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修辞学的偏见
摘要：西方历史学在自我认知过程中，通常对修辞学加以排斥。史学家从古代的修昔底德、波吕北奥斯、琉善，列现代的兰克均强调历史学的非修辞学性。然而，后现代历史哲学对传统史学的解构，迫使历史学者正视修辞学的价值。
关键词：修辞学 历史学 琉善
20世纪末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史学作品当中的修辞学因素。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的学者约昂·吕森（Jörn Rüsen）在其论文《历史学的修辞与美学：利奥波德·冯·兰克》中说：“最近史学理论倾向于强调历史编纂学当中的诗歌性和修辞性特点——也正是那些在大多数专业史家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理解过程中通常被忽略的特点。”安东尼·伊斯特霍普（Antony Easthope）的文章《渲染文字意图：历史写作与修辞学》，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历史研究到底在什么程度和角度上是对修辞学的运用，在什么程度和角度上是对独立于“叙述”的事实的描述。安·瑞格尼（Ann Rigney）的《历史学表述中的修辞学》一书则通过修辞学分析，对三部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史学作品进行研究，探究了史学写作如何建构现实，挑战现实，并且受到现实的约束，指出语言和客观现实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历史学表述中的修辞不会创造一个新世界；史家可以自由选择叙述的方式，却决不能任意创造世界。罗纳德·卡彭特（Ronald Carpenter）在《作为修辞学的历史：风格、叙述和说服》这本书中，利用科学的史学和传统的文学分析方法，论证了史学的修辞学性，主张“历史学”能够利用修辞学的资源，塑造公众对世界的认识。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越发关注修辞对于史学作品的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刘亚猛教授在其著作《西方修辞学史》绪论中，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历史修辞”的态度。复旦大学周兵教授的论文《西方古典修辞学与史学——以修昔底德为例》，通过分析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考察了古典修辞学对史学的影响。此外，还有学者翻译引进了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例如，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保罗·里科尔的探讨史学与修辞学关系的文章《历史学和修辞学》就被译成了中文。2005年复旦大学第二届修辞学沙龙，专门以修辞学与史学的关系为核心论题，探讨了历史学应当如何接受修辞，修辞学又该如何回应历史学，并在学科对话中谋求发展的问题。
这些成果都反映了修辞学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它是史学作品表述的工具，承载着史家求真之理想，同时又威胁着史作的客观性。然而，如此关键的因素，又为何如约昂·吕森所言，“在大多数专业史家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理解过程中通常被忽略”？事实上，这种“忽略”是有其原因的。回顾史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其自我认知的过程就是一个竭力摆脱修辞学干扰的过程。
西方修辞学，“传统上一直被等同于‘言说的艺术’（the art of speaking）或者‘说服的艺术’（the art of persuasion）”。既然以另受众“心服”为目标，修辞学者始终致力于提高修辞作品的“说服力”。修辞学也在这种追求中不断完善。“公元前470年左右，修辞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规范已经逐步确立起来，其中包括选题（invention）、布局（arrangement）和风格（style）等要素。”这三个要素可以与同样具有文学性的史学文本的三个制作阶段——探究、编纂、成文，形成对应。“探究”是西方史学工作的基本特征。学者在探究的过程中，搜集史料，记录历史的真相，思考历史事件的原因。探究的结果就是史家的论题，因此探究的过程也就是选题的过程。演说术的布局与历史学的编纂同样都在进行文章结构的组织安排。而“风格”所包括的两个方面——遣词和造句，也是史学作品在成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作。这样的“对应关系”，带来的就是“三要素”对“三阶段”的“对应影响”。而西方史学在自我认知过程中，对修辞学的排斥，也均存在于这三个阶段当中。
在西方，史家对史学自身的理论和历史有较深入认识的标志，是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学者琉善所作的《论撰史》。这部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史学理论作品，批判了当时一些错误的写史方法。这些批判，从“内容”的角度看，可以划归到史学文本制作的三个阶段中；而若从“对象”的角度考察，则主要是针对修辞学在这三阶段中对历史写作的干扰。
第一，从选题阶段开始，就有很多所谓的“历史学者”，由于滥用修辞学而受到琉善犀利的讽刺。琉善批评当时很多史家并不知道如何选题，以为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便可。他指出拙劣的史家最容易犯的一类问题：“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记述事件，而花费大把时间赞美统治者和将军，把自己一方吹捧到天上，而将敌人一方贬低得一文不值。他们不了解历史与颂词之间的区别和界线不是一条窄窄的地峡，而是一堵宏伟的高墙。”针对这类问题，琉善认为“路逢侠客须呈剑，不是才人莫献诗”：好的史著是要给真正有判断力的读者欣赏的，而非为获得庸俗之人的好评。同时，历史作品不是献给当代人的赞词，而是要为后世读者服务。史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如果选择了错误的评判标准，那么最终他的作品将会变得不伦不类，丧失了历史应有的纯洁和特质。若历史学家“企图利用史学作品来追求利益，满足一己私欲，其同时代人会厌恶他们，将其视为没有任何能力的露骨的谄媚者，后人则会因为他们的夸张而对整个史学都产生怀疑”。琉善强调历史学的目的在于真实记录，而非献媚于个别人物，那些谄媚的文章不配被称为史作。
琉善将史学作品的受众与修辞学作品的受众区分开来。在古代，修辞学与演说术的概念有着大量重叠之处；前者主要为后者服务，以最大限度地提升语言和文字所要表达的效果。因此，演说术致力于服务当下的受众（主要是“听众”）。“言说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基本能力，而用说服取代强制与暴力作为协调群体行为的主要手段则是人类文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故修辞学在诞生之日起便肩负着政治使命——取悦听众，并获得听者支持，因而选题的有益性和有趣性就在修辞学中受到强调。“在言说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赢得听者的好感以及深深地打动听者，使他好像是受一种内心冲动和情感的驱使，而不是根据审思和判断行事。”而琉善认为，史学作品的受众，不应是当代人，而是未来的读者；不应是作者为眼前利益而取悦、煽动的对象，而应是具有理性和判断力的人。由于受众不同，所以史学作品在选题过程中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性，以保持史学的纯洁。史学家要秉承“求真”的原则，在选题和搜集史料时，保持谨慎的态度和有理性的判断：“史家在搜集史料时不可大意，而是要经过勤勉而艰辛的调查。如果可以的话，他应该尽量做到亲眼目睹，如若不能，也要选择听取那些更加公正的讲述，聆听那些最不可能因个人喜好或怨恨而对事实进行增减的人。”由此可见，琉善通过批评个别史学作品中的修辞学特点，对史作读者予以定位，并由此提出了史学作品在选题过程中应秉持的原则，从而对史学应有的品质进行初步认知。
第二，对历史家在文章编纂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琉善也提出了批评。有的作家分不清历史和哲学的区别，用推理的方式写史：“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卖弄一条极‘聪明’的论点，于是在序言的第一句话就给读者们用上了辩证法。……紧接着出现的就是一个三段论，然后又一个三段论。”琉善指出史著就是史著，不是哲学论著，是要记录史实，而非以展示逻辑推理为目的。修辞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说服”。“说服”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陈述的逻辑性”。修辞者在布局谋篇时，可遵循“修辞原则”，考虑采用“引言、事实陈述、观点区分、证明、批驳、结语”这个“六部结构”，或由“论点、理由、理据、修饰、概述”组成的“五部结构”。若选择“五部结构”，则显然是在强调论证的逻辑性。这种对逻辑性的强调使修辞学作品具有明显的哲学特征。而对历史学而言，作品的逻辑是架构内容的工具，其最终任务是要为清晰而充分地展现客观历史服务。因而某些史学作品对逻辑推理的强调，是对修辞学手法的不当应用。而琉善对此现象的批评，则是对修辞学的排斥。如果修辞学者选择的是“六部结构”，那么“序言”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受众往往从‘引言’中听出‘名誉’、‘不名誉’、‘可疑’和‘猥琐’等四种动机。……如果引言给人以部分名誉部分不名誉的印象，修辞者的动机将显得可疑。如果引言谈到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的动机将显得猥琐。”开篇的策略，影响整部修辞学作品的效果。然而，在史学作品序言的写作上，琉善指出如果没有特别需要的话，史家不必写正式的序言，只要“以事代序”，把历史大背景说清楚便可。强调史家的序言与演说家的不同，不必讨好读者，只要求读者做到“注意和虚心”即可。史家可以通过阐述自己所述事件的重要性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通过清晰顺畅的文字来令读者虚心阅读。达到这两点，序言就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可见在史作编纂上，琉善也明确表示史学不必追求修辞学特色。
第三，很多历史作品的成文过程也存在问题。它们追求华丽辞藻，却言之无物。修辞学主张通过在遣词造句和思想内容两个层面运用“辞格”来让言辞更为多彩，表达更为丰富，以使“言说”达到完美。而“比较”“强调”“描绘”等是“辞格”的重要手法。在《论撰史》中，某些作家受到批评，正是因为其过分地“描绘”：“由于不善于抓住重要内容，或者不知道该写什么，他们转而将笔墨投入到这种对风景、洞穴的描绘上。”这些历史作者花大力气细致描绘城市、山川、田野等种种静态景物，却迟迟不肯切入正题叙述史实。他们实际上就是犯了忽略“历史”，沉迷于修辞学的“炫技”的错误。琉善提醒他们历史作品要记录史实，而非为描摹山川景物而生。与此同时，“比较”也是公元2世纪修辞学的典型手法，如《第二代智术师》中所说：“现在的智术师则是因其大范围使用对立比较的方法而令人注目。”当时一些历史作品就运用了修辞学中夸张的对比，忘却了历史“求真”的重要性。例如，《论撰史》就提到有的史家为了凸显罗马军队的战斗力，甚至会任意编造死伤人数，以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优罗配斯（Europus）之战中，敌方有七万零二百三十六人被消灭，而罗马人则仅有两人阵亡，九人受伤。”对此，琉善批评他们缺乏对史实应有的尊重，任意夸大叙述的内容。此外，还有史家身为写史之人，却不知“求真”的重要性，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或为了突出写作意图，将大量主观的情感加入其中。这样的作家对于历史应当尊重事实这一原则毫无意识。针对此类作家，琉善指出史学家在语言运用上，不应专注于文字雄辩的力度，而应选择简单易懂、质朴无华的语言，“辞藻可以修饰作品但不能喧宾夺主，不要给人刻意堆砌之感”。在写作文风上，琉善认为写作历史，可以有诗人的风度，但同时必须要有史家的限度。不可像写作诗歌那样，任想象力信马由缰地发挥，否则就会“好像在为坚强、粗犷的运动员穿上紫色裙装，为他装扮上一个漂亮妓女的随身物品，并且在其脸上涂抹彩妆”。也就是说，史学家可以适当地激扬文字，但不能忘记史学应有的本分，不可随着灵感的牵引任意挥洒笔墨，沉迷于修辞。
总之，琉善在《论撰史》中批评了某些拙劣的史家写历史作品时任意发挥想象力，粉饰历史的真相，堆砌优美的词汇，或者为凸显论述效果，不惜使用夸张的对比或编造“史实”的手段。通过分析可以看到，琉善这些批判，就是在排斥历史作品中的修辞学手法。对错误写史方法的否定，就是对正确方法的肯定。琉善在批评过程中提出了史家应有的素养，以及正确的写史方法。他强调历史学的意义在于为后人记录下时间长河当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免后人对自己的历史无知。他总结了史学应该具备的几大特点——求真、实用、平易。琉善说：“历史只有一个任务和目标，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根源于真实。”有人将历史分为“欣赏的历史”和“实用的历史”，琉善表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歌颂不是历史的目的，让人赏玩也不是它的追求。因此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其真实性。如果一篇史作流于奉承和歌颂，那么它也就丧失了被欣赏的价值。历史作品的本质既是求真，就不应是作者炫耀文采的舞台，其文字要做到简单易懂、朴实无华。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必须德才兼备：在品德上，他要“无所畏惧，清正不阿，独立自主，是自由表达和真理的朋友”；在才华上，他应当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做到收放自如、张弛有度。由此可见，琉善对历史学科的特点以及史家应有的素养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初步完成了历史学科的自我认知。而这个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摆脱修辞学干扰的过程。
不过，历史学的自我认知并非始于琉善，亦非止于琉善。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所有学科都在不断地重新界定自己和检验自己。”上自修昔底德，下至现代史家，都一直在修改历史学的定义。“在西方史学史上，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将军、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客观书写历史的榜样。……被认为‘旨在用严格的客观方式来表示历史的进程本身’,‘思想深邃、富有修辞而又恪守真实’。”修昔底德在谈到历史的证据时说“这比诗人的证据更好些，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他们的主题的重要性；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证据更好些，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是研究古代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此外，“修昔底德还轻蔑地提到为在演说比赛中获胜而写出的历史，轻蔑地提到为取悦凡夫俗子而扩展为寓言的历史”。古代诗歌和史作多以朗诵方式传达给听众，而修昔底德此处强调史学应具备客观性的同时所批评的刻意“夸大”和“迎合取悦”，很显然也是修辞学惯用的技巧。不可否认，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修辞学也有所运用，但是在对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客观性有意识地进行认知的时候，他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修辞学的排斥。
西方史学发展史上另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波吕比奥斯注2：。汤普森将其称为修昔底德之后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家。波吕比奥斯也对历史学的自我认知做出了贡献，并且在总结史学作品应有的特点时也批评了史家对修辞学技巧的滥用。例如，波吕比奥斯曾批评费拉克斯（Phylarchus）在形容曼堤尼亚（Mantineans）人民的苦难时植入过多情绪，辞藻过分华丽：“因急于获得读者的怜悯，唤起他们的同情心，他（即费拉克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女人们紧紧相拥，撕扯着头发，袒胸露乳，不仅如此，他还描述了男男女女在跟其子女和年迈父母一起被掳走囚禁时的泪水和哀号。费拉克斯在其‘历史’中不断重复施加这样的影响，每次都努力在我们眼前再现恐怖的画面。”波吕比奥斯所批评的，这种通过华丽辞藻煽动读者以达到某种效果的做法，是典型的修辞学手法。而在批评费拉克斯的错误的同时，波吕比奥斯也明确了史学家的职责：“……用吸引眼球的描述吓唬读者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准确记录真实发生过的和说过的内容。”河南大学学者褚新国曾在其论文《波利比乌斯论撰史中的“失真”问题》中指出，波吕比奥斯所批评的史学作品“失真”的其中一个层面，就是很多史作存在“偏重艺术审美而以辞害意”的不良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为当事人随意虚构演说词，渲染并强调情感化处理历史人事，以及巧言令色的戏剧化叙事。波吕比奥斯对历史作品文风的定位是“真实、质朴”，将存在上述现象的作品称为“修辞作品或修辞性演说词作品”,拒绝承认它们属于历史学。由此可见，波吕比奥斯在对史学进行认知、定义的过程中，同样旗帜鲜明地将修辞学排斥在外。
注2：有多种翻译方法：廖学盛先生将其译为“波吕比奥斯”。谢德风先生将其译为“波利比阿”。田时纲先生将其译为“波利比奥斯”。褚新国先生将其译为“波利比乌斯”。由于此人名字的希腊文原文是
，因此廖学盛翻译的方式最准确。本文采用廖先生的译法。
历史学发展到现代已趋成熟，但现代史学家在进行自我定位时，依然强调史学的非修辞学性。“从19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高歌猛进，历史学进入了职业化和规范化的进程。在科学发展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下，历史学家们开始为历史学争取一种科学的地位。”例如，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历史学具有科学性。他们主张：“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于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广泛搜集和审慎考订，‘如实直书’，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这个历史学进行自我认知的新阶段里，对史学的科学性的强调，伴随着对其文学性的压制。一些学者就因关心历史作品的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遭到批判。使历史学具有文学性的媒介是修辞学。是修辞学的遣词造句，完成了历史学文本的生成过程。因此，现代史家对史作文学性的否认，就是对其修辞学性的否认。
回顾西方史学史，历史学自我认知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修辞学的排斥。也就是说，西方史学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其摆脱修辞学牵绊的过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修辞学的否定，是历史学自我定位时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修辞学之于史学的意义，曾经在很多史家的自我认知过程中都被忽略了。然而，西方现代历史理性对修辞学的明确压制，并没有完成对历史学的最终认知。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解构，给传统史学带来了巨大挑战，而这挑战的切入点正是史学家们一直逃避的史学的修辞学性。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起点是海登·怀特《元历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的出版。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作品是历史学家将一种叙事强加于过去的产物，因而是一种文学制品。历史知识不是根据经验主义的方式获得的，而是由历史学家的美学决定造成的”。后现代主义认为，依靠语言来构筑的史学文本无法保证其自身的客观性。这一看法将历史学等同于文学，否定了史学作品反映客观史实的可能性，进而取消了历史学科存在的合理性。随着后现代主义出现的是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使学者关注修辞学的意义。面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挑战，后-后现代主义学者在捍卫史学客观性的过程中正视了历史学的修辞学性。“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最后才是历史语言。语言之所以能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语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实。”要使用语言就不可能回避“言说的艺术”，即文本的修辞学性。剑桥大学学者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 Evans）在其著作《捍卫历史》中说：“内容不是风格的派生物，它能用许多不同的风格来精确描述同一个事情”,再次论证了修辞无碍于历史学的存在，而且对史学表述具有积极意义。至此，史学的自我认知达到了新的高度。“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而是立足于求真基础上的人文学科，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价值。”后-后现代对“修辞学”的接纳，使历史学者在对待历史文本的问题上找到了平衡点，辩证地看待修辞学对史学作品的意义。于是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史学作品当中的修辞学因素，在追求历史学文本的客观性的同时，不再回避其文学性，主张合理运用修辞学的叙述和论证手法，更好地帮助历史学实现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