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计社会学所持的异议

与邓肯在学术上打过交道的量化社会学界的同仁都知道，他对大多数社会学通常采用的研究方式持批判态度，对他自己的研究更是如此。因此，邓肯对统计社会学所持的异议是可以理解的。邓肯常常被误认为是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创始人。邓肯对此感到很不自在，他形容自己“对 ‘此方法的缔造者’这一称呼感到异常紧张，甚至不堪忍受”（1985年1月14日邓肯写给弗里德曼的信）。邓肯从未因将路径分析引入社会学研究而以功臣自居。这体现了他对社会学界采用此方法总体上的不满态度，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在使用此方法时不予思考、过于随意，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

这也解释了邓肯在最初回复弗里德曼的批判时为什么没有反驳（1983年6月2日邓肯写给弗里德曼的信）。在随后的一封信（1983年6月21日邓肯写给弗里德曼的信）中邓肯开始反驳（或者准确地说是“解释”）道，布劳-邓肯路径模型（Blau and Duncan, 1967）只是对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一种粗略、简单的近似估计：

在给你回信之后，我反复地思忖你的批判，我想我会进行一些进一步的观察。首先，你将我们书（Blau and Duncan, 1967）中第172页的警示引用到你文章中的第20页令我印象颇深。我们是真诚地提出这些警示的。然而你辛辣的讥讽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特别是当你在第8页指责我们没有考虑到教育质量、被访者何时获得教育、何时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历史、经济、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这一系列因素时。请问，一个模型在将所有这些因素都包括进去的同时，还有可能保证简洁性吗？

这段话指出了经常被邓肯之后的当代量化社会学家忽视甚至误解的一个重要观点：社会科学的统计模型最终是简约形式而非结构形式。将结构解释强加于统计模型是危险的，也绝非邓肯所愿。

因此，邓肯的观点是，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普遍规律，从而描述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他完全反对这种尝试，并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认为，量化分析所能做的就是总结组间差异的实证形态，同时暂时忽略组内个人差异。社会科学家可以逐步将分析复杂化，从而增强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

邓肯对统计模型简约形式的深信不疑可以从他与戈德伯格的早期通信中略见一斑。戈德伯格后来和邓肯一起促进了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方程、计量心理学中的因子分析和社会学方法论中的路径分析三者的统一。戈德伯格于1968年6月19日给邓肯写了一封长信，开始了与他的通信交流。在给戈德伯格的第一封回信的第7页和最后一页，邓肯尖锐地指出了社会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区别（1968年6月26日邓肯写给戈德伯格的信）。

从模型的角度来讲，社会学家最感兴趣的似乎是归纳法，希望有可能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正确的模型，尽管这个希望很渺茫……我个人认为，经济学家更坚信自己的理论，他们认为理论和模型相比，理论是优先考虑的信息。因此，他们更注重“估计”的有效性。

邓肯对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区分赢得了戈德伯格的赞同，戈德伯格在回信中这样写道（1968年7月9日）：

在查阅路径分析的有关文献时，我已觉察到经济学家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具体地说，采用路径分析的学者致力于将简约形式的系数解构成结构方程的系数，将后者看成前者的组成元素。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的思路恰恰相反——这里我仅指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我们致力于从结构模型中获得它的简约形式。

应用路径分析解构简约形式的系数这种实证性方法起初对邓肯来说是个飞跃，但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解构像童话中瓶子里的魔鬼，一旦放出来我们将如何钳制它呢？简约形式的系数可以解构成无数种形式，如何合理地做出选择呢？显然，邓肯绝不愿意将决定权留给统计工具和数据分析，尽管这是量化社会学的一种趋势，但却令他非常不满，从而促使他对“统计至上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邓肯在《关于社会测量的注释：从历史和批判的角度》（1984）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兼顾了弗里德曼的意见，这在他给弗里德曼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及了：

我们经常发现被我称为统计至上主义的症状：统计至上主义认为做研究等同于计算，同时天真地相信统计是科学方法论完整或充分的条件基础。他们迷信于统计公式能够评估具有不同实质意义理论的相对价值，或者评估影响因变量的原因的重要性。他们误以为解构任意或随意组合的一组变量就可以检验“因果模型”和“测量模型”。（Duncan, 1984: 226）

如何避免“统计至上主义”呢？邓肯提出两种方法：一是改进社会测量；二是进一步强调社会过程的概念化与反映此过程的研究设计之间的联系。邓肯（1984）出版了一本书用以阐述第一种纠正方法，在后期研究中又针对第二种纠正方法发表了一系列关于Rasch模型的文章（例如，Duncan and Stenbeck, 1988;Duncan, Stenbeck, and Brody, 1988）。下面的段落摘自邓肯和斯坦伯克（Duncan and Stenbeck, 1988）关于选民参选率的研究，它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邓肯提出的第二种纠正方法。

我们最想强调的主题是，所有统计模型和方法的应用都要严格服从以科学为中心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用公式表达让人信服的理论，使得这些理论可以解释我们所研究的社会过程；同时这个任务还需要制定出能够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的研究设计方案。我们应鼓励读者对统计模型提出质疑，让他们知道我们基于可用数据所提供的最佳统计模型，与描述人们拥有并实现他们选举倾向的整个过程的科学模型还相去甚远。我们希望可以找到其他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Duncan and Stenbeck, 1988: 2）

邓肯和斯坦伯克（Duncan and Stenbeck, 1988）的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邓肯发表的最后一篇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文章，同时它也体现了他不再赞同自己早期所提出的数据精简和数据概括的方法。作者在文章结尾这样总结道：

我们认为是时候纠正如下的不平衡了：一方面，数据分析中统计方法的应用和简化数据的统计模型发掘［太多］；而另一方面，所发展的纯正的有解释力的“结构”模型［太少］。方法论的核心任务在于对研究设计进行批判——而非展示统计推断的技巧——正如研究型科学家们的核心目标在于提出适当的研究设计，迫使“自然”展示出其运作的真实过程。（Duncan and Stenbeck, 1988: 31-32）

尽管邓肯表明自己总体上对数据分析和数据简约方法不满，并提倡通过研究设计产生准确的结构模型，但他本人却从未真正踏入这个领域。让邓肯尤其感到困惑的是社会科学的数据中两个内在特征的交融。首先，即使知道存在真正的潜在模型，个体的回答（态度或行为方面）也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其次，潜在模型实际上会因总体中个体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第二个特点也被称作“总体异质性”。邓肯的后期研究由于Rasch模型的关系，几乎全部集中在解决总体异质性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