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现代性原则

第一节 现代性原则

现代性批判的繁荣并没有带来现代性概念的同一。在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的首要任务是向总体开战，向原叙事告别，激活纷争，开启人类历史上的小叙事时代。然而，现代性的发展伴随着同一性与民主性的双重滋长。在统一性和差异性的争辩还没有见分晓的时候，现代性在广义资本的激流下，出乎意料地向新保守时代奔泻，历史进入了新的迂回。

一 积累原则

资本的不断积累是资本主义走向繁荣的根，但这个根今天已经穿越了经济学的犁沟而触向更多的土梁。一切关涉人的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被赋予资本的属性，运行着资本的逻辑。资本积累已成为全社会巨大的磁场，成为自由民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主轴。生活演变为一种投资，增值和未来美好生活的诱惑鼓舞着人们积累的热望。不断积累的目的已不是经济上的扩大再生产，而已成为生命的全部意义，或者说，积累本身已成为积累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今天来看，马克思的资本生产理论可以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人们把物质的积累、劳动、生产、投资和利润的神圣化等称为资本主义精神，尘世间的苦行渐渐退让，让位给了世俗的生产积累。韦伯的警觉引起了后现代思想家们的共鸣。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里提出：“死亡的困扰以及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的意志就成为政治经济学合理性的基本动力。价值的积累，尤其是作为价值的时间的积累，幻想把死亡推迟到无限远的线性的价值终点。”这就是说，这种时间的积累强行建立了进步的观念，如同科学的积累强行建立了真理的观念。现代性想通过积累来消除死亡，但积累的时间正是死亡的时间。只有一种可逆性的交换，即象征性交换，才是解决避免死亡的历史之困。因为积累是没有终点的螺旋式上升，只有象征交换才能获得一场终点意义上的辩证革命。鲍德里亚对政治经济学的反动，述说了现代性终结的“密码”。

德勒兹与伽塔里在《反俄狄浦斯》里则进一步揭示了积累的秘密：“作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功能，故意创造出匮乏是统治阶级的艺术。这包括在生产的丰富性里面故意筹划出需求，使所有欲望躁动不安，进而陷入难以满足之需求的巨大恐惧。”尽管制造供应的匮乏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功能，但却是推动市场经济的手段。经济衰退引起需求的匮乏，使得生产者及其代表人总是在物质的丰富性里故意制造出供应匮乏的假象，诱惑人们积累的欲望和对未来供应不确定的忧虑和紧张，达到生产的不断扩大和资本的增值。

在经济上追逐剩余价值，被推广为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追逐剩余价值。资本的传导性使得人类普遍感觉匮乏，这不仅是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匮乏，更在于生命自身意义的匮乏。对其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早就指出：“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也就是说，积累无论在拥有社会资本的“资本家”还是在对社会资本匮乏的“劳动者”之中，都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最有效的保值，或者说是一种生存艺术。这种艺术已成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美学。

可以这样说，积累和增长是资本酵母的本性和现代性社会运作的基本范式，也是当代人类精神抹不去的苦恋。

二 等价原则

现代性膨胀的结果是，一切价值归于交换价值。同样也远远不止于马克思的经济领域，已经扩展到人的基本关系领域，即人的交往是建立在一种基于等价交换的社会资本的总兑换，总资本量决定了其社会关系的总构成和社会影响力。基于等价原则的人的关系使得人的原初自然关系生态系统被全面破坏，价值规律成为人的基本关系的主导，信仰、道德和社会伦理被彻底粉碎。实际上，基于等价原则的全面交换关系比金钱关系具有更加明显的赤裸性，比马克思指出的经济资本撕开资本主义人类温情脉脉的面纱更加彻底。

各种物质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本之间的交换都在等价原则的所谓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交换，交换遵循着一种类似于经济资本的兑换率。布尔迪厄认为：“能够介入这些斗争的力量，以及对这些力量进行保守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引导，都取决于人们所说的不同类别的资本之间的‘交换率’。”婚姻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等价原则的交换关系，尽管可能存在非经济成因的资本或象征资本相互间的交换，但并不妨碍其价值规律的原则性。

生活成为一种算计，筹划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交往变成一种清算，即在等价性上追讨或偿还。那是一种因果联系的逻辑，一种理性的逻辑，因为不追讨和不偿还都有一种必然性的“后果”。这是人类理性启蒙的结果。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观察到，原始人的原逻辑并不像现代人那样去关心事物的因果联系，他们从来没有超出过对事物的简单记录，他们不懂得现象之间的联系与事物的内在关联，他们没有“后果”与“动机”的概念。不过，原始人“因为缺乏理性的求知欲，所以随之而来的是他对一切使他震惊的事物的出现的极端敏感”。而这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现代人的盘算耗尽了对自然力量惊奇的直感。

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资本已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的尊严也变成了交换价值。人的自由成为没有良心的交易的自由，人与人的全部关系变成在等价原则掩盖下的具有价格的交换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厌恶这种等价性的交换关系但又无法摆脱它的钳制。人们在试图挣破这种关系之网的时候，又在不断地建构它和维护它。它已成为现代人交往的无法摆脱的梦魇。以交换关系为原则的现代性运行着资本的逻辑，而资本具有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这种双重力量使得交换双方既不能低值交换也难以溢值交换。这已不是任何个人的意愿，而是集体的动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三 依附原则

人类的历史是征服的历史，也是崇拜的历史。进入现代性发达的社会，权力崇拜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权力成为全社会的价值中心，一切社会意识、知识体系、真理原则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成为权力的附属品。科学、艺术、灵魂、尊严、身体和死亡等都在权力场域中舞蹈，历史上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对权力的全民和全方位膜拜。其中，政治权力具有对全社会一切资源的统率力和支配权，被称为元权力。

最严重的是，知识和真理失去了往日的尊严。福柯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的运作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进一步来说，科学话语体系中的你，如果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或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你就必须按照权力的话语程序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因为科学本身已经被制度化为权力，大学的专业划分、学位设置、成果鉴定、身份认定等无不是在权力场中运作。而且，在福柯看来，我们不应再把真理当作谬误的对立面去寻找，而要研究尼采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已经做过这样的论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再有意地回避垄断：暴力变得越来越公开化，权力也开始膨胀起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公平的交易，为了对他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对此，利奥塔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科学合法化就与立法者合法化有密切的关联。“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公正的”这两种权力是不可分的，科学的语言和政治语言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我们检视目前科学知识的局域——就会发现，有时候科学似乎比从前更受制于统治力量。”换句话说，在现代性大肆挥发的时代里，科学问题已经愈来愈是一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

德勒兹就更加直接了：“如果人们倾听时势权贵的声音，那就根本不再需要概念了。”而那些正在创作的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处境非常艰难，因为他们面前耸立着发达国家特有的反创造体系。对此，布尔迪厄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如果教师群体不牺牲与他们的实际职务相对应的价值标准，他们就不可能实现他们所认同和赞美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价值标准。”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发现，不仅社会科学，就连自然科学在资本的权威下也失去了独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也就是说，在现代性意义下，科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资本的奴婢。

四 符码原则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的日新使得后工业时代成为一个编码或符号的时代。然而，数字的漫游并不仅仅停留在技术构成、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层面，而是快速地侵入人的关系和精神世界。启蒙时代的主体呼唤仅仅是一个闪电，接着的并不是霞光，而是持久的阴霾。主体已经被依附在主体上的符码所代替，或者更准确地说，主体只有依附符码才能成活，即主体失去了独立成活的意义。

但是，人们对符号的迷恋，并不是符号本身，乃是符号背后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量。也就是说，主体的真正依附还在于主体关涉的符号所承载的现实性的支配力。这是关于主体的秘密，也是主体不想说出的秘密。福柯曾经提出过：“通过什么代价主体说出关于自我的真实？”

鲍德里亚认为，符号的统治本质上是物质性的：“和那些躲在人人皆知的唯物主义背后，一听到人们谈论符号或其他处于手工的、生产劳动之外的事情就惊呼唯心主义的人相反，和那些谈论肉体和能量的剥削的人相反，我们认为，如果‘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还有意义的话（它是批判的，而不是宗教式的），我们才是唯物主义者。”即在鲍德里亚看来，符码的普遍化已经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以劳动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已让位于符号政治经济学。“这种利用符码象形文字的新意识形态结构，与利用生产能力的旧意识形态结构相比，更加难以辨认。这种操控，利用了符号能生产出意义和差异的能力，比起利用劳动力来更为根本。”也就是说，从政治角度看，代码的集中正是权力的集中。“因此，今天必须对这种符号统治、对如下这种新的价值规律形式展开攻击：各个成分在功能整体中完全可以互换，每个成分作为根据代码而变化的结构词项才有意义。”同时，鲍德里亚认为，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是一种等价法则，这一法则在所有领域都起作用，它同样也指称符号形态，不过在这种符号形态中，能指和所指的等价关系使得参照内容可以进行受到调节的交换。

对此，福柯的观点更能说明真相：“从前，符号是认识的工具和知识的钥匙；而现在，它们是与表象，即整个思想共存的；它们处于表象内部，但又贯穿表象的整个范围。”即在福柯看来，符号成为事物的形象，尽管意义本身完全在符号一方，但它的功能却完全在所指物的一方。布尔迪厄则试图寻找出符号的超意愿本性：“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识，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这种认识和误识的行为超出了意识和意愿的控制，或者说是隐藏在意识和意愿的深处。”而今天的传媒则被布尔迪厄看作通过符号来主导权力文化的恐怖主义。

符号或符码的施虐，本质上来自符码的解释能力，这种解释力是一种现实的力量。符码的攫夺，不过是其所指对象的意义之争。如果剥夺了所指的意义，符码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符码原则也是意义原则。符码的意义原则指证了占有符码的主体的死亡事实，即拥有符号的主体从来没有过自由自觉的主体性。这种死亡主体总是尽一切力量挽救其符号的存在，因为主体本身并没有存在意义，如果非要给主体施加某种意义，则也是符号意义的意义。因此，主体失去符号就是失去一切，拥有意义的符号才是回到“事物”本身。同样，如果符码所指物的价值崩析，自会带来主体的恐慌。主体听命于符号指令的困局，再一次回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五 普遍原则

德里达说：“这样一种延异，比存在本身更为古老，它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名字。”如果非要说人类话语中延异最古老的词项，当属道德。因为，古老的“道德”从诞生那天起就一直进行着剧烈的延异。在德里达看来，延异也是一种解构，而“解构总是和‘自己固有’相联系”。如果寻找道德延异古老和剧烈的原因，则是因为它始终与延异者固有反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道德延异的动力就是反道德，或者说道德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反道德的需要。道德被反道德所普遍利用，成为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对于道德的批判，尽管历史上并没有停止过，但没有像后现代开拓者尼采如此独断。他说道：“道德乃骗术。”对于道德对人类思想的危害，他的批判更加恣意和武断：“由于道德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迄今哲学进程几乎停滞不前。”在他看来，道德根本就是对个性的践踏，是一种同一性的奴役。“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低贱的种类，因为他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按照一劳永逸的人的模式获得自身价值的。”尼采的思想可以被解释为，批判道德，则意味着更高水平的“道德”。当然，哲学更不是道德学，而在于对概念的一种焦虑。

在哈贝马斯看来，为了打碎那些以普遍化原则为名义，但却是有选择性的、虚伪的、纯粹妄称出来的普遍性枷锁，就必须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使得受辱者、受伤者在无法愈合的伤痛中学会坚决抵制以道德普遍主义来排斥任何一个无特权的阶级、受剥削的国家、受指使的妇女以及被社会遗弃的在社会边缘的少数人群。也就是应该要认清：“谁要是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来排斥拥有局外人之权利的异己，他也就背叛了普遍主义本身的理念。”对此，利奥塔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并非要讨论保证个人或集体之间公平分配财富的方法，即使采用仁爱原则，也不等于可以说服对方接受什么是美丽的。“人们猜想有一种普遍的理性言语存在。之所以能够讨论，全是因为每一种观点都能用这种言语表达，而且它能让每一种观点特有的谬误显露出来。”也就是说，真正的普遍性的理性原则或公正尺度不过是人类的幻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镜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都在蔑视一种普遍性的“爱”或“正义”。

然而，马克思的昭示并没有致使“正义者们”退却，总有一大批怀有“可以告人”目的的人呼吁人们遵从道德条文，而真正受压迫的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在真正实践着道德的未来。令人窘迫的是，他们并没有“道德”意识。

数字化的迅猛，带来了全球文化认同的倾轧；经济增长方式的跳跃，带来了身体主义的自贱；社会的不稳定，动摇了大众的信心；神圣理想的破灭，瓦解了社会精英的优越感；真理对权力的依附，摧毁了哲学的尊严。一个全面资本化但没有共同意义承载的文化地理描写了时代精神的贫瘠。现代性泛滥的知识与知识分子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被权力吞噬。

启蒙的复折证明了人类在理性道路上的病变。然而，历史的年轮并没有停止转动，现代性不可遏止的欲望会在膨胀中走向毁灭。“回到马克思”不仅是指回到对历史的批判原则上，更是指回到对历史的辩证原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