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推进中俄关系不断跃上新台阶的主要因素

第一，双方在吸取过去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方面的教训，都力求摆脱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中苏时期的两国关系强调共同的意识形态，一旦两党在这方面发生分歧，就会影响到政府间的关系乃至经济关系。20世纪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都自命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结果不仅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并且还发生边境地区武装冲突。而中俄关系一开始就强调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基础与原则。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时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中就指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第二，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中俄双方反复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国内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得到尊重，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双方确认，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次习近平访俄签署的《联合声明》再次强调：“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讲演中说：“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应该说，处理国家关系的上述思维方式，是在吸取中苏关系沉痛教训基础上得出的，也符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多样化的时代潮流。

第三，中俄关系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结盟关系，亦不同于中苏60、70年代的对抗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关系。中俄关系不结盟，亦不针对第三国。中俄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这种关系体现了真正的平等关系。1985年5月，邓小平谈及中苏关系恶化原因时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而当今的中俄关系，让中国人感到，这是300多年来俄罗斯第一次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中俄两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这是促进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从地缘政治来说，有利于两国的安全与发展。中俄双方国内稳定、经济发展、互为友邦，这对双方安全十分重要。历史证明，两国关系好，就可成为发展的重要条件，反之，则可成为发展的破坏力。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对抗，苏联处于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的战略地位，为了与中国军事对抗耗资2000亿卢布（按当时1卢布兑换1.6美元计算，耗资3200亿美元）。而这一时期，中国为了应对苏联军事威胁，也不得不把大量资源投入国防建设，大搞三线建设，把大批重要企业迁至内地与山区，这使中国经济遭受极大损失。

第五，从当今国际大格局来说，总的来说，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依然是国际形势的主流。但同时应看到，这几年来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在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过程中，从美对中俄的共同政策来看，由于中俄两国与美国战略利益的不同，因此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矛盾与分歧难以消除，地缘战略的争夺、挤压与反挤压、遏止与反遏止等方面的斗争将会加剧和长期存在。中俄两国都是美国要遏制的对象，这是中俄美三国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上述背景下，中俄对业已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俄总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有更清醒的再认识，中俄清楚地意识到美遏制俄的政策难以改变，两国仍将是主要战略对手，从而进一步认定，中俄在战略利益上较为接近，两国在重要国际问题上有共识，如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建立公正的民主的国际新秩序，等等。这些因素，使中俄更加认识到两国间存在着长期的共同的战略依托，在大国关系中，中俄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取得有利地位的主要对象。普京于2012年2月27日在《莫斯科新闻报》发表的题为《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的竞选文章中，特别强调俄中关系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性看法是，俄罗斯需要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中国自然也需要强有力的和成功的俄罗斯。可以预见，普京在面临国内外复杂的情势时，需要强化与中国的关系，来改善自己在俄罗斯的政治与经济环境。

总之，20多年来不断升级的中俄关系发展历史证明，它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