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类型

田野调查的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笔者综合有关内容，把田野调查分为五组基本类型。

（一）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典型调查·个案调查

田野调查按研究对象和内容划分，可分为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四类。

综合调查是传统的、典型的田野调查，不少学者称之为“民族志调查”或“社区调查”。人类学者普遍把自然社区当作一个社会单元，认为一个村落或村镇就是“完整”的社会系统，影响个人行为的许多重要变量和因素都可以在这个系统内找到。因此，研究者以其专业素养，长期居住、生活于研究对象所在地，参与和观察当地居民的生活，作深入、系统、细致的调查，全面了解其文化和社会系统及其运行过程，收集第一手资料作为分析的依据。

综合调查通常是对当地社会、文化和生活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既调查其物质文化，也调查其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既调查其自然环境，也了解其与其他社会的联系和交往；既调查其文化的功能和结构，也探讨其变迁和发展。总之，凡政治、经济、宗教、婚姻、家庭、语言、文学、艺术等，均在调查之列。例如，我国民族学研究者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民族大调查，大多是综合性调查。

专题调查即集中调查文化的某一个部分而不是文化整体，也就是对一个或几个群体或地区作专题调查，以了解某一问题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或用以验证、检验某一理论的真伪。例如，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调查，都是专题调查。或者更小的专题，如宗教仪式、婚姻习俗等专题调查。例如，田汝康受吴文藻和费孝通的委派，于1941年到芒市调查傣族，他在芒市那木寨调查研究傣族的宗教仪式“摆”。经过9个多月的调查，他发现“摆”这个看似微小的宗教仪式，其实关联着傣族的整个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宗教仪式中，竟容纳了整个摆夷（傣族——引者注）文化的全面影响，甚而还启示我们对现时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一种新的看法”，于是田汝康先生根据自己的调查报告完成了《芒市边民的摆》（又叫《摆夷的摆》）一书。该书由费孝通作序，1946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较大，成为人类学研究重大成果之一。1948年田先生又根据该书写成博士论文“Religious Cults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han States of the Yunnan-Burma Frontier”（伦敦经济学院）, 1986年经修订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

典型调查是从调查总体中有意识地挑选出少数具有代表性、较有特色的地点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以达到了解整体的特征和本质的调查形式。典型调查要求全面性和深入性，搞清所调查地区的各方面情况，并作系统、细致的解剖。典型调查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应用性。典型调查一般都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等方法收集资料，实施典型调查的主要步骤：一是根据调查目的，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研究对象的总体情况；二是从总体中初步选出备选单位，加以比较，慎重选出有较大代表性的典型；三是进入典型调查地点或单位进行调查，具体收集第一手资料；四是分析研究第一手资料，从感性的经验资料中归纳、总结，使之上升为理性认识。笔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发展与现状调查研究，选择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市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其中一项是典型调查，即选择有代表性、有特色的乡村进行深入的调查，并写出典型调查报告。

个案调查是以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单位作为对象而进行的详细深入的调查研究。个案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或家族。个案调查是一种定性的分析研究方式，在方法上强调细致、深入、全面，强调研究人员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在个案调查中，一般采用参与观察、访谈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来搜集资料。个案调查的优点主要有：一是可以作深入的定性分析，彻底把握对象的全貌；二是调查方法上不拘一格，可以灵活掌握；三是调查时间安排上不受限制，有一定的弹性。有不少学者就某一个宗教神职人员作过专门的调查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就某个具有特殊技术的家庭或家族进行过专门的调查研究。

四类调查各有特色，但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关联的。综合调查也往往包含专题调查和个案调查，而专题性调查也通常涉及文化整体的内容。从20世纪20～60年代，综合调查占有较大的比重。20世纪70年代之后，学界较为重视专题调查和个案性调查。台湾人类学者唐美君在“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词条中称：“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之新趋势为：逐渐着重于特定问题及理论之试探，而渐少作传统之整体性研究。”

（二）无理论假设的调查·有理论假设的调查

田野调查是否需要理论指导，是否需要有假设，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张田野调查没有必要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必要为田野调查构建假设。进入田野之后，调查者完全融入当地人的社会和生活之中，客观观察各种现象，在充分熟悉和掌握当地的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理论或假设。

另一种观点认为，没有理论支撑的田野调查是盲目的调查，主张必须以理论或假设作为指导，否则不可能获得较好的田野调查资料。布朗认为：“观察与假设的分离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当它们在像其他科学中一样结合起来，社会人类学才会取得应有的进步。”他说：“新人类学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坚持调查和理论决不能分离，而必须像其他学科一样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布氏坚持，事实必须是科学观察的结果，假设必须能够解释这些事实，并且必须接受更深入、更广泛的检验，从而能够解释普遍存在的同类现象。作为一个称职的社会人类学家，既要熟悉有关理论的发展情况，又要在田野工作上训练有素，至少要在他所研究的地区，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两年。“资料的观察、假设的阐述以及通过进一步的直接观察来验证这些假设，是一个过程的所有步骤，这一过程应尽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

带着理论假设进行调查的典型事例可以美国人类学家米德关于新几内亚萨摩亚的调查为代表。关于青春期危机问题，有两种理论，一种是生物决定论，另一种是文化决定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有些生物学家和优生学家等都主张人类的基本人性是由生物性决定的，美国一些社会学家曾提出“青春期危机”的理论，他们认为，青春期象征人类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男女青少年一到青春期，就会紧张、烦躁、心绪不宁、冲动，从而导致少年寻衅肇事、破坏、犯罪等活动。因而认为少年犯罪具有生物性的一面，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直至现在，仍有不少社会心理学家持这一观点。有些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其中基本人性是由文化决定的。美国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反对生物决定论，为了以确凿的证据来批驳生物决定论者，他让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玛格丽特·米德进行有关的调查研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25年，24岁的米德在导师博厄斯的支持下，孤身一人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萨摩亚岛上进行长时间的调查。

米德在萨摩亚岛上住了9个月的时间，在三个毗邻的小村庄仔细调查访问了50个妇女。她和穿草裙的少女们生活在一起，从最深的一层去了解她们在青春期的生活。调查归来后写了一本轰动一时且不断再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米德认为，萨摩亚的少女们并没有青春期的烦恼，更谈不上少年犯罪，这是由于萨摩亚人文化所决定的。一是萨摩亚的儿童教养方式绝不会引起压抑，儿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安心吃奶到两三岁，一哭就受到大人的安慰，稍大后即由兄姐陪伴，很少去吵闹大人，也很少受到大人的责罚。除去一些必要的社会规律外，萨摩亚儿童很少受到限制。二是社会祥和，知足常乐，随遇而安，互不竞争。他们从不去从事竞争性的行为，社会的理想是满足而不超高，不鼓励胜过别人。三是伦理道德、价值标准与西方完全不同，少女们的性生活自由而正常，她们从不感到有什么烦恼和冲突。她说：“在萨摩亚，青春期的青年男女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危机或压抑，相反，他们却有条不紊地发展了一系列日趋成熟的兴趣和行为。姑娘们的头脑不因任何冲突所烦恼，不因任何哲理所迷茫，也不因任何不着边际的雄心大志所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

通过对萨摩亚人的研究，米德得出结论：少年期的烦恼和冲动并不是普遍的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由于若干特殊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尤其在美国社会更为明显。在萨摩亚的儿童教养方式下，则不会出现少年期的烦恼。因此，它是文化的产物，而非生物性的。米德这本书的出版，引起社会各界极大的兴趣，科学界开始了解文化对人性塑模的程度，同时也促使大批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教育学家以及法理学学家从事儿童教养方式对人类行为与人格的影响的研究。

（三）无问题取向的调查·问题取向的调查

无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是早期田野调查的基本形式，其特点主要有：一是选择一个乡村或一个社区，长期居住于调查点内，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并与当地人交朋友，深入了解当地人各方面的情况；二是全面调查被调查点的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方面的详细状况，完整地记录调查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全貌；三是文字记录之外，通常还包括录音、录像、照相等。

无问题取向的典型代表是马林诺夫斯基于20世纪初关于新几内亚东北的特罗布里恩德岛（Trobriand）调查，以及拉德克利夫-布朗于20世纪初关于安达曼岛人的调查。他们长期生活在当地人中，系统、全面调查当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分别形成著名的民族志调查报告《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

笔者曾于1981年3～8月，到新疆伊犁新源县哈萨克黑宰部落进行为期5个月的田野调查，随着该部落由春牧场转到夏牧场（即现在著名的旅游区那拉提风景区），住在哈萨克族毡房里，与他们同食同住，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他们深入交谈各方面的情况。当时并没有问题意识，无论什么问题都感兴趣，都详细询问。

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的特点是带着问题进行调查。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关于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的调查，是典型的问题取向的田野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男性缺乏而雇用许多女性代替其工作。战争结束后，被雇用的妇女大多都愿意继续留任，同时进行女权运动以争取女人也和男人一样拥有各种权利。当时，社会的反应激烈，大部分男性都认为女性参加工作对家庭影响极大，并以男女两性在体质和气质上的差别作为两性在工作上应有分别的理由。米德不同意男女两性在气质上的差异是生物性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提出计划，前往新几内亚调查三个距离不远，但文化差别很大的民族。根据这一次调查，米德写了另一本名著Sex and Temperament in Primitive Societies（中译本译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于1935年出版。这本书中，米德描述的三个民族由于文化不同，两性的气质与行为也各不相同。她根据三个民族的材料，得出结论：男女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极少与生理性别差异本身有关。两性的人格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文化所致。文明社会的传统文化制度塑造的是男人刚强、勇武，女人温柔、贤惠。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男子在社会上争名逐利，而女子在家中生儿育女、料理家务。那些背离这种社会规范的标准人格的人必将遭到社会的议论。而实际上这种文化制度是对女人情感与才华的浪费，同时也造成两性间的严重对立。米德主张，社会应允许同一性别的个体可以具有截然相反的气质，每一个个体不必为是否具有男子或女人气而顾虑重重，特别是女性，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不受传统性别角色标准的羁绊。米德的这些观点，受到后来西方女权主义者的重视，并被进一步发挥。米德的理论被视为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先声。

（四）一点调查·多点调查

一点调查是传统的田野调查，一般选择一个社区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记录他们日常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活动，探究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以切身经验来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观点认为，一个乡村或一个部落是相对独立的空间，对乡村社会或部落社会的研究常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就是“社区”，即通常所说的“微型社区研究法”。这一方法始自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的调查经验。这种方法传播到中国，就是所谓的“微型社区研究法”。所以，传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常选择一个村落或一个部落作为长期的调查点，注重调查该社区的各种文化现象，根据相关的理论进行解释。另一种形式是选择一个墟镇作为调查点，如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有些学者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选择墟镇作为主要的调查点，因为墟镇较村落更具独立性和封闭性，因而也更具代表性，各村落均以墟镇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地点，更能反映中国农村的生活。

多点调查即选择多个乡村调查，并进行比较研究。这种调查大多以专题调查为主，带着问题进行调查。例如，前述美国人类学家米德1925年对萨摩亚人的调查，她孤身一人到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萨摩亚岛上进行9个月的调查，调查了三个毗邻的小村庄。在20世纪30年代初，米德又前往新几内亚调查三个距离不远，但文化差别很大的民族，一是居住于山区的阿拉佩人（Arapesh），二是居住在河畔的蒙杜古马族人（Mundugumor），三是居于湖边的德昌布利族人（Tchambuli）。笔者1983年夏天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北部调查图瓦人（阿尔泰乌梁海人）时，也采用多点调查的方法，一是哈巴河县北部边境地区的白哈巴村，二是布尔津县北部的喀纳斯村（即喀纳斯湖周边地区），三是布尔津县北部阿尔泰山中的禾木村。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也曾于1938年至1942年，与助手张之毅一起，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包括“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该书详细描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社会生活，包括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翔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入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旱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剥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时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多村落的田野调查超越狭小的村落社会，使人类学的视野从单个的村庄转向了对更大范围的区域社会的关注，从而为人类学提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也为理论建构和问题探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五）历时性调查·共时性调查

从时间的角度来划分，田野调查可分为历时性调查与共时性调查两大类。历时性调查主要是根据当地文字记载、家谱或族谱、口耳相传的历史、家族史或个人史、文化交流和传播等，重构当地的历史。例如，20世纪50年代围绕编写少数民族简史的调查，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历时性调查。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撰写《哈萨克族简史》，于1983年到阿勒泰地区调查近半年，主要调查哈萨克族的历史情况，收集了大量的族谱资料、文物文书资料和老人的口述史资料。近十几年来，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十分关注近6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调查，他们采用社区调查的方法，大量收集当地的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等，进行当代中国村落变迁的研究。

共时性调查主要围绕当地文化现状作静态的调查，包括调查文化的结构、功能或象征意义等。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特罗布里恩德岛的调查，属于共时性的静态调查，功能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调查，以及结构学派和象征学派的调查，也大多是共时性的调查。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于20世纪30年代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人类学调查，也属于共时性调查。在通过调查而形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作者没有去深究村落的历史，也不期望通过村落的历史来找到解决农村现实问题的秘方。作者详尽地调查了开弦弓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以及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详细介绍了当地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通过该书，读者能够看到当时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存在的问题。

另有一些调查往往是历时性调查与共时性调查相结合，既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收集现状资料。中国近百年来的田野调查，大多是历时性与共时性调查相结合的，例如，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就属于此类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