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敲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李准
李准，1928年生，河南洛阳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李准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孟广泰老头》等；电影剧本《老兵新传》、《李双双》（获当年最佳编剧奖）、《龙马精神》、《耕云播雨》、《大河奔流》、《牧马人》、《双雄会》、《高山下的花环》（获当年最佳编剧奖）、《清凉寺的钟声》、《老人和狗》。
幼年的家庭影响
我是蒙古族人，是成吉思汗大将木华梨的后代。木华梨原居住在内蒙古达赉湖畔过游牧生活，后因战功被封为“中国国王”。不过我们已经汉化了，只记个姓氏。我们家的洛阳下屯村，在清朝，群众都叫鞑子村。
我的祖父李祖莲，是洛阳县的一个宿儒。曾在县考试中过榜首，到民国后就教书为生。一生教过40多年私塾，书法清秀瘦硬，在洛阳西北岭一带颇有名气。我的伯父叫李俊华，也是洛阳一个教师，曾任洛阳县立第十小学校长。我叔叔李明善，也是个私塾教师，不幸他们都在我幼年时相继病故。
我们一门三教师，诗书气味很浓。每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块儿，谈得最多的是历史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为《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上的人物。我的历史知识比较丰富，大多得益我那个家庭。我们家客厅里放着两部草版书，一部是《康熙字典》，一部是《三国演义》。什么诸葛亮、张飞、关羽、曹操、孙权、吕布、伍子胥、管仲、孙膑、庞涓这些人物，我从小对他们就颇为熟悉。我曾经说过，我熟悉古人的传记要比今天的人多得多，我有3000个古人“朋友”，这大约和我后来能写那么一些不同性格的人物有密切关系。
我的祖父是旧知识分子，最崇拜的人物是孔子、孟子、诸葛亮，康有为、梁启超。最恨的是慈禧。他经常说：清朝以妇人得天下，以妇人掌权失天下。他的思想比较陈旧，在青年时代，虽然毕业于河南省警官学堂，还会背一些英语，但对辛亥革命就接受不了。因此一直在乡下闭门教私塾。后来在本县县长郭子彬家当家庭教师，专教四书五经。我在他的几个孙子中，是个最不听话的孩子，也是他最不喜欢的孩子。他让我在家中读《论语》、读《左传》，我却偷偷地翻着家里的《唐诗合解》、《赋学正鹄》以及《史记》来读。几次被爷爷发现，都把这些“闲书”搜走。可是我又读家里的《桃花扇》、《西厢记》、《随园诗话》，老先生对此非常讨厌。有一次我在家中书柜里翻出一叠墨卷（过去考试用的模范文），上边有一行红字批语：“此文章字字珠玑，可以压倒元白矣。”我就问：“爷，元白是什么意思？”老先生只熟悉四书五经，再加上过去讲究“书不读秦汉以下”，所以他一时也弄不清“元白”是什么意思，因此爷就说：“元白是一种大酒杯。”我当时才12岁，我说：“爷，不是酒杯吧，是唐朝的元稹、白居易吧？”老先生一下子恼羞成怒，说：“就你能，以后不许读闲书。”可是从此以后祖父也开始重视我了。祖父常说我读书悟性好，记忆力强。又说我有“歪才”。祖父对我的文学知识影响是很大的，以后又给我讲《资治通鉴》、《袁了凡纲鉴》，不管文学、史学，对我影响都极大。老先生一直活到1959年，在吃食堂时的大饥荒中去世，当时已80多岁。他老年喜欢栽树，可惜他手栽的桐树、榆树、柿树，很多在大炼钢铁中都被毁了。
我伯父叫李俊华，小名叫昭子，也是洛阳县邙山岭上一个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爱好文艺，能写一等柳体大楷。本地好多匾额都由他书写。也喜欢音乐，能吹一管好箫。也能画几笔仕女人物画。特别爱收集碑帖。他自己能装裱字画碑帖。我们家的朱拓苏轼草书扫地大屏，就是由他装裱。他也能写一笔篆字，但写的一般。我们家老一辈人都写唐楷，我的三叔李明善也是个教师，也写欧体唐楷。可是我一辈子写字，却最讨厌唐楷，我喜欢隶书和魏碑。其中最喜欢中岳庙的“灵庙碑”和“经石峪”，这些字雄浑恣肆，又带点儿童天真味道，这大约和我的性格有关系，我不喜欢老古板。
我的伯父也上过学，伯父比祖父思想新一点，经常讲《饮冰室文集》和孙中山。但他不喜欢政治，只喜欢书画碑帖。我现在也喜欢碑帖书画，可能和我伯父、叔父的影响有关系。我的伯父和叔父都在我10岁以前病故，害的都是心脏病。我的祖母就是害的心脏病早年去世的，父亲临老时，也是有心脏病。
我们家的藏书和字画、碑帖不少，可是我们叔伯弟兄七个，对这些东西都不喜欢，只有我如饥似渴地读了。给我的文学事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耕读传家
我的父亲李俊人，小名明选，排行老二。年幼时因家中贫困，割草放牛，犁田锄地。祖父和两个伯叔都在私塾当教书先生，只留他在家务农做庄稼。他十三四岁时就耕种着家里40亩地，从少年就练就一个好庄稼把式。
到十五六岁时，他不甘心在家务农，就帮助邻居族叔家卖盐、运杂货。族叔李学莲看他人聪明勤快，便收留他当学徒，并在麻屯镇上兼办邮政。四五年后，李学莲到洛阳城里去作商，这间邮政局兼杂货店，便盘给了我的父亲李俊人。这座杂货店他一直经营了30多年，由杂货店兼营南货，又开了一家中药店、估衣店。在麻屯镇他和别人合伙，共经营了三家商店。
他经营的“敬信”南货店，在洛阳西北乡非常有名。方圆左近40里都知道南麻屯“邮政局”的点心、果子、酱油、醋、酒，货真价实，言不二价。当地群众曾有一句口头语叫作：“你也不是邮政局的果子，不让还价！”老先生最注意信用，他常说：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信用就是钱。别人家卖的白糖果子都是连包装才1斤，我们家的果子连包装1斤2两。我们家的鸡蛋糕、芙蓉糕，质量超过洛阳城里。特别是我们家做的米醋，每一次只出七桶醋，多一点也不出。而且卖醋的提子，每斤总要多1两。老秤换成新秤了，我们家的醋提子还是老秤。如果买主让秤一秤分量，他就要再倒出来一两，时间久了，都不让秤了。
虽然祖父没有让父亲读书，但这个家庭毕竟是农村中一个到处是书本和有文化的家庭。我父亲天资聪明，而且吸收能力强，《三国》、《列国》，这些书他都非常熟。另外，由于他代办几十年邮政，每天能读到十几份报纸，所以他在镇上成了一个通晓时事，传播文化的人物。他的文化知识比起祖父、伯父来，虽然“四书五经”没有他们熟悉，但时事、新思潮，却要比他们广博。
应该说我受我父亲的影响是很深的。特别是那些叛逆思想和新文化。我父亲常对我说：“我最不喜欢那种文质彬彬的迂腐秀才，也不喜欢那种规规矩矩的孩子。当小孩子时要敢作敢为，人没有一点性子是不行的！”
对子弟的教育方法，父亲也和祖父不同。祖父是要读书知礼，不让和村里的野孩子一块儿玩。父亲则不同，他强调交往，要和村里各种人打成一片。比如，村里每年灯节玩狮子、龙灯、高跷、排鼓等，祖父不让参加，父亲则怂恿参加。他说：“人在社会上生活，不能过得路断人稀。要会交际各种人，要‘随群’，要放下架子。这都是练达人情的学问。”在这种教育下，我小时候参加农村剧团、演戏、捶排鼓、哄社伙。所以我比起其他弟兄，在农村的朋友最多，而且遍及三教九流。连剃头的、吹响器的，都有我的朋友。这在我们这个所谓“书香门第”是很少见的。
我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他却有很多新的教育方法。我17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给我300元钱说：“你去城里东关骡马行里买一匹马。”我一点都不懂牲口，我说：“爹，我不懂马，不会买马。”父亲说：“你到牲口行里看人家怎么买，你也怎么买。”我去买了一匹黄马，下午牵回来了。第二天早起去套磨，结果三个小伙子都给它套不上套，又踢又咬。父亲过来笑着说：“算了，别套了。你没有看它腿上根本没有套绳磨的‘套花’，是一匹没有拉过套的野马。另外这马尖头瘦尾，调教好了也没有力气。牵去行里再卖了吧。”当天，我又牵到城里卖了，又买了一匹灰马，这马个子很大，价钱也不贵。经父亲一看，却是瞎了一只眼，眼睛看去和好眼一样，但手在前扑扇，它不会眨眼。父亲又让我牵去换了，往返三次，才买回一匹中意的栗色黑棕小川马。通过这几次买马，我逐渐精通马了。后来，我只要对一匹马看一眼，就能说出这马的德性、口齿、耐力和能否生育。我这些相马本领，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
父亲常说：“负责任，享幸福。办事不要怕负责任。”他为人极为勤快，自幼学得一手好农活，像犁地、耙地、摇耧、扬场这些细农活，他在全村都是数一数二的。我平常放学回家，必须干农活。衣裳一换，就得下地。父亲最看不惯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他经常说：“不管你长大种田不种田，每一套农活路，你必须学会。”
他还有一些旧的处事本领。比如，他经常在村子里给人调解家务纠纷。他有个原则，就是不对着他们一家至亲骨肉说另一方的坏话。他说，他们家闹气，互相看作仇人，但过不了两天和好了，就把你亮出来了。“夫妻无隔夜之仇”，这是他的看法。
50年代，我在写《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后，成了全国知名作家。老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懂了，他不知道什么是“作家”。当他有一次看了《不能走那条路》以后，忽然对我说：“你现在是写书呀，写书要写‘言情’，才能传世留后代。光写宣传的书不行，像解放前庙会上‘宣讲释义’那些劝善书，除了老头老婆听以外，别人就很少听。”
我父亲是解放后1956年底因心脏病去世的。他很热爱我们几个孩子，病重时多次交代叫把郑州这几个孙子都带回去让他看看。
学生生活
我上学比较早，5岁就到麻屯镇古路沟一所小学读书。当时大约是1933年，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带我玩，便由大哥、二哥带着我去上学。这所蒙学里有两个老师，一个姓张，叫张九龄，教四书五经；一个姓杨，教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当时群众叫这种学校为“半私半洋”。即一半私塾，一半学堂。
我只记得发的新书第一课很花哨，是彩印。第一课课文是“妈妈”两个字。第二课是“小狗、小狗，走走走。”图文精印，小孩子们很喜欢读。因为我的记忆力强，虽然只有5岁，一本书背得烂熟。但我年龄太小，麻屯镇离下屯有1里多路，中途还要爬一个大土坡，再加上村子南街还有两条大恶狗，这成了我的负担。好在有两个哥哥，有时我下课早，也得等着哥哥们结伴同行回家。
上三年级时，伯父当了麻屯小学校长。我当时才7岁，因为算术没有及格，还留了一级。大哥的功课比较好，老是考全校第一名。这也是造成祖父不喜欢我的原因。但我在学校里的朋友多，各种游戏我总是积极参加。到金水河游泳，摸螃蟹，村子里捶排鼓，玩社伙，以至演新剧，总少不了我。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洛阳各中、小学开展起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来。我在学校里成了活跃学生。我是歌咏队和剧团的演员。在一出叫作《新刺虎》的戏里，我演老生。在我们那一带十个、八个村子都传说着我演得好，那时我才12岁。
1940年秋季，洛阳县常袋镇成立了一所“达德中学”，我在麻屯小学还没有毕业，便考入了这所中学秋乙班。
常袋镇离下屯村12里地，在北邙山岭上。要翻几条沟，因此要在学校搭伙吃饭和住宿。这个中学是抗战后临时开办的，比较简陋，但教师多是从华北流亡到内地的大学生，教学质量还不错。我在班上，语文、历史成绩都比较好。这是因为我从小在家里读过四书、古文，所以国文课本上的文言文，我都能懂。像《大铁椎传》、《宴桃李园序》这些课文，有的我早就读过，有的不用讲，我就懂了。英语、代数比较差，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我在中学和小学，仍然大量阅读旧小说和课外书籍。在中学时我和几个“小说大王”比较过，从《封神演义》、《东西汉演义》到大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直至清朝的《镜花缘》、《老残游记》等，我共读过300多部旧小说，这些旧小说丰富了我的知识，也耽误了我的正式功课。
达德中学有像我这样十二三岁的学生，也有十七八岁的学生，甚至还有20多岁的中学一年级学生。当时国民党抗战要抽壮丁，中学生可以免役不去当兵，因此附近村子里有些农民就把20多岁的子弟送去上中学，以逃避兵役。这些大个子“孩子王”在学校比较淘气，把足球、篮球霸占住，不让年龄小的同学玩。有时还抽烟。有的已经结过婚，当了爸爸，弄得学校的女教师，都害怕他们。
到了1940年，河南已开始大旱。头一年秋，庄稼旱坏没有收，第二年麦子又歉收。这时学校的灶上已停止吃馒头，每天两顿面片，这样可以省些粮食。可是这样却苦了那些年龄小的学生。每逢开饭，两大锅面片抬出来，大个子学生每人抢一把长把勺子，专捞面片。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捞面片技术也高，用勺子一挂一捞，把面都捞在碗里了，等到年纪小的学生挤到跟前时，只剩下半锅稀水了。
以后天气继续大旱，每个月的面也“对不起了”。我就开始“跑灶”。每星期天回家背点红薯面饼馍，由母亲烙好卷点韭菜花，背到学校，每天啃点干饼馍，喝点开水。开始时，父亲还给几毛钱，每天到街上花5分钱吃一碗绿豆面面丸子汤，后来几毛钱也没有了，就只啃馍，喝些开水。
就这样捱到秋后，家里连红薯面也供不起了，父亲就让我回到老家，不上中学，失学了。
第二年旱灾仍继续，我当时13岁，在家农活也干不了，再加上河南水、旱、蝗、汤，到处是灾民和逃荒要饭的人，我也找不到什么活干。这时父亲就还让我去麻屯小学，再上小学。我觉得自己已是中学生了，哭着不想去上，可是父亲执意让去，“人家小学老师可教不了你了。”在父亲逼迫下，我只好又去上小学。上了两个月，我听说西安几个国立中学，在西安招收灾区学生，这些国立中学管吃管穿，我便串联了水泉村的表兄杨灿文、杨青元和李瑞等，跑到西安去考国立中学。
流浪生活
1941年夏天，我和表兄杨灿文、表弟杨青元等五个学生流亡到西安，准备考当时的国立五中。
从洛阳起程，背着行李，带着干粮。当时我13岁，是第一次出远门。由洛阳挤上向西去的难民火车，活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一个紧挨一个挤在火车上。当时的陇海路是一条“饥饿的走廊”，从黄河泛区逃出来的难民，成千上万躺在铁路沿线。到处是乞丐，到处是饿死的难民尸体。这种大饥荒的惨状，给我幼小心灵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由于日寇在黄河北向潼关打炮，火车只通到闵帝镇就要下车赶旱路过潼关一段。当时我们几个孩子翻潼关山路，天气又热，路上还要小心日本飞机轰炸。整整走了两天，才到东泉店车站。准备再扒火车向西安，可是到了东泉店，铁路上根本不卖票，由成千上万的难民自己往火车上扒。我们五个人，大家商量由我看守行李，他们扒车，占好位置再叫我上车。不料火车来后，大伙一拥而上，挤进去的出不来，挤散的也互相找不到。结果他们四个孩子挤到车皮顶上了，却把我剩在下边站台上，还有四个行李。我正在跑着喊他们，火车开了。
就在这天晚上，天又下了大雨，我一只鞋子被水冲走了，光着脚去饭摊上买了两个包子，刚要往嘴里吃，却被一个难民要饭的孩子抓走了。他大约比我小两岁，一双眼睛胆怯地看着我，而且先向包子上吐了两口吐沫。我默默地离开他。
我背四个水湿行李，到一个席棚下去避雨。刚到里边不到半个钟头，一个胖女人掀开草帘子向我要5毛钱。我说只是在这席棚下站一会儿，她说站一会儿也要掏钱。我身上已经没有几毛钱了，我不敢给她钱，只好带着四个行李站在大街雨地里。
这一夜在东泉店车站，对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可真够受了。身上被大雨淋湿又暖干，暖干又淋湿，要不是四个行李，我真的要跑了，可是我不敢跑，也没有地方跑。第一次离开家，西安在何处，火车怎么搭？根本不知道。这一夜使我长大了许多，什么是战争，什么是饥荒，人是怎么饿死的，这一切一切，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把这些经历，后来大多写在《黄河东流去》这部长篇小说里。
在东泉店车站大雨地里站了一夜，到黎明时雨住了。这时我又看到遍地的死尸。他们都是河南逃荒出来的难民，就在这样的死亡线上，人们还有热烈的同情心，我向那些难民伯伯叔叔们诉说了我的遭遇，他们居然帮我挤上难民车，又把四个行李递给我。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到哪儿没有行好的人！”
到了西安车站后，人家下车，我也得下车，背着四个行李。就在这时，我的表伯杨竹筠找着我了。他们说在车站找了两天，也查过车站附近的小旅馆店铺，今天方才找到。
在西安流浪了一个秋天和冬天。到南院门国立中学报到处报了几次名，人家只收沦陷区学生，不收河南灾区学生。最后一次我们用孟县淮庆土语去报名，仍然不收。住在北关一家铁工厂里，给人家帮忙。后来一天连一顿饭也没钱买了，别的几个同学都有亲戚在那里，他们有地方吃饭，我只好又只身扒上火车回到洛阳老家。
到家里后，我的母亲正躺在床上害着一场大病。我的回来，对她的病还是起到好的作用。儿子回来了，她不用思念了。到了第二年母亲身体渐渐好转，大旱灾仍然在继续。这年夏天，父亲决定让我去当学徒，主要是找个吃饭地方，能保住命就行。
我被送到洛阳东车站附近一家“恒源盐栈”里当学徒，这年我才15岁。经理叫李玉华，是同乡。盐栈主要是盐行，和旅栈差不多，住很多运盐的客人，我们就是侍候那些贩盐客人。
我当时在盐栈里负责看茶炉，早上买菜。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师兄叫李宝才，他也爱好文艺，看到不少新小说。经他的介绍，我开始阅读新小说，也注意当时报纸的文艺副刊。
在洛阳这一段学徒生活期间，我接触了一部分城市文化。当时，从北平、天津流亡到洛阳的文艺团体很多。我第一次看了话剧，看了常香玉、崔兰田的豫剧，听了很多名家的曲艺、相声、评书。这些对我后来从事叙述文学起到了直接影响。
因为是个盐栈，接触到各种人，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流，包括国民党的警察、税吏，还有脚夫牙行都接触过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的社会生活。
在洛阳当了将近二年学徒，到了1944年夏天，洛阳沦陷，盐店被迫倒闭，我又失业了，只好回到洛阳乡下老家。
到了这年冬天，我在乡下结了婚，爱人姓董叫董冰，是个乡下姑娘。她家是中农，父亲是精通庄稼的农民。他的形象我已写在《黄河东流去》中的海老清身上。
1945年日本投降，我无处可去，只得到麻屯镇父亲的杂货店中去帮忙。这个杂货店是镇上邮政代办所，我在里边主办邮政业务。每天负责收信发信，分送杂志、报纸。这给我带来了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每天能读到《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华北新闻》等报纸和副刊，还能读到《观察》、《书报菁华》等十几份刊物。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这些知识见闻在镇上已经是很少见了。因此说在南麻屯邮政代办所这一段，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决定作用。
民间文艺的洗礼
我回到麻屯镇上，是1945年。在这以前我接触到文学知识最多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洛阳西大街的“聋子租书店”，一个是我三姐家。聋子租书店是洛阳一家老店，专门出租给店员、中学生一些文艺书籍。他店内有七八千册书，有一半是张恨水、冯玉奇、无名氏等人的小说。和他认识以后，聋子知道我当时已不看张恨水等人的小说了，就把当时“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书店”等出版的书租给我。聋子很有意思，他听觉虽然不好，脑子却很好。他文学知识比较广博，读书不少。我在他那里主要把四个作家的作品差不多全部读了。一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贵族之家》、《猎人日记》等20来部书。二是狄更司的《大卫·考柏菲尔》、《双城记》等七八部小说。三是左拉的《娜娜》、《小酒店》等十几部小说也读了。还有一个作家就是福楼拜，他的作品我虽然读得不多，印象却极深刻。因为他写的严谨，语言文采斑斓。所以我把《包法利夫人》是作为精读作品读的。
聋子书店俄国的小说不算多，像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就不多，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等还有。另外，像《苏联作家七人集》这些书当时还能租到，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他那里却没有，都是我在解放以后读的。
在聋子书店租书读有个好处，还书时可以和他聊聊，他还有很好的见解。可惜解放后这种租书店不多了。不是连环画，就是剑侠流行小说，所以在解放后我很怀念聋子，我在他那里差不多租读了200多部小说，而且每读一部书，还能讨论讨论，帮助消化吸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艺沙龙形式，不过就是简陋一些，但其作用是一样的。
我第二个读书源是我三姐那里。她原来的公公是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的。他早年病死，家中却有一大部分文学书籍，还有一部分当时出版的哲学书籍。这些书也成了我在农村中的精神食粮。
此外，对我文化上进行过帮助的还有我的堂兄李儒汉。我们是吃一锅饭长大的。后来他考入国立十中，每学期总是把他的高中课本寄给我，让我在家自修学习。后来，他上了医科大学，还不时寄些杂志给我读。
我在麻屯镇上的邮政代办所和杂货店里，还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在洛阳西北邙山上，有几百个农村的“出门人”在陕西、甘肃、新疆一带做小生意及手工业工匠。这里边有打壶的（白铁匠）、补锅的、木匠、铁匠、种花的（种牛痘）、挑竿的（卖袜子腿带的）、背京货包袱的和卖药的。因为洛阳人多地少，农业收入养活不了一家老小，所以全村几乎有一多半劳力都走陕甘谋生。这些人都是每年过罢元宵节出走，到冬天年节前才回来。很像吉卜赛人，到处流浪，谋生能力也极强。他们一年总要汇回家几次钱，都由我转给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因此这些人家属，看见我总是很欢迎的。一是带给他们“出门人”的信息，二是只要我去送挂号信，总有汇回来的钱。再一点就是我要帮助这几百家家属给他们的丈夫和儿子写信。通过写信，这几百家的家里生活、俗习、人情世故我都系统了解了。我当时虽只有十六七岁，但由于接触他们的家庭内部事务，已经是很懂事的孩子了。另外，这些人过年回来后，总要把他们传奇式的经历向我讲一遍。这些经历都带有传奇味道，比如他们在西藏怎样做钢枪，怎样卖银首饰。还有他们怎样在当地少数民族中生活。在陕西、甘肃一带的河南农民和逃荒者，怎样在那里创业，在那里行骗。可惜这些故事我都还没有在小说中表现过，《黄河东流去》只写了逃荒难民的流浪生活。
在麻屯小镇上的三年多，我还广泛接触到民间的各种艺术，这些民间艺术对我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一是民间戏曲。河南梆子、洛阳曲剧，这些都是我所热爱的。我们麻屯镇上有个演曲子剧的“海神班”，我是这个农村业余剧社的积极分子。我的同学牛景瑞、宋绍先、宋甲戎都是剧社中演员。我有时还给他们编新戏。那时编的戏都是因袭旧剧目的老套子，记得有个叫《陈步云》的戏，大概还演了一阵子。
洛阳在历史上是通都大邑，民间文娱活动很多。有高跷、狮子、旱船、京洛大鼓和排鼓等。
排鼓是八面大红鼓、13面锣，还配有大铙大钹等铜器。这种“鼓舞”大约是几千年传下来的古代“钟鼓之乐”，气势雄浑豪宕，节奏明快激昂。这种鼓的鼓手大多纹身绘面，跳起来擂。观众只要听到鼓声，就不约而同地要跳起来。我说过多次希望音乐家们去采访一下这种古老的“鼓舞”，可惜都没有办成。
我曾经总结过我的小说风格，有浑朴、舒徐、明快的味道，其大多原因是受到河南地方戏曲、民间音乐的影响。一个人的文章风格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是潜移默化的，有时甚至带些神秘色彩。
我的第一篇小说
1945年以后，洛阳市办起了几家小报。其中有《行都日报》、《阵中日报》等。我是邮政代办所的，每天管订报送报，这几份报纸当然是每天必读，特别是它的副刊，麻屯镇上的几个同学，他们也是文艺爱好者，他们有的当了小学教员，有的当了店员，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和报纸。
那时我的一个朋友叫董孝享，他在洛阳明德中学教书。他发现我的文学爱好和积累的一点知识，就鼓励我写作向报社投稿。
麻屯镇是个文化落后的浅山区，给报纸写稿的人根本没有过。不过，我当时也想试试，我读过鲁迅先生的自传，也读过他一批小说。也读过巴金、冰心、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我喜欢那种清新、平实的语言，也想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思。
在1946年，那时我正在热心钻研历史和古典文学，因为我的祖父是熟悉历史和古典文学的，所以在他年老回家后，还经常给我讲这方面的文章和知识。我精读了《史记》、《资治通鉴》和《袁了凡纲鉴》，又读了《东莱博义》、明清的笔记，也读了一些像《随园诗话》、《饮冰室文集》等。对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桐城派的方苞、魏源、龚自珍等人，十分仰慕。就在这时候我读到文徵明的一首《满江红》的词，这首词是翻案词，主旨内容是说岳飞被害的罪责不光是汉奸秦桧，还有当时的皇帝赵构（即宋高宗）。文词中有“念二圣既还，此身何属？”的句子，说明宋高宗怕岳飞胜利，怕把徽、钦二帝救回；救回了，高宗本人怎么办？他就当不成皇帝了。文徵明直指赵构，确实算有识见。因此我就根据这首词的主题，又加上我对宋史的了解，写了一篇历史小说《金牌》。当时也没有稿纸，白麻纸上写了厚厚一叠，约有1万多字，就托邮差捎到洛阳《行都日报》编辑部。
我当时和玩的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会发表。可是过了没几天，《行都日报》辟了专栏，竟然刊登了。因为报纸小，还连载发表。当时我用的名字叫李竹溪。当我拿到报纸，看到用铅字印出来的文章时，我大声喊叫起来……
此后又写了两篇散文，也在报纸上发表了。到了1947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由于国内形势，报纸副刊也不办了，我就停止了我的业余创作。
这时我的亲戚表侄石黎明，不断从解放区太岳五分区回到北邙山一带。他比我大两岁，原是洛阳复旦中学的学生，1943年到解放区，这次回到洛阳是做地下工作，我们见面后，经常聊天，他对文学也颇有爱好。他对我近年一直没有离开书本，潜心自修学习，深表同情。他不断回到太岳区去，回来给我带些太岳新华书店出版的书籍，其中也有不少文学书籍，如《虹》、《青年近卫军》等。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读到了赵树理等同志的作品。他用群众朴素语言写作，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1948年底，洛阳解放，我在石黎明同志帮助下参加革命工作。先在豫西分区，后转入洛阳银行。这时我开始做经济工作。我热衷于银行的信贷和货币计划管理工作。我在洛阳银行任股长。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我被洛阳银行个别有极左思想的领导干部所诬陷。我当时是满怀一腔热情参加革命工作的，工作还做出成绩。但他们的分析是李某人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还是商人，商人嘛，当然是唯利是图，因此就罗织罪名把我确定为“重点”，进行残酷斗争。我的工作是管理国营企业计划，根本不沾钱的边。可是他们不管这些，一直逼供，把我关了半年。但我由于读了些古文和现代文学，比较注意个人名节。不管再受肉体摧残，我一文钱也没有乱承认！
最后证明我是廉洁的，我没有贪污、受贿过1元钱。在那黑屋子关闭的半年中，书不能读，报不能看，只能用吸烟的火柴杆在墙上背诗句。大约就是这半年，我学会了思考。
“三反”运动结束后，我实在不愿意再回银行。我真不愿意再看到那些打“老虎”的“积极分子”们。打了那么多“假老虎”，现在见了人家的面，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只是龇龇牙笑笑。他们的良知是怎么样想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替他们难受。一个顶天立地人，总该有些负疚，有羞耻之心吧？我一生没有打过人！包括我的六个子女，没有骂过人，吵过嘴，包括和我生活40多年的老妻，她是农村妇女。我总觉得人长两只手，是创造劳动、创造世界财富的，不是残酷打人的！我现在经常看我的两只手，我觉得它可以不砍掉！
我一生不会报复人，对那些“可怜人”，我采取的办法是不见他们，宽恕他们，他们太没有文化了。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残酷“武斗”的人。他们打了我，我不恨他们，我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意识！也恨我自己不能把手中这支笔，变成一千支笔，多教化些人，多宣讲些人道主义和人类之仁和爱。
走向文学的历程
1952年我调入洛阳市干部文化学校做教书工作。我当起教员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要求。教师这个职业可以说是我的祖业，我们家四个教师。祖父、伯父、叔父都是教师，我们家大门上的对联写着“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另一个原因，大约是银行领导觉得像我这样出身的人，“不适合做经济工作”！我真应该感谢上苍了，难得他们有这个看法。
到干部文化学校后，精神上舒畅多了，四个教师，两老两少。都是和书本打交道的人，多了一点清气，少了一些官气、俗气。我教初中语文，学生都是文化低的工农干部学员。这个学校每天早上两节课，白天一整天无多少事情。这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因为我的学生都是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成年人，我就试办了一种“速成写作法”。先让他们讲自己的身世经历，然后根据这些经历，找出重点段落，写成连续自传体小说。学员们对这个办法非常欢迎，写作热情也高。就在这年冬天，《河南日报》上发表了两篇自传体小说。一篇叫《割毛豆》，另一篇记不清了。当时在河南学校中产生了影响，不少学校还来信要求介绍这种“速成写作法”。
就在这时候，我自己也开始了创作。那时候在课堂上讲赵树理同志的小说，孙犁同志的小说。还有，当时读到秦兆阳、马烽、康濯等同志的小说，觉得实在有些技痒。凭我的文学素养和生活积累，我觉得我也可以写出这样的小说。
1953年上半年，我连续发表了10篇短篇小说，大多发表在《河南日报》上。其中有《卖马》、《送鞋》、《送穷故事》等，这些小说都是二三千字，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新人新事小故事”。但我写的每一篇都发表了。几乎没有过一篇退稿。
1953年秋天，中央发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初步提出了农民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改造。这在认识上比之土改时对农民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农民不单是诉苦会的“苦主”，农民有两面性：有勤劳朴实的一面，还有自发走资本主义的一面。同时提出农民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可以走向社会主义，也可以走向资本主义。而且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习惯熟路。我当时对研究农民阶级的特性非常有兴趣，对《学习》杂志上的辩论，每期必读。因为有这些认识，再加上我的族兄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写成了小说《不能走那条路》。
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叫宋老定，故事是通过宋老定买地的情节展开。总共有1万多字，写好后寄给《河南日报》。据《河南日报》的编辑老曹和王五魁同志过后讲，原来他们看了小说稿子后，觉得人物、语言都很生动，但对农民有“批判”之意，不敢发表，后来总路线公布，才大胆发出来了！
小说先由《河南日报》发表，后来《长江文艺》先转载。以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继续转载。据说当时毛主席看了这篇小说，还作了批语。就这样全国30多份报纸、20多份刊物相继转载，还选入这年的初中语文补充教材。
当时单行本的小册子就印了几十万册。这年冬天还编成曲艺、坠子、话剧、豫剧、河北梆子等多种剧种。到第二年又改编成电影，由老导演应云卫先生拍成影片。
这以后，我虽然写过30部电影，将近200万字的长、短篇小说，但其轰动情况，都赶不上《不能走那条路》。回想起来，这也是可笑的。究其原因：一、小说写了当时总路线的内容，当时全国不管城市农村都在关心这件事。二、小说发表曾引起文艺界的不同看法，《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争鸣文章。三、当时文学作品太少，好的小说也少，人们也没有很多电影、电视看，所以小说很容易“家喻户晓”。四、《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语。那时候听说毛主席还亲自作了按语，这样各地方报纸都发表了评论，单是评论全国不下百篇。除了这些政治及社会因素之外，小说语言比较朴素流畅，人物特别是宋老定写得还有点个性，因此大家也易于接受。
以后《人民文学》的编辑同志和我谈起来说，读了小说他们都以为我是个中年以上的人，没有想到我才25岁。我想这个错觉，一方面是由于我写老年农民的内心比较逼真，其次，是他们从文字的洗练程度来判断的。事实上我已经在文学这条道路上，盘桓了十来年了。
1954年我从洛阳文化干校调入河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34年。1980年我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还是当专业作家，一辈子没有戴过“乌纱”，当过官。我的写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学习时期，作品有《不能走那条路》、《孟广泰老头》，中篇《冰化雪消》、《信》、《灰色的帆篷》，电影《老兵新传》、《小康人家》、《前方来信》等。第二个时期是接近成熟时期，作品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两匹瘦马》，电影《龙马精神》、《李双双》等。打倒“四人帮”以后这十年是我的反思时期，作品由甜腻转入苦涩。这期间的作品有小说：《王结实》、《芒果》、《飘来的生命》，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电影《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和李存葆同志合作改编），还有没有拍摄的电影剧本《荆轲传》、《吉鸿昌传》、《冤孽》等。
前些年我不幸害了一场病（脑血栓），经过三年治疗锻炼，身体已大体上恢复。我准备写我的新小说《天宝遗事》和《三国演义》的电影剧本。我现在每天还能写2000字，我将写一批新的历史人物，特别是要探讨一下中华民族在盛唐“黄金时代”，为什么创造出那样举世无双的光辉灿烂时代！为什么又那么迅速地烟消云散！我熟悉这个时期的几百个历史人物，特别是我已经找到打开盛唐时代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