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观察者与参与者的分裂

在社会历史活动中，人既是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又是历史活动的观察者。人的这两个角色是统一在一起的。当人参与历史活动的时候，也要观察其他人的活动并根据其他人的活动来调整自己的活动。同样其他人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也会把我作为客体，来观察我的活动，并根据我的活动来调整他自己的活动。因此，人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观察者。而社会科学家既可以作为观察者来观察社会，也可以作为参与者来理解社会。他甚至可以把观察和理解社会的视角结合起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就是如此。然而，在人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理解中，观察者的视角和参与者的视角常常是分裂的。

一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观察者视角

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虽然所有的人都是参与者，但是一个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把自己的参与者视角悬置起来，而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观察社会历史过程，研究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如同现代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在研究陌生民族的社会结构时所做的那样。

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也试图用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他要探索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并把这种规律说成“自然规律”。显然，在这里，马克思采取了一个观察者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研究社会经济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客体来对待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强调要批判德国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并用一种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他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应该说，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在许多地方采取了这样一种观察者的视角。正是因为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马克思才有可能描述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比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描述，就体现了他从观察者的角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的描述。从这个角度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实际上所采取的是一种类似于经验科学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实证的方法。

当然，在社会科学中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的弊端，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这里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的活动和社会运动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与自然过程不同的。在社会过程中，所有的人都对其他人和社会有自己的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行动。行动者对于他人和社会的这种理解是不能被观察的。而这种理解恰恰是一个人的社会行动产生的心理原因。当我们不能理解人们的心理原因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准确地把握人的活动及其运动规律呢？显然，实证研究方法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却遗憾地发现，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的时候，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研究的科学性，片面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导致了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种实证主义的理解。

在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实证主义理解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人和社会“物化”。显然，要想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过程，就必须使人和社会具有某种类似于“自然”的特点。而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人和社会恰恰就取得了这种“自然”的特性。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批判的就是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实证方法。而卢卡奇所颂扬的是与这种实证主义的方法相对立的辩证方法。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所贯彻的就是这种辩证方法。然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比如伯恩斯坦要对社会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于是对辩证法的批评也最为尖锐。他指出，这些修正主义者，“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到它们的联系的办法。他们于是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在卢卡奇看来，用实证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从表面上来看，非常“科学”，而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科学，而是一种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人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的前提是这种社会现象必须具有类似于自然的特点。而这种类似于自然的社会现象是非历史的、永恒的。他说：“这种看来非常科学的方法的不科学性，就在于它忽视了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而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得了一种物的性质，卢卡奇把人的活动以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得了物的性质的这种现象称为“物化”。比如，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像机器一样劳动；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活动具有一种可以精确加以计算的合理性。在这里，人的劳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得了物的性质，像“第二自然”。正是由于人的活动以及人和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了一种物的性质，人们才可以把人的活动以及社会的运动作为一种客观的对象来研究。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第二自然的性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把它看作一种客观的事实，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忽视了这种所谓的“第二自然”的历史性质，忽视了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而盲目地把它当作一种客观的必然现象。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为资本主义制度唱赞歌。在卢卡奇看来，这些所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定历史时期即资本主义的产物”。卢卡奇说：“所以，当‘科学’认为这些‘事实’直接表现的方式是科学的重要真正性的基础，它们的存在形式是形成科学概念的出发点的时候，它就是简单地、教条地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批判地把它的本质、它的客观结构、它的规律性当作‘科学’的不变基础。”

应该说，卢卡奇对于修正主义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现象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他们把社会现象物化了，他们忽视了社会现象中人的自由意识的作用。人的自由意识对于企业，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都是不可取的。企业或者社会的管理部门所需要的是所有的人完成自己的角色所规定的任务。对于企业家来说，“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人都是有意志的，有意识的，因此人是会自主活动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企业家来说，这是错误的根源。对于资产阶级的企业家们来说，工人就是履行生产线上的一个职责，就是一个符号。他们的工作可以用时间来计算，他们的工作量可以用生产线上所要求的次数来计算。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人物化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然，如果我们回溯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比如，在奴隶社会，人是会说话的工具。在这里，人也是被物化了。但是，这种物化还没有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活动进行了精确的计算。这种精确的计算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想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人以及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就必须把人物化。这就是把人还原为某种可计算的对象。比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是把人的需求加以量化，比如，基数需求理论和序数需求理论。人在这里被看作是像动物一样的，具有生物需求的存在物。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方法完全是错误的，而是说，这种研究方法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它只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人、研究人的经济活动以及经济活动的规律。我们认为，在一定的限度内，这种规律是存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规律。更进一步说，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都从某个角度对人进行了还原化的处理，比如在经济学中把人理解为需求的动物，在社会学中，把人理解为角色，在政治学里把人理解为保护自己权利的主体，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能够发现某个层面的社会规律。

如果我们在这里的讨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研究也是从某个角度来揭示社会规律的。比如，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马克思所揭示的不是全面意义上的社会规律，而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马克思本人在总结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的时候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恩格斯后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贡献的时候也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就是从人的经济活动的维度来理解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否认，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解中，许多人紧紧抓住马克思对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规律的描述，并把这个描述理解为历史发展的唯一的、普遍的规律，而偏离了这一点，似乎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叛。于是，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人的劳动都被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活动（政治经济学上的劳动概念），即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比如，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人们也强调，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他们强调人的意识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是为了避免把人的活动规律与人的意识对立起来。人们强调，“历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但是在谈到人的活动的时候，这种活动主要被理解为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活动。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这里主要被描述为一种在经济运动基础上的发展规律。应该说，这确实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这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地夸大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规律的有效性的意义和范围，也就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我们不能把它极端地普遍化。

我们认为，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是社会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也是存在着缺陷的。这种缺陷就在于，它把人“物化”了。虽然有时人们也承认人的意识活动，但是，人们对于人的意识活动的理解也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尽管能够从一个角度来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但不是全面的。如果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学说，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维度，这就是从参与者的维度来理解历史。

二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参与者视角

我们知道，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历史，始终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是：观察者在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总是从他自己的知识和背景出发来研究其他社会。这就如同人类学家在观察其他的陌生社会的时候，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作为一个外来者，纯粹客观地观察一个社会，而实际上，他们都是从他自己的文化背景上来理解这个社会的。于是，这里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于同样的社会事实，参与该社会活动的人的理解就会不同于观察这个社会事实的人。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吉登斯所提出的双重解释的问题。参与社会活动的人有自己对于社会事实的解释，而观察者实际上是对于这种解释的再解释。比如，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虽然一个陌生的观察者（社会科学家）和被观察社会的人可能会使用同样的话语，他们彼此可以“听懂”对方的话语，但是，当社会科学家用这些语言来和陌生人沟通的时候，他所使用的语言中已经包含了前理论知识。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解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社会科学家不能把他在客观领域里‘得到’的语言当作中性工具加以‘使用’。他不能不依靠某个成员或他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前理论知识，就‘径直’去使用语言。这种前理论知识他是作为外行而在直观上获得的，并且未经分析就被运用到沟通过程当中”。这种前理论知识必然会使他对陌生人的理解产生误解。于是，在这里我们就需要采取一个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陌生人。

因此，社会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必须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行动者。从观察者的视角来说，社会科学家观察一个社会，就是用他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框架来分析作为对象的社会。而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看，社会科学家就要放弃自己的语言框架，而从研究对象自身的语言框架出发来分析这个社会。由此，他不仅要用他所学会的科学语言来分析这个社会，而且要从他所研究的对象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社会。这就是说，他要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理解社会。他不仅要观察其他人，而且要理解其他人对社会的观察。

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在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也采取了一种参与者的视角。他常常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工人阶级。比如，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分析就是从一种参与者的视角来进行的。马克思说：“劳动对于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在这里，马克思从工人的角度，理解工人所受到的痛苦。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形式。马克思说：“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就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使自己的本质在对象中体现出来。通过这种对象化，人的感觉得到了丰富。在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展开过程中，人在劳动中感到了“自我肯定”。而在异化劳动中，人感到的是一种自我否定。无论人在劳动中的自我肯定还是自我否定，马克思都是从劳动者的视角去理解劳动。这是因为，无论是劳动中的自我肯定还是自我否定，这都是一个人的自我体验。这种体验不是他人能够从外在的观察所能够把握的，而必须从“包容他者”的角度才可以被理解。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的实现以及异化劳动的分析看作是马克思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历史过程，那么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的进程。我们并不否认，人的自由发展需要外在的条件，比如，需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毫无疑问，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扩大人的活动空间。这是人的自由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人的自由发展更主要的是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层面来说的。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当一个人的活动不受到其他人或者制度的外在强制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自由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当一个人在一定的制度范围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使自己有能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个人就得到了自由发展。如果说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是可以外在观察的，那么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革使人得到自由发展，这却不是可以通过外在观察而被客观地加以描述的，而是每个人作为参与者而加以体会或者理解的。只有当一个人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才能够体会到其他人是不是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活动，或者个人在制度环境中、在社会关系的范围中是不是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在这里，任何的外在观察都是无法真正把握社会关系的特点的。在这里，人们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从而就他们之间的关系相互协调。这种相互协调是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看作是外在观察的结果，而把马克思在1858~1859年的经济学手稿中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叙述看作是参与者视角对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理解。在那里，马克思把这个变迁的过程理解为“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人的结合”这三大形态。事实上，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或者人所具有的独立性，或者人和人之间的自由结合，都是人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实际上，在任何时代，人和人之间总是相互依赖的，而人总是在相互依赖中获得自由。因此，人的自由总是在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他们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就是一个从他者的角度而相互理解的过程。奴隶的“自由”、农奴的“自由”以及资产阶级私有者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奴隶是不自由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奴隶却认同了这种不自由，甚至把这种不自由看作是他所渴望的“自由”。而资产阶级私有者虽然很自由了，但是他仍然感到有许多“不自由”。这种对于“自由”还是“不自由”的理解都与人们对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理解和体验有关。脱离了参与者的维度，这种“自由”和“不自由”都是难以理解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构他们的历史观的时候强调，他们的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并认为历史的研究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个人当然可以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和其他人的活动。但是，个人的行动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因此，个人在自己的行动中，不仅要作为观察者考察其他人的活动，而且要能够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来考虑自己的行动。这就是说，个人还要把自己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他要考虑到，其他人对他的行动将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并由此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在这里，他不可能作为一个完全的旁观者来看待其他人的行动。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参与者的维度包含到了他的社会历史观的研究中，于是，马克思才特别考察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比如，马克思所探讨的生产关系中实际上就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在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协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人和人之间通过语言来相互协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行动的。他们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都是从他者的角度来进行的。如果讲话不是为了让他人明白，那么讲话也就没有意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人们之间的交往。在交往中，一个人不仅要关注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且也要关注别人的存在和活动。在语言的交流中，在相互交往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必须把他者包含进来，协调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观察者的角度和参与者的角度之间的差别。包容他者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参与者角度所进行的行动。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活动的参与者，都不是孤立行动的，他必须要考虑到其他人的活动，都必须“包容他者”。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差别就在于，一个人的行动中是否“包容他者”。如果一个人仅仅把他者作为观察的对象，或者控制的对象，那么虽然他的行动中就包含了他者，但是，观察者与他者之间是不存在互动的，不存在相互协调的关系。或者说，他者对于观察者的行动的影响是被排除在外的，观察者不会考虑到他者对于自己的行动的反应。观察者把他者的反应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参与者恰恰把自己看作是人际互动的主体。即使他对他人进行观察，他也会考虑到自己的观察对于他者行动的影响，注意他者的反应。比如，他会考虑到，由于自己的观察，而介入了他者的社会行动，他者对于自己的观察会作出反应。他会把自己的观察理解为社会互动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因此，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说，观察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参与活动。而观察者的角度，却把他者仅仅理解为被动的观察者和受试者。在这里，被观察者被物化了。

三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中的两个视角的统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观察者的视角和参与者的视角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描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一种观察者的视角。此外，马克思在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参与者的视角。一方面，马克思在对生产关系的理解中，强调人们之间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所有的人作为参与者而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这里的适应既存在着观察者的视角的“适应”，也存在着参与者的视角的“适应”。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如果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生产的效率就会得到提高。从参与者的维度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就是生产关系被建立这种关系的人们所接受。如果参与者接受生产关系，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就是正当的。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人的自由的一段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从两个角度对人的自由的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自由些，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中的一员，他们由于自己的努力、机会等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生活条件。在这里，人们可以观察个人的生活条件与个人之间的偶然关系。这是因为，个人的生活条件不再是由个人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所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更加不自由了。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在这里，人们对于物的力量的屈从不是外在观察的结果，而是个人作为社会的参与者对于新的社会秩序的理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人追逐金钱，甚至使自己成为金钱的奴隶，“屈从于物的力量”，但是，他们却乐此不疲，心向往之。而另一些人虽然不再是等级制度中的奴隶了，但是，他们却随时可能面临着经济的困境。他们感到自己更加不自由了。如前所述，自由是具体的。在一种意义上，自由是指物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在自然领域中的活动空间的扩大。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而另一种意义上，自由是指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革，人在社会中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或者说，人们感到其他人或者制度对于自己的限制减少了。这更多地要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对于自由的理解中恰恰把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了。

从马克思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试图把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马克思在1845年的时候，不是这样理解劳动的，他恰恰把劳动首先理解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马克思对劳动的两种不同理解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一个是观察者的视角，一个是参与者的视角。从观察者的视角来看，劳动是一种经济活动。人们可以外在地观察劳动的效率，以及劳动对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意义。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看，一个人只能自己体会到他在劳动中是自我实现了还是异化了。当然，他也可以把这种体会与他人进行交流，并相互协调他们对于劳动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这两个视角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他不仅像经济学家那样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劳动，把劳动看作是人满足需要的活动，而且还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劳动。正是从这样一种参与者的视角，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把自己的思想理解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揭露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角度，从无产阶级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的现状。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从参与者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尽管如此，马克思没有放弃观察者的视角，这是因为马克思也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某种物化现象，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某种类似于自然的特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的特征，马克思才有可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观察社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常常被扭曲为经济人，人成为经济动物。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人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都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因此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就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这个社会的一般运动规律。

实际上，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考察马克思的历史观，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还把他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指出：“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的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这就是说，历史活动中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作为剧中人，他们参与社会历史活动，他们在参与社会活动中理解历史，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剧作者，他们观察社会，力图以中立的态度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并根据自己的这种认识参与社会历史活动。因此，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观从参与者的角度描述了历史参与者对于他人和社会的理解。通过历史参与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人们建立了社会制度，形成了各种道德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等就不是完全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是人们之间的社会文化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观还从观察者的角度描述了社会规律。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虽然所有的人都进行了自由的活动，但是这些自由活动都是有规则的，它们都受到了一定条件的制约。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所有的人都可以对于社会制度有自己的各种不同设想，但是要建立一个被所有人都接受的制度还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在传统上，我们对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解只是考虑到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问题，而这种适应和不适应只是看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受到了阻碍，而忽视了生产关系究竟有没有束缚生产力还要看生产者对于生产关系的态度，还要看生产关系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不是成为“不堪忍受”的东西。孤立地囿于观察者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历史，只能解释社会历史的部分状况，而不能全面解释社会历史。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中的局部现象是有规律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局部现象上所出现的规律推广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就是把他们所提出的理论理解为永恒的规律。马克思对这些所谓的“永恒的规律”提出了批评。

无论是参与者还是观察者的角度都有局限性，都不能全面揭示展示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像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把观察者视角和参与者视角结合起来，从而全面地展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我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人作为社会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意志，都会努力实现自己的各种行动目标。但是在他们的自主活动中，他们又会发现，他们的行动目标有时无法实现，这是因为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影响着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又会调整自己的活动。他们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活动，从而实现新的目标。这就是说，他们既要作为参与者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又要作为观察者来探讨社会的共同特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并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个人的自觉活动可能会产生自己没有预测到的结果。比如，所有的人都按照市场规则来购买自己的住房，但是这种自觉的选择却导致了一个小区的大多数人都是富人。富人区的出现不是其中每个人自觉努力的目标，却又与所有人的自觉选择有关。要理解这种社会现象，我们既需要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每个人的自我选择的过程，又要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宏观变迁。

只有从参与者和观察者统一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我们才能一方面避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功能主义化和实证主义化，另一方面也能避免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黑格尔主义的三段论等同起来。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某些代表人物如霍耐特等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功能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错误就在于，它只从观察者的角度来描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特征和规律，而忽视了其中的个人的主体的能动作用。而杜林等人在批评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时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过是黑格尔的三段式在历史领域中的翻版。所有这些理解都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误读。孤立地囿于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的理解退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孤立地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历史观。而孤立地从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就会把马克思的历史观退回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水平上。把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的自由割裂开来的历史观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所实现的观察者和参与者相结合的视角统一，也不能理解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研究法上所实现的实证方法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长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恰恰是把这两个视角割裂开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重构中，我们就是要重新恢复马克思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