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回顾我的创作道路

萧乾

萧乾，1909年生于北京，蒙族，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长篇小说《梦之谷》，散文集《小树叶》、《珍珠米》，报告文学集有《人生采访》，翻译作品有《好兵帅克》、《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里柯克讽刺小品选》，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萧乾文学回忆录》等。

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近10年来，大陆及香港已有十几家出版社先后出版或重印了我的书。在台湾，这也不是第一遭。在这之前，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纯文学出版社以及业强出版社都印过。然而商务印书馆，这次出我这套文集，意义却不一般。

30年代我最早的三本书（《书评研究》、《篱下集》及《小树叶》）都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交稿时我还是个未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在我的文学生涯中，那三本书的问世是最早的动力。商务印书馆的确是我在写作上的摇篮。

1957年5月，我听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保证后，就写了篇有关出版工作的小文，发表在2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我最初接触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通过郑振铎同志的介绍，他们在1935至1936年间先后出版了我三本书。那是个纯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来的信都是“台端”长，“台端”短，每个季度总寄给我一份发行数字的清单。当时商务隔壁就是中华、世界、开明和大东……哪家出版社也没意思无缘无故地把卖稿子的人挤兑到别家去，因为没有买书的，他们的店就开不成。可要是没有卖稿子的，他们也是白搭。这个客观形势至少使他们对作者有礼貌（譬如说，去信必复），也肯于在小事情上替作者服务。（譬如抗战初期，我从云南写信托上海商务买几本已经绝了版的《篱下集》，后来他们居然从仓库里找出几本来，给挂号寄到了。）抗日期间我在国外，他们也还不时地寄给我本目录什么的。直到前天，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还给我寄来一份《小树叶》的“版税清结单”。书是1935年出的。到1957年，国家改貌了，出版商本身也改造了，它却还客气地跟我联系着。这个管理处的记忆力可真长！钱是小事，它给我以“一丝不苟”，非常尊重作家权益的印象。

作为对照，我又举了几个1949年以后我亲身经历的出版社在经营作风上的例子。最后我说：

“单靠端正态度，改进作风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得从根本制度上着手——必须改变出版社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这个客观形势。”

80年代，出版业多元化了。垄断总算真的打破了。然而在1957年，我那可真是胆大包天！那段话立即为我惹下滔天大祸，使我成为斗争的靶子，众口一词地声讨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出版商招魂”。为此，以及其他罪名，使我足足有22年失去了公民身份，其间还曾被迫转入体力劳动。

今夏，承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连生先生先后两次来医院及舍间过访。他先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我的《书评研究》重印出来，接着我们又谈起出文集的事。对我来说，把这卷文集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诚然是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这里，首先容我对本文集各卷略加简介，从而也可使读者对我走过的创作道路有所了解。

（上）《梦之谷》：

这是唯一的长篇。它记录下我18岁时的一场以悲剧告终的初恋。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我对它很不满意。情节并不曲折，几句话就满可以交代了。人物多是潦草的速写，既缺乏从社会角度的挖掘，性格和心理描绘的深度也很有限。小说在上海的刊物上没载完（也没写完）就抗战了。1938年当老友巴金从上海孤岛往昆明去信，力促我把它完成时，我曾感到十分勉强。在烽火遍地时抛出这么一部爱情小说，我思想上颇有些障碍。读者不难从原序中窥见我当时这种尴尬的心境。由于这次尝试的失败，我还发誓再也不写长篇了。我认识到，在狭小的空间里——如散文或短篇小说——我还能刻意经营出个样子。但我没写长篇小说的才具和魄力。

不作为小说，而作为一个青年的感情记录来读，我认为它还是我的血泪之作。那是我头一次尝到爱情的禁果，头一次遭受中国社会严酷现实的打击，也是生长在华北平原上的我，头一次见到大海，并为之而沉醉。写它时，我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也洒过不少热泪。它饱含着我少时的欢乐、悲哀和幻灭。

书是在战火中印出的。尽管巴金还是把它编入他那套《长篇小说丛书》里，却老早就已被人们遗忘了。不料1979年访美途经香港时，友人送了我一部台湾评论家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1976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其中有一段对《梦之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甚至把它列为“五四”以来10部他中意的长篇之一。这当然给予了我莫大的喜悦和鼓舞。

1978年1月，这个被遗忘了的爱情故事还产生过一段传奇性的插曲。为此，我把文洁若写的《梦之谷中的奇遇》一文也附在后边了。[4]顺便报告读者，如今萧曙雯（小说中的盈）的住房条件已得到改善，她搬进了一幢崭新的大楼里的套房。这与此文在当地产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最近收到一份题为《魂系梦之谷》的录像带。原来赵寰还把它拍成电视剧了。

（下）短篇小说：

1933年至1937年间，我先后写过二十几个短篇，主要收在《篱下集》和《栗子》两个集子里。1948年我在上海江湾那幢日本式小平房里，编过一本《创作四试》，把自己的短篇大致分作四类，即象征、伤感、战斗和刻画四编，并为每编写了前言。

1988年，文洁若为广州花城出版社编《断层扫描》时，曾对《篱下集》、《矮檐》、《蚕》、《俘虏》、《雨夕》、《印子车的命运》和《邓山东》七篇表示了她的偏爱，“编者的话”里，还特别引用了《俘虏》中咪咪回到荔子身边那段描写。

洁若挑选的，大多是写我童年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情感色彩自然更为浓郁些。背景都是20年代北平城的东北角。可是这一组小说中，她漏掉了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一篇：《落日》。像《梦之谷》一样，这也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而写的。1983年为四川人民出版社编四卷选集时，我自己也曾把它抽掉。当时，也许还心有余悸：这里，“太阳”通常指的是统率一切的人民领袖，而我却把妈妈的死比作太阳的沉落，岂不犯大忌！但是幼时她确曾是我心坎上的太阳。她永远地阖上双眼后，我就陷入了一片黑暗。《落日》是我挥泪写成的。

30年代，我虽曾以《忧郁者的自白》一文作过《栗子》的代跋，然而我自小就不喜欢愁眉苦脸。早年断炊时，我也照样顽皮淘气。中年被打入炼狱，大部分时间我也还是嘻嘻哈哈地活过来的。然而内心深处，隐痛是免不了的。而且读书读到悲怆场面，往往会把书页哭湿。

《篱下》和《矮檐》中的环哥和乐子身上都有我自己小时的影子。我那位孤苦无告的寡妇妈确曾带着我这个不懂事的顽皮孩于去投奔亲戚而碰过壁。在学堂里，我也因贫穷而备受歧视。

我是在“九一八”事变两年后写起小说的。那时侵略者的气焰可真嚣张！它一举占领了东北之后，接着就进犯冀东，直逼北平。列入“战斗篇”的《栗子》和《邮票》就是在那种悲愤心情中写的。

我曾想通过散文以及短篇小说来练基本功。写《邓山东》时，我是在学着用动作而不用形容词去刻画人物，写《雨夕》时，则着眼于烘托气氛。

《蚕》是我的第一篇小说。这里，通过一对青年恋人养蚕的故事，抒发了我对宗教的一点感触。从幼年，我就为有神还是无神而苦恼着。使我困惑的倒不是宇宙的奥秘，而是社会的不公。当时，我正处在社会的底层。我奇怪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境遇为什么如此悬殊！为什么好人未必得好报，而歹人却可以飞扬跋扈。

有朋友在我的小说与散文中追求象征主义的痕迹。《蚕》自然是个最明显的例证。现在追忆，起初我想写的也许只是个恋爱故事。然而在养蚕的当儿，我的确曾把那几十条蚕看作芸芸众生，而把“我”比拟成高高在上的神。写到桑叶吃光时，我就顺手把头里那联想写了进去。

《道旁》是我刻意设计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短篇。记得动笔写它之前，我曾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以编者的名义就“出路”问题同几位读者笔谈过。当时青年们都在苦闷着。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可我却煞有介事地规劝朋友们忘记自己的小天地，着眼于民族的前景。说实在的，我当时对那前景同样是迷茫的。

我在散文《在破车上》以及《叹息的船》中，都曾以类似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苦闷和对时局的感触。我自幼喜欢在事物之间联想，但我并不懂什么象征主义。

1949年后，看到有些人由于写寓言而碰得头破血流，我就一直把这种倾向收敛起来。写什么都直来直去，绝不敢绕弯子。只是在1956年“双百方针”的松动下，才写了《大象与大纲》和《餐车上的美学》。通过它们，我总算拐弯抹角地阐发了自己的一点浮浅的艺术哲学。同时，也对教条主义的领导抗议了一下。

报告文学：

1938年后，我没再写小说。这一遗憾，也许已为我文学生涯中另外一个方面弥补了。

1939年秋，我在希特勒轰炸华沙那天，从九龙登上一艘邮轮。海上的第二天，英法就相继对德宣战。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一个月内抵达英伦的。

一、当时我很可能去不成，因为邀请我去教书的伦敦大学，待遇太苛，而且还要我自筹路费。我在向朋友们请教之后，实际上已经决定不去了。当时是《大公报》老板胡霖听到这消息，执意怂恿我去的。动身前，夜间又遇盗。报馆借给我的钱尽数被偷去。我又想打退堂鼓。然而胡老板马上照样又借给我一笔。二、倘若不欠下这么两笔债，抵英后在执教之余，我也许只看看书，最多写上篇把通讯。既然欠下巨款，就非发愤写通讯来还不可。1940年冬天，当纳粹每出动上千架飞机对伦敦进行“饱和轰炸”时，在英国我是唯一来自中国的记者。我也意识到不能放弃那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为内容的通讯特写，就注定成为我这文集的主要部分。写国内的比重较小，这是因为1935至1939年（未出国前），我在《大公报》的主要职责是编文艺副刊，旅行通讯只是我争取来的业余工作。而且其间还有一年多（1937年夏至1938年秋）失业。因此，这里国内题材的特写只有那么几篇。

然而无论最早的《流民图》还是后来的《滇缅公路》，我都是本着“尽管手低，眼却要高”的精神，用心刻画的。我着眼于为那些受灾者和筑路英雄们留下几幅群像。也是那位司马长风先生，曾在他那部《中国新文学史》里，摘录了《流民图》的一些片断。

朋友们每听到我在西欧战场上曾随美国第七军由法国向德境挺进，就以为我必然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其实不然。1944年底，我搭乘的那辆军用卡车上载的统统是炸桥用的黄色炸药，整个车队一串50余辆。倘若纳粹飞机炸中一辆，我们必然会变成一条火龙。幸而希特勒那旷世赌徒把军事孤注一掷地都花在两项“秘密武器”上了。那时，我们浩浩荡荡地长驱直下，如入无人之境。莱茵区的灰色天空，连个飞机的影子也不见。

相反，1940年伦敦大轰炸之后以及1945年初到柏林踏访废墟那次，倒随时有可能碰上定时炸弹。《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到莱茵前线》以及《柏林那趟》，都是冒了一定风险写成的。

有些文章我采用的是日记体，如《伦敦一周间》和《南德的暮秋》，然而那是经过浓缩的。我自己一向怕读那种流水账式的日记，所以写起来每天都有个中心。当然，如果派我跟随一个团乘船去南极考察，那我还是会忠实地逐日记载当天的见闻，哪怕只记一下气候。

我的欧战通讯并不局限于战争。我也想尽量描绘一下英国人的战时生活，从科学教育、报刊广播、妇女宗教到跟着人类一道受难的猫狗活物。读者如有兴趣，还可以把我在1945年所写的《美国散记》同1980年写的《美国点滴》对比一下。

1944年，我成为专职的伦敦特派员了。除了经营广告，马不停蹄地忽而西欧，忽而美洲地跑，每天还得往重庆发电讯，反而没时间写通讯了。幸而回国时乘的是一条蜗牛式的货轮，走了3个月才驶进黄浦江。这样，无论船漂在地中海还是印度洋上，我都在补写自己的特写通讯。

我在国外写的通讯特写，大多是针对国内的。写伦敦大轰炸那组特写时，我心目中有个明显的意图：那就是让那些正挨着日机轰炸的重庆人以及广大的后方国人看到，在地球那一头的伦敦人也同样在受难。瞧，他们是多么镇定自若，用蔑视和嘲笑对待希特勒的狂轰滥炸。我还特别强调敌机来袭时，民众的纪律和秩序是关键。

战争后期，西方知识界都在考虑建设明天的问题。那阵子我日夜想的也是战后中国的格局和趋向。如《瑞士之行》一文，明摆着就是针对当时国内现状的。

我在《在洋山水面前》一文中就描述了一个驻在国外的记者的心情：“看到好的，恨不得立即把它带回去；看到不好的，就希望国内能以幸免。”从瑞士这个国家看，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统一。反之，如果真正实现了民主，即便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各说着迥不相同的语言，照样可以相安无事，百年以上不见刀兵。而且尽管国土贫瘠，遍地是山，只要管理得当，也照样可以繁荣富强。

散文：

不论对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还是写通讯特写的记者而言，散文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散文也确实是大部分作家的起点，往往可以追溯到大学甚至中学阶段。

在崇实中学，我虽在自己主持的校刊上也发表过一些短文，那样的老古董已不值得一提了。在那之后，我还为熊佛西主编的北平《晨报》写过些东西，如今也不值得去回顾了。这里所收最早的一篇是《平绥琐记》，写于1932年。

写散文应该随心所欲，不在结构上下功夫。我的散文也大多是这么写成的。我把这种散文统统归入“印象与感想”。其中，在《雁荡行》中我曾试过用西洋画的炭条（而不是国画的泼墨）速写浙东山水。在《草原即景》中，我也试着用印象派画家的笔来描绘内蒙古的茫茫大草原。《大象与大纲》则是一篇叙事体的寓言。《鼓声》与《在歌声中回忆》都是通过声音来追溯往事。事实上，第二卷的《南德的暮秋》也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只是叙事多于抒情。

然而我当不成山水或静物画家。在国内外我踏访过不少名胜古迹，可我的兴趣总是在“动”的方面，在人的境遇与社会的形态上。这也并不完全是职业习惯。尚未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写散文就常为现实所“干扰”。从《古城》到《破车上》这组散文写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读者不难从文中意识到，当时的国家处境使我多么忧愤。《叹息的船》显然是在提醒国人，受强邻欺凌时，不要指望英美会仗义相助。

写于1948年的《珍珠米》是1938年《梦之谷》脱稿之后，唯一的一篇近似小说的东西。因为人物既非虚构，事情又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就编入散文卷了。从这里，读者多少也可以一窥战时英国的社会。

散文卷的第二部分是怀友。这里，三位是大陆的（其实，应该说是30年代的，那时中国还没分），三位是台湾的，都是1979年重访美国时结交的。另外是两位洋朋友，一位是教过我新闻，后来成为好友的斯诺，那是访美时的一篇讲稿；另一位则是我对之负疚的福斯特。这些师友，有的在我起步时扶掖过我，有的在我重获第二次艺术生命时，给过我温暖。

我开始写作时，有两位师傅：沈从文和巴金。关于前一位，我本可以写得很多。然而1975年我们之间发生了点龃龉。那件事，至今对我还是个谜。

对他早年的一切，我是永铭不忘的。因此，他逝世的当天，我就为台湾《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题为《没齿难忘》的短文。那件事发生后，十几年来我一直保持缄默。如今，沈先生已不在世，我想我更不宜再说什么。好在事情的经过张兆和女士（而且只有她一个人）完全清楚。归根结底，都怪我当时对他的事过分热心。

另外一位是巴金。在写此文之前不久，我还去上海同他又晤谈了两次。1957年之后，所有的友谊都重新上过一次秤。我感激巴金，不但在我受难时，他没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对我落井下石。在他心目中，我也不曾因为那顶“右派”帽子而掉过行市。他的友谊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除了他们二位，还有好几位师友曾给过我帮助和鼓励。这里，我只写了杨振声老师和林徽因女士。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一文是为杨先生文集而写。其实，当时有一位远比我更适于为那本文集写序的先生，因为30年代初从中国公学到青岛大学，以至40年代的西南联大，他都一直在杨先生身边工作，对杨先生的了解自然比我要深刻全面多了。经过杨先生子女一再敦促，那位先生也确实写了。只是杨先生的公子杨起教授后来告诉我，序言写得实在没法用，只好改由我执笔。

在我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她喜欢述而不作，因而寡产。我同她初次会面是在1933年11月我的第一篇小说《蚕》发表之后。当时她竟然为我这穿蓝布大褂的毛头小伙子举行了一次茶会。席间，夸我，鼓励我，给了我写下去的勇气。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54年，在第二次文艺界代表大会上。我原坐在靠后边的位子上。她远远望到我，就向我热烈地招手。我赶过去，坐在她旁边，照往常一样喊了一声“小姐”。她侧过脸来黯然对我说：“还喊我‘小姐’哪！”话里包含着对年华的伤逝，同时也使我想到那时毛泽东对梁思成“大屋顶”的严厉批判。

遗漏掉的朋友太多了，然而有一位我必须在这里提一下，那就是年已九旬的冰心大姐。在纪念她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年的展览会上，我曾做过一次题为“能爱才能恨”的发言。其中，我称她为自己“货真价实的大姐”，因为我开始喊她“大姐”时，她还是一位翩翩少女，而我则是个头上留着个木梳背儿的小学生。70多年来，我们没断过交往。我称她为“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光辉代表”。尽管她已九十高龄，腿脚也不利落了，然而她不甘于躺在自己的荣誉上。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她的文章不长，但篇篇有分量。“在为民请命，在干预生活上，她豁得出去”，她爱大海，爱母亲，爱全国小朋友，更爱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因而她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才那么愤慨，感到难以容忍。只有真的爱了，才能恨。

台湾朋友，这里我只写了三位。实际上，当然也远不止他们三位。其中，我首先要感谢聂华苓和她的保罗。

1979年的爱荷华之行，对我来说，是蜗居了30年后，首次重返世界。那以前，我同华苓素昧平生。下了飞机，她来接，可我心里没有底。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她不仅是位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位胸怀磊落的热心肠人。

一天，我去她那幢坐落在半山腰的树丛中的小楼，恰好没有旁的来客。（在她家，那是轻易遇不到的情况。）于是，我们各坐在沙发一头，聊了起来。她先从自己的父亲死在长征中的红军手下谈起，又谈到在大陆当流亡学生的日子，以及在台湾的生活：从帮助雷震编《自由中国》到感情上历经沧桑。她老早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在海峡两岸文艺界架起一道桥梁。应该承认，这方面她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从叶维廉和翱翱（现已改名张错）身上，我看到台湾新一代学者对知识的热切追求和见地的新颖。他们（以及旁的好多位，如陈若曦、欧阳子和郑愁予）大多出身于台大外文系，有的还是同年级。一查年代，原来正当大陆刮起龙卷风，搞着喷气式和打砸抢那样可悲的闹剧时，他们却钻研艾略特和庞德，或者在东西方文化源泉地带徘徊。在他们面前，我自知是十足地土头土脑。然而那一点并没妨碍我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从叶维廉在爱荷华写给我的那封信，可以看到他们对寻根的殷切。

洋朋友可以写的也远不止这两位。在燕京读书时，给我教益最多的是已故包贵思女士（Grace Boynton）和九十高寿的老教授谢迪克（Harold Shadick）。我当年在剑桥时的导师戴迪·瑞兰（Dadie Rylands）也依然健在。当时我最要好的同窗伊瓦尔德·荣（Ewald Junge）至今仍书信不断。我那本回忆录的英译本（Traveller Without A Map》是献给四位英国女友的。两位是已故的玛杰里·佛莱（Margery Fry）和多萝西·乌德曼（Dorothy Woodman）（即《猫案真相》一文中的托赠照片者）；两位是健在的苏珊·威廉斯-埃利斯（Susan Williams-Ellis）和蒂娜·贝利（Tina Bailey）。

说来也是有缘。我是1933年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而斯诺在燕京也仅仅教了那么两年书。当时他是英美两家大报的驻华记者，教书只不过是兼差。又由于帮助他编过《活的中国》（见《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两年间我同他有过频繁的接触。我从他身上确实学到不少东西。他教导我：搞新闻工作也要钻研经典文学著作（我毕业时，他送了我满满一皮箱的欧美名著）。他曾一再告诫我：光看旁的记者（无论名气多大）写的文章是提不高的。我还从他身上看到：当记者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需要有历史感，抓到事物的本质。30年代，当中国贫弱不堪，受到西方外交家及记者普遍蔑视时，他却认定中日迟早必战，而一旦同日本打起来，中国最终必胜。他比西方那些“中国通”更有卓识远见。

至于爱·摩·福斯特，就让文章（见《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艺友谊》）本身来说话吧。一个人一生总有几件憾事。关于福斯特，我倒占了两宗：始而因胆小，没敢单独见那斯普劳特教授，从而也就没能接受福斯特的信及赠书，伤了他的心；继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他的来信丢个精光。

有时我自问，倘若再回到50年代，在同一境遇下面临同一情况，我敢不敢单独会见那位英国教授，并把信和书接受下来？从“文革”中多少人遭到严刑拷打并被厉声追问“交代”的情况看，我多半还是不敢单独接见，因而也仍注定得伤他的心！在暴政下，人们即便自己豁得出去，也总要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着想啊！所以对于30年代苏联那些屈死者在刑场上大喊“斯大林万岁”，我一点也不奇怪。本人反正马上就要饮弹而死。此时此刻，为遗孤留条后路总是人情之常吧。

散文卷最后一部分是“自剖”。30年代我就写过这一性质的文章。为什么80年代写得更多起来？这里，我想引用我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版）“卷首语”开头的几句话：

1956年初冬，一位素昧平生的仁兄光临寒舍。此公满面春风，仪态万方。他死说活说把我推入深渊。及至我落难后，他却在人前大谈“萧乾是个怎样的人”。

感谢这位仁兄的鞭策，1979年重新拿起笔来之后，我就立志也来交代一下自己。最初，采用“代序”形式，这回索性整个写了一下。

读者如有兴趣，还可以参看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我要采访人生》一书。

写完《八十自省》之后，90年代我还想写创作回忆录。足足20年的寒蝉生活使我懂得了笔的可贵。我立志活一天就写一天，但愿能握着笔与世界告别。

文论：

从《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文的开头，读者不难看到远在1929年我就怕读文艺理论。1949年至今，40年来我也只转弯抹角地写过一篇《大象与大纲》。我在这方面完全没受过训练。对此，我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矛盾的是，1949年以前，我一直有个好发议论的毛病。我主编《大公报·文艺》（1935至1939年）期间，由于读者来信踊跃，我就利用版面空隙，大写文艺短论。其中许多篇我都是站在报馆排字房里，倚着油污的桌边即兴写的。字数则全听拼版师傅的。

这就是“答辞”的来历。30年代，曾附在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后面出版过，这次又同台湾读者见面了。请记住，写这些短文时，我刚出校门不久——《书评研究》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动手的，1935年6月作为毕业论文交到系里。当年11月，商务就印出来了。

1979年我访美时，在朋友处看到一份台湾报纸。上面，在方框里登出我的几本旧作的照片并引了我几段“答辞”。专栏题目则是：《中共为什么斗争萧乾？》。其实，1949年以后，我并未因文艺观点挨过斗。我的书一直被视为毒草，非但没人肯印，我自己也把它捆起来，堆在老鼠经常光顾的屋角。我是由于怀念着商务以及要求对知识分子“放心容忍”而成为“右派”的。

我虽然曾竭力提倡过写书评，在编刊物时也组织过书评队伍，可我自己写的书评并不多，也未能充分实践自己的理想。

30年代曾为《栗子》写过一篇代跋：《忧郁者的自白》。80年代，我每出版或重印一本书，就写篇“代序”，往往都在万字以上。我编完《杨刚文集》后，曾写过一篇“编后记”，我试图借此谈一个问题：如何解决新闻工作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那阵子，不断有青年记者同我聊天时谈到这个问题。有的在为之而苦恼着，也有的则干脆不安心工作。可能台湾新闻界也存在着这一问题。那么就仅供参考吧。

研究及翻译外国文学也是我的一个方面。然而由于疏懒，这方面我做得更少。1949年以前，我几乎没译过什么。那以后，由于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才译了一些东西。大多是出于无奈，有的甚至只是为了代替体力劳动。

但是在大学时代，包括我主修新闻的那两年，我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外国文学方面。40年代，我曾有幸在剑桥钻研了几位我慕名已久的作家。我读过吴尔芙夫人、劳伦斯和福斯特的全集，迷上过亨利·詹姆斯，甚至死抠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她那天书般的《芬内根的苏醒》。

1939年刚抵英伦，我就想去拜访维吉尼亚·吴尔芙。怎奈那时我的身份是“敌性外侨”。在伦敦和剑桥，我有行动自由。然而我不能去离海岸三英里的地方，而那时，维吉尼亚正和她丈夫伦纳德住在色塞克斯郡滨海小镇路易斯的“僧屋”别墅里。珍珠港事变后，我一夜之间成了“伟大盟友”，有了行动自由。那时我却只能由伦纳德领着去凭吊她自尽的遗址了——看来并不太深的乌斯河，岸边小树的疏枝在风中摇曳着。我在“僧屋”度了一个难忘的周末。灯下，伦纳德抱出这位绝世才女大包大包的日记供我翻阅，并且准许我作笔记。在后花园里，我们边谈边摘苹果。

1946年回到上海，我很快就遭到双重灾难。那以后，生活一直动荡不安。1949年来到北京，没过多久就发现，意识流小说可万万提不得，因为文学方面也是一边倒，苏联文学是主流。西方文学基本上只介绍那些揭露资本主义丑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然而仅仅责怪客观是不够的。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我整个扑了空，更主要的还是由于40年代我选择意识流小说作为研究课题时，考虑得就很不周详。现在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更多的是赶时髦。30年代初，乔伊斯和吴尔芙的名字在西方最响，在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属热门。我仅仅知道在心理描绘方面，意识流的创作方法挖得更深，因而这个流派的小说档次更高。及至我认真研究起来，内心又不断产生矛盾，不断有“这种文学合不合中国国情”的疑窦。1948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讲授“现代英国小说”时，就曾说过乔伊斯的晚期作品已走入一条死胡同。

本来就这样三心二意，一旦发现这种研究完全悖时，四周不断出现不祥的征兆时，我就知难而退了。

1949年8月来到北平后，我的住房始终很窄，从英国带回的千余册有关现代主义的小说、评论和传记只得存放在友人家。这批精选而且珍爱的书成为我没法背下去的包袱。在老友严文井的帮助安排下，我只好将它们转给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如今回想起来，幸亏这么做了。不然的话，在1966年8月那场红色风暴中，那批书必然同我的大批笔记一道化为灰烬。研究英国现代派文艺曾经是我的一番梦想。这个梦破灭得很惨，也很彻底。

有时我怪自己在1946年回到上海之后，不该去写那些政论杂文，本应埋头总结一下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写出几篇有分量的论文。然而那样一来，1949年以后——尤其在反修反帝的60年代，我的日子也许更不好捱。

在这种矛盾心情下，我就产生了一种没出息的随遇而安的想法：写得越少，挨批的可能也越小。在红色风暴中，我甚至曾巴不得当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

80年代中期，当现代主义成为反自由化的靶子时，有人问起我的看法。我承认自己在文艺观点上是保守的，我还是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但我坚决不当顽固派，更不赞成对现代主义或任何新的流派进行讨伐。应该允许新一代文艺青年大胆地去探索，并让他们自行得出结论。我不赞成设禁区。这点艺术民主总要坚持的。“五四”闹过文学革命。今天，文学也不应停滞不前。现实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随着时代而在形式与内容上起着变化。文学离不开创新。僵化将意味着衰退，以至灭亡。

杂文：

1980年初访美归来后，许多报刊要我写写观感。这也难怪，隔绝了30年，读者们自然急于知道太平洋彼岸那个国家的现状。

然而对我来说，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经历了30年的革命学习，遇到事物我每每先考虑教训。在过去岁月中，我曾看到并听说过有人出访西方世界后，在报告中夸奖了几句，因而被指控为立场不稳。但我又坚信，倘若硬把那里涂成一片黑，被涂黑的反倒是自己的眼睛。

我就决定用“点滴法”来描述此行。这样，一可以不必作什么总的评价，二可举具体事例，该褒则褒，该贬则贬。既不至于太违心，风险冒的也较小。《美国点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刊出后，不但读者欢迎，因为可以一口气读完，我还发现报刊编者对这种“点滴”写法也有偏爱，显然是版面上便于安排之故。于是几年里我接连写了七组，其中《文革杂忆》还在台北《联合报》上登载过。不知台湾青年对《终身大事》那十篇会不会感兴趣？那可能都是些老生常谈，然而却包含着我从多年苦难中得来的体会。如果有朋友早年曾在老北京生活过，也可能喜欢看看《北京城杂忆》。1987年，此文曾在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中，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荣誉奖。没想到1949年以后，我竟然还能享受到这一殊荣！

30年代由伦敦回到上海后，由于生活强烈的反差，我就用塔塔木林这个笔名，一气写了好几篇讽刺文章，针对当时令人强烈不满的现状，同时也描述起自己的“乌托邦”。这里有《老残游记》的影子，也看得出英国18世纪一些讽刺作品的影响。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塔塔夫妇这番幻想的旅行，勾勒出我所向往的那个中国。

《上人回家》写于因“双百方针”而一度宽松起来的1956年，几乎是40年来我唯一的一篇讽刺文。在《猫案真相》中，我的主旨在于质问而不在讽刺。此文多少反映出，当年在完全剥夺了被批判者的辩护权之后，诽谤者可以多么随心所欲地任意编造。这里还可以看到，在阶级斗争中，某些一时处于优势的知识分子糟蹋起已经被踩在脚下的知识分子来，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人就那么永远地背上了黑锅，我很幸运，竟然活到可以为自己分辩一下的今天。

书信：

一个人活了80岁，所写的信当然绝不只这些。过去我曾是个有信必复并且爱写长信的人。这里收的，基本上是1979年以后写的。我给朋友写信，向来不留底。30年代编刊物时，一个下午我通常能写上20来封约稿信。大部分是事务性的，但间或我也会在信中同友人讨论一些文艺问题。那些信自然早已随着时局的变动而消失了。当时往来频繁的（如杨刚），也早已不在人间。

1949年以来，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的心态和生活习惯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拿写信（以及讲话）来说，也懂得了加以克制。尤其是1955年胡风等人因信函获罪而锒铛入狱后，只要能口头或在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巴巴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1979年。

那以后，信写得勤了些。然而上了年纪，精力差了，长信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个集子里有编者傅光明君，从胡适先生资料中找到的一封短信——记得那是40年代我从伦敦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以及50年代致巴金的几封信（幸亏“文革”期间他的寓所被贴上了封条）。此外，大都是近10年来写的一些短信。英国复辟时期一位戏剧家曾说，讲演稿应字斟句酌，写信则应力求酣畅，不宜瞻前顾后。这一境界对我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综观我这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这也是我青年时期有意识的选择。1932年我就看中了记者这一行业，并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个规划：通过记者生涯，广泛地体验人生，以达到从事文学创作的最终鹄的。尽管我走过的生活道路十分崎岖，成就也微不足道，但我仍认为自己十分幸运：一辈子基本上是照我原来所设计的路子走过来的。

“眼高手低”通常是句贬语。我在开始创作时，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信条：不怕自家手低，但眼一定要尽量放高。我从不模仿，然而我喜欢在心目中为自己立下一些“样板”。“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我在写《篱下集》那些以穷孩子为主人公的短篇时，总想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都德的《小东西》以及曼斯菲尔德的一些短篇。

每逢青年记者同我谈起新闻写作问题时，我总强调：写的尽管是新闻文字，平素却应多读些文学史上有定评的名著以及当代出色的作品，就像书法家观赏历代碑帖或油画家千方百计到罗马或巴黎去瞻仰绘画史上的名作一样。

我很早就从斯诺老师那里听到这番道理。今天，倘若有人问起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只恨书读得太少。并不是没有书可读。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图书馆近旁，除了“文革”那些反常的年头，自己身边也总有几架子书。关键在于时间抓得不紧，以及大部分时间生活上的动荡不定。

1936年，我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向往之后，接着写道：

我希望目前这点新闻的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之类的资格，藉旅行及职务扩展自己生活的视野。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笔来。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传达者。

1938年我就把写小说的笔停了下来，投入到新闻工作中去，并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场的目击者。我还踏访了战后满目疮痍的西欧。

我曾说过，倘若阎王爷要我登记，表示下辈子愿意干什么，我一定填上：仍要当记者。我喜欢新闻这一行，但是我更爱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