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把“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一理论是晚年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变化进行长期观察和思考，并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国际上普遍关注美苏对峙，担心美苏必战的时候，毛泽东却以非凡的洞察力看到了美苏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并对主要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组成的“中间地带”给美国外交所造成的掣肘给予了肯定，从而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人们对大国的迷信和对小国、弱国的轻视。他提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并尖锐地指出当时美国进行反苏宣传的实质：“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中间地带”概念蕴涵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中许多一以贯之的内容，特别是在国际政治中不能轻视弱小国家的思想。

值得思考的是，从现有公开的文献来看，1947年底，毛泽东改变了这一提法，他援引了日丹诺夫关于“两大阵营”的提法，首次提出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强调“两大阵营”的对立。此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都没有再提“中间地带”概念，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重提。笔者认为，这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947年以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已经在冷战中逐步形成，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形成严重对峙的局面。中国在提出“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后，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为避免斯大林的疑心，在许多问题上要与苏联保持一致，不便提出新观点。而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重新提出这一观点，主要原因有二：一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开始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其中包括对外关系理论的探索；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万隆会议召开和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这两件大事，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第三种力量的团结，显示了民族主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方面同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一致性，也暴露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这也引起了毛泽东对于第三种力量的新思考，他高度重视他们所起的作用，并再次使用“中间地带”的概念。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恢复使用“中间地带”的提法，指出：“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此后，他一直使用“中间地带”概念。1957年11月6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除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外，还“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不仅一直使用“中间地带”概念，而且敏锐地捕捉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向，对苏伊士运河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做出“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论述，认为当前世界的矛盾除了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外，还存在着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这种分析，科学说明了亚非拉民族国家开始联合起来，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崛起，国际政治力量有了新的组合的事实，是对“中间地带”概念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这一论述，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与作用问题做出新的概括和分析。1958年9月2日，他在同巴西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他认为：“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并推断道：“中立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形成了他国际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这里，毛泽东突破了孤立地认识两极格局的观点，把民族主义国家看作是在政治上有可能倾向社会主义的一支力量，这就为他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供了必要的认识依据，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加深并进一步公开化、扩大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向美国闹独立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他们还通过组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组织，提高了亚非拉在国际上的地位。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发展新动向，认为世界局势正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对“中间地带”的概念进行了充实和发展。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重申了“中间地带”的看法，并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接着，他还把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区分开来，认为：“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他的这些论述，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奠定了认识基础。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对“两个中间地带”做出界定，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划分，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来界定。也就是说，以前毛泽东一直是把美国当做主要敌人，把自己放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而从这时开始，对苏联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随着中苏矛盾的加深，毛泽东对“两个中间地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同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客人谈话时再次明确地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是对“两类矛盾，三种力量”论述的发展，它深刻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在20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巨变，还反映了毛泽东对“中间地带”概念进行不断思考和完善的认识过程。这里，原来笼统提出的美苏之间的辽阔地带被划分为两个具体的中间地带，进一步明确了“中间地带”的涵义，并为“三个世界”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其中的新意主要是具体分析发达国家的两面性，并对其进步性做出肯定。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已经把英法等资本主义大国和中国从各自所从属的两大阵营中区别出来，更多强调了双方的共同点：一是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这一认识就为我国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积极争取同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使用过“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他所说的“中间地带”。1964年1月17日，他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谈话中指出：“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同年1月30日，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这说明毛泽东开始思考“第三世界”的概念，但他把“第三世界”等同于“中间地带”，说明他的思考还未完全成熟和定型。而且，与后来他所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相比，苏联、东欧、中国的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当时，西方某些国际问题专家正在鼓吹美、苏、中“大三角”理论，对此毛泽东持不同意见。他说，我不赞成“大三角”，我喜欢亚非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中国代表团正式宣布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此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一再重申这一观点。毛泽东对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定位，就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最终形成的先声。

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的突破，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客观上要求对世界格局进行新的理论概括，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理论依据。毛泽东审时度势，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就当今世界格局、三个世界划分的标准、世界主要矛盾、三个世界各自的地位、中国在三个世界中的定位以及第三世界在经济、政治方面面临的任务等问题，作了系统的、完整的阐述。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的发言稿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审阅，因而能较准确地反映和表达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由此闻名于世。

由此可见，从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又经过“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论述，再到“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最后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是毛泽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进行客观深入地观察分析，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的过程。这个概括，既反映了当时两极格局仍占据主导地位，又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发端的多极化趋势，为我国调整国际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二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在1974年明确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并不是主观臆想，而是对客观的当代国际战略态势进行长期观察和思考后做出的科学概括。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美苏两极争霸的斗争仍是主流，但许多重要的国际力量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和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极力反对大国的控制，使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毛泽东正是以国际局势的这一深刻变化，作为划分“三个世界”的客观依据。

第一，美苏对世界霸权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的，当时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彻底被打败；英法虽是战胜国，但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遭到严重削弱；而美国在战争中极大地膨胀了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成为世界上空前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苏联虽然在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但国力仍在不断增强，经过战争的严峻考验，苏维埃制度更为巩固。这就使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由欧洲列强主宰世界的格局被打破，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两极格局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推行称霸全球的进攻性战略。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调整了斯大林时期同美国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外交路线，转而把“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作为苏联的对外战略目标，对美国采取既勾结又斗争的做法，同时苏联还开始重视发展同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把一些国家作为和平过渡的试验场，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渗透，赫鲁晓夫还大肆宣扬核恐怖，搞核讹诈、核迷信，集中力量发展火箭核武器。在他执政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大国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外战略已见端倪。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大规模扩充核军备和发展常规武器，加紧了与美国的争夺，其全球战略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从中东、非洲侧翼迂回包抄欧洲，并把亚太作为重要战略区，东西两线策应，积极抢占战略要地，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在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美苏两国都以全球为目标，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和渗透，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对核优势的争夺，对世界和平造成极大的威胁。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美苏争霸已经成为世界局势动荡和恶化的主要根源。

第二，两大阵营内部的各自分化。一方面，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充当西方霸主的美国，其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减慢，而且它到处侵略扩张，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特别是接连爆发的美元危机，导致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瓦解，美国从对外贸易的长期顺差一下子转入逆差，标志着美国经济实力开始相对衰落。与此相反，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和美国相抗衡。据统计，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5年的36.3%下降到1976年的25%；同期内，西欧共同体国家从17.6%上升到21.7%，日本则从2.2%上升到8%。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按照实力对比的变化进行调整。在美欧日这种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的基础上，西欧和日本必然要求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完全从属于美国的局面，都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独立主权。因而日本开始谋求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西欧国家则通过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走上了联合自强的道路。他们提出要建立“欧洲人的欧洲”，同美国的矛盾也在不同程度的加深。其中戴高乐领导的法国先行一步，在20世纪60年代宣布退出北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就是其违抗美国旨意、主张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突出表现。这些都说明美国对西欧、日本的控制力下降，同西欧、日本的矛盾日益加深，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已不再是铁板一块。

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这本来可以通过两党协商解决，但苏联为了压服中国，多次做出干涉中国内政和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致使中苏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双方于两年前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在1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科学技术合同项目，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及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苏两国经济建设和贸易往来遭到破坏，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与此同时，苏联还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批评、指责、排挤中国共产党；1965年3月，在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共产党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苏共执意召开莫斯科会议，最终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分裂。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的气氛也日益紧张，苏联多次挑起边境冲突，还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致使中苏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中苏论战和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破裂，表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不复存在，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保罗．肯尼迪认为：“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1945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

第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的崛起。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深刻变化，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蓬勃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大批国家获得独立，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被誉为“非洲独立年”，到20世纪60年代末，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国家总数达104个之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逐步走上了联合的道路，从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到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诞生，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代表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建立，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形成。作为国际社会中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从属于苏联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极大地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形成的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

三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主要内容

应当指出，“第三世界”一词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它是当代西方国际战略理论家广泛使用的概念。西方学者在20世纪50、60年代使用“第三世界”泛指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国家或非工业化国家，借以区别共产主义和西方国家。虽然他们在各种论述中所下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基本涵义是一致的。“第一世界”是指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西欧盟国以及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的“卫星国”；“第二世界”是指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东欧和亚洲的部分盟国以及“卫星国”;“第三世界”是指在亚、非、拉地区的不结盟的非“卫星国”。由此可见，西方国际战略家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主要是从传统的意识形态或雅尔塔体制所确立的政治势力范围来划分的。如果说他们对“第三世界”的界定，与20世纪70年代的实际还比较相符的话，那么对“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划分则不能反映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社会状况。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分裂以及资本主义阵营的分化，表明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他们的划分，并没有看到这一趋势的演变，导致其论断远远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是不科学的。

毛泽东借用了这一概念，并根据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超越意识形态的框框，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国际现象最本质的东西，赋予了“第三世界”概念以新的内容，使其具有更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性。根据毛泽东与卡翁达的谈话和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苏联和美国是第一世界。毛泽东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原子弹多，也比较富”，还因为他们都妄图称霸世界，都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把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还欺负那些实力不如他们的发达国家。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他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和到处建立军事基地，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威胁着许多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世界和平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他们还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攫取别国的资源，掠夺别国的财富。因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根据当时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时所呈现的苏攻美守的态势，再加上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日益加剧，毛泽东把苏联看做是更为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因而在当时反对美苏争霸的斗争中，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其次，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毛泽东看来，第三世界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属国，长期遭受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相继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并通过走联合道路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可以说，第三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它改变了联合国仅仅受某些大国操纵的一架表决机器的状况，使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经常在这里受到正义的谴责。拉丁美洲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石油输出国和其他原料生产国争取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的斗争；不结盟国家反对强权政治和集团政治的斗争；所有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形成了当代最强大的正义潮流，大大改变了超级大国可以任意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因而毛泽东在他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把第三世界的地位提高到空前的高度，认为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再次，把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看成是第二世界。毛泽东认识到，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在政治上，他们同两个超级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和某一超级大国结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某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同时他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的实力虽然没有两个超级大国强大，但又都是比较发达的国家，比第三世界国家要富得多。这些政治经济特征使第二世界国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企图维护旧的殖民制度，保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与第三世界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正是看到第二世界国家有积极的一面，毛泽东把他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区别看待，把他们看成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是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

最后，把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历史上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独立后又都面临着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任务。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历史任务必然把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因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

四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的重要意义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理论，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对当时的国际政治力量重新划分而提出的，体现了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他把国际社会看作一个相互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密切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在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敏锐地看到新的力量组合，尤其是充分认识到第三世界崛起的重要作用，把“三个世界”作为并列的政治力量提出来，阐明了“三个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是肯定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这一理论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外交和世界政治格局演变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统一战线理论在国际战略上的创造性运用。毛泽东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对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敌我友的划分，准确揭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明确了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指明了方向。而且，他把苏联和美国并列放在第一世界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新意所在。当时苏联在世界各地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并处于攻势，而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使他比美国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因此，把苏联与美国放在同一类，就为人们指明了国际政治斗争的大方向，并为建立“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光辉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第三世界的崛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头等大事，如何估计这一巨变，对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带来的新变化，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毛泽东把第三世界看作是在世界范围内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作斗争的主力军，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这是对马列主义关于被压迫民族斗争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而且，毛泽东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世界格局中找到了与中国国家利益相符合的自我定位，有效提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第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以经济为基础、多因素综合为标准来分析国际政治格局，这就冲破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异同为标准划分世界政治格局的传统思路，对当时的国际政治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它为我国改善中美关系，突破国际反华势力的包围，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而对第二世界所做出的积极评价，开辟了同“第二世界”国家交往的渠道，为增进双方相互了解，为中国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20世纪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难免会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丝毫不能掩盖这一理论的重要历史作用。因而在1979年3月，邓小平对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他认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