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是安倍（Abe）和经济学（economics）的造语，是2012年12月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后，日本媒体和学者对安倍政府治理通货紧缩一揽子经济政策的统一概括。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时，主旨思想是推动经济增长与财政稳健运营并重，第一次安倍内阁夭折后，这一名词销声隐迹。2012年年底，安倍经济学一词再次出现，成为囊括安倍晋三货币、财政、经济产业三大政策的代称。从广义上来说，安倍经济学不仅是第二次安倍内阁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而且是日本为解决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通货紧缩问题的政策总动员。不难发现，这一名词套用了“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等以政治领袖的名字命名的称谓。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曾经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媒体和学者套用了这一称谓，反映了他们急切希望利用安倍政府的一揽子经济政策，解决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问题，实现经济的复兴。有鉴于此，本书在对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中，沿袭安倍经济学这一称谓。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开始陷入严重的衰退中。在这20年期间，通货紧缩的梦魇始终挥之不去，日本经济尽显疲态，长期积累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而新的矛盾却不断地出现。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再次遭受重创，缓慢复苏的经济面临着再一次触底的风险。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所有的矛盾开始迅速尖锐化。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屡创新高，主权债务余额的GDP占比、财政赤字额的GDP占比都突破国际安全警戒线，整个国际社会弥漫着日本将要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东日本大地震加剧了日本财源的困境，灾后重建举步维艰，灾后重建所要求的财政扩张，使日本财政状况出现进一步的恶化；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引起了整个日本社会的恐慌，核电站的暂时关闭停止营运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剧了日本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使社会保障支出日渐庞大，而用以充实社保资金的消费税增税在日本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日本政府不得不陷入推动财政改革和恢复景气两面作战的困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要求市场开放和规制放宽，这在日本国内遇到强大的阻力，保护弱势产业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对立使日本整个舆论出现了大分裂。

安倍政府成立后，转变了先前民主党政府重视分配型的经济政策，开始重视成长型的经济政策，即由原先的重视家庭补贴的政策转变为重视对企业扶持的政策，这一政策带有鲜明的成长优先、利益均沾的色彩，即期待通过企业的盈利将利益分摊到个人，政府财政津贴可经过大企业陆续流入小企业和消费者手中，促进经济体利益分配的良性循环，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安倍政府认为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对推动整体经济未必即时见效，普通消费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涓滴”后才可得益。要促进涓滴效应的尽快实现，需要开展持续性的经济结构改革。安倍政府把政策的首要目标放在应对通货紧缩上，认为通货紧缩才是“万恶之源”，克服通货紧缩的前提是扭转通货紧缩预期、摆脱日本经济的恶性循环。

2013年年初，安倍政府连续推出了一揽子经济政策：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这三部分构成了安倍经济学的整体政策框架。安倍政府希望通过这三大政策，帮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达到通货膨胀率2%的目标，提振日本经济，解决日本“20年的经济迷失”。安倍经济学的出台，实际上反映了在日本学界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再通胀主义理论开始走向历史的前台。再通胀主义主张从维护经济支付体系的流动性出发，通过货币、财政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需求，控制价格水平，预先制止萧条的可能性。泡沫经济后出现的长期的通货紧缩，使日本部分学者对作为央行的日本银行操纵了10多年的货币政策及其成效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要彻底摆脱通缩，应继续维持零利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设定通胀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然而，“日银理论”主导权的确定，使再通胀主义的政策主张20多年来从未被采纳过。尽管再通胀主义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但它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得以壮大，站在“日银理论”对立面的学者不断地加入了该阵营，纷纷主张推行力度更大的货币宽松政策，早日摆脱通货紧缩。

再通胀主义的政策主张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重视理性预期。他们积极呼应保罗·克鲁格曼针对日本通货紧缩的判断，强调日本要摆脱通货紧缩，应打破公众的通缩预期，设定长期的通胀目标，使公众产生长期通货膨胀预期。第二，信奉托宾Q理论，即认为基于资产选择理论，公众会鉴于收益水平而自觉调整自身的资产结构，最终促使股价上涨。资产市场价格的上升，会带动企业的市值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之比Q值的相应上升，进而推动企业投资支出和社会总产出的增加。第三，充分利用金融加速器理论，借助资产价格的变动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可以推高股票、房地产价格，改善资产负债状况，进而减少乃至遏制外部融资升水，刺激投资支出。只要能够构建这一良性的信贷循环，就能够实现周而复始地扩张的效果。基于再通胀政策的这一系列政策逻辑，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从开始实施，就带有鲜明的再通胀政策主张，即强调作为央行的日本银行在摆脱通货紧缩中的角色，设定2%的通胀目标，强调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

不过，日本也认识到长期经济的低迷并非简单的市场心理问题，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如果不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安倍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无法真正发挥效应。不可忽视的是，质和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央行认购长期国债，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而这一过程实质上并未与企业资金周转相链接，对促进实体经济振兴的作用非常有限。同样，机动的财政政策，加剧了日本的财政负担。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费用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日本财政重建困难重重。结构性改革，才是解决日本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唯一路径。因此，2013年6月，安倍政府推出了最为关键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该战略设定了细化的指标、期限和政策内容，例如：实现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中长期内3%的增长速度，10年增加150万日元以上；3年内名义设备投资增加10%，设备投资额恢复到70万亿日元的水平；到2020年盈利中小企业数目从目前的70万家增加到140万家；等等。为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安倍政府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强化产业竞争力、进行规制改革、创造战略产业新市场、筹建国家战略特区等领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规制改革遭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反对，使改革面临异常强大的阻力。安倍政府要在农业、医疗领域培育新市场，抢占先机，创造新市场，尽管这些领域能够作为日本未来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但是这些领域同时也是日本目前最封闭、保护壁垒最多的“敏感地带”，这些领域的规制在日本甚至被称为“岩盘规制”，号称坚不可摧。为了减轻改革的阻力，安倍政府采取迂回的战术，利用国家战略特区启动的契机，在战略特区内开展先期试点，渐进地放松规制、引入竞争，在许多规制改革方面造成既成事实，然后通过扩散效应，达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效果。这种迂回方式，确实也为日本国内相关规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减少了政策启动的阻力。

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有三大支柱。（1）财政稳健：消费税增税。2014年4月1日，消费税税率的如期上调，反映了日本政府再次陷入推动财政改革和恢复景气两面作战的困境。不过日本政府也认识到，尽管因为消费税增税会给正在回暖的日本经济带来短期冲击，但是日本财政的严峻事实意味着财政稳健和景气刺激双管齐下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2）经济合作：加入TPP。日本加入TPP的原因在于TPP要求废除所有产品的关税，这会给日本制造企业的出口带来便利。日本如果加入TPP，就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变“外需”为“内需”。加入TPP尽管可帮助日本充分发挥加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但也使日本国内相对封闭的传统行业面临生存的危机。如何在开放的市场中促进这些行业的转型，成为安倍政府经济政策中产业竞争力强化的重要内容。（3）电力保障：核电站重启。东日本大地震后，鉴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日本国内许多核电站不得不关闭以进行检查。原先严重依赖核电的日本社会，在核电比例下降后，造成电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家庭和企业负担的加重。在目前不重启核电站的情况下，电力成本的迅速提高，有可能导致企业和家庭基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固化先前相对谨慎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如此一来，安倍政府经济政策所期待的通货紧缩预期的转变将变得困难重重。这也导致安倍政府成立后抛弃了之前民主党政府提出的零核电政策口号，对核电站重启持积极的态度，并把推动核电出口作为日本企业海外拓展的重要途径。

从历史角度看，安倍经济学与日本二战前的高桥财政在政策背景、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成效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高桥财政作为日本前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当政期间推出的金融财政政策，使日本率先摆脱1929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尽管历史评价毁誉参半，但是作为日本历史上应对萧条的成功案例，高桥财政的确给安倍经济学带来了许多启示，因此不少日本舆论将安倍经济学比作高桥财政在平成年间的翻版。对比研究发现，安倍经济学和高桥财政一样，都采取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基于再通胀主义的学理逻辑，以实现通胀为目标，持续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活跃股市，压低日元汇率，促进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安倍经济学和高桥财政一样，都面临着双重困境：既要摆脱持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帮助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又要面对日益膨胀的财政开支。高桥财政尽管帮助日本率先摆脱经济危机，但是也直接助长了日本的对外侵略，因此，公众对安倍经济学助长日本军事化的危险性心存担忧。

本书共有九章，从安倍经济学的背景、理论基础出发，深入研究作为安倍经济学政策体系的“三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以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围绕着安倍经济学的支柱、效果、历史借鉴、政策启示等，全面展现旨在克服通缩的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全貌。本书采取历史的视角，结合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20年来的经济轨迹，评价安倍政府经济政策的地位、效果以及可能的影响，帮助我们找寻日本“失去的20年”的症结所在，为未来中国经济政策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本书第一章从安倍经济学的实施背景出发，分析日本20年来的经济走势，揭示安倍经济学出台的历史和现实背景。第二章阐述作为安倍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再通胀主义的政策主张、崛起经纬，阐述再通胀主义视角下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逻辑。第三章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货币政策走向、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变化特征等角度，研究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的特征和效果。第四章从公共投资、涓滴效应等角度，研究安倍经济学“第二支箭”——机动的财政政策的特征和效果。第五章从产业竞争力强化、规制改革、战略特区建设的角度，研究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以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的特征以及实现的难度。第六章从安倍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出发，分析在安倍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消费税增税、加入TPP、核电站重启三大问题的重要作用。第七章从安倍经济学实施中货币贬值、资产配置、薪资调整等角度，实证分析安倍政府经济政策在克服通缩中迄今所发挥的效果。第八章从历史的角度，对比分析安倍经济学与日本历史上的高桥财政，对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别进行分析，并对两者的效果进行评价。第九章从安倍经济学的启示出发，对比中日两国的历史和现状，归纳出两者在经济改革中面临的几大相似性的问题。在上述各章的分析和讨论中，笔者努力通过翔实的数据，综合不同的研究观点，穿插论述，尽量做到论证全面、详略得当、重点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