，均为赵国地名，都是先秦著名的铸钱中心。蔺字钱有1种带轮的，这是最早铸有外轮的圜钱，各地纷纷效仿，遂使外轮后来成为圜钱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但离石钱却仅有无轮的1种。

④齐国圜钱

齐国圜钱为方孔，钱文为纪币值或是货币单位，有賹化、賹四化、賹六化3种，横读，面有内外郭，背平夷。主要出土于山东济南、章丘等地，多与三字刀同出。“賹化”钱可能与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派蒙武击齐有关，是秦国打击齐国的一种货币战争手段。“賹化”钱变化较多，减重剧烈。不能维持时，又铸了“賹四化”及“賹六化”。

⑤燕国圜钱

燕国圜钱也为方孔，钱文也是纪币值或是货币单位，有明四、明化、一化3种。均有减重迹象，其中一化数量稍多，主要发现于河北北部、内蒙古、辽宁、吉林以及朝鲜北部地区，估计是燕王喜（前254～前222）徙居辽东后所铸。

（4）楚国货币

位于南方的楚国，无论文物制度还是思想信仰，都大部分承袭殷商旧制，与中原地区周朝分封的各诸侯国有显著差别。这种差别在货币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楚国的货币就是由殷商的铜贝演化而来并自成体系。从楚国铜贝与布币、刀币、圜钱的巨大差异中，我们就能感受到楚文化的特殊性。铜贝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所及的湖北、湖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区，均有出土发现。

南方的楚国，很早就以龟、贝作为货币。《竹书纪年》载：“周厉王元年，楚人即来献龟、贝。”楚国使用的铜币有2种：一种是颇具特色的楚国铜贝，另一种是近年新考证清楚的青铜钱牌。

楚贝

楚国货币是由殷商铜贝演化而来，形式上仍保持了贝壳的式样，正面凸起，背部扁平或凹入，端有穿孔，面部铸阴刻文字。这种钱币，史无记载，后人无以名之，因文字与小穿孔组合起来像一张丑陋的面孔，遂称“鬼脸钱”。世人望文生义，认为是殉葬的冥钱。又感觉像一蚂蚁，而称“蚁鼻钱”，以为是用以防蚁的冥钱，或说是筑堤时防蚁用的。币面所铸阴刻文字像“咒”字，以往钱币学家及古文字学家对其有各种解释。实际上它与“贝”字在金文中的写法十分相近，可能就是古文“贝”字的楚国写法，故称“楚贝”，似乎更切题。关于楚国铜贝铸行的时间，目前尚无结论，但它无疑是楚国最古老的货币，其出土地域几乎涉及战国时期楚国势力所及范围。其中以河南为最多，其次是安徽、江苏及山东南部，而湖北、湖南则相对较少。楚国铜贝因价值低，大额支付多有不便，楚庄王时曾一度发行过“大钱”，因民众反对旋即作罢。有关大钱的具体式样，因史无记载，而不得其详。

楚布

所谓楚布，是指一种布身狭长、首铸一孔的布币，文字古怪难识，有大小两种。大型钱文为“殊（大）布当”，背铸“十化”，一般解读为1枚当大布等于10个蚁鼻钱。小型钱文一面为“四布”，另一面为“当”。两面合读，即为“四布当”，一般解读为1枚大“当”布，等于4枚小“当”布。重量比例上亦相符合。两枚小布一正一倒，四足相连，又俗称“连布”。以往出土于徐州一带，与魏国的布有关，近年又在江苏丹阳、安徽宿县、浙江杭州有出土，上述地区战国时都属楚地，应为楚国所铸。

青铜钱牌

青铜钱牌呈长方形板状，制作工整。正面中央铸右旋读篆文4字，分别为“视金一朱”“视金二朱”“视金三朱”，分三种面值。多与布币、蚁鼻钱同时出土，为战国中晚期楚国铸行的一种地方性货币，属代用币。

（5）钱币发达的商业背景

中国古代钱币产生于商代，发展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最后统一于秦朝。其中春秋战国时期如前文所述，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一个璀璨的时期。繁盛的货币文化背后，实际反映的是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兴盛。为了更好地理解春秋战国时期四大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其演变，有必要就这一时期发达的商业做一简单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的迅猛发展是以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那时农业上已使用牛耕，铁农具亦得到推广，人们已懂得施肥并修建了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如鸿沟灌溉系统、引漳溉邺水利工程、郑国渠、都江堰等都是当时修建的。手工业、家庭副业也得到相应发展，人口的增加更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各城邑纷纷设置了“市”。《管子·乘马》记载，“聚则有市，无市则民乏”。《战国策》记载，“大县十七，小县有市者卅有余”。《左传》记载，晏婴家因“近市，湫隘嚣尘”而太过热闹，以致齐王建议给他另建新居。鲁大夫曾阜则说“贾欲赢而恶嚣乎”。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市场的众多与繁荣。《墨子·贵义》说“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管子·禁藏》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的机敏和不辞辛苦。《史记·货殖列传》说“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越绝书·枕中》说“一贵一贱，极而复反”; 《国语·越语》说“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稀，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说明以范蠡、白圭为代表的商人已具有很深的商业理论，懂得利用价值规律来谋取利润。从侧面反映出商业的发展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的许多商界名流不但叱咤商场，还在文化与政治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郑国弦高犒师退秦兵、吕不韦资助子楚回国继位、子贡“所至，国君无不与之分庭抗礼”并资助老师孔子讲学等都是典型事例。

古代文献《管子·轻重戊》中，记载齐桓公曾铸钱于庄山。《国语·周语》和《史记·循吏列传》中则分别有周景王和楚庄王改小钱为大钱的记载。将这些记载与刀币、空首布以及蚁鼻钱联系起来，显然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已在各国广泛流通使用、货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的现实。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货币权力的扩大，至战国中后期，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货币拜物教的现象。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述民谚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指出“人富而仁义附焉”。并断言人和人之间如果财富相差十倍就会自认低人一等，百倍就畏惮对方，千倍就会被对方役使，万倍则会成为对方的奴仆，并认为这是世间的通理，即“富相什则卑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精辟地道出了当时社会上的货币拜物教现象。另外，众所周知的苏秦兄嫂解释前倨后恭的原因时所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更是一语道破了货币拜物教的本质。这些也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货币经济的发达。总之，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繁荣的商业经济，孕育了多姿多彩、璀璨夺目的先秦货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