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唐代出土视为怪

铜鼓沉埋地下，已经被人遗忘。忽有一日，重新出土，则难免被视为“怪异”。这种怪异，最早被《岭表录异》记录了下来。

图3-4 《隋书·地理志》书影

《岭表录异》又名《岭南录异》，也叫《岭表记》或《岭表录》，是唐代末年（889～902）的一部著作。作者刘恂，在唐昭宗时任广州司马。当时，各镇节在镇压黄巢起义后羽毛正丰，兵逼京城，火拼中原。刘恂在任满后正准备回京，碰上兵慌马乱，道路不通，只好留下来，寓居番禺（今广州）。在乱世逆境中，他没有沉屯荒疏，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广采博闻，撰成此书。

《岭表录异》记述岭南地区的风物，草、木、虫、鱼、鸟、兽和风土人情，内容十分丰富。《新唐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地理类著作。到宋代，这本书被视为了解岭南社会的权威之作，《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征引甚多，尤以明代《永乐大典》所录的最详。但自宋代（10—13世纪）这本书就亡佚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岭表录异》主要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

《岭表录异》是由一位直接接触过铜鼓的人所写的书，也是最早直接描绘岭南铜鼓的书，在铜鼓文献上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现将《岭表录异》有关铜鼓的文字抄录如下：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铜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得一铜鼓。任满，载以归京。至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僖宗朝，郑絪镇番禺日，有林霭者，为高州太守。有乡墅小儿，因牧牛，闻田中有蛤鸣，牧童逐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阙，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铜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

图3-5 《岭表录异》书影

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刘恂对铜鼓观察得很仔细，记录得也很周详。他不但记录了铜鼓的外形 “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 “面与身连”；记录了铜鼓的颜色 “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阙”；还记录了铜鼓的尺寸，“鼓面圆二尺许”，鼓身“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记录了铜鼓装饰花纹 “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 “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铜鼓的音响 “击之响亮，不下鸣鼍”。总之，有关铜鼓的几个要素都已记录齐全。更重要的是，他还记录了3件有关铜鼓的具体事件。一是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进乐，其中有铜鼓一项，反映了铜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二是唐懿宗咸通末年任龚州（今广西平南）刺史的张直方在主持修葺州城时从地下挖出铜鼓，并将这面铜鼓携带到了湖北的襄汉，施舍给延庆禅院代作木鱼；三是唐僖宗时，有牧童在高州因追捕青蛙，在蛮酋冢中挖出一面铜鼓，这面铜鼓由当时高州太守林蔼献给广州都督府。更为可贵的是，刘恂不但记录了龚州、高州铜鼓出土、流传的情况，还注意到了它们当时的现状，如龚州铜鼓是咸通末年出土的，张直方把它带到湖北襄汉，到刘恂著书时已有二三十年，刘恂注明这面铜鼓仍在襄汉，“悬于斋室，今见存焉”；高州铜鼓是僖宗朝出土的，到刘恂著书时，已一二十年，也还“悬于武库，今尚存焉”。刘恂不但明确铜鼓是“蛮夷之乐”，而且认定铜鼓是“南蛮酋首之家”的东西，认定高州铜鼓出土的地方是“蛮酋冢”。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岭表录异》也有一个不小的错误。据饶宗颐考证：郑絪是唐宪宗元和五年三月出任岭南节度使的，《岭表录异》把它说成僖宗朝，显然弄错了（《铜鼓余论》）。假若此铜鼓真是献给郑絪的话，其出土时间应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

在《岭表录异》之前，文献所载铜鼓都是一个族群或部族所使用的灵物，对外族人来说是很神秘的，所以只有浮光掠影的描述，并没有真正接触到实际。《岭表录异》不但提到还在使用的骠国铜鼓，而且首次记载了出土的铜鼓。它们已不是现实中的灵物，而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无用之物”。它们被发现后用作木鱼的代用品，或作其他摆设，或悬于斋室，或悬于武库，以便于士大夫文人观察、摩挲和考究。从这方面来看，《岭表录异》在有关铜鼓的文献中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并受到铜鼓研究家的特别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