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张西曼

杜建时

我是1931年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的。这个大学是前清时创立的，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在北京，第十期就迁到南京。那是在1927年以后，蒋介石掌握了政权，陆大十期就移在南京薛家巷，是在那儿开学和毕业的。

陆军大学是当时国民党的军事最高学府，学生均是带职的、上尉以上的军官，到陆大来接受高级参谋和指挥官的训练。因为陆军大学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学校，所以要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陆大校长杨杰（字耿光）就特邀张西曼先生在那儿讲课。他讲三民主义，是先从孙中山本人讲起，讲到三民主义，再讲到三民主义的变化。他说三民主义的要点是民生主义，他说：“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不能使人民安定，不能使人民长知识，求进步，都算不了好的政党。”这些话我至今不忘。西曼先生解释民权主义，就是需要人民有权，而不是由一人说了算，民权必须掌握在人民手里，因此人民要掌握民权，就必须要有知识，所以他就重视民权主义。西曼先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但是他说国民党对民生主义不但不做，而且不谈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当时我很受感动，因为我是东北军去的，脑子里对新的革命理论容易吸收，我对这位老师非常尊敬，虽然他只比我大十二三岁。每逢上他的课时，我总坐在第一排。他虽没有明白说共产党怎么好，但是他认为国民党好就好在实行新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应当实施新三民主义。话里话外都是对国民党的批评。西曼先生常给我们讲苏联、讲十月革命、讲列宁。我记得有人指责说：“张西曼在讲课中宣传苏联、宣传社会主义。”结果是杨杰出来顶住了，还继续让西曼先生在陆大教书。

杨杰对我很好，因为我功课不坏。他的秘书陈××和我很接近。上面的情况是杨杰的秘书告诉我的。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人来校听课，认为张西曼确实有宣传苏联、宣传社会主义的言论。党部告诉杨杰，让他注意这个教授。杨杰说讲三民主义就得讲苏联，学生自己有分析能力。我曾和张老师在闲谈中暗示这些情况。西曼先生说：“是非分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态度非常坚决。他继续在那儿上课。他教我们这班时，同时教第十一期。我们这班毕业了，第十一期没教完，他就走了。记得我到张老师家去过，同时去的还有两个河北省的学生。

说到张老师，他是受人尊敬的，他对苏联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他坚持他的主张。我们非嫡系的同学暗地里评论他，说张老师三分之二是国民党，三分之一是共产党；也有的说他二分之一是国民党，二分之一是共产党。

当时在陆军大学的教师，如战术、战史、后方、勤务等课的教师都是德国人，中国教师不多，所以一般同学对张西曼先生都很亲热。当时的同学中，我是较小的，同学中还有郭汝瑰（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张锡田（现任民革中委）、黄翔（现任民革常委）等少数几个人在国内，更大多数在台湾和美国。

关于黄埔军校与陆军大学的区别是这样的，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头五期因学校设在广州黄埔，所以叫黄埔军校；五期以后改名叫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从中央军校毕业后，还得工作到上尉以上的级别，才能报考陆军大学．我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在1939年到1940年曾担任黄埔中央军官学校长沙分校的主任。陆军大学开始是杨杰任校长，后来由蒋介石任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那时我不理解，杨杰请张西曼到陆大教书为什么，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他们的思想一致。1949年杨杰经香港来北京参加建国典礼时在香港被特务暗杀。说到西曼先生讲课，我们没有人不佩服的，他讲课必须把一点讲透才放下。

后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我又见过他。当时我已担任国民党的国防研究院主任，该院院长是蒋介石，没有副院长，我就是实际负责人。当时我们在中苏文协谈话不方便，每次都是出来碰头，然后我用小汽车送他回去（当时重庆有小汽车的人是不多的）。我还请张老师到国防研究院去过，至于是请他吃饭，还是请他演讲，记不清了。西曼先生挺令人尊敬，国民党人中凡是头脑清楚的，都很尊敬他。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总一〇九）3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