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黄帝思想与诸子百家的关系

中国的道统自黄帝始，一直延续五千年未曾间断。所谓“道统”，即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九流百家，托始不同。如墨子言禹，道家言黄帝，儒家言尧舜，许行言神农，虽各有所宗，而其源皆在黄帝。即使是“六艺”之文并孔子所述，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诗经》唯见禹、汤、文、武，《周易》备述五帝，《春秋》法文王，唯《尚书》首推尧舜。这些上古文化的细流，如果追流溯源，皆可以追溯到黄帝的时代，所以中国的道统文脉是从黄帝开始的。

当然，思想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文化特点。庄子曾对中国上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把从黄帝开始，中经尧、舜、夏、商、周，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分成三个阶段，代表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

第一是上古时期。“古之所谓道术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以上是指从黄帝开始，中经尧、舜、禹的上古时期，这个时期文化的特点是：“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后世的儒、道两家都是以天、德、道为根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是思想文化的发端期，政治文化上最大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这君、亲、师三者是合一的，作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就是一个大家长，就有教育全民的责任，当然也包括“刑教”在内。而教育的内涵主要是天、德、道。这三者也是混而合一的，可见真正的思想文化还没有单独分离出来。最高统治者既是文化道德上的“圣”，也是世俗社会的王，圣和王是统一的。

第二个时期是中古时期。“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

这个时期主要是商、周的中古时期，文化掌握在“史官”的手中，“政教合一”的特殊结构开始瓦解、崩溃，出现了“缙绅先生”这样一批文化人，但主流仍是“学在官府”。

第三个时期是近古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政教分离”，思想文化再也不被官方所垄断，学术开始下移到民间，对任何一个问题，“缙绅先生”都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学术终于从官府走向了民间，诸子百家之学像雨后春笋般地发生和发展，这就是庄子讲的“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也是历史上所称道的“学术下私人”。

这种“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百家之学，显然是从过去统一的道术中分裂出来的各种理论。这种文化现象也预示着新兴的国民阶级将要走上政治舞台，需要各种学术思想为其鼓吹和服务。新的社会变革即将开始。

就学术思想而言，从黄帝到先秦时代，学术是不分家的，也不分派，学术分家立派那是从汉代开始的。先是有司马迁父子的《论六家要旨》，后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最后到《汉书·艺文志》。从此以后，历代沿习，遂成定制。

自汉代学者将学术分家以后，学派门户之见乃生，而且愈演愈烈，以致互相攻击，水火不容，以儒、道两家为例，可以窥其大概。

儒、道两家，本来都是继承黄帝大道，他们各自采用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建设自己的理想社会，可谓殊途而同归罢了。可是老子的理论遭到后世儒家无端的指责与诬陷，如有名的“无为”思想，即是根据天道自然的至理，来说明天道的境界和功能，并非如儒家所说的不为的意思。“无为”是天道、道体的境界，“无不为”是道体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人应该效法天地，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真正做到大公无私，这才是天理的固然。所以说“大道无私”。试将老子这一理论与儒家所宣扬的文、武、周公及孔子的学说相比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只觉得他们都是传承自黄帝以来的上古传统文化的一贯思想。《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等等，它的意思与老子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可见，诸子百家虽各执一端以成其议论，但他们的大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以“务为治”，各自揣摩自己的新理论，憧憬着未来的新希望，去建设自己的新社会。

由此也可见，诸子百家虽“从言异路”，论不相同，但其思想文化的渊源都是来自黄帝的“大道”。故司马氏论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