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黄帝事功与黄帝思想的关系

黄帝生于“轩辕之邱，因名轩辕”，轩辕即今河南新郑。后来因蚩尤作乱，欲取炎帝而代之，炎帝神农氏势衰力薄，又欺凌弱小氏族部落，黄帝乃兴兵在阪泉（今河北保安）兼并无道的“榆罔”——当时在位的第八代炎帝。再移师于涿鹿，打垮了横征暴敛的蚩尤，被众部落推尊为联盟共主，是为黄帝，继炎帝神农氏而统治天下。

一代伟人必有他伟大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必来源于他伟大的功绩，实践出真知，真知出思想。纵观黄帝一生的功业，可以分为文治与武功两大部分。文治产生政治、哲学和礼乐思想，武功则产生军事思想，兹分别简要论述于下。

（一）黄帝的文治及其思想

黄帝上承伏羲、神农两代初创文明，即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完成统一大业。这也就是后世判断历史文物、裁定上溯始于黄帝的原因。

黄帝治理下的发明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创建了天文历法，文字书契，冠冕衣裳，律吕音乐，以及度、量、衡等。在治国方面，他创建了井田制度、官僚行政制度、史官制度等。可见，黄帝的发明从物质文明一直延伸到精神文明，对社会的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黄帝，学者所共术”, 即为百家学说所共信、共知、共奉和赞许。这就是“百家言黄帝”的真正原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谓“黄帝的发明创造”，并非就是黄帝个人所为。任何聪明大智的伟人，都不可能有面面俱到的发明。所以，这里讲的黄帝的发明创造，实是“黄帝族”的发明创造，是黄帝氏族部落联盟集体智慧的结晶。

黄帝既然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治业绩，透过这些物质文明，我们看到了哪些思想意识的萌芽呢？

第一，“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这是因为黄帝继承了炎帝神农氏的农耕文明，而农耕最主要的就是注重天时。黄帝最大的成就是注重天文历法。他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创造了天干、地支以记时日节气的“黄帝历”，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这个古老的“黄帝历”一直到汉代还被列为七大古历之一。这种仰观天象、顺应自然之举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积极认识、利用和保护自然的表现。这也是“究天人之际”的上古哲学思想的萌芽，儒道两家都继承了这个思想。所以后来中国文化强调，“人禽之辨”、“文野之分”，其思想起源也在这里。

第二，“人文精神”的发端。从《大戴礼》、《世本》和《史记》的记载来看，黄帝虽然神通广大，但他是人，不是神。其父母子孙都是参加社会实践的人，其成功完全在于整个氏族及其辅助官员的积极努力。他们相信的是人的力量，而不是神的力量，所谓“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靠的都是人。这种以人为本，为社会、为大众谋利益的精神，便是人文精神在上古时代的开端。

第三，自然科学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在平定蚩尤以后，便着手建立原始的自然科学规范，尤其是天文和数学。天文学最大的成就是利用占星术和对日月的观测，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计算出天有十二次，为日月所运行的规律；地有十二分，为各诸侯王国所划分的疆界。与此同时，便是天干、地支的发明。又命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以纪时日。盖自黄帝以来，即使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为甲子一周期。如此循环不已，以纪年、月、日、时，所以我们上古时期的天文学与数学是分不开的。后来的道家，正是继承黄帝的这种探索自然的精神，在“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引下，不断向自然探索，除天文与数学外，还在物理、化学、医学、药物学等科学领域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第四，封疆建国的政治思想。黄帝作为部落联盟的共主，如何协调各氏族部落的关系，这是消灭蚩尤以后的头等大事。从黄帝的行事中，可以看到，他首先要做的是划定土地疆界。据说黄帝“命风后方割万里，画野分疆，得大小之国万区”。这里的所谓“国”也就是当时的部落，各部落有了土地，便各自相安无事，努力发展自己的生产。为了各部落和平相处，黄帝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监督和处理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矛盾，协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又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这就是后来井田制的萌芽，也是重农思想的开端。

第五，设置百官，订立制度，勤政爱民，按章施政。据说黄帝即位之时，有“云瑞”出现，就以云名官。根据古史的记载，有“缙云氏”、“青云氏”、“白云氏”、“黑云氏”。还有中官“黄云氏”。百官以云命名，恐怕也是和农业气象有关。《周礼》上说“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又颁布“五刑”，使用“大辟、劓、刖、宫、黥”五种刑法，并设“李官”，专司刑法。《史记》上说，黄帝“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结果得到大治。《史记》称：“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这种“百官分立，各司其序，不相乱也”的政治思想，即是后世的无为而治思想的萌芽。

（二）黄帝的武功及其思想

黄帝之时，他与炎帝、蚩尤相鼎立。炎、黄都是少典之子，同出一族，故为兄弟。炎帝神农氏是姜姓部落的首领；而黄帝则是姬姓的部落首领。后来由于部族的分散迁移，一个在姜水附近发展，一个在姬水附近发展。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境内，姬水也离此不远。可见炎、黄都是发源于我国本部黄土高原地区的部落首领。依据世系推算，黄帝生活在距今5000多年前，而炎帝的时间比黄帝大概还要早50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今日考古所发现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河南、陕西的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这两个部落由西北高原沿黄河渐渐向东发展一直进入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大致在今晋、豫、鲁、冀四省交会的华北大平原地区，恰好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也率众在这一地区发展，遂形成炎、黄、蚩三族鼎立的形势。

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三个部族都要壮大自己的声势，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必然要产生尖锐的矛盾，战争便随之而发生。

最先爆发争战的是炎帝与蚩尤。姜族神农氏此时的首领为第八代炎帝榆罔，其部族此时已走向衰落，史称“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乃乘其势，与之战于涿鹿之阿，大胜之，炎帝被逐。《逸周书·尝麦解》说：“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庄子·盗跖·释文》也说：“蚩尤氏强，与榆罔争王，逐榆罔。”炎帝战败后，乃求之于黄帝，黄帝乘势兼并了炎帝。于是炎黄联合，击败蚩尤。

黄帝与蚩尤之战，是我国上古时期惊天地、泣鬼神的一次大战，它决定着我们民族的走向和今日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如果蚩尤得志，中国的历史也许完全是另一回事。

号称“战神”的蚩尤，是黄帝的劲敌。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制伏蚩尤。”又《山海经》曰：“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主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管子》书曰：“蚩尤受卢山之金而作五兵。”以上所引，可见蚩尤“以金作兵”——即以铜作兵器，证明他的部族已进入青铜时代，而黄帝在这方面还稍逊一筹。如此强敌，要战胜他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黄帝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各部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终于在涿鹿擒杀蚩尤，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单靠彪悍强勇、武器犀利，未必能取得胜算。《逸周书》在总结蚩尤之败时指出：“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即蚩尤）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于独鹿（即涿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

黄帝与蚩尤之战，非朝夕之功。双方对垒，达十余年之久，据传说他们先后共进行大小战斗七十一次都未分胜负。又说黄帝“顿兵浊鹿（涿鹿）之山，三年九战而城不下”，总之战争的艰苦和残酷可想而知。

黄帝战胜蚩尤，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局面，除文治获得辉煌的成就外，其武功也达到了顶点，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就是其军事思想。

黄帝的军事思想最详尽的表述就在《黄帝四经》内，其中《十大经》中的《五政》、《正乱》、《兵容》、《本伐》和《顺道》诸篇是专门论述与蚩尤作战时所使用的战略战术的经典文章。其要点如下。一是特别注重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战争不能脱离政治，政治贯穿于战争之中。二是正确分析敌我双方形势，谨慎而大胆用兵，特别强调要从天、地、人三个方面分析敌我双方的条件和强弱。三是在战争中要扬己之长，纵敌之短。“守弱节而坚之，胥雄节之穷而困之。”四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五是在战术上迷惑敌人，使其不知虚实，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敌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不杀俘虏，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队伍。如黄帝击败蚩尤后，对战俘做了分别处理，表现比较好的迁到“邹屠之地”；表现不好的迁到“有北之乡”；对有才能的分别予以重任。《管子·五则》载：“昔者黄帝得蚩尤（按：蚩尤是个通名，蚩尤部落大小首领皆叫蚩尤）而明于天道……故使为当时。”这是因为蚩尤懂得天文气象，能观风察雨，故任命为“当时之官”。所谓“当时”就是掌握天文星象时令的官员。《管子·地数》又载：“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这就是说：有一部分蚩尤懂得冶炼之术，故任命为冶金（冶铜）之官，以制造青铜武器。总之不杀降、善待俘虏、化敌为友的政策实施，成为后世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