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试探

一八六〇年春，太平军如海啸般往上海扑来。上海附近一名中国观察家写道：“火光烛天，哭声震地。” [1]叛军脱下官军打扮，从天京往东进发，未遇到溃败的官军抵抗。李秀成的部队横扫江苏，当地防守民兵吓得鸟兽散，一座座城市落入他手里，城中满是过去几年为躲避战火从更上游逃难而来的人。他们将官军赶到丹阳，并于五月十九日拿下丹阳后，迅即顺长江而下，一星期后拿下常州，又三星期后拿下无锡。但他们最想拿下的城市是苏州，这个大运河畔著名的园林城市战时人口达两百万，可为太平军挹注庞大生力军，城内的商贾则家藏珍宝。这支太平军势不可挡；李秀成的部队从无锡往苏州进发，一八六〇年六月二日来到苏州城墙外时，城里的支持者直接开城门欢迎新主子，忠王兵不血刃拿下这座园林城市。

这支太平军所经之处，居民面临的是跟数百万已卷入这场战争的人民一样的选择：如果特别不怕死，可以和邻居一起加入民兵，迎击太平军，保护自己的村镇，尽管面对太平军大军压境必定毫无胜算；也或者可以改发式，向叛军表态效忠。清朝要所有男子薙发留辫，太平天国叛军则披头散发，不薙发，不垂辫，且往往编以有色丝带，以示反清之意。许多农民两边都不想得罪，于是太平军入主时留起长发，但把长辫盘起藏在长发中，一旦官军赶走叛军，仍可放下长辫，剃掉顶上头发，以免遭官军视为“长毛”而被处死。

但有一定身份地位者，有不同的路可选。清朝的存亡攸关他们能否保住财富和地位，叛军的得胜令他们担心会失去一切所有。他们是最可能自杀的人——苏州等城陷落后，就有大批这类人自杀。如果在其他地方有地，他们可以设法举家迁走以保性命（缠足老母亲最难搬迁）。但随着叛军势力扩及江苏全境且南下进入浙江，可避难的地方已所剩无几。有办法的人逃到上海公共租界，受为数不多的洋人保护。但即使在公共租界也非高枕无忧，当地居民盛传，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达百万之众，正往上海进发，万艘太平军小船密密麻麻，整整三天才通过同一处江面。 [2]

 

到了一八六〇年春，通商口岸上海已有超过五十万华人居民，而随着一波波难民涌入租界，华人居民数目急速攀升，带来严重的卫生和居住问题。上海位于江苏省最东边，境内沿黄浦江分为四个区，黄浦江在北边约十五公里处注入长江口，然后流入大洋。最南区是上海县城，在鸦片战争带来洋人租界之前，县城就是上海全境。县城由一圈约略呈圆形、高七·五米的城墙环绕，城内充斥着曲折窄小的街道。上海开埠后，县城仍由清朝当局治理，上海大部分居民住在县城内。

从县城沿着黄浦江往北，即进入法租界，再往北则是面积更大的英租界。法租界里林立着紧挨在一块的中国房舍，英租界里，黄浦江畔有一段已开发的滨河区，名叫外滩，外滩上林立着码头、仓库和办公处所，时时都可能有两三百艘船停靠于这段河面。英租界呈工整的棋盘状布局，有跑马场、新教教堂与海关，土地面积和上海县城相当。英租界位于东边黄浦江和北边苏州河（又称吴淞江，黄浦江支流）交会处。最后，越过苏州河，即来到界限不明而人烟稀疏、大部分是沼泽地的美租界。 [3]

洋人定居人口通常在两千左右，另有暂时居留但人数因贸易情况和一年不同时期而有变动的船员两千人。洋人中英人最多，法人次之，美国人少到可以略而不计（至少在较承平时期是如此），但他们抱怨自己的人数大大少于“傲慢固执、不可一世、道地伦敦佬作风的英格兰人”。 [4]紧挨着上海县城城墙外的人口密集区，也就是所谓的城厢，住了上海最有钱的商贾，尤以靠黄浦江一侧的城厢为然；而往县城以西的地区走，也就是往离黄浦江较远、靠内陆的地区走，不久景致就变成散落于棉田和果园之间的小村落，最后则只见某居民所谓的“荒凉怪异的平野”，一块块水稻田坐落于纵横交错的灌溉小渠之间。 [5]

但再怎么无边的想象，都不可能把它看成一座美丽的城市。新来的英格兰人怀着前往“充满希望与财富的黄金城” [6]的美丽憧憬，却发觉上海是个肮脏而过度拥挤的城市，城里到处是“简单搭建的粗陋房子，房子里充斥不洁之物、热病和恶臭”。 [7]有位初来乍到的传教士说上海是“世上最污秽的城市之一。我没看过像它那么脏污的城市，它首屈一指”。 [8]还有一位传教士要那些想到周边乡间走走的人小心，别被“粪船、粪槽、粪桶、抬粪人”的臭气熏死，因为当地人用粪肥替稻田施肥。 [9]但令洋人居民不敢恭维的上海，却是中国境内最利于从事远洋贸易的口岸。它兼具往来大洋及长江的便利，是国内外商品的绝佳集散地。中国内陆所产的茶叶和生丝，经长江载运到这里出口，海外的棉织品和鸦片运到上海，再转运到中国各地。海外棉织品和鸦片大部分由英国船运到上海，其中鸦片是经印度运来。茶叶和生丝的买卖利润奇高，因而已有人特别建造了世上最快的商船，以主宰对华贸易。但这时，由于太平军顺长江而下大举扑来，上海的英国当局明令禁止与叛军买卖，洋人开始担心他们获利奇高的贸易就要画下句点。

在一八六〇年的上海，地位最高的英国官员是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卜鲁斯。一八五九年兵败大沽之后，他即退避上海。他未能完成换约任命，因而严格来讲不能称作大使，但仍是英国驻华全权代表，而且这时他是掌理英国在华商务的最高主管。英国兵败大沽令他深感难堪，而这场失败有一部分得归咎于他太固执，不肯走北京提议的另一条路线赴京换约（美国大使走北京所提路线，如愿达成任务）。因此，卜鲁斯决意小心使用其在上海的权力，两边都不得罪。对于还在进行的中国内战，他决心保持绝对中立，不与这场战争有任何瓜葛。为此，他明令禁止与叛军买卖，因为深信这样的买卖等于表示英国支持叛军一方。

同时，他也极力避免援助朝廷一方——这么做比较好找理由，毕竟他的舰队就是败于清廷之手。但英国人在上海有利益和投资，而当地中国官员很懂得利用这层关系把英国人拉到清廷这一边。上海的最高阶清朝官员是上海道台吴煦（道台是清朝最高阶的市级官员，有点类似省长派任的市长）。吴煦年约五十岁，身材肥胖。他对于官军压不住太平叛军十分绝望，于是开始游说卜鲁斯，希望英国帮忙守卫上海，抵御太平军进犯。他提醒道，如果太平军拿下上海，会停掉所有对外贸易，把英国移民赶出去。卜鲁斯不想和清朝官府有瓜葛，以免让人以为他破坏中立，但他听人说过李秀成攻打杭州时，杭州街头法纪荡然的骇人情事，担心上海也未能幸免。

麻烦已经出现。最迫近的威胁不是叛军本身，而是逃离苏州与杭州而在上海县城和城厢落脚的大批无法无天的官军。卜鲁斯于一八六〇年报告道，这些败逃的官军“在撤退途中一路洗劫毫无防御之力的村落，借此发泄挫败的怨气”，他担心他们会从内部毁掉上海。 [10]盗贼——不管是官军、叛军支持者或平日所见的坏蛋——会发出太平军来犯的假警报，然后在乱成一团的时候打劫有钱人。如此的情事一再发生。 [11]卜鲁斯写道：“落败的官军、得胜的叛乱分子、县城本身的游民，都干起劫掠富人和正派居民的事。” [12]

鉴于他辖下的租界很有可能陷入混乱，卜鲁斯断定，保护上海——不仅保护租界，也保护与租界相连的上海县城——是英国所应为。上海县城属清朝官府管辖，不在洋人控制范围，但他担心如果县城内的混乱扩及相邻的租界，可能会发生人道浩劫，他认为英国有限度的介入或许可防止此事发生。因此，他请求伦敦允许其替上海县城设防，“以防止杀戮与劫掠之事在此发生，最近杭州城遭叛乱分子攻打时就发生这样的事”。 [13]

同时，他也清楚表明如果英国人着手防御上海，将只限于防御县城本身。在写给伦敦外交大臣的文件中，卜鲁斯提到吴煦想要他先发制人，派一支英军到苏州挡住叛军，他已直言拒绝（法国人则不然，对干预之事看得较随便；得悉新教叛军杀害一名法籍天主教传教士之后，法国人积极调集三千兵力，欲往苏州进发。后来卜鲁斯拒绝支持清朝官府，法国人才取消这个行动）。

卜鲁斯陷入困境。保卫上海，即使只是保护英国公民和财产，都将在实质上为一年前在大沽突袭他的舰队并造成惨重伤亡的清廷助阵。他担心，“最可能减损我们国家名声的事，莫过于对一个完全因为本身衰弱才不致太腐败的政府给予实质支持”。 [14]但随着叛军即将进攻租界的传言变得沸沸扬扬、绘声绘影，英国商人群起高呼要有保护他们的措施。伦敦当局是否同意英国人保护上海县城，卜鲁斯要等几个月才能得到答复，眼前情势危急，他于是自作主张，开始招募志愿军。但那看来无济于事；只调集到几门英国火炮，加上几百名经验不足的志愿者防守城墙。如果传言不虚，叛军大军已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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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希望上海租界成为让中国人见识欧洲人如何善于治理的榜样，但事实也表明，各租界的各自为政、互不统辖（每个国家在自己租界有自己的军队，每个外籍公民都只受该国机关管辖），也成为较不守规矩的外国人心目中的天堂。随着商船进出，交换进来的不只船货，有时还有船员，来自世界各地的游手好闲者群集上海，在不同法律管辖区的三不管地带落脚。诚如某位美国年轻人在上海待了几年后，以惊愕口吻向母亲描述的：“这里的街头充斥着加州人、从事滑稽说唱表演的黑人、赌徒、职业赛马骑师、最糟糕的男女……这里有可能在不久后成为第二个旧金山，初期的旧金山。” [15]

但有些洋人坏到连上海都无容身之地。有一支非正规部队的成员，就是这类洋人。他们在上海完全不受欢迎，一八六〇年春开始在上海西边约二十公里处一个遍布烂泥的村子操练战技。这支部队有约两百名欧美人，身上的制服形形色色，说明了他们出身的庞杂。有些人穿英国陆战队笔挺的红外套和深色长裤，有些人穿法国水兵的蓝上衣和白喇叭裤，还有些人穿商船船员的灰色破烂衣服。 [16]至于武器，他们有柯尔特连发左轮手枪（Colt revolver）和夏普斯连发卡宾枪（Sharps repeating carbine），他们的目标是太平天国手中的松江镇。松江位于上海西南约十五公里处，与上海西北的青浦同是有城墙环绕的战略要地。想从杭州或苏州进攻上海，必定要以松江或青浦为踏脚石。他们的赞助人是以银行家杨坊为首的一群上海中国商人。杨坊以每人每月一百元的天价薪饷雇请这些佣兵，在重金利诱下，自然有职业军人跳船，加入这支主要由最低劣商船船员组成的部队。除了高薪，赞助者还承诺，只要这支洋人部队击败驻守松江的太平军，将他们赶走，就给予十多万元奖励，外加他们能在松江洗劫到的任何东西。

招兵买马组建这支部队的是快满二十九岁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他也成为这支部队的第一任队长。他来自马萨诸塞州气候阴沉、常有暴风雨的塞勒姆（Salem）。塞勒姆的经济以航运业为主，曾称霸对华贸易。但到了华尔年轻时，塞勒姆已没落许久，只能在遭到盐分侵蚀的褪色记忆里回味往日的荣光。华尔生长在一栋日益破败的大宅里，而美国小说家霍桑的表妹住过的“七角楼”（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与这栋大宅只隔了几栋房子。在霍桑一八五一年的同名小说中，这栋房子生动呈现于读者眼前。透过《七角楼》，霍桑不只体现了塞勒姆的哥特式风格，也体现了十九世纪中叶新英格兰地区的哥特式风格。华尔有着深不可测的黑色眼睛和盖住耳朵的浓密乌黑长发，时时流露出他北方老家的阴郁气质。

华尔打造洋枪队的典范是被称为菲利巴斯特（filibuster）的人，他们是十九世纪中叶在中美洲煽动或支持叛乱的美国军人。与纯粹拿钱办事的佣兵不同，菲利巴斯特不只为薪水而打仗，他们还怀着自建政府、自己当家做主的憧憬。华尔早年想走传统的军人生涯，但未能如愿。一八四六年报名西点军校未获录取，在佛蒙特州的私立军事学院诺里奇大学（Norwich University）读了一年，没有毕业。 [17]他真正学习到军事技能是透过更不正规的途径。一八五二年他长途跋涉来到中美洲，投入恶名昭彰的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麾下。沃克于一八五〇年代初期找来一些美国人组成一支小部队，在尼加拉瓜挑起内战，为的是推翻该国政府并在当地建立一个“洋基国”。 [18]华尔在沃克麾下打仗，一八五三年担任他的训练官，一年后离开，自己出去闯——若是晚点离开，将有幸看到他的主子终于在一八五六年征服尼加拉瓜，当上该国总统。但由于这类部队未得到强权正规军的支持，他们的成功通常维持不久。一八六〇年春华尔开始在上海郊外训练他自己的菲利巴斯特部队时，英军已逮到沃克，以违反中立法的罪名将他拘禁。华尔在中国首度投入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后不久，他的恩师在地球另一端的洪都拉斯遭行刑队处决。

中国这场内战为有心成为菲利巴斯特之人提供了大好机会，而且过去由于跨洋贸易，上海港与华尔的故乡有过紧密的联系。他在躁动的青少年时代来过中国，一八五九年再度来到中国投入这场战争。他根据在国外听到的中国的情况，打算加入叛军推翻满清。 [19]但来到上海，他发现很难与太平天国接上线，于是在法国汽船“孔夫子”号上找到工作。上海有些中国富商雇用“孔夫子”号保护他们的事业，以防长江上的盗匪打劫。打击河盗不久，他们就开始组建陆上武力来保护上海外围城镇。华尔和“孔夫子”号船长两人被当地军事当局吸纳为辅助打击部队，听命于上海道台吴煦。

于是，华尔最终站到了朝廷这一边（尽管并非直接支持朝廷），开始招募欧洲人、美国人和菲律宾人加入洋枪队，在紧邻上海的地区打仗。他以冒险家自居，穿紧身黑制服以配合黑色长发，不戴徽章，带轻便手杖当随身武器。他的军队属非法组织，公然违反了中立规定，而且他招募了许多逃兵，因而他的手下受伤时不能赴上海求医，以免被关入牢里，交付军法审判。 [20]但只要他和他们不介意在公开战斗里杀死一些中国叛军，将有一大笔钱等着他们放入口袋。

自英国打赢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就近乎迷信般地认为，洋人武器较强，洋人较会打仗。由于这一观念，在支持华尔的那些中国人眼中，这支洋人民兵部队——尽管相较于敌人兵力小了许多——战力不容小觑。更重要的，他们希望敌人也如此看待洋人部队，一旦碰到白人对手，会心知不敌而直接后撤或投降。他们要华尔的洋枪队打前锋，万余名官军紧跟在后，攻打一座座城市，并在洋枪队攻破城门后，由官军攻进城里，派兵驻守。这种打法过去即出现过；早在一八五三年，就有一位美国军人报告道，他在广州附近见过一名要麾下军官扮成白人以糊弄叛军的中国指挥官。那名指挥官当过英格兰人的仆从，还跟主人去过英格兰，在那里学到一点英语和英国人的穿着。指挥官告诉这位美国军人：“叛军以为我是英吉利人——美利坚人，都一样。在那面墙上，我第一人（On that wall, I number one man.）。” [21]华尔的洋枪队亦然：不管他们是老练的职业军人还是跌跌撞撞的醉鬼，最重要的是他们有白皮肤、洋人衣着，以及连发武器。

华尔的洋枪队于一八六〇年四月首度攻打松江，结果令人大失所望。由于没有火炮来轰开城门，华尔打算要他的人趁着黑夜偷偷潜至松江城边，架上云梯，爬上城墙，出其不意撂倒哨兵。但他的人在准备进攻时喝得烂醉，接近松江城时又唱歌又骂脏话又争吵，把太平军哨兵吵醒，于是在要爬上云梯时就被哨兵砍死。 [22]华尔匆匆找了些人递补第一次溃败损失的兵力，并在上海添购了一对半吨重的拿破仑野战炮（亦即美国内战时南北军都广泛使用的那种滑膛炮），然后在七月带着约五百人再度出击，而这一次的出击者包括更多来自帆动力商船的菲律宾“马尼拉人”。在一只流浪狗的掩护下，他的炮手将拿破仑炮对准松江的东城门，天黑时以十二磅炮弹予以轰破，洋枪队其他人摸黑冲进缺口。

但这次进攻的死伤看来比第一次进攻还要惨，因为冲过外城门后，他们发现有一道内城门，内城门走势与外城门垂直，炮击时毫发无伤。于是他们困在墙内：进不了内城门，无法撤退，也无法将拿破仑炮运过护城河。面对上方的太平守军，他们毫无藏身之处；守军无法直接朝他们开枪，但整夜朝他们丢下装了烧着硫黄的陶罐。 [23]华尔的人点燃他们拖来的几袋火药，勉强将内城门移出半米多宽的缝，然后当他们一个接一个挤过那道缝，陷入密集的火力攻击时（有个英格兰人的头当场裂成两半），他们的连发武器发挥了近战威力，使他们得以攻上内城墙，来到城门顶上的安全角落，并守住这个角落一整夜。天亮后官军的援兵终于到来，太平军随之弃城而去。这时，五百名外国佣兵已死去过半，幸存者除二十七人外皆受重伤。 [24]

这不是场大胜，但松江城终究落入他们手里，华尔在夫子庙设了大本营。以松江为基地（兼医疗所），他和他的助手重整旗鼓，从上海招募新血。一八六〇年八月一日，他们进攻另一座战略要地，西北方约十五公里处的青浦。这一次他们又尝败绩，因为青浦的太平军也组建了洋枪队，队长是英格兰人萨维治（Savage）。萨维治带了几名志同道合者一起投奔太平天国，负责操作大炮。 [25]华尔洋枪队的后援官军一直未现身，华尔在战斗时中弹，子弹穿过双颊，毁损面容，此后丑脸就一直跟着他。

两个星期后，华尔脸伤未愈，而在其副手带领下（加上从上海招募来的一些新兵，大部分是希腊人与意大利人），洋枪队再度进攻青浦，这一次官军跟在他们后面，结果这次进攻却招惹到兵力已经强化、人数将近五万的太平军守备部队，并引来李秀成亲自投入战场。李秀成带领部队从侧翼出其不意包抄，大败洋枪队；虽有后援官军在后，但华尔的人不仅未能拿下青浦，还差点丢掉松江。李秀成在江苏带兵追击，洋枪队节节败退，沿途歼灭官军，并从松江城外骚扰守城官军将近两星期。唯一令华尔感到慰藉的，乃是太平天国洋枪队队长萨维治，参与了将清军逼回到松江的追击战，在战斗中中弹，不久后死于南京。

∗ ∗ ∗

并非所有洋人都如此反对叛军到来。一八六〇年七月上旬，华尔正为进攻松江而备战时，有艘小船离开上海前往内陆，船上载了五名英国与美国传教士。他们想与苏州的太平天国当局接触，于是从上海走危险的水路，经河川和运河到苏州，路程约有一百三十公里远。离开上海才约十五公里，他们绕过了最后一个正快速消失的官军卫哨，进入战区。难民拖着沉重步伐走向安全的上海，四周不时传来远处的枪炮声，我行我素的村庄防卫团巡逻河岸，扬言谁敢登上他们泥泞的岸上就暴力以对。其中一名传教士写道：“到处都可看到孤单老人或老妇，在废墟间迟缓、颤抖着身子移动，对着周遭可怕的荒凉景象沉思、哭泣。” [26]

这群传教士的头儿是艾约瑟（Joseph Rdkins），伦敦传道会的高级成员，留着又宽又长的白胡子。一八四八年，他第一次奉派传教来到香港。他与理雅各过从甚密，喜欢和理雅各比赛默背《新约圣经》各书（通常是理雅各赢）。不久前理雅各才写信给艾约瑟，说自从几个月前收到额尔金船上转来的信，一直没有洪仁玕的消息，请他查查他们这位共同友人的下落。 [27]因此，这一行人碰到沿着河岸骑过的一队太平军骑兵时，艾约瑟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有没有听过洪仁玕这人。他们答以他现在是天京总理，地位仅次于天王，艾约瑟诸人听了震惊不已。既已搭上了线，这一行人跟着这队骑兵回到他们的营地，受到意想不到的友善招待，大为欣喜。这一行人的另一个成员是威尔士籍公理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他形容这些叛军官兵“肌肉结实，举止大胆狂放，看来性情坦率”。当时英国人很少用这样的字眼形容中国人。传教士一行人离开款待他们的太平军，带着新拿到的太平天国通行证往苏州赶路，内心兴奋且胆子也大了起来。

这些传教士好久以前就乐见这场内战的破坏，因为他们认为太平军是在替上帝行道。前往苏州的几个月前，艾约瑟写道：“先知说过，‘我必震动万国’，而在中国，改变的时代已然开始，无数人正为了全国人最终的利益，承受现在的苦难。” [28]但从较安全的上海思索这类苦难是一回事，真正见识到那些苦难是另一回事。随着船行更深入战区，传教士陶陶然的乐观遭到骇人情景的迎头冲击。第四晚，他们终于接近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城，而当晚的情景他们肯定不想留在脑海。因为那一晚他们的小船缓缓前进时，腐臭味愈来愈浓，最后他们将船停了下来。借着柔和的灯笼火光，他们仔细往外瞧，天还未全暗，在漆黑平静的河面上，他们能看到的就只有前方数百米像无数原木般塞住运河的尸体——冰冷、不知名姓、不可胜数。但已不能回头。传教士奋力划，将船划进阴森恐怖的浮尸群中，漆黑中船桨一再打到东西，发出“嘭嘭”声响。最后他们耗尽气力，不得不停下睡觉，就睡在无数尸体的冰冷环抱中。 [29]

 

饱受惊吓的传教士于隔天早上抵达苏州，在那里得知战争的残暴，不仅人要遭殃，神也无法幸免。叛军对中国传统宗教的神像特别不留情，杨格非描写庙里木雕神像的“鼻子、下巴和手被砍掉，司空见惯”, “这些建筑里散落一地任人宰割的神祇遗骸，有佛教跟道教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些神像被丢进运河里，与遭洗劫的房屋残骸和人的遗体一起在河上载浮载沉，往下游漂去”。 [30]其他神像搬出苏州城，立在山坡上，并在周遭插上叛军旗帜，以诱骗官军前来一战。 [31]但眼前所见的景象证明太平天国反对偶像崇拜，令杨格非感到欣慰，也就减轻了目睹尸漫河面的不安。叛军如此狂热于捣毁寺庙宫观，正说明他们欲将基督新教输入中国的决心。法国天主教徒将极不乐见这样的发展（诚如伦敦一位分析家说的：“法国人有理由担心太平天国掌权；因为对他们来说，不管有没有受洗，偶像就是偶像，偶像崇拜者就是偶像崇拜者。”）。 [32]但对英格兰和美国的新教徒来说，那可以说是天赐的大礼。

传教士抵达苏州时，洪仁玕仍在南京，但李秀成坐镇苏州，并邀请他们前来一见。他们受到六响礼炮的欢迎，然后在喧天锣鼓声中，由人带路走过一条走道，进入铺着红毯的接见厅，走道旁有肃然站立的仆人和官员。他们觉得忠王看来性格温和，几乎是个知识分子，“五官小巧精明”，戴眼镜，身穿黄色缎袍。艾约瑟说他具有“好人的品性”，军纪严明，严禁官兵恣纵妄为，以“使受害于这场内战的苦难人民不致受到伤害和侮辱” [33]（在其他场合，另有人觉得他浑身充满锐敏的活力、神经质的轻捷强健与未尝稍息）。 [34]接见时间不长，但足以让传教士和这位叛军将领认识到他们各自所信宗教在基本信条上相契合，在安息日的日期上相通。传教士感到满意，而且心知他们在上海的经商同胞在意获利更甚于教义，于是询问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辖区丝织品贸易是否可照旧进行，李秀成答以这类贸易正是这个政权想要的。他们赠予忠王数本中文《圣经》，然后欣然离开，准备返回上海，与人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艾约瑟等人直接返回上海，在那里急忙写下他的见闻以便发表。他在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刊出的文章为叛军强力辩驳，反制了清朝官府在上海广为宣传的反叛军形象。艾约瑟写道：“有人大谈 ‘长毛叛军’是何等残酷，但那其实有许多夸大与误解之处。” [35]他主张，如果他们犯下什么战争罪行——杀人、偷抢、劫掠——那完全是为了保命，而且那些罪行全是最新招募的兵员所犯，他们尚未得到长官应有的宗教教诲；只要太平天国的高阶领导人到来，那些犯罪者就立即遭到处死。他坚称在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城里，大部分死者（包括运河上那些让他做噩梦的浮尸）是自杀而死，而非遭人杀害。官军的罪行还更令人发指。假以时日，太平军的胜利将结束中国境内的杀戮和混乱，带来和平与道德的新时代——有位提供他消息的人预测，两年内太平军就会打赢内战。艾约瑟严正表示：“他们是最不折不扣的革命分子；杀戮和劫掠都是为完成大业而不得不为。这类运动必然免不了这些恶事，只要这运动本身有正当理由，这些事就说得过去。” [36]他打从心底认定这场运动有其道理，它所造成的不幸但短暂的动乱也就不必予以苛责。

艾约瑟兴奋谈到太平天国主掌中国后，将为西方的新教国带来多美好的前景，并认为太平天国不合正统的教义不值一虑。他解释道，太平天国之人并未离谱相信洪秀全是上帝的儿子，而是认为他执行了和耶稣基督一样的使命，而这些受《旧约圣经》影响的叛军并不大知道耶稣基督已晋升为神。他们可以接受教导。艾约瑟欣赏他们宗教的内在性。他写道：“神与他们同在，神不是抽象概念，也不是严厉无情的最高统治者，而是个慈爱的父亲，温柔照护他们的事，亲自引领他们。” [37]如果清朝灭亡，太平天国成功，这些基督徒叛军可望“着手建立比中国人所长久习惯的更为严格而健全的道德规范”。 [38]那将会是一个道德国——和基督教国。

最重要的，他欲打动传教士及其支持者圈子以外的各界人士，于是以符合这目的的措辞严正表示，那将是个对西方友好的国家。他强调，太平天国始终将洋人称作“我们的洋兄弟”，开放整个帝国对外通商“将是他们所非常乐见”。此外，艾约瑟说道，太平天国说，“洋人任何时候在他们的领土上行走，都会受到尊敬”。最后他断言，那个未来国家的问世已几成定局，因为“如今看来他们正把这个帝国牢牢抓在手里，像征服者一样践踏它”。因此，太平天国获胜是势不可挡，而且这些叛军推动友好外交并欢迎通商贸易，正是多年来洋人向满清要求却一直得不到的东西。 [39]

最认同艾约瑟看法的是他的妻子艾珍（Jane Edkins）。他第一次离开上海时她伤心落泪，听他讲述叛军治下的苏州时，她大为欣喜。她那时才二十一岁，嫁给他才一年（她身子骨很虚弱，跟着丈夫大老远去到中国令她家人很担心，但嫁给传教士就得过这样的生活）。一八六〇年七月，她从上海写信给她婆婆：“这场叛乱运动不是很了不起吗？”“这些叛军像我们一样行安息日，每天向上帝祷告，读《圣经》，打破偶像，而且他们期盼有朝一日不再有那些异教庙宇，而是有基督教礼拜堂，他们跟我们一起做礼拜……那不是中国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 [40]后来在太平军攻向上海的传言传得更盛以及洋人指挥官征集志愿者守卫城墙之时，她更进一步表达内心的想法。她写给父亲的信里说：“我要说我骨子里是个叛军，我心里偷偷希望有幸迎接他们。” [41]

几个星期后的七月底，艾约瑟与杨格非在收到李秀成与洪仁玕分别来信邀请往访之后，再度前往苏州。艾珍写道，洪仁玕的来信邀请是“一再回荡于传教士耳里最令人雀跃、欣喜的消息”，她好希望与他们同去，但坦承“他们必会经过的地方，不是女士能够受得了”。 [42]杨格非写道，洪仁玕与李秀成的来信“散发男子气概与和善的气质……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绝写不出这样的信。我在那些信中看到一个新东西——只有基督教能注入的东西”。 [43]

八月初再到苏州时，艾约瑟与杨格非受到比前次来访更热情的欢迎。洪仁玕身穿缎袍，戴绣纹金冠，几乎要因为他的职位而感到局促不安。他坚持以西式礼节接待他们——不叩头或下跪，而是热诚地握手，他还屏退一干侍从，拿下金冠与他们轻松交谈。他们谈到过去的时光，谈到老朋友和传教活动的进展。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唱起洪仁玕替伦敦传道会工作时记在脑海的赞美诗，他私下告诉他们，在香港当传教士助理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们谈到中国的未来，他间接表示叛乱不如传教士正在做的事来得重要——不管满清王朝是存是亡，中国都必须基督教化。至于他自己，他说他想做的，就是带领太平天国正确认识宗教。他的族兄封他为王，但那不是他能拒绝接受的职务。据杨格非转述，他希望“所有偶像消失，寺观转为礼拜堂，正统基督教不久就成为中国的宗教”。那是令这两位来访的传教士“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 [44]

可能会有一位中国本土传教士跻身中国未来政府高层一事，令国际传教界大为振奋。伦敦传道会的《传教杂志》（Missionary Magazine）在一八六〇年十月预告了洪仁玕的崛起。该杂志主编写道：“我们确信读者会一起热切祈求上帝的恩典，让这人……历经种种危险仍保住其高位。” [45]《传教杂志与纪事》（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简介了“这位如今地位崇高的中国人”的生平，说“上帝的旨意独独将他提升到得胜的中国叛乱运动领袖的政务委员会里显赫且有影响力的最高位”，而洪仁玕过去的作为肯定会“唤起世人对这人热切而诚挚的关心”。 [46]

理雅各则写道，由于有他亲爱的老朋友洪仁玕在南京，“在诸位叛乱分子中至少有了一位真正认识真理的人”。 [47]理雅各声称，当年洪仁玕离港前往南京时，心里就只抱着两个目标：“纠正（叛军的）宗教错误”, “建议走与洋人和解的路线……如此即使得不到洋人协力完成叛乱目标，至少可得到他们的同情。”总的来说，西方希望新中国是正统基督教国，对西方友好。到了十一月，来自英格兰几乎所有重要传教组织的代表联名致函外相，要求英国继续其在中国内战中的绝对中立政策，并举太平天国“明显喜爱基督教”一事作为理由。 [48]

英国的报刊上回荡着颂扬洪仁玕之声。《泰特氏爱丁堡杂志》（Tait's Edinburgh Magazine）刊出《中国革命》一文，文中宣称：“如今我们有了……一位具影响力的革命领袖，他在上海和香港，从我们的传教士和美国的传教士那儿……认识了基督教，也认识了欧洲习惯。”由于这位“寒微的传教士”,“救世喜讯”如今“体现在太平运动的官方文件里”。 [49]艾约瑟已将洪仁玕《资政新篇》里论治理的那一部分译成英文，他扼要介绍了洪仁玕为太平天国拟定的治国计划——建铁路和工厂、禁绝鸦片、引进科学——断言既然英国和清廷如此敌对，眼前该是与太平天国的“新掌权者寻求和解”的时候了。

《伦敦评论》则有一篇文章宣告：“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欧洲人对中国的掌权者所习于期待并得到的事物竟有如此全面的改变，但事实确是如此，不容置疑。” [50]这位未署名的作者描述了艾约瑟与干王两人的会面，然后严正表示：“若是二十年前有哪位浪漫文学作家，描写了一名中国本地人和一名英格兰人在中国境内扮演了这里所述的个别角色，时人会怎么看待这个情节的可能性？……若有传教演说家事先粗略介绍了一八六〇年所会发生的这件事，恐怕连狂热而自信的基督徒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不是吗？” [51]如今，英国人似乎终于清楚了解太平叛军，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该文作者说道，“太平天国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掌有权力的人。十年来他们有起有落，有时在欧洲人眼中似乎即将建立帝国，有时几乎遭人遗忘，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矗立在我们眼前，下辖子民数千万；统有中国最精华的地区——带给我们品茗之乐的茶和使我们的衣着更为多彩多姿的丝的产地，控制大运河和长江；在中华帝国的古都建立王朝，从而威胁北京的异族王朝。如今他们无疑是中国境内，且就目前所知，是亚洲东部滨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权。 [52]

 

面纱可以说已经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