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越南政治革新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世界“民主化浪潮”与苏东剧变的影响和警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所谓“民主化浪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91年出版了《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对这次“民主化浪潮”作了描述和分析。这次浪潮始于南欧，横扫拉美，波及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到1990年时即已席卷全球30多个国家。需要说明的是，亨廷顿是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民主化进程的。因此，中国、越南这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虽然在民主化道路上不断取得进展，却被排除在“民主化浪潮”之外，被称为“威权主义国家”，至多是“半民主国家”。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时代主题的转换是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大背景，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技的突飞猛进是这次“民主化浪潮”的驱动力。

在短短的20年内，数十个国家，特别是其中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从带有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政治制度过渡到带有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制度，毕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在这一时期，民主化巨浪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地球每一个角落，越南自然也不能例外。

但是，静观其变后人们不难发现，这次“民主化浪潮”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其负面效应也足以令人震惊。拿越南周边的国家来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或频频发生军事政变与内阁更迭，或不断出现民族纠纷和社会骚乱，政治丑闻引发民怨沸腾，群众示威酿成流血惨剧。唯有新加坡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从发展中国家一跃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也恰恰是新加坡拒绝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特的政治体制。新加坡的领导力量——人民行动党依靠治国方略的正确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持了长期执政。人民行动党吸纳了社会主义国家某些行之有效的治国经验，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政府的权威和廉政建设，限制反对党的活动，保持“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国家政权对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新加坡的成就令人羡慕，新加坡的成功之道令人深思。

东南亚国家的经验说明：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民主政治的模式是多样的，西方政治模式并不是实现民主化的唯一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吸取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但是绝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

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对越南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影响更大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变局。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与越南毗邻的中国也都进行了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改革的进程中却逐渐地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举出了两面标志不同改革道路的旗帜：一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另一面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大声疾呼“要改革”。当时他将改革定位为“加固苏联社会主义大厦”，改革还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当经济发展未能收到预期效果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是苏联旧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将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上。1988年6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表明：苏联改革的风向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戈尔巴乔夫改旗易帜，宣布要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提出所谓“民主化”、“公开性”、“思想多元化”的口号。此后，苏联按照西方政治模式大搞多党制，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政党和非正式团体纷纷宣告成立，有的党甚至公开为沙皇制度招魂，还有的党声嘶力竭地叫嚣战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乘机相继宣告独立。苏联的政局已经完全失控，经济也出现了负增长，到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在地球上巍然屹立70余年的第一座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倒塌了。东欧国家也都追随苏联搞民主社会主义，且先于苏联就断送了社会主义制度。苏东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悲剧。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大旗不倒的中国。当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政治动乱和经济衰退的困境时，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胜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的预定目标，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与某些西方人士的预言相反，中国没有被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冲垮。在世界风云激荡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不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迈出了坚定的步伐。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作了严格的科学区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绝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绝不搞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但政治体制必须改革，因为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不改革就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面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和警示，面对苏联东欧和中国在改革中发生的两种反向的历史巨变，越南共产党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必须适应时代潮流进行革新，并把政治革新放在重要地位，但绝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越南实际相结合，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政治背景：革新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向的交锋

越南原有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发挥了它应有的积极作用，为保证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1976年实现南北统一后，原有的政治体制扩展到全国范围，这种体制在和平发展时期逐渐显现出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官僚主义、特权等，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制约了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由于历史的原因，自1988年越南民主党和越南社会党宣布解散以后，越南共产党就成为全国唯一存在的政党。在一党制的条件下，如何加强民主建设，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就成为摆在越南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凸显了越南民主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形势的发展使政治革新历史地提到了越南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但是，越南政治革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越南共产党六大后领导层中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一派人的意见主张追随戈尔巴乔夫，搞“人道、民主和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搞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这一派人被称为“强硬派”。社会上也有些人与之相呼应，发生了学生闹事、群众游行事件。另一派人主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越南实际相结合，全面推进越南革新事业，走具有越南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派人被称为“改革派”。面对苏东剧变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衰退同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越南共产党“改革派”代表党心民心，在同“强硬派”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1989年8月举行的越南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明确宣布越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搞政治多元化、多党制。1990年3月举行的越南共产党六届八中全会对党内坚持主张搞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领导人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解除了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陈春柏的一切职务。1991年6月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强硬派”代表人物都没有进入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越南共产党七大为越南政治革新沿着正确轨道的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三）经济背景：经济革新全面推进对政治革新的促动和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一切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越南的政治革新不是源于哪一个领导者的意志和愿望，而是经济革新和经济发展对政治体制提出的必然要求。所以，论及越南政治革新的动因，就必须对越南经济革新是怎样发生的、越南经济革新的全面推进对政治体制提出哪些诉求等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

1976年越南实现南北统一。越南人民经过长期战争后渴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1976年越南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1美元，处于世界贫困国家行列。越南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越南共产党忽视了越南国情，忽视了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时期的形势变化，继续照搬“苏联模式”，在全国范围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1977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四大指出：“在我们的制度下，一切经济活动都要按计划进行。”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和指挥生产，企业没有自主权。越南在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条件下，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有限的一点资金集中用于重工业，使本来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失调。在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盲目上马大量的工程项目。越南共产党四大甚至提出：“把全国组织成一个建设工地，每个地方成一个工地，每个县成一个工地。”由于战线过长，投资分散，许多工程进展缓慢。即使建成的项目，由于不配套，也难按设计要求发挥效益。据报道，因缺少原材料、零配件和能源，越南工厂企业的开工率不足50%。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采取了“左”的过激的做法，没有根据南北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是急于使南方的社会经济同北方趋于一致。越南共产党四大提出，要在五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80年止，南方90%以上的私人企业被没收或合并，87%的农户和78%的土地被强行集体化，约1/3的城市人口被强制迁移到人烟稀少的地带去建设新经济区。这些过激的措施使工农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的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芜，工厂停工，商业凋敝，经济一片衰败。据外国记者报道，1975年前的西贡号称东南亚一大名城，其风貌、气派和规模均胜于泰国的曼谷，但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楼房马路年久失修，一片惨淡衰败景象。1978年越南发动入侵柬埔寨的战争后，经济急剧下滑，1979~1980年越南经济出现严重负增长，濒临崩溃边缘。1982年3月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在越南共产党五大报告中承认：“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广泛存在的小生产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没有认清在长期的战争之后经济、社会混乱的严重性，没有看到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全部弱点，没有预见到世界形势中出现的不利方面的变化。因此，我们主观、急躁地在基本建设速度和发展生产规模上提出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过于长久地保持行政官僚包办的管理体制，没有及时改变制约生产发展的各项政策、制度。”“在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和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

面对严酷的现实，越南共产党意识到旧的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调整与革新。为了摆脱困境和振兴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南开始放宽和调整某些经济政策：在农业方面，试点和推广农业承包制；在工业方面，逐步扩大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流通领域，开放了自由市场，允许私人经营。越南的经济革新开始进入探索的阶段。1986年召开的越南共产党六大制定了全面革新的路线，是一次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使越南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革新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越南共产党六大以后，越南的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越南的社会经济走出困境，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越南经济出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1986~1990年，越南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4%，特别是粮食生产突破多年徘徊局面并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1989年粮食产量达到2050万吨，1990年达到2150万吨，不仅解决了国内需要，还成为仅次于泰国、美国的世界第三大稻谷出口国。

越南经济革新的全面推进使原有的政治体制不能与之相适应。这是因为，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难以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实体；权力过分集中，就不能实现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经济革新要求政府部门对企业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间接控制，改变过去的直接行政干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等等。政治体系中的种种问题与弊端，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革新构成了障碍。因此，不进行政治革新，经济革新也无法继续推进。总之，政治革新势在必行。

（四）历史背景：封建专制集权体制的历史惯性

公元968年，丁部领平定“十二使君”之乱，建立丁朝，使越南从中国的一个郡县变成独立的封建君主制国家，但仍为北宋王朝之“藩属”。越南独立后，承袭中国秦汉之制，建立了以皇帝为权力中心、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特别是李朝、陈朝及后黎朝的前期是越南封建制度发展的兴旺和鼎盛时期。李朝基本上是仿效宋朝体制，中央设文武两班，由太师、太傅统领，文班以尚书为首，武班以都统为首，官分九品。军权集于朝廷，强化禁军，削弱地方兵权。陈朝的官制，既继承李朝，模仿中国的官制，又结合陈朝的创制而更趋完备。后黎朝的官制基本上是仿效明朝，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总体上来说，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体系大致是：由皇帝和朝臣组成的中央政治集团，以省级官吏（包括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等）组成的省级政治集团，府和县一级政治集团和政府控制较为松弛的各级村社所组成的基层政治组织。这三个相互依赖的集团共同构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系统。这种制度是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其中，中央政府是国家法律、规章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和全国军事力量的总动员者，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权力都集中于此。

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巩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近代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仍然保存和延续了这种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直到1945年8月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越南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保大才被迫宣布退位。越南近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至此方告终结。

当代越南政治体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体现，根本不同于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但它毕竟从历史中走出来，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的政治体制对其不可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总之，越南有着集权制的传统，在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中，也难以完全摆脱旧体制幽灵的束缚。越南的政治革新承载着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极其艰巨的历史重任。

（五）文化背景：传统儒教思想对越南民主化进程的潜在阻力

文化传统是政治体制形成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越南与中国一样，其文化传统属于东方文化范畴，儒教是其文化传统的主流。越南自公元前214年纳入中国郡县之后，不仅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接受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公元10世纪中叶越南独立后，越南统治阶级需要一种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儒学正好可以满足其需要，这样，儒家文化在越南得到广泛传播。自此，越南历代统治者都始终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李朝效法宋朝尊崇儒学，下诏在全国修建文庙，塑绘孔子、周公及七十二贤像。以后历代皆尊儒学。从陈朝开始，儒生进而参与政事，国家大小事务皆听从儒生的谏议。到了公元15世纪黎朝统治时期，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倚重达到了顶峰。黎圣宗继位后，扩充文庙、国子监，定出各府县春秋二季祭孔之例。科举更得到重视，规定乡试、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并定出进士唱名例和荣归例。黎圣宗突出的一点是用汉之礼乐制度教化民众，把体现君臣、父子、夫妇伦理关系的条规视为治国的根本。他制定了“二十四训条”，对推行贞节孝悌、伦理纲常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1462年又向全国颁布《训民大诰》，一直下达到各府县。1488年颁布《洪德法典》，按孔子的伦理思想制定成法律条文，来确定家庭、村社乃至整个社会的等级尊卑关系。可以说，黎朝统治者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儒家关于伦理纲常的条规，将儒家学说作为国家信奉的哲学，并以此思想为指导建立了一套系统、独立、完整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直到19世纪初，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氏王朝仍然提倡儒学，召集全国大儒从事孔孟之学的研究，并推广到民间，教民习读。阮氏宣布以儒教为固有伦理，以三纲五常为治国之举。总之，儒学思想在越南的发展绵延千年之久。

儒家学说在越南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三纲五常、仁义、孝悌等伦理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越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学中“大一统”的理念对于增强政治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成也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儒家学说中“三纲五常”、“忠孝一致”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正是这种观念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思想基础。可以说，越南高度集权传统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儒家学说在本国占主流有很大关系。

亨廷顿认为，儒家思想除个别因素外，都是同民主格格不入的。他认为，儒家思想“强调团队胜于强调个人，强调权威胜于强调自由，强调责任胜于强调权利……对和谐与协作的强调胜过对分歧与竞争的强调”。其实，正确的思想应当是上述每一点中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不是只执其一端。胡志明对儒家思想是采取一分为二态度的。他说：“虽然孔子是封建人物，他的学说有许多错误的地方，但其中有好的我们还是要学。”

当然，从总体上说，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儒家思想的负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