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干王

额尔金的舰队于一八五八年夏成功驶进天津，接着又考察长江沿岸太平叛军占领区的虚实之际，洪仁玕正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穿越华南前往南京，以和他的族兄会合。他于五月离开香港理雅各家，先到被英法占领而安全（至少对他来说安全）的广州，然后往东北走，循着水道进入愈来愈雄阔的崇山峻岭，穿过广东省。广州高大城墙底下的稠密聚落，不久就消失于身后，眼前所见是零星的房舍、山谷中的村落、沿着山坡逐级而辟的梯田。通衢大道上点缀着客栈和餐馆，北方徒步旅人带来的传言，在客栈和餐馆里传得沸沸扬扬。行旅往来最频繁的大道，立有说明距离和方向的路标，其中一些道路是先前的王朝找来大批工人开采山坡上的大石，敲凿成圆石铺砌而成。

行经这些地区的旅人，大部分是挑着货物去贩卖的挑夫，清朝官兵在这些路线上巡逻，猎捕夜里埋伏路旁伺机抢劫的土匪。洪仁玕行至广东省东北部的商品集散地南雄县，然后转北，走上一条往上爬的石砌古道，进入林立峭壁与苍劲松树的荒野地区。从花岗岩上凿出的石阶，像螺旋梯般沿着山坡盘旋而上，翻过数座山头，最后抵达梅关，也就是隔开清帝国南部与长江流域的门户。过了梅关就是江西省，穿过江西省，就可到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他跟着挑夫人龙穿过梅关——这些挑夫两人一组，一前一后担着一根竹子，竹上挂着货物，两人脚步甚快，配合行进节奏唱着歌——一条几乎没有中断的人龙，像河水般在路上移动，人龙中一线走北，另一线往南。在最高处，道路穿过一道凿穿山石而成、宽六米的隘口。立于隘口的石灰岩关楼有清兵驻守，清兵紧盯来往行旅，提防叛军信使偷溜过关。洪仁玕扮成卖货郎，没有引起他们注意，顺利过了关。 [1]

在江西，他沿着赣江往东北走，但不久就来到交战区边缘，与太平军控制区已相隔不远，有一队清兵在该地驻守。清军纯粹靠人多取胜；没有统掌全军的最高指挥部，无能的军官靠恩庇而非才干取得职位。部队薪饷过低，士气极差，其中许多官兵还吸鸦片成瘾。 [2]洪仁玕轻松就混入某个外围单位，跟着他们一起东进，前往生产瓷器的景德镇。后来这个单位受到太平军攻击而惊慌溃散，洪仁玕不得不在溃败的混乱与屠戮中逃命，最后只带着背上的衣物保住性命。 [3]

接下来他往西走，远离战事，往湖北省境的长江前进。这时，官军和叛军争夺这一带长江沿岸已五年多，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彼此易手数次，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常的人类生活模式可言。城里十室九空；房子的木材被经过的军队拆去当柴烧，拆到只剩窗框。 [4]就连在长江流域较富饶的河段都一片死寂，原本人烟稠密的农村变成鬼城一般。土地收成原本就微薄，而农村人口不足，则使农村连这微薄的收成都生不出来。洪仁玕于途中遇到一名军人，那人叫什么名字他后来也记不得。那个人打算在官军控制的江边小镇龙坪买货，然后卖给下游南京的叛军。那名军人没本钱，但人脉很广，自信靠这些关系能带着货物通过封锁线。他的计划看来很可行，因此洪仁玕把一片缝进上衣布料里的金叶交给他，成为他的合伙人。 [5]

那名军人去龙坪为他们的买卖计划添货时，洪仁玕在龙坪东北边约二十四公里处的黄梅等他。黄梅的覃知县与那名军人是同一个村子出来的，彼此相识。传言有支太平天国分遣队在黄梅附近现踪，不过洪仁玕来得太晚，没看到那些叛军——叛军已经跑掉——但他与覃知县相谈甚欢，知县很欣赏洪仁玕的才智和学识，当场邀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那是失业文人渴望的工作，特别是在这样世事茫茫难料的时代，但那也是个长期职位，而洪仁玕一心只想着南京，因此他含糊应允。最后，他用自己的医术治好覃知县侄儿的剧烈头痛，使他在知县家得到重用。洪仁玕百无聊赖等待他的合伙人，没他又去不成南京，于是在覃知县家一待数星期，然后数月。

又有传言冒出，说清军围攻南京甚紧，不久后会攻下天京。洪仁玕又开始心急如焚，决定离开黄梅。覃知县感谢他治好侄儿的病，给了他一封推荐信和足够的盘缠，洪仁玕再度扮为卖货郎，只身前往龙坪。 [6]这段路并不好走，而且到处都有官军，官军军纪好坏因部队而有很大差异。十月时清军巡逻队抓到他，但不知道他是官府重金悬赏缉拿的要犯（他们没想到要去扯开他外套的衣襟夹缝，也就没发现他藏金叶的地方也藏了一份概述家族史的文件）。除了几本医书，他们并未在他身上找到足以将他定罪的东西，但还是将他关了几天——或许把他当成强征入伍兵，也或许想赚赎金——然后被他逃脱。 [7]接下来，他靠几名对政府不满的清军官兵协助来到龙坪，在那里，他藏身在秘密收容太平难民的一间房子里。一如许多人，房子的主人厌烦于官军的腐败，因而暗中支持叛军。他是否找到那位不知名姓的军人或是拿回金叶，则无文献提及。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他与额尔金勋爵差点见面。洪仁玕从藏身处得悉长江上出现洋人汽船，那些船正顺流而下欲前往上海。他冒险下到码头区，正好看到停靠港边的额尔金舰队。在香港期间，他结识了这时已是额尔金翻译官的威妥玛。他想登船找他，心想或许可搭英国舰队的顺风车到南京。他未能见到威妥玛，与他交谈的人也未同意他上船同行，但他至少说服一位英国水兵，帮他带信给香港的理雅各等传教士友人。 [8]信中告知他们自己仍活着，还在努力前往南京。 [9]几个月后他再度露面，终于与安徽省内某支太平军巡逻队接上线，时为一八五九年春。他把自己的来历告诉对方，对方当他是清军间谍，将他押送到驻防于附近陈塘的部队。部队统兵官亲自来讯问时，他扯开衣襟夹缝，拿出藏在其中交代他家族史的纸片。统兵官一看，确信他是天王的同乡，亲自护送他搭乘太平军的小船往下游走。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经过将近一年的跋涉，他终于抵达天京。 [10]

∗ ∗ ∗

南京在黄金时代是中国最恢宏的城市，明朝的旧都，城内的大街约略循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布局，大街旁林立庙宇、政府机关和商行。长约三十七公里的城墙围住这座大城，城墙上有距地二十一米的塔楼和胸墙，在该城西北角与长江交会处的城墙上，这时则密集架设了火炮，清军水师就聚集在火炮刚好射不到的近处。作为太平天国的耶路撒冷，天京已改头换面。一八五三年入侵南京之后，叛军拆除并烧掉大部分精致的庙宇佛寺，逼城里的男女分馆而居（但这措施不久后就废除）。男女各组成集体工作队，财产共有，都需赴新教教堂做礼拜。洪仁玕抵达天京时，婚姻制已经恢复，虽然仍严厉执行安息日（在星期六）制度，但太平天国原先抱持的清教徒式理想已逐渐销蚀。鸦片吸食又恢复以往的盛况。明朝时南京最为风光，拥有人口百万（超过欧洲诸国首都人口总和），相较于当时，如今这座大城则让人觉得无比冷清。遭屠杀的满人尸体被丢入长江随水漂走之后，城中老百姓获准自由进出城，而洪仁玕到来时，原有人口已有许多移居乡下。基于安全考虑，城中人来人往的市场已关闭许久——一如洪仁玕清楚知道的，扮成货郎是间谍四处走动而不泄露身份的最简便办法。于是天京变得赏心悦目且疏阔，有诸王王府和旧庙宇的废墟，宽阔大街少了熙攘匆忙，更增冷清之美。

天王宫宏伟华丽，一如他起事前在异梦中所见的宫殿。来客经过立于大门两旁的鼓手之后，进入高广的主殿（荣光大殿），这里是天王接见大臣朝觐的地方，殿内立有数根漆雕盘龙柱。主殿内墙壁镶金，天王手指头会碰到的东西——碗筷、毛笔——几乎样样也都是金制。他的夜壶以银制成。主殿后面坐落着天王的大寝宫（真神大殿），有大批宫女侍候。天王在此远离都城的日常活动，一如圆明园里的清朝皇帝。 [11]

洪仁玕抵天京时，他的族兄已不理政事，整天待在宫里研读经文。除了后宫女子，几乎没人可以见他。他以御用朱砂墨潦草写就的诏旨张贴在外墙，向全城人民宣扬他的思想，那些诏旨显示他的异梦自第一次起事以来愈来愈强烈。有些诏文鼓舞强化叛乱力量。有一则写道：逆吾者亡，顺吾者生。人皆无所逃于吾三人，天父与二子（二子是天王本人和耶稣）。另有一则写道：第一，我在天堂边缘打；第二，我在地狱打；第三，我为人类生存而打；第四，我为消灭鬼魔而打。还有些诏旨思索牺牲的意涵，例如有一则写道，别害怕世人不知真理；有一天你们可能得饿死；有一天你们可能无路可走。 [12]

据洪仁玕自己所述，与族兄的团聚令他苦乐参半。两人已八年未见，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他投奔天京途中听到的传言令他忧心。尽管满清政府面对列强时的积弱不振令他信心大增，但天京遭到包围。太平军主力已离开天京，兵分三路分头远征，官军则集中全力想切断天京的粮食补给线。天王不理政事，使地位仅次于他的东王杨秀清得以掌管朝政，以严酷的军纪（通奸或喝醉者砍头）掌理军队， [13]并试行不切实际的共有制土地改革（杨秀清打算在太平天国辖下的所有地区推行这项改革）。到了一八五六年，杨秀清已在实质上完全把持朝政，上海有传言说天王已死或已被篡位，但那并非实情。那年一场情况混沌不明的流血政变，使东王身首异处，头颅挂在天王宫对面的墙上示众，东王的部众和所有族人共六千人遭诛杀。

铲除东王之后，洪秀全需要信得过的顾问，而洪仁玕正满足他这个需求。天王赐予他喜爱的族弟数个头衔，短期内予以不次拔擢。甚至在洪仁玕来天京后才两个多星期，就打破先前绝不再封王的承诺，封他为王。洪仁玕的新头衔，全称为“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身为“精忠军师”，他跻身太平军最高层，而要“扶朝纲”，洪秀全让他总理天京朝政，级位等同于已故的东王杨秀清。尽管洪仁玕长久在外，没有参与造反运动——他在香港协助理雅各与韩山文，过着太平日子——而太平军则在华中各地出生入死与敌厮杀，如今他却被委以太平天国朝中高职，权力仅次于天王本人。

洪仁玕的突然到来，或许让他的族兄觉得是上帝的奇迹，却令自战争开打以来一直为太平天国效力的其他人深感不是滋味。主掌天京防务，年轻但雄心远大的军官李秀成就是如此。李秀成是几乎不识字的贫苦农民出身，加入太平天国不是出于宗教理由，纯粹是因为华南四处可见的贫穷和忧惧。反清叛乱会如野火燎原般迅速壮大，就因为这普遍的贫穷和忧惧在推波助澜。李秀成成长于多山的广西省，太平天国头几场起事就发生在这里。他不是上帝会信徒，尽管他住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后来成为天王的神秘“洪教主”这号人物。李秀成家很穷，靠在山坡务农、打零工和制木炭勉强糊口，但即使如此，据他说，“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更）难”。 [15]

一八五一年，有支躲避官军追击的太平军部队在李秀成的山村扎营五天，找到什么就吃什么，甚至吃村民藏起来的东西。快饿死的李秀成对他们的土匪行径不感痛恨，反倒觉得他们的共有共用规定很有意思——部队统兵官宣布，凡是加入上帝会者，都可免费和他们一同用餐，于是李秀成和家人为了一顿饭加入他们。部队拔营时，李秀成和家人跟着他们一起走。如同其他放弃村居生活、加入太平天国的人，李秀成跟着太平军离去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乃是遵照统兵官的命令，烧掉自家房子。从此除了前往耶路撒冷，便无家可归。行军几日后，他就发觉自己离家甚远，去到生平从未到过的异地，这是跟着天军四处跑的农民跟村民都有的感受。他们不再认得路，官军紧追在后，即使想调头也不可能。 [16]

从制木炭改行从军，李秀成以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他是领兵作战的将才，天生该吃这一行饭。一八五三年天京建立后，他在军中平步青云，从营级指挥官升到将军。在东王死于一八五六年政变、太平天国一片混乱之际，他跻身太平军的最高领导层，洪仁玕抵天京时，他是洪秀全最信赖的将领之一，但还未封王。洪仁玕离开在香港与洋人为伍的生活来到天京，突然就被擢升到比李秀成还高的职位，这使得为太平天国效命多年的李秀成大为眼红。几个月后，李秀成获封为忠王，但迟来的封王以及天王对族弟明显的宠爱，只使他更为眼红，而且这样的心态有增无减。

洪秀全心知底下军官的不满，于是召集所有太平天国领袖到天王宫主殿，在干王的授封仪式观礼。锣鼓喧天中他向诸大臣宣布，此后天京内所有待决之事，全由干王一人裁夺。在众人窃窃私语心中的不服之际，他要洪仁玕登台受印。洪仁玕察觉到观礼众人潜藏的怒意，想婉拒任命，但族兄低声告诉他没事。他轻声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于是洪仁玕接下印信，在台上对众人讲话。他以在香港令传教士大为激赏的沉稳台风和口才，向太平天国诸领袖宣讲。他阐述东王的政策，逐点批评，并提出改进之道。众人鸦雀无声。后来他写道：“众人见小的万人之前谈论无错，就称小的为文曲星。” [17]

∗ ∗ ∗

自一八五三年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的气势就开始衰退，四处征战的革命冲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治天下的工作，得成立官僚组织，得课税，得拟出其他种种施政大方针，而这些远非其天纵领袖的天启异梦应付得来。 [18]东王杨秀清打造了一个虽然严厉但大有可为的政府，但如今人亡政息。宗教虽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基础，但光靠宗教不足以治国。太平天国的原始核心是上帝会，但后来加入的大批追随者（例如李秀成），乃是被逃离赤贫和逃离较抽象的满清压迫的大好前景吸引来。他们参加宗教仪式，是因为那是规定，不得不参加；的确有许多人后来深深相信他们所听闻的教义，但尽本分的奉行和真心虔诚的奉行并不容易区别。 [19]洪仁玕清楚意识到，要赢得太平天国追随者的效忠，不能只是给他们精神救赎的希望；他们还需要世俗的报酬，在新国家里过较好生活的许诺。

洪仁玕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为太平天国未来的政府和社会，构思可长可久的架构。在那个架构里，他把中国传统原则和他对西方工业社会的认识交织在一块，并把自满人入主以来就在中国境内暗暗增长的某种原型民族主义融入其中。事实上，洪仁玕成为干王后发表的第一个重大文告，正助长了这种民族怨恨。他呼吁人民“正宜遵中国，攘北狄（指满人），以洗二百载之蒙羞”，宣告自一六四四年明朝灭亡之后，我们“口其言语……家其伦类，毒受那满洲狗之淫污”。 [20]

“驱逐满人，还我中华”这一目标，不仅得到太平天国追随者的共鸣，也得到冷眼旁观的局外人认同。因为太平天国的奇特宗教或许令自以为是的外国传教机关感到不以为然，但在国外，绝大部分人相信太平叛乱是真心欲使汉人脱离异族统治，而汉人是公认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中国大地统治者。某些观察家（例如新奥尔良《每日琐闻报》的主编）或许把这场高举民族旗帜的起事视为威胁， [21]但在欧美，大部分人认同他们在这场叛乱里所见到追求自由的意念。诚如上海某个居民所说：“美国人坚守他们政府据以建立并茁壮的那些原则，因而同情揭竿而起反对外族奴役的英勇民族。” [22]西方报纸通常把清朝统治者称作来自满洲的“鞑靼人”，称作最高统治阶层，称作中国的皇朝主人，称作征服者。或者如某位美籍传教士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一部分中国人揭竿而起，欲使国家摆脱异族统治。” [23]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阐述了他为太平天国的未来发展提出的治国纲领，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真正从全球视野提出的改革建议。按照中国的传统王朝观，即清朝所实行的王朝观，中国的统治者把中华帝国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只要外人（蛮夷）承认中国王朝的文化优越性，就欢迎外人前来通商。这就是使英格兰和中国一再起冲突的世界观。相对地，洪仁玕从经验中了解，英国人不但军力强大，而且非常骄傲，因此建议与英国人交往时，中国人不应再用“夷狄戎蛮鬼子”之类字眼，往来语言文书应表达“照会、交好、通和、亲爱”之类观念。 [24]

他也认为传统的朝贡外交——鼓励外国人以藩属身份来京向皇帝致敬——是不合用于当今世界的历史糟粕，应予以扬弃。他指出“人类虽下，而志不愿下”，语中流露出某种程度的文化相对主义，也就是常被认为不见于帝制中国的观念。他主张，如果过去其他国家的人认为中国人较高等，那也只是形势所迫，“非忠诚献曝也”。因此必须施行新的平等外交，如此“外国可通和好”。他写道，欲赢得他国的尊敬，唯一长久之道乃是“内修国政，外示信义”。也就是说，只有致力于内部改革，把自己建立为新时代的政府模范，中国才能再度博得过去所享有的尊敬。 [25]

由于在香港那段经历，洪仁玕已把中国视为世上诸国中的一国，有许多地方得向十九世纪的其他强国学习。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也就是他在香港从韩山文及理雅各两人学到的那种宗教。他深信基督教是西方诸国强大的关键。他在论治理的那一节中主张，今世最富强的国家，清一色是新教国家（英格兰、美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仍相信“异迹奇行”的天主教法国和东正教俄罗斯国力稍弱，居次。他认为信奉《旧约圣经》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或更糟糕的，信奉佛教的国家，国力无一不衰弱，其中许多国家已沦为较强国家的殖民地。他把满人统治下的中国，等同于人民乖乖接受自己奴隶般地位的波斯。

在洪仁玕眼中，“最强之邦”是英国，并认为其统治王朝已存续千年（比中国任何王朝还要久远）。他解释道，英国的强大来自其人民聪明和其法律体系，中国应袭用其法律体系。但他最欣赏的国家是美国（因国旗上有星星和条纹而被中国人称作“花旗国”），是他眼中最公正富足的国家。他深信美国的伟大之处，主要在于行事宽厚和公正。他写道，美国虽然军力强大，但未侵犯邻国；加州发现金矿时，欢迎所有人前去淘金。美国以开阔心胸接纳外国人，甚至让外国人在美国当官。洪仁玕也激赏美国的民主，特别是激赏所有人（至少所有“有仁智者”）皆有权参与领袖择定和政策制定这一观念。他写道：“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 [26]

在论治理这一节，洪仁玕也描述了他熟识的众多外国人。他列出多位来自“强”国的传教士友人，包括理雅各之类的英国传教士和他在上海遇到的几位美国人。他对已故的韩山文特别看重，说他“爱弟独厚”。 [27]他列出洋人朋友有两个目的。《资政新篇》是写给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层看的，对他们来说，这份文件暗暗表示他们在中国打造基督教国家的大业，将得到外国人的协助。《资政新篇》最终为外国人所知悉（《伦敦评论》的某位作家称它是“历来所发布最引人好奇的文件之一”）, [28]而对这些外国人来说，它间接表示太平天国的新总理把他们当成兄弟，他欲打造的国家将敞开中国阖上已久的大门。

但宗教和外交只是个开始。极有先见之明的洪仁玕提议，中国如想成为强国，就得善用新兴的全球工业经济。他把圣三一（传统的圣三一，而非包括天王在内的圣三一）视为国之“上宝”，但紧接着列出一长串较具实用性质的“中宝”，包括汽船、火车、钟表、望远镜、六分仪、连发枪。他表示，暹罗已懂得如何建造汽船，从而成为“富智之邦”。 [29]日本人与清朝统治者不同，已经开放通商，“将来亦必出于巧焉”。他深信那就是太平天国统治下的中国应走的路。

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首度以中国为背景，提出跻身现代工业强国的发展愿景。他提出林林总总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日后将以某种形式成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改革者朗朗上口的口号。他主张，新中国的第一个要务，将是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健全法律体系。必须有专利权，以使“他人仿造，罪而罚之”，然后中国实业家将得到他们所需的鼓励，发明足以和西方匹敌的器械。他呼吁展开运输革命：建造当时只有洋人拥有的汽船；铺设铁路（华人或许在一八六〇年代就在美铺铁路，但洪仁玕写《资政新篇》时，中国国内连一英里铁轨都没有）；公路网分级，宽广大道连接各省省会，较窄的道路则从干道叉出，通往城镇跟乡村。如果政府疏浚主要河川，汽船便能将人与货运往帝国最内陆，从最内陆运出人货。“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准其招民开采，获利依比例分给探勘者、政府及开采者（因为地底下的宝藏虽全是上帝公平赐给人类，但个人需要诱因的鼓励，才会去勘探那些宝藏）。民间商人可申请设立银行、发行纸币，纸币比清朝的银锭及铜钱更便于携带，将进一步促成经济发展。他甚至主张设立西式保险公司，向人民出售保单保障其身家、财产与生计。

他的建议不止于此。他主张，发展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是创造经济财富所必要，也是使帝国内的资讯得以自由流通之必要。他提议成立从地方日报到省级月刊的各种报章，报道中国不同地区的大宗商品价格和重要时事，并严惩报道不实者。将有政府机关负责收集各家报纸，转呈天京的君王——不是为了让他审查出版内容，而是让他了解国内的真正动态。

但从政治上讲，洪仁玕所构思的国家将是不折不扣的神权统治国家，而且是基本教义派的。这有慈善方面的功能：受到他在香港与上海认识的传教士的工作启发，他呼吁中国人发展基督教式的社会机构，济助孤儿寡母、残疾者和贫无立锥之地者，教他们音乐和文学，在他们死时予以埋葬。他写道：“此等穷民，操心危，虑患深，往多有用之辈。” [30]溺婴和卖子亦将禁止。

同时，那也将是极清教徒式的社会，政府将动用公权力防止不符合道德的行为。烟、酒、鸦片将严格禁止，此外也禁演戏修台建醮，禁庙宇寺观，以免人民沉迷其中，不务正事。风水属于迷信，妨碍采矿，应予根除。惰民将由其父兄乡老擒送官府，流放异地，以免其他人有样学样，跟着游手好闲。为使犯罪者循规蹈矩，将施行多种刑罚，但他认为中国过去发展出的各种处决方法应予废除。他写道，对于恶行最重大者，不应再以中国那些多种级别、别出心裁的处死方式来惩罚，而应全部改用西方的绞刑，并事先公告周知，以让民众前来围观。

 

但首先得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而要能建立这样的国家，得先打赢战争。洪仁玕和族兄年轻时讨论过建国计划，而北方不在新国家的版图内。他们原来的策略是建都南京，往长江下游扩张，攻取镇江，控制大运河，往上游进占安庆，以控制长江更上游地区，然后一统南方七省，西征夺取四川跟陕西，新王国将随之建立——一个控有整个长江流域的南方帝国。其版图将极近似于汉人主要居住区，约略近似于明朝汉人帝国的版图。清朝在西方和北方所征服，以满人、蒙古人、中亚穆斯林为主要居民的更大片土地，将不在其版图中。 [31]

但这个策略未获落实。攻陷南京后，太平军夺取镇江、安庆，在南方未定之际就先行北伐，试图拿下清都北京，结果铩羽而归。洪仁玕抵天京时，天京情况危急。叛军已失去初征时攻下的南方许多土地。天京上游的战略要地安庆仍在叛军手中，但天京下游的镇江（让额尔金一行人觉得犹如置身庞贝城的那个凋敝城市）已被官军夺回。更糟的是，官军已在南京南北的战略要地驻扎数万重兵，对南京形成有效的包围，天京只剩一条补给线可取得谷物和盐。

围攻南京的官军分成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分别位于长江以北的扬州附近和长江以南的南京城外。他们和北方的僧格林沁部队同是清军的主力，他们的指挥官自一开始就在追击太平军。南京失陷后仅十日，追击的清军也赶到这里，随即在南京城外驻扎，号江南大营。自那之后，江南大营坚守阵地几乎未曾中断。江北大营统帅是满人将军和春，江南大营统帅则是更为能征善战的汉人将领张国梁，是皇帝最得力的将领之一。一八四〇年代，张国梁是土匪头子，出没于广东境内太平天国发迹的那个地区（有史料说他和洪秀全是同一个县出身）。 [32]他是行侠仗义的绿林英雄，率领万余名部众，打着“劫富济贫”、“杀官留民”的旗号横行于该省。但一八五〇年代初期遭官军捕获之后，他接受招安，带着部下加入官军。和春也善于带兵，但真正令太平天国将领胆寒的是张国梁。 [33]

江南大营张国梁的围城部队，驻扎在南京城墙火炮射不到的安全之地，由于兵力庞大，趁夜从城里骑马出击的太平军无法轻易将之驱散。但南京防御工事非常强固，攻城者面对其高厚城墙和砖造城门完全束手无策，因此两军僵持已有六年，一方的进攻即招来另一方同样强烈的回敬。这样的模式一再重复，规模有大有小；一八五六年太平军的一连串胜利击溃了官军防线，但接着天京发生政变，东王遭诛杀，太平天国领导层从内部自行瓦解。之后的三年里，官军重建部队，开始在南京城下方挖掘牵制性壕沟，到一八五九年总长已达七十二公里，并在壕沟各处设了百余处警戒营，堵住天京向南与向东的出路。 [34]和春与张国梁在各自兵营里为出击做准备，希望一举扫平叛军首都。

洪仁玕心知立下汗马功劳的太平军诸位主将，对他总绾兵符心有不服，但接此新职后，他说话却出奇直接。他们发牢骚说他只想要权要名，他生气回道：“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只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短长？” [35]

洪仁玕提出大胆计划以解天京之围。根据这个计划，太平天国将派一小支远征军大迂回绕过官军后卫部队后面，进入浙江省，攻打防御薄弱的首府杭州。杭州位于南京东南约两百四十公里处，扼守江南大营的补给线。和春与张国梁把所有兵力集中于南京周边，没有后备兵力可救杭州，若欲击退绕道攻打其后方的太平军，得要抽调围攻南京的部队。按照洪仁玕的计划，他将召回正在远处征战、由英王陈玉成和侍王李世贤（李秀成表弟）这两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野战指挥官所统率的部队回京。官军从南京抽调去救杭州的部队一旦离南京甚远，太平天国攻杭州那支远征军即可秘密撤退，届时英王、侍王、忠王的部队同时从三方掩至，合围并歼灭兵力已减弱的南京官军，以解天京之围。

忠王认同这个计划或许能解天京之围，但怀疑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大局。他说那会使太平军重新集中于物资并不充足的南京。于是洪仁玕详述他修订后的制胜策略。他指出，产米的南方诸省、西边的四川、北方的长城，距南京至少一千六百公里，但东边距南京近得多，坐落着苏州跟杭州这两座富饶的大城，且通大洋。他指出，那里“物广库丰”，是他们该进取的地方。击溃围城官军后，他们可挟胜利之余威，立即转东，一鼓作气攻占南京与苏州之间诸城，从而取得物资、武器、无尽财富和新兵员。 [36]

但那只是开端，接下来洪仁玕搬出他与洋人的关系。他解释道，利用占领苏杭后取得的财富，他们可从上海洋人那儿租借或购买二十艘汽船。有了这些船，他们不仅能通行无阻地巡逻长江，还能称霸福建、广东至香港的南部沿海。下一步将是派一支部队从江西沿长江南岸入侵湖南，派另一支部队沿长江北岸入侵湖北，夺取汉口，借此巩固太平天国对整个长江流域的控制，将清帝国一分为二。接下来，把长江以南诸省全纳入掌控将轻而易举，有了南方诸省挹注兵力，太平天国能拿下四川和陕西，完成洪秀全一统明朝核心省份建立南方帝国的原始心愿。届时，北京和北方诸省将失去南方上缴的谷物。随着新太平天国于南方成立，清朝将会断粮，终至灭亡。 [37]

他这项计划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得到上海洋人的支持，特别是他们是否愿意供应汽船，而为何洪仁玕的到来，对太平天国领导层来说是如获至宝，原因就在此。他与洋人较熟，而且比太平天国或清朝的任何中国官员都更了解洋人的习俗和信仰。天王看出洪仁玕的阅历所能提供的机会，立即把握住。洪仁玕与洋人生活和共事数年，因而了解洋人；更重要的，洋人知道洪仁玕了解他们，知道他是中国境内唯一对他们的宗教习俗、科学与文化有正确理解的人。因此他们会认为他是可信赖之人，期待透过他而取得他们希望的开放贸易关系和传教自由。天王要洪仁玕主掌对外关系，鼓励他一旦天京解围就邀洋人前来一晤。 [38]

∗ ∗ ∗

一八六〇年二月十日，忠王李秀成率领六千精兵，取道唯一未被封阻的路线离开南京，经浦口过江到北岸。太平军换上前几次战斗时杀死的敌人制服，扮成官军。清军由地方民兵、有组织民兵，以及绿营兵共同组成，不同编制间协调不良，因而李秀成的部队一路攻下数个城镇并派兵驻守，然后往东南迂回，最后在三月十一日神不知鬼不觉抵达杭州。如果李秀成的目的就是要侵入杭州，攻击会是完全出其不意的奇袭，但他的目的只是要吓吓对方。他先派人在杭州城墙外的山丘上插了数百根太平军旗帜，让守军误以为太平天国大军来犯。然后他的主力部队正面攻击杭州城门，他的坑道兵则在同时挖地道至城墙下方，埋设炸药，三月十九日将城墙炸出一个缺口。

未受过训练的杭州城民兵守军，担心破城时遭忠王部队屠杀，军心溃散，拼命劫掠左邻右舍的财物，然后窜逃。于是，不待城破，杭州城内即自乱阵脚，一片混乱。杭州府领导层也弃官而逃，其中有些人带着侍卫队洗劫城里最有钱的人家，然后逃命，致使城内群龙无首。李秀成的小股部队从城墙缺口打进城里时，城内居民正与本该保卫他们的打劫者在街头混战，致使这场战争的亡魂多了许多遭私刑处死的、被乱刀砍死的，还有被烧死的人。 [39]城内到处出现大火。城里的女人遵照历代相传如何在乱世自处的道德指示，开始自尽（最后有数万女子自杀）。一如之前遵奉儒家学说的其他王朝，清朝推崇女人自杀为美德的极致表现，而在这场内战期间，清朝更大力歌颂女人自杀。 [40]女人自杀成为某种对抗叛军的变态防御办法。杭州城的女人担心遭到入城的太平军强暴与杀害，于是照平日所受的教诲上吊自杀、服毒自杀、投井自杀，或以匕首刺死自己。

杭州的满人指挥官带部队退回城中的满城，并顶住忠王部队猛烈但兵力不多的进攻。攻打六日仍未能攻破满城，李秀成不得不放弃进攻，走陆路退回南京。但他已达成既定目的，情势发展完全如计划所定。张国梁收到杭州正遭大批太平军攻击的消息。来犯兵力多寡他不清楚，于是他抽调将近四分之一包围南京的兵力前去救援。忠王部队再度乔装为官军，骑着征来的马，走小路迅速回到南京，留下到处冒烟、混乱不堪的杭州城。张国梁的救援部队强行军抵达杭州时不见太平军人影，也找不到维持秩序的官府。于是一如此前的其他入城者，他们将剩下的财物洗劫一空。 [41]

到了四月，英王和侍王的太平军主力已回到南京城外，协同李秀成所率领从城内倾巢而出的卫戍部队，全力攻打兵力减弱的围城官军。 [42]总数超过十万的太平军从三方掩至，江南大营不敌，慌乱撤退，全营溃散。李秀成的骑兵从后方冲进江南大营的后防，将后防官军逼进他们自己的防御工事里。数千官军遭杀死于其中，尸体堵住他们先前徒手挖出的壕沟。水道上的浮尸多到塞不下，挤到岸上。 [43]剩下的官军丢下武器和旗帜，徒步逃命。追击者反过来成为追击对象，拼命后撤，数星期后，太平军终于在南京东边约七十二公里处的丹阳城打垮他们。满人将军和春服食生鸦片自杀，绿林出身的官军将领张国梁欲逃离丹阳时溺死。 [44]在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上，官军已没有较有能耐的统兵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