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对社会科学中量化推理的影响

邓肯对当今量化社会学和社会人口学的贡献无人能及。他除了在社会分层、社会人口学和统计方法论领域树立了典范外，还在建立学术传统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尽管一些早期社会学家试图仿效物理学，但邓肯却开诚布公地反对模仿物理学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研究。他的这一举动并非表明他不愿我们也能拥有像物理学那样的普适法则；相反，正因为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类型逻辑思维和总体逻辑思维的差别，他才更加意识到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差异只会让寻求普适法则的努力徒劳无功。

邓肯的新思路受到人口学悠久传统的启发：最重要的是记载和理解现实中人口的实证形态。对邓肯而言，也就是要注重人口特征的差异性。这种思想让邓肯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同时也有助于人口学的转变。在邓肯之前，人口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口规模的变化。然而，豪瑟和邓肯却强调人口学的实质内容应该是人口结构。这一研究重点的巨大转变应归功于邓肯及其思想继承者的大量典范研究，包括社会流动与社会不平等、教育、收入、家庭、种族与民族、居住隔离、社会性别角色，以及总体社会测量等。这个新兴领域被称为“社会人口学”。因此，继邓肯之后，量化社会学的发展与社会人口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两者的统一使得人口学更具社会性，也使得科学的社会学更具实证性；这一新生的人口学方法具备以下特征：

（1）以实证为基础。

（2）量化的，利用调查或人口普查，搜集数据的层次来自最小分析单位（通常是个人）。

（3）涉及回归技术的统计分析，强调实证的规律性，即组间差异，但并不一定要对其研究结果进行因果解释。

（4）要求研究者重视所研究的人口。最理想的选择是运用全国性（以人口为基础）的调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 1967）的研究开创了这一新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