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话人物及命题的选择

1．对话者的选择

池田大作先生选择的对话者囊括世界各个领域的著名人士，有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宗教家、和平运动家等。他曾说过：“超越国家及思想形态，我不断与各界领袖进行对话。在与有以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及儒教为首的各种思想、文化、宗教背景的有识之士的交谈中，我了解到，能成为 ‘对话’这一21世纪人类重要课题的基础的，除‘合为善，分为恶’的 ‘人本主义’信念之外，别无其他。这也正是我一贯的结论。”正因如此，他选择与一些颇具代表性的世界名流展开对话，相得益彰，名留青史。其中政治家有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场自1993年开始的对话，1996年结集在日本出版了《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一书，产生的影响可谓空前。“且不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拯救苏联到底有多大用处，以及在苏联大厦倾覆过程中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或者说他对缔造自由俄罗斯做出了哪些贡献”，作为一位落魄的带有悲剧性的政治家，他对20世纪特别是苏联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应该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正因如此，池田大作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对话，其中用意发人深省，对话导出的“渐进主义”就是送给21世纪的“安定之轨道”、“向上之轨道”的看法值得肯定。而池田大作先生对戈尔巴乔夫的赞赏和理解，体现了作为宗教教育家的人生信条。池田先生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对话，则是另外一个场景。基辛格博士直接促成中美的接近和最后建交，是20世纪后半叶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在对话中对中国的复兴给予希望，而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他们当初的预测。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的对话，结集为《和平、人生与哲学》一书。

除上述政治家之外，池田大作先生还花费大量的精力，和世界各国精英学者展开对话。值得称颂的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阿·汤因比，对话自1972年5月初开始，持续一年有余，当时汤因比已经85岁，而池田大作先生则40多岁。两人的对话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宇宙天体运行、生命起源历程、宗教哲学理念、道德伦理与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现状、环境保护与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的完善、政治制度对比及领导者应具备的能力、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与和平战争，囊括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所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对未来世纪作了前瞻性预测和展望，特别是在“对话”中也涉及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对话后来结集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无疑，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汤因比、池田大作两位世界级著名人士，以他们超人的见识和广博的知识，对地球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法，他们的一些预测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现实。

池田大作与英国著名生物学家B．威尔逊的对话，不仅提到生命的尊严问题，而且特别指出生命的广义性、至上性，不只包括人，还应包括动物乃至微生物，“只尊重人的生命，往往会使人类陷入利己主义。陷入利己主义的人，也容易陷入只尊重特定民族、特定信仰者、特定阶级者生命的狭隘的圈子中。与此相对照，把尊重生命的精神推广到动物身上，才是最根本的尊重生命的精神”。生命的尊严、善待生命、生命高于一切，这体现了池田大作先生作为佛教日莲宗的信奉者乃至实践者的慈悲思想。同时，善待生命对于推介和平，反对、根绝战争，教育、诱导人们摒弃战争恶念，无疑是有警示作用的。池田先生还与两次获得诺贝尔奖（1954年化学奖、1962年和平奖）的科学家保林博士对话，话题涉及科学与人性，医学、生物化学和裁军等多方面的内容。与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反核人士、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博士对话，深入探讨核的可怕与和平的珍贵，对话结集为《探索地球的和平：池田大作与罗特布拉特对谈录》。

池田大作先生2000年还与伊朗和平运动家特拉尼安（Majid Tehranian，夏威夷大学教授）博士一起研讨了佛教与伊斯兰教相关问题，并将其编成对话集出版。2005年2月又同土耳其出生的文化人类学家亚曼（Nur Yalman，哈佛大学教授）博士展开对话，并将对话在杂志上连载。对话探讨了开拓人类得以共存的地球文明之路，以及文明之间的冲突原因所在。这篇对话中也涉及伊斯兰社会的实像与精神。

他还和世界上众多著名大学的校长谈论和平教育问题。如在与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的对谈中，就环境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也提到了“蝴蝶效应”，即所谓的巴西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致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生龙卷风的现象。他也曾与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对话（2005）。这些对话虽然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多，但探讨教育代之而来的和平理念已经渗透到对话之中，引发人们对和平与教育的无限联想。

池田大作先生与世界著名学者的对话则更显得精彩异常。20世纪90年代，他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文学家艾特马托夫（Chingiz Aitmatov）多次见面，谈论人生哲理、文学养成，并出版了对话集《壮大的魂诗》。艾特马托夫于2008年6月逝世，因而他们的对话也成为讴歌和平的绝唱。与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对话，探讨佛教人生及东方智慧，后结集为《畅谈东方智慧》。也曾与著名敦煌艺术研究专家常书鸿先生对话，而与著名学者、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的对话，结集为《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1997）。与世界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哲学家杜维明教授的对话，则紧扣和平主题，结集为《对话的文明——谈和平的希望哲学》（2005）。与意大利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会长、经济学家奥锐里欧·贝恰的对话，后来结集为《二十一世纪的警钟——池田大作与奥锐里欧·贝恰对话录》。与印度佛学家、印度文化国际学院院长洛克什·钱德拉针对佛教哲学关联问题对话，后结集为《畅谈世界哲学——钱德拉与池田大作对谈录》。与德国教育哲学家狄尔鲍拉夫对谈寻求新的人性，结集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人与哲学——寻求新的人性》。

2．对话命题的选择

首先，池田大作先生与世界著名人士的对话，其命题多是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上文所述，自20世纪中期以来，由自然及人为原因造成的环境恶化、生态失衡，以及区域战争的频繁出现，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成为池田大作先生与世界各国政要、学者专家对话的重要命题。

其次，20世纪后半期，随着美苏两大阵营冷战的加深，国际上层出不穷的区域冲突和环境问题以及一系列不确定性问题困扰着整个世界，人们将希望寄托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对未来世纪的企盼牵动着芸芸众生，这就需要有人畅想新世纪、预测美好的未来，给人们指出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而池田大作先生与世界各国著名人士的对话录，就是要解答人们遇到的困惑，帮助人们走出阴霾，迎接光辉灿烂的21世纪。对话中每每谈及21世纪，总给人以探究、追求的快乐，也给人留有想象的空间。

再次，无论地球出现何种问题，其始作俑者都是人类自己，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关键。从“对话”集中可以看出，作为宗教人士，池田大作先生在对话过程中，往往让对话者谈及家庭教育、成长过程以及成长背景和他们面对逆境坚忍不拔的精神，进而捕捉对话者人生各个重要阶段内外在因素对他们成长产生的影响。

最后，池田大作先生在对话过程中，多次提到战争对社会及个人本身发展的重大影响。他反对战争，对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可恶行径，公开予以谴责并以个人的名义多次道歉。正因如此，创造和平的环境，使人类脱离战争梦魇，是池田大作先生终生的追求。

除探讨“和平”主题的对话之外，人生哲学、环境问题、科技发展、科学教育等，也成为池田先生和世界知名学者对话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