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话”的必要性

人类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不仅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两次世界大战，美、苏两大集团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也使许多国家被牵扯进去，对世界和平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害；区域战争更是由于各方矛盾的激化不时擦枪走火，先后有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以及英阿战争、索马里战争、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等；进入21世纪，在美国单边主义的淫威下，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更加疯狂，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虽然在此前后联合国及相关国家政府曾多方面努力，力求在战争的废墟上构筑新的、为各方均能接受的国际新秩序，但是，如何弥平战争双方及其被动或者毫无因缘地被扯进战争的无辜平民因战争产生的心灵隔阂，并从根本上消除引发战争的各种因素，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采取了各种方式，认真对待。池田大作先生对战争深恶痛绝，这是他长期以来推动和平行动，乃至推行“对话”的原点。他曾多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声讨、诅咒战争。他谈到“看到母亲接到被送到缅甸战线上的长兄战死的通知泣不成声的背影时，我就下定了决心，绝不能让世上的母亲们再经受这种毫无道理的悲伤”，他发誓“必须缔造一个母子能够和平、安心生活的社会”，这些成为他之后人生的一大信条。同时，随着20世纪核弹等非常规武器的出现，此前人们常常提及的战争是政治与外交的延伸的经典论断似已渐为人们所遗弃。鉴于此，池田大作先生对终止战争有新的论断，这就是“放弃战争对于人类在核时代的生存是绝对必要的。甚至一场常规战争也能升级为一场核战争，因此，无战争状态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必要条件”。

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以及人为的割裂和夸大，也会羁绊、阻挡当今世界不同信仰人们的正常交往。20世纪中期出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摩擦，演变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与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的冲突；新兴的中国艰难地走向改革开放的富强之路，而西方主要国家的恐惧导致所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乃至东亚奉行的儒教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差异性也被无情夸大。1996年，美国著名学者杰立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著名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将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摩擦乃至冲突提上了新的高度。2001年“9 ·11”恐怖袭击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起反恐行动，伊拉克独裁政权的灭亡、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的倒台，引起了阿拉伯世界一些地区的骚动，战争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似乎印证了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人类文明是否真的走到这种地步？难道用和平的、大家均能接受的方式就不能解决问题？

除战争与和平之外，20世纪末短短数十年间，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乃至破坏，自然环境的恶化，代之而来的是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造成世界新的恐慌点。例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物种灭绝、水污染、沙漠化等问题的加深，人类对大自然的亏欠最终将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单就世纪之交数十年来的世界，不仅出现了东南亚使人谈之色变的太平洋大海啸，还出现了中东乃至东亚、中南美洲的强烈地震，以及全球温室效应带来的干旱、雨涝和疫病。人类要永久地生存下去，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很可能导致更大的危害，直至人类消亡。池田大作先生对此也有精辟的分析，认为这是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出现偏差，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被不正当利用，人类“魔性的欲望”膨胀所致，因而必须从人的思想上解决问题。

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阻碍着地球大家庭的共同可持续发展，使世界各国乃至地区之间背离和平发展的宗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挽救人们心灵深层的“欲望”？作为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近四十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宣扬自己的学说，坚持必须从人的思想上化解隔阂和冲突，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池田大作先生还针对全球性问题，通过与世界各国著名人士的“对话”，对各国政府以及民间形成心灵的震撼和影响。正如众所周知的《论语》，就是收集孔子与其弟子们的对话内容，传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影响一代代中国人；柏拉图收集与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对话，编成“对话集”，享誉西方学界；池田大作信奉的日莲大圣人也是以旅客与主人的对话方式，撰写出享誉世界的著作《立正安国论》。曾经和池田大作先生展开对话的八十五岁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给池田先生的临别赠言就是：“要开拓人类的道路，就只有对话了。你还年轻，希望你今后继续跟世界的知识分子对话。”池田先生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他与汤因比的约定，“对话”世界，“对话”人生，面对世界险恶的发展局势，他曾深情地说道：“我认为其关键就是曾于过去的倡言中所提到的 ‘对话’。‘只有对话才是和平的王道’——只要人类历史不停止其前进，人类就不得不永远肩负这一命题。不管遭受多少冷嘲热讽，到最后也不能放弃这呐喊。”即用他们颇具影响的“对话”，消除人们心灵的误区（包括一些政府机构人员及其决策者），对激活众生心灵的善缘，构筑理想的和平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