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主题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出新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的提出，表明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国际战略家对时代特征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同时也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实现国内中心任务的转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量，历来是关系到我国建设发展的目标、方针、步骤和布局的战略性问题。在新的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的问题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毛泽东一直坚持两点论，即认为当今世界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使世界大战有可能得以推迟或避免。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战争的两种可能性。直到1959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中仍然指出：“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从毛泽东当时的多次谈话来看，他当时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一方面，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壮大和发展，有能力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到多国，力量不断壮大，形成了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使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列举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苏联卫星上天等十件证据，做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的论断。他认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团结与发展，使帝国主义受到遏制，世界大战就有可能推迟和被制止。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会总结历史经验，不敢轻易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对三类国家有利，对其余的国家都是有害的。第一类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它在两次大战中获得了利益，得到发展；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获得独立和解放。而帝国主义国家中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都被战争削弱了。如果再打大战，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它的统治范围缩小。这一政治后果是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政治顾虑。

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论战及两国关系的破裂，特别是苏军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及随后发生多次边境流血冲突，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1964年美国的侵越战争，使我国周边环境不断恶化。在此形势下，毛泽东强调战争有迫在眉睫的危险，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做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及搞大小三线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成为我国“三五”“四五”计划建设的重点。据统计，从1965年至1979年，三线地区完成基本建设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占全国同期的比重为41.4%和35.9%，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及建成项目，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8%和43.9%。仅从1964年至1971年7月，全国约有380多个重点项目、145000多名职工、38000多台设备从沿海省市迁往三线地区。

邓小平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许多重大变化以及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作了重大调整。早在1977年12月，在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苏联在我国北部陈兵百万的背景下，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因为，在主观上，“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在客观上，“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1980年1月，他又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987年5月，他更加明确地表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是邓小平在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是有充分的客观依据的。对此，邓小平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充分论证，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打世界大战只有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他们原子弹和常规武器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第二，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苏两国人民都不支持战争；第四，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总之，邓小平根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在对战争问题做出新判断的基础上，对当前世界格局中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变动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揭示，从而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思想，取代了过去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为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转变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

二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多次集中阐述了他对当今世界主题的看法。考察他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包括对概念的界定，都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明晰的过程。

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厄瓜多尔总统乌尔塔多时提出：“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同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再次阐述了上述观点，并用“和平问题”概括第一个问题，即“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同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从全球性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两大问题，他强调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关于当今世界主题的看法，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对当今世界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作了明确的界定：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它主要体现在东西方的矛盾关系中；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它主要体现在南北方的矛盾关系中。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南北关系问题，即经济上的发展问题。

为什么说世界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呢？

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的发展。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资产阶级总结了统治经验，采取了调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劳资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有不同程度的缓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难以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生产和资本高度国际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的局面。虽然20个左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分割市场斗争激化，但在当今的核时代、信息时代，过去解决矛盾所采用的战争手段并非明智的选择。因为采用军事对抗方式，谁也无法取得胜利，反而使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崩溃，各国都会蒙受损失。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主要通过协商、对话等和平方式来缓和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从1975年建立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半个多世纪没有开战，他们为了获得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也需要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经过民族解放革命宣告独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兴的独立国家有90多个，真可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年代。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股风暴逐渐过去，新的革命风暴又未形成。这些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民族压迫问题，而是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要完成这一任务，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强烈要求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但这种要求还不至于导致普遍战争。事实上，南方国家为了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同发达国家的斗争上，从一开始就使用经济手段，坚持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并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取得一定进展。今后，它仍将是解决“南北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和平与发展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最现实的要求。

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情况也有较大变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和美国由对抗走向对话，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尖锐对立程度也得到一定缓和。两种社会制度进入了以经济为后盾，以科学技术为武器，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为主要意识形态斗争形式的新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是紧迫而严峻的。社会主义要想在这场斗争中变被动为主动，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必须加快发展生产力。而它的先决条件就是保持世界和平与稳定。

可见，当今世界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决定世界各国在世界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的核心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战争形势的缓和，经济发展问题自然就突出起来，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归根结底维系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仅未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反过来影响着北方发达国家的再发展，给世界经济的繁荣设置了巨大障碍，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在发展问题上，一般政治家只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这个问题，即只看到它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尽快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问题，是由发达国家来帮助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却不同，他把发展问题提高到世界范围的高度，提高到南北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发展问题的战略地位及全球影响。

邓小平客观分析了南北问题的现状，认为：“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加快，南北双方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南北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到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而且也关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和再发展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因为发达国家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发达国家的重要原料产地，又是发达国家的重要商品销售市场和重要投资场所，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同发展中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是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上的。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

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是当今时代人类的共同愿望和长期任务。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二者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促进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因为只有维护世界和平，才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不难想象，在一个战乱不息、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任何国家都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和促进社会进步，反而因为战争造成经济文化的停滞和破坏。如果爆发核大战，连人类生存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发展。同样，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果得不到发展，世界就很难安宁，世界和平很难维持。这主要因为，经济不发展，劳动人民长期贫苦，不仅容易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而且往往容易被大国所利用，产生国际纠纷。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将会增加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可见，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不可分割的，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

三 和平与发展问题都没有解决

苏东剧变后，世界主题是否有变化呢？对此，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冷战结束后，世界主题并没有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并不意味着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冷战还在继续，而是意味着原来集中表现在美苏冷战中的和平问题，现在有所转化，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终结，天下并不太平。对此，邓小平主要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刻的分析。针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宣布制裁中国的行径，他指出：“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他认为：“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就体现出来了。”他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一方面，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低潮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弃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如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贷款等制裁措施，并在所谓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压力，粗暴干涉我国内政，这实质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西方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美国、西欧把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所谓“民主化”挂钩，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甚至政治经济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向第三世界施加压力，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局不稳。正如邓小平尖锐指出的：“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

此外，两极格局解体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使得原来在两极对立格局中被掩盖下来的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

“发展问题没有解决”是指冷战后的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突出。邓小平指出：“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两极格局终结后，第三世界的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第一，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使国际力量失去了平衡，第三世界国家失去了在东西方关系间回旋的余地。美日欧等大国尽管仍然要对第三世界进行争夺，但是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第三世界的趋向增大，第三世界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经济援助的需求因前苏联、东欧国家停止对他们的援助等原因而大大增强，但西方的资金不但将继续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而且将会有一部分流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从而使亚非拉国家从西方获得资金更为困难。第三，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经济开始走向衰退，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变本加厉，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更为恶化。第四，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西方发达国家操纵初级产品价格，使依靠出口能源、原材料的第三世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第五，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将进一步扩大南北经济技术差距。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两极格局终结后，和平与发展之所以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还因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我们必须利用时机，发展自己。

第一，原有的世界热点趋向缓和，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经济和科技竞争。苏东剧变使全世界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一个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强弱。因此，冷战结束后，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突出，逐步取代了过去军事、政治斗争的地位，经济因素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首要的和关键的因素，各国都把经济发展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从这个角度看，制止战争的力量与反对战争的因素比以前更多更大。

第二，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强权政治的矛盾在发展。维护独立和主权完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西方国家对他们主权的侵犯和内政的干涉将激起更多的反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民主化”问题、人权问题上对一些国家施加压力的做法，已经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抵制。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第三，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各种政治力量正在进行重组。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也就是说，在新旧格局交替时期，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战略，国际上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我们应该敏锐地把握住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恰当地灵活地利用多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关系，创造对我国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使世界和平得到进一步的维护。

四 围绕和平与发展调整对外关系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正是根据这一时代主题的变化，邓小平不仅坚定不移地实现了国内中心任务的转移，而且以敢于创新和勇于开拓的理论勇气，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对外方针、政策，对我国的国际战略进行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大调整，从而开创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多次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但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他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新变化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了我国的对外战略，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的联美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为了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指出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时强调在国家交往中，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定亲疏。他提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把它作为我们工作的立足点；调整和发展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恢复和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党际关系方面，邓小平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内工作中心的转移，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作为我国发展党际关系的新原则。确立了通过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新方针，从而使我国党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更加适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在这一战略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党际交往新格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

为创建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主张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长期以来，世界上有许多争端得不到解决，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进程。为此，他提出了“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解决国际争端的战略新构想，并在解决中国与别国的矛盾中付诸实施，取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

从长远来看，要解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以他政治家的睿智，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在争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将必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局势风云突变，国际形势扑朔迷离，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等一系列灵活的策略方针，强调社会主义中国“不称霸”“不扛旗”“不当头”，而是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继续坚持搞全方位外交，为我国克服和摆脱冷战后的被动外交局面指明了出路。

由此可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以邓小平这一理论为指导，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特别是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使我们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冲击，顶住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和制裁，从而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