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国的铮铮铁汉

葛一虹

今天参加这个集会，我是带着很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西曼先生的。他比我年长十七八岁，是我们的老师。我在重庆1939年开始参加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他在很多地方给我们以帮助。西曼先生的名字，我早在1935年就知道了，他是中苏文化协会的创办人，我那时候在上海搞学生运动，从事左翼文化工作。记得1936年春的一天，到八仙桥青年会参观苏联版画展览会，看到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杰作，印象极为深刻。那是第一次在我国公开介绍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成就，轰动一时。鲁迅先生曾在《申报·自由谈》上对此壮举撰文大加称誉，并为后来出版的《苏联版画集》病中撰写了序文。而这个展览会就是西曼先生组织的。此前不久，还印行过一本厚书，《普式庚百年纪念集》也是他发起编辑的，他自己还译过几首诗发表。大家知道在蒋管区介绍苏联、宣传苏联，从来是困难的，甚至有风险，可是西曼先生走在前面，热情地挑起担子，做出了不少贡献。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到了重庆，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办的杂志——《中苏文化》的编辑工作，西曼先生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多的。我个人回想起来，非常感谢他。我编刊物的时候，他经常写文章；他参加的各种社会活动，我们也都知道。

刚才有位先生说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民主运动的一个中心，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那幢位于市中心中一路的两层小楼就是西曼先生入川后，在房荒严重的情况下奔走寻觅租下来的。有了这个房子以后，对很多集会、很多活动都提供了方便。毛主席1945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第一次与群众公开见面就是在中苏文化协会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参加的鸡尾酒会上。在那里，平日经常有社会活动家、文化活动家的集会召开，楼下几间屋子则不时举行各种书画展——有名的解放区木刻展就是在那里与观众见面的，苏联新影片更是经常在那个小院子里放映。由于人来人往，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去年我回重庆时还看过一下这个地方，这所房子已经保存起来，但是已经很破烂了。当时我们就向重庆负责同志建议是不是可以把它恢复起来，我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当时西曼先生就住在中苏文化协会楼上左侧的一间仅有约十平方米的小屋内，起居饮食，读书写作，接待客人都在那里。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人去看他；同时那个地方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特务很多，特务很注意那个地方，往往在开会中间特务就来参加，包围他，可西曼先生毫不在意。他生活简朴而怡然自得；他为人正直，态度鲜明，拥护三大政策，时或发表亲苏联苏的言论，闻者为之动容，但为群小所忌恨，得间便出而捣乱破坏，有次竟当面对他加以辱骂。据说为了软化他，还有以高官厚禄企图来拉拢他的。然而西曼先生立场坚定，我行我素，毫不动摇。西曼先生终身奋斗的目标，是努力搞三大政策——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对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他是极力地无处不在地拥护的。那个时候重庆的反苏空气是很浓厚的，他也不怕。西曼先生与党的关系也是非常深的，他的的确确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个人。他以他人格的力量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田汉同志为他所作的墓志铭有句云：“权位不动，威武不屈，反帝反封建，四十年如一日。”西曼先生真是一个爱国的铮铮铁汉！

我觉得西曼先生除民主运动以外，对文化艺术方面的兴趣也是很高的。在重庆有很多集会，电影界的、戏剧界的、文艺界的，他往往参加。而且他会作诗，常朗诵诗。我在中苏文协初任《中苏文化》杂志常务编委，曾多次编发过西曼先生的诗文。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归返上海主持分会的工作，他滞留重庆时期曾将杂志《民主与科学》委我印行沪版。后来他回到南京，我们举办的一些活动，诸如高尔基纪念、普希金纪念等等，他都曾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并即席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1949年春他跋涉万里来到解放了的北平，我曾到招待所看望他，小别重逢，已换了人间，多么的高兴！接着七月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在怀仁堂还曾和他匆匆说过几句话。他是从医院里请假来开会的。殊料旬日后肺癌这恶魔竟夺去了他的生命，哲人其萎，深为之痛悼。在协和医院向遗体告别时，我不禁失声落泪，忘年相交二十载，我有幸得到他很多帮助，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西曼先生的确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老前辈，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西曼先生一生译著甚多，希望能编印文集出版。倘能有一本记述他可歌可泣事迹的传记问世，那就更好了，是可以作为很好的纪念贡献于后世的。

（1985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