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

第一节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经济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股市的崩盘和房地产价格的暴跌，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从此陷入了长期的萧条调整期。在这20年期间，通货紧缩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日本经济疲态尽显，长期积累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新的矛盾却层出不穷。从先前“失去的10年”到后来“失去的20年”，再到可能出现的“失去的30年”，日本经济在多重困难面前举步维艰，经济发展前景至今仍然存在着变数。

一 泡沫经济破灭和通货紧缩的梦魇

1991年后，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资产价格严重缩水，许多企业资不抵债，纷纷破产。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因为不良债权的大量增加，收缩贷款谨慎经营。银行惜贷、企业减产、消费停滞，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严重的衰退中。1992～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了0.6%，更糟糕的是，1997年桥本内阁的消费税增税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1998～1999年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了负增长。至此，通货紧缩成为日本经济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反的概念，是指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把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定位为通货紧缩，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也将价格和成本的普遍下降称为通货紧缩；与之略有差别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日本内阁府将通货紧缩定位为持续两年以上的物价下跌。对通货紧缩的定义，经济学界存在诸多的争议，不过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当消费价格指数连跌三个月，即表示已出现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实质上是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导致物价、工资等各类价格的持续下跌。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市场上的货币减少，货币购买能力上升，于是人们倾向于储存货币而非投资或消费，这导致物价持续下跌。长期的通货紧缩也会抑制投资与生产，导致失业率升高与经济衰退。而长期通货紧缩带来的通货紧缩预期，导致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基于对未来经济持续低迷的判断，开始倾向于采取相对谨慎的投资和消费态度，从而造成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消费价格指数就呈现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消费价格指数从1990年的3.1%下降到1995年的-0.1%。尽管之后有所回升，但是1997年，桥本内阁为降低财政赤字将消费税税率从3%提高到5%。消费税本身不同于企业法人税，并不具备“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它对消费形成遏制，因此增税引起经济恶化并且迅速蔓延。1998年日本名义GDP较上年减少2%，增长率下降到-1.81%，失业率上升到4.1%, 1998～1999年，消费价格指数再次降为负值。自此，日本陷入了长期的通货紧缩。如图1-1所示，2001年以来日本消费价格指数尽管在2006年和2008年有小幅上涨，但总体上是在低位徘徊。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的通货紧缩状况依然比较严峻。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对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包括：货币宽松政策启动迟缓、不够充分；传统财政扩张政策时效性差且存在着政策实施时机、政策效果滞后等原因；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大量积累影响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金融中介机能不健全；等等。概括而言，导致日本通货紧缩的两大要因是结构性原因和非结构性原因。

主张结构论的观点认为通货紧缩并非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结构性通货紧缩，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是无法解决的。野口悠纪雄对日美两国的情况进行比较，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通货紧缩而美国没有，是因为美国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业吸收了很大一部分雇佣劳动力，而在日本生产率较高的是制造业，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相对落后的服务业无法承接制造业释放出来的劳动力。野口旭认为，日本通货紧缩归根到底是供需缺口造成的。单纯盯着供给强化，很难把握物价变动的趋势，因此要摆脱通货紧缩，应设法强化需求管理。

主张非结构论的观点则趋于多元化。如岩田规久男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是因为在经济复苏期间提高消费税，扼杀了经济复苏的萌芽，加剧了通货紧缩的进一步形成，特别是1997年桥本内阁将消费税税率从3%提高到5%，直接导致1998年日本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旋涡。还有部分观点将矛头指向作为中央银行的日本银行，认为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日银理论”极力强调日本银行无法控制货币供应量，对通缩采取放任的态度。如片冈刚士认为日本陷入15年的通货紧缩，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运营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当然，也有观点从通缩预期的角度来解释通缩形成的原因，如日本银行前总裁白川方明认为通货紧缩的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基于对未来收入状况的担忧而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消费方式，控制消费支出的扩大，从而造成了经济的低迷乃至于通货紧缩的持续。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通货紧缩加速了经济的衰退，主要表现在：物价的持续、普遍下跌使得企业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遏制总产出的进一步增长；物价下跌引起企业利润减少和生产积极性降低，使失业率上升，实际就业率低于充分就业率，实际经济增长低于自然增长；导致社会财富缩水，造成个人消费低迷、企业资产缩水、银行持有的有价债券减值，引发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的大幅缩水；造成分配负面效应的显现，企业利润减少，而实际利率升高，使作为债务人的企业的收入又进一步向债权人转移，在加剧企业困难的同时，也导致企业开始通过筹集更多资金来维持周转；导致银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政府将不得不设法去解决大量金融机构破产的问题。

日本的通货紧缩，的确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特别是通货膨胀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需求进一步萎缩，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固化。泡沫经济时期，金融机构主要采取以土地担保进行融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极大地推高了日本土地抵押价值，但是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产生了大额的不良债权。1991年10月，日本三和信用金库破产，成为日本战后首家破产的金融机构。1997～1998年，这些持有大量不良债权的金融机构经营出现了明显恶化，山一证券、拓殖银行等相继破产。金融机构的频繁倒闭，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波及实体企业。许多经营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或者控制贷款的发放，或者向中小企业逼债，这直接阻碍了企业扩大设备投资，导致资金链中断，实体企业的振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日本国土交通省2000年统计结果显示，123家地方经济开发公共企业中有63家出现经营赤字。1998～2003年的5年间，破产企业负债额超过百亿日元的不在少数，最高破产额甚至达到3000多亿日元。受此影响，企业设备投资呈现萎靡的状况，从表1-1可以看到，1998年陷入通货紧缩以来，日本设备投资基本维持在原有水平。

二 日本的现实困境

2008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以后发生的影响全球经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复合型的大灾难，这一系列打击，使缓慢复苏的日本经济面临着再一次触底的风险。尤其是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经济社会隐藏的各种矛盾迅速尖锐化。

首先，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按照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一国的主权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即债务率应该控制在60%以内，财政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赤字率应该控制在3%以内。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大致都维持在安全范围内。赤字率从1993年突破国际标准线后一路攀高，2009年达到8.8%，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标准的两倍以上。赤字的增加，也不断推高了日本的债务率。日本总债务率自2010年达到200%之后，一直维持在200%的水平之上。从表1-2可以看到，欧债危机爆发时的2010年，日本赤字率为8.7%，大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意大利，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较为接近，在G7中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在总债务率上，2010年，无论是在G7中还是与欧洲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相比，日本都是最高的。长期以来，日本频繁地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政府一般会计预算支出总额增加。而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导致政府税收规模缩小。赤字财政的状况，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变得异常严峻。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下，针对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性以及日本是否会步希腊后尘等问题众说纷纭。欧债危机后，日本国债信用评级不断被下调，国际社会对日本财政和经济前景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担忧。

尽管日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异常严峻，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日本并没有迅速步其后尘。这主要因为日本财政状况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如债务结构的合理性、具有相对稳定的债务消化渠道和消化能力等。

其次，东日本大地震加剧了日本财源的困境。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爆发，地震引发了特大海啸，并直接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前所未有的复合型灾难，使日本对灾区的救援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尤其是日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使灾后重建进度缓慢。创造财源、筹措重建资金，成为当时日本政府迫在眉睫的大事。大地震后，由于财源紧张，当时的民主党政府在灾后52天才敲定灾后第一次补充预算，而这部分经费主要是通过压缩财政支出、挪用其他项目预算等方式凑足的。之后，民主党政府确定了关于未来5年灾后复兴计划财源的初步方案，包括灾区设施建设、灾后住房建设、灾民生活补助等项目，需筹集资金19万亿日元。筹集方式主要是削减支出、出售国有资产、调整公务员年费，在此基础上设定有时限的临时增税，即通过发行复兴债的名义筹集资金。所谓复兴债，是以复兴为名义，有时限地对所得税、法人税、住民税征收的附加税，偿还期限为25年。在这19万亿日元中，靠削减育儿补贴、冻结高速公路免费项目筹集的资金只有2.4万亿日元，通过税收收入以及政府持有的东京地铁股份的出售只能确保0.2万亿日元，有10.3万亿日元是需要通过临时增税的方式来实现的。临时增税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但也是日本政府的无奈选择，在灾后重建迫在眉睫的时候，财源困境使重建资金像挤牙膏一样，极大制约了日本的灾后重建。而更为糟糕的是，灾后重建所要求的财政扩张，使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再次，去核电的浪潮。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起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恐慌，日本政要将其比作二战后日本最大的“国家危机”。世人对核电站安全产生了信任危机，日本社会一度掀起要求“去核电”的浪潮。然而，部分核电站的停运，使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电力不足，影响到企业的正常运转。事实上，地震后日本全国的核电站相继关闭，进行定期检查。核电站的停运，使日本电力供应的问题骤然凸显。如2012年1月和2月，关西电力公司供电预备率竟达到-7.1%和-9.5%。由于核电站停运后火力发电燃费增加，从2012年4月起，东京电力提高企业的用电价格，其提价幅度约为17%。福岛核泄漏事故后，仅2011年一年火力发电的燃费负担额增加约8000亿日元。此外，从2012年9月开始，东京电力公司还上调家用电费，平均涨幅约为8.5%。经济界内开始担心去核电会加剧日本的产业空心化，影响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核电问题牵涉企业供电和日本经济的复苏，但是核泄漏事件牵动着日本国民脆弱的神经，日本政府的核电政策变得错综复杂。

复次，消费税增税风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实行全民皆保险、全民养老金，形成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过，随着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经济萧条带来的雇佣制度的变化。从1999年开始，日本社会保障费用在当年度财政预算中的比重急剧上升，是年度预算中最多的支出项目。为解决社会保障费用不足的问题，日本政府考虑把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时考虑的税目，利用消费税增税充实社会保障日渐庞大的资金缺口。如同日本《钻石周刊》的片田江康男所言：“目前很难找到削减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办法，回避消费税增税只会助长日本社会对未来的不安”。因此，当时的民主党野田政府提出了分阶段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高到10%的方案。但是，消费税增税在整个日本掀起了惊天巨浪。一方面，消费税率的提高对消费产生遏制作用，将阻碍经济的振兴。根据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统计结果，消费税税率每提高1%，会推动消费价格指数上升0.9%，并且促使个人实际消费下降0.6%、实际GDP下降0.4%。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也担心如果不实施大规模的增税控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发生债务违约现象的可能性将更大，这将对经济产生全局性的负面影响。日本社会对1997年桥本内阁推动消费税增税带来的负面影响记忆犹新，在多重难题面前，日本无论哪一届政府，都面临着与当年的桥本内阁一样陷入推动财政改革和恢复景气两面作战的困境。

最后，加入TPP的问题。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最初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2009年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扩容谈判，美国的参与使TPP受到广泛关注，影响和规模迅速扩大。之后，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加拿大等国相继加入。日本的加入，影响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但是，日本社会对于TPP的恐惧，是因为担心市场的放开会使日本在金融、医疗、农业、制造业领域遭受全面的打击。如在医疗领域，加入TPP对日本医疗制度的冲击主要包括引发混合诊疗的全面解禁、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准入、医疗工作者资格认证等一系列问题，日本社会担心日本医疗制度将面临崩溃的危险；在农业领域，日本农业一直依靠高关税保护政策，关税撤销后，国外廉价的农产品进入日本将对封闭落后的日本农业造成重创。尤其是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基于对灾区农业的扶持，对TPP问题异常谨慎。但是，TPP所具有的“利好”，同样对日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加入TPP可使日本有机会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变“外需”为“内需”。加入TPP，日本可充分利用具有35亿人的亚洲贸易圈、进而利用具有40亿人的亚太贸易圈，推动日本产品的出口，倒逼农业转型，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日本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TPP问题之所以成为日本经济社会的难题，主要在于它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来自美国的压力以及日本国内利益集团的阻力。是否加入TPP、加入的时机等一系列问题，成为日本经济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