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语

妇女参政政策的建构过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有效运用政策工具，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协调男女两性均衡发展所作的努力。综观妇女参政政策过程的基本架构，基于“上下来去”政策过程模型形成的妇女参政比例政策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颠覆传统，大胆创新。国家政策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制定出来的，它一定是在具体的文化中根据现实条件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的。在这些具体的条件和情况中，性别意识总是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政策的走向。从五四运动开始，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质疑父权性别制度、在实践中去追求性别平等的同时，开始探索和建构新的性别文化。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思考中国妇女的解放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考虑阶级利益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性别的利益，所以，大胆颠覆传统的父权制度，就妇女的政治参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妇女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处境中解放出来，一跃成为社会的主人，与男性一起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二是循序渐进，稳步发展。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妇女解放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面临的困难形形色色，不能企求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和提高妇女参政的比例，循序渐进、稳步发展是当前妇女参政面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所以，妇女参政的比例通过政策的制定来逐步提高是符合妇女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社会实际的。

三是重视差异，协调发展。传统父权文化作为女性参政蕴涵与生成的历史背景，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中国女性参政发展与变迁，也是女性参政应然与实然、理想与现实反差的历史文化原因。当前父权文化没有出现明显的颓势，仍隐匿在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妇女参政的“玻璃天花板现象”足以证明父权文化的余威。在当今社会，尽管男女两性同为社会的主人，但两性所享有的社会资源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中国共产党理性地认识到男女的差异性，通过制定女性参政比例政策来缩小差异，促进两性的协调与均衡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制定形成了自己的模式特点，与西方各种公共政策模式如团体多元模式、精英决策模式、理性模式、渐进模式等相比较，具有不同的特征。

就多元决策和精英决策而言，这两种模式形成的决策都建立在外部力量对政府施加压力和要求的基础上，决策的前提是整个社会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相对清晰的表达渠道。而在中国，社会结构分化程度相对较低，妇女利益乃至整个社会利益的表达与综合并非由妇联和各种社会机构来承担，而是由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精英分析、研究和调查，将他们认定的社会利益输入到公共政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策制定过程呈现出一种“内输入”的特征，即由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综合与表达，其特征表现为权力精英之间的政治折中而不是多元决策下的社会互动。所以，基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决策规范，以及党的领导和政府官员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和决策方法，当代中国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主要由党的组织和政府内部的各级官员来处理，从而使当代中国的政策输入过程表现出高度的政府整合性和组织化一体性。

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政策过程是由政府自身进行利益聚合的表达，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保证政策的公平公正，保证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就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