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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来看，所有单一民族（包括中原民族和边地民族）文学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

在各个民族的原初阶段，因地理空间的相对隔绝封闭，以及民族社会相互屏蔽，文学曾享有过民族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条件。然而，这种民族文学不为外民族文学影响的个性化推进是难以维持久远的，文学作为诸民族间精神文化接触中尤其易感的部分，常常会在与不同民族的过从中，感染或接种上对方的基因。正像“金无足赤”一般，在古往今来愈来愈见出整合趋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进程中，我们可以不再指望会辨认出某一民族的某一作品，还属于纯而又纯的“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是对迄今为止的多民族文学交流结果的异常恰当的设譬。

我们观察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长久互动的历史，应该注意到，汉族作为中原地带发祥极早且其文化始终领先于周边的民族，其文学对许多民族的文学都有过不容置疑的影响，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承受了处在中心文化位置上的汉族强势文学的辐射。然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中，也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接受汉族文学的单向给予，而是同样也向汉族文学输送了有益的成分，它们之间的交流，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中华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优良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