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论坛

新闻传播学期刊主编与传媒学子面对面实录

主办方：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

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

时间：2013年7月1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

论坛主席：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论坛嘉宾：（按姓氏笔画排序）

冯建三（《新闻学研究》主编）

刘鹏（《新闻记者》主编）

杨驰原（《传媒》杂志社主编）

陈韬文（《传播与社会学刊》前主编）

陆地（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主编）

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主编）

主办方致辞

论坛主席：谢耘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尊敬的各位主编、在座的同学们：

非常感谢大家在炎炎夏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传媒大讲堂一共办了4年，1200名学子曾来到过这个讲堂。我们一直在探索形式上的创新。我们的目的是搭建一个平台，让传媒学子和各界的传媒领袖进行交流和互动。去年我们创新地举办了“新媒体与发展全球论坛”，今年我们邀请新闻传播学的主编们和传媒学子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学术研究成果怎样才能够通过各种期刊——CSSCI、SCI等高层期刊发表，获得学术界认同，并产生社会效益？对很多老师和同学来说，学术压力不小——学校的考核、学生的奖学金等都与论文的发表相关。各位不禁要问各位主编们，他们的办刊理念是什么样的，他们希望发什么样的稿子，什么样的稿子才能更符合主编们的需求？

可能，以前大家会认为诸多核心期刊的主编都是高高在上的，掌握着很多学者和老师的命运，是严肃的甚至是高不可攀的。今天我们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把六位主编请到会场同大家交流，通过这一个活动，我们更希望让新闻传播的学子们对主编们不再陌生，也让主编们更多地了解传播学子的追求。并希望借此能够促进我们传媒学术的进步，促进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因为所有的希望都是在未来。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新闻传播的硕士生、博士生，明天可能有些人会进入业界，成为一个知名记者、媒体人；也有些人会继续深造，走上漫长的学术之路。

每一届传媒大讲堂内容丰富，收获甚多，除了在这里能够学到知识，还有很多人获得了宝贵的实习机会，获得了进一步的学习机会。在此，我预祝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希望主编们和学子们能够进行深入和良好的互动。再次感谢各位主编的光临，也感谢传媒学子们的参与！

主题演讲

架起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间的桥梁

演讲嘉宾：刘鹏（《新闻记者》主编）

谢谢大家，今天想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在《新闻记者》办刊中的一些思考和感悟，标题为《架起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间的桥梁》。

新闻传播的学术期刊是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展示和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反映新闻传播生态的一面镜子，它既映照出它的华美与深刻，也反映了它的苍白与浮躁。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论文生产的第一大国，但是同时也是生产泡沫学术、垃圾论文的第一大国，这话非常刻薄，但是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的。在近三十年中，我觉得新闻传播学科的文章在理论性、规范性上有了提高，但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上、透辟的剖析上，并没有显示出同等的进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有些学者说的，理论登场，思想淡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一，我觉得新闻研究和实践存在一个脱离的状况。在我们国家，新闻教育者和新闻研究者是二合一的关系，2012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在校园来信栏目里面登的某个大学新闻系学生的一篇文章《新闻学教育能不能更实用》，批评新闻学本身没有能给新闻系的学生足够的专业认同和专业自信，新闻实务的课程教育也没有给新闻系学生必需的职业技能，也无法提高学生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关注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新闻媒体甚至向新闻系的学生关上了机会之门，他们更欢迎有经济学、法学、中文专业背景的。“新闻系没有太大的存在必要”的观点近年来屡屡被提起。

新闻传播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越来越多的人不参与、不了解甚至不关心新闻传播的实践。20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那一代人不但要去教学，同时还要带着学生去媒体学习，甚至自己也要到媒体岗位去锻炼。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找到非常多的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现在不少新闻专业的教师、研究者，是埋首于书本，驰骋于文本，对新闻传播业界的情况、变化、人物非常隔膜，所做的研究、写的论文往往也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摸不准实际问题，当然就做不出透辟的分析来。

第二个方面就是新闻传播的学科理论仍非常薄弱，学术自信尚未建立，对新闻传播研究学术价值的质疑其实一直没有停。的确，新闻传播和文史哲、政经社会等传统学科比较起来历史很短，理论积淀也不够，学科地位响应比较低，甚至在一些公共平台上我们很难和人家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交流。这种境况就让很多新闻学者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理论焦虑，急于寻找西方各种理论资源。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是西方很多理论有自己产生的背景，自己发展的脉络，简单地挪用甚至生搬硬套的情况非常多，最后造成文本和现实的脱离，甚至是毫无价值的理论堆砌。

前不久，安徽大学芮必峰教授曾批评某学生的博士论文读起来很拗口。我觉得芮教授批评的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充满抽象概念和术语，表述上的佶屈聱牙被当作有理论深度的标志。语言是思想的外壳，这样的一种现象恰恰说明作者对理论本身没有非常好的把握，更谈不上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来分析问题。进一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说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缺乏学术自信的状态。

第三个方面是新闻传媒业界轻视理论研究，用经验总结代替理论研究，这样的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当然新闻传播研究本身是有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传媒行业比较浮躁，普遍存在轻视理论研究甚至排斥理论研究的现象，从来不买不看专业期刊、理论书籍的人大有人在。但同时，因为要评职称等需求，传媒业界成为科研写论文的一个主力军。但传媒业界的作者因为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即使观察到一些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也往往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层面——分析几点原因，设计几条对策，大多也是泛泛而谈的套话，或者感想式的、牢骚式的批评，较少严肃认真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

如果再进一步深究这些问题，可以说到学科建设，说到教育体制，说到考评机制，等等，这个我们无力解决。那么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学术期刊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倡导、引导有价值、有意义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结合我们的办刊实践解释一下我们坚持的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问题意识，寻求理论阐释。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传媒业大转型的时代，问题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非常丰富。举一个例子，去年年底默多克的The Daily停刊，这是号称全球第一份专门为IPAD量身打造的电子日报。一般来说，新产品开发期会有三年，但两年不到，突然宣布停刊，整个新闻传播界都非常震撼。默多克是新闻集团的老板、全球传媒大亨，他一贯宣扬新闻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新闻是可以卖钱的。那么为什么The Daily没有卖到钱，一直亏损？再进一步我们会问到，新媒体冲击下，传媒界流行一句话“我们是不改等死，改是找死”。那么是不是连默多克这样的全球传媒大亨也打破不了这个魔咒，走不出这个怪圈呢？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邀请专家学者，从理论层面进行专业的深入的解剖、思考和回答。所以我们约了几位学者，包括人大的彭兰、北大的胡咏、新华社的陆小华帮我们写了文章，他们当然不仅仅是分析The Daily的成败问题，而是由此延伸讨论传统媒体转型要怎么转，新媒体产品开发和运行的逻辑规则到底是什么，等等。文章刊发以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徐炯专门群发了邮件，向集团全体中层干部推荐这些文章，他还写了一段推荐的话：“向新媒体领域拓展是集团面对的急迫任务，这条路不能不走，但显然难走，许多同人不免焦虑悲观，不过正如乐观需要理由，悲观一样需要理由，对这条路上的艰难险阻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在知之甚少之时只能是越空谈越焦虑，或者反过来，无知者无畏。所以，首先需要的是学习，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路况。”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情，通过这个事件，可以让我们看到好的学者是能够打通实践和理论的，能够沟通业界与学界的。

第二，要提倡创新意识，拒绝学术泡沫。大量的理论文章登出来以后不被重视，不是理论本身出了问题，不是理论本身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好理论真思想有照亮现实的迷雾、启迪人思考、促进人行动的力量，这就是通常说的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引领性。所以在选择稿件时我们坚持的是，要求文章有创新。全面创新非常难，但是至少在新的观点、新的材料、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某一方面有一点自己的特色。坚持学术创新也是在当前新媒体众声喧哗的环境下保持专业地位，体现专业价值的一个方向。学术研究、专业研究体现在专业价值上一定要有富有新意的理论阐述，体现出理论对现实的深邃的解释力和穿透力，也就是说，读者花了很大的力气，费了很大的耐心，读了以后要能够有所收获和启发。

在这里，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我们会看到大量的论文，觉得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我觉得好的学术论文和侦探小说差不多。侦探小说吸引人必然是在一开头发生了一个案子，通过悬疑，吸引大家继续阅读的兴趣。好的学术论文也是如此，开篇必然会提出一个真的问题，能够吸引读者，然后带动着大家一起去追踪、思考和研究。从规范来说，学术论文要有文献回顾，但很多文献回顾看起来索然乏味，为什么呢？其一，面面俱到，所有的相关内容都放进去。其二，不分主次，一些重点的、有价值的被淹没掉了，但是一些很平常的、很普通的观点反而被回顾到了。文献综述之后就是逻辑推演，就相当于侦查案情，你要收集必要的资料、材料、数据，一步步得出结论。同样，写得好的学术论文非常吸引人，最后大家心服口服、恍然大悟，但是写得不好的学术论文也就像不好的侦探小说一样，大家早已知道凶手是谁，你还在那儿把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线索重复呈现给大家。

最后一点实际上是对我们学术期刊的一个要求，强调传播意识，提高学术能见度。反过来，恐怕对各位在座的青年朋友来说，要强调的是阅读意识和追踪意识，提高对学术的能见度。我知道很多同学也包括很多老师看论文采取的是一种检索型阅读——通过网络数据库搜索一下，相关的文章就跳出来，然后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兴趣做一些相关的阅读，这是新科技给我们提供的利器。但是真正做学问，恐怕既要检索型阅读更要学会追踪型阅读。什么叫追踪型阅读？比如说，挑选行业当中、专业当中最重要的基本专业期刊、学术期刊，每一期坚持读下去。追踪型阅读有一个什么好处，它是一种相遇，它是一种偶遇，这里面肯定有很多你不同意的观点，你未必原来感兴趣的主题，但是通过这种偶遇，会激发人的灵感，拓宽人的眼界，特别是打开学术视野。所以追踪型阅读从某种程度上比检索型阅读更为重要，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来说更为重要。

最近我看到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他的微博上表扬了我们杂志。说最近几年《新闻记者》杂志办得越来越好，既有理论深度，又接地气。我觉得这是在鼓励我们，但是说中了我们追求和努力的方向，“既有深度又接地气”是我们《新闻记者》杂志的一个追求和努力的方向，也应该是包括在座各位青年朋友在内的所有新闻研究者，学术上征程的每一位战士，大家都应该追求和努力的一个方向。谢谢大家！

期刊历史与评价体系

演讲嘉宾：杨驰原（《传媒》杂志社主编）

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也很感谢谢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传媒领袖大讲堂我是第二次来参加了，感觉到每次都有创新，这点谢教授是很厉害的，创新能力很强。

先介绍一下，我们杂志属于新闻出版总署传媒杂志社，现在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个名字很长，当时定名字的时候更长，叫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在社会的压力和批评之下，最后缩减了。以前我们杂志叫《报刊管理》，属于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的机关刊，后来不让机关直接办刊了，把我们下放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来主办，由总署主管。我们成为学术核心期刊很偶然，我们是一个较早的工作管理型期刊，后来逐渐往产业方向发展，我们的定位是服务传媒业、引领传媒业。我们以新闻报道见长，现在强调新闻性和学术性并重。我们每期要特别策划，由我们自己去约稿或采写。

今天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核心期刊，不仅仅我们在校的学子对这个比较模糊，即使是很多从业多年的编辑可能也说不太清楚。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期刊的历史：建国之初，全国只有257种期刊；1978年改革开放时不到1000种。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达到了近万种，有9800多种。关于期刊的审批，经常有人问我说能不能搞个刊号，能不能批下来一个新刊。1985年到1995年是期刊大发展时期，现在原则上是不批新刊的。我们新批了一本叫《新阅读》，经历从龙新民到柳斌杰两任署长，历经七八年的时间才批下来，这个我们是直属的单位还这样，社会上的就更不用说了，是非常难的。

原先杂志少的时候，每一个大学图书馆都可以订一份，到了1978年900多种的时候大一点的图书馆还可以全部订阅，到了有9000多种的时候就订不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主要是由大学图书馆发起的，刚开始是北大和南大发起，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有选择性地订阅一些学术性比较高的杂志，实际上这是图书馆订杂志的目录，后来逐渐增加了各种评价体系、各种评价指标，形成了学术的核心期刊。

现在总署官方的答复——张泽清副司长曾答复，总署从未就学术水平的高低为期刊划分过级别，总署仅从出版管理的角度，按照期刊出版单位的不同将期刊分成中央期刊和地方期刊，没有核心和非核心之分。对大学评的核心期刊，总署不是不认可，也不是官方的完全认可。但是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逐渐也取得了社会认可。

目前我国的核心期刊有7个核心体系，它们是不同的体系。第一个体系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它的名字就叫中文核心期刊；第二个是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这个简称CSSCI，这个比较受重视；第三个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这个主要是针对科技期刊的；第四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第五个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就是CSCD；第六个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协会学报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第七个是万方数据库。所以，对核心期刊的判断也存在很多差别。有一些学校认可的是CSSCI。有一些机构相对宽松，如我们总署评职称，只要求你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以上就可以参加职称评定，它没要求是核心不是核心。

另外，谢教授说让我来说一下什么是好稿子，什么样的稿子能够在期刊上发表。我们杂志选稿的标准是这样：第一，观点有没有创新，这也是刚才刘鹏主编讲的。当通篇都是平常能够看到的——因为我们编辑天天都在看文章，很多观点没有创新，即使文章文笔、内容、逻辑再好，我们也一般不会采用。也就是你的文章能否发表，就看有没有创新，能不能找到新的领域或者在熟悉的领域找到新的观点。第二个方面是体裁，写的到底是论文还是报道，尤其是有些学生搞不清楚。论文中出现了抒情肯定是不行的。第三，内在的结构和逻辑，一篇文章总得像刘鹏主编讲的，像过去写高考论文一样，总得有立意、有论证、有结论，从结构到逻辑上都符合逻辑推论。逻辑混乱、结构混乱的论文肯定是不行的。第四个方面是语法、词句是否通畅，如果说你们在这方面出点小问题，我们编辑是都能处理的，前面那些大问题出了那这个稿子就毙掉了。

关于全国期刊的征集情况，有四个方面。第一，体制机制改革提速，发展增强动力。我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很多年了，从2003年文化体制试点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2011年5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要推进非时论类报纸杂志的改革，去年我们又推出了编辑部体制改革，一系列的政策出台使得我国期刊行业体制改革速度非常快。现在很多学术期刊也都转体改制了。但这个方向有争议。第二，整体而言，市场气氛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化杂志的发展速度加快。从第二届政府期刊奖里能够得到印证，在2011年8月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期刊奖颁奖里面，社科类和科技类各有10种获奖，提名的总共有19种，加在一起是39种。第三，区域和行业刊群现象出现，聚合产生效应。刊群是近几年我们国家期刊界发生的重要变化，新刊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主要以地域为特色的刊群，比如说，“湖北现象”和“集刊现象”，湖北有《知音》《特别关注》等，都是发行几百万的一些刊群。吉林也有一批期刊在那儿聚集。另一类是行业类的刊群现象出现，例如中华医学会有几十种期刊，科学出版集团也是。这样能够增加它的竞争力。比如中华医学会的期刊过去在知网，知网一年就给他们几万块钱。由于期刊多，中华医学会提出要500万元，结果知网不同意，最后他们就打包卖给了万方。后来知网再想要，他们已经将独家期刊内容资源转卖给了万方，这一个典型事件就是刊群聚合产生的效应。第四个是数字化浪潮，这是近几年期刊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过程——从最初期刊界对新媒体不屑一顾到紧张惶恐，最后到非常坦然，主动地融合发展。代表性事件就是2010年5月在杭州召开的第二届亚太数字期刊年会，期刊协会会长石宗源，也是我们的老署长，他在会上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数字化、新媒体对我们期刊业来说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春风送暖。为什么忽然在会上有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一句话，整个会场也洋溢着乐观情绪？因为2010年1月IPAD出现了，整个会场大家都在谈IPAD。大家都感觉它对于我们期刊来说，对于传统的纸媒来说，它不是一个冲击，而是一次机遇。现在回过头看，经过了三年的发展，这种移动媒体、移动终端和其他的新媒体包括微博，对于我们期刊业的发展还是有促进的，这个我们有机会还可以专题讨论。

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些情况，谢谢大家！

选稿途径与标准

——基于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分析

演讲嘉宾：陆地（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主编）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兼任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杂志的主编，我本身也是人大新闻学院毕业的，在那里读的双学士和博士，所以我不是外人。时间有限，我就讲一下这个杂志是怎么来的。这个杂志封面写得很清楚，这个是1958年创刊，所以大家算一算，我估计起码将近60岁了。这个也不是说越老越好，杂志的优点很多，《新闻与传播》杂志可以跟其他杂志竞争的就是年纪大。至于这个杂志的质量，你们也都看过，不用我来夸奖它，因为现在都是自我营销，咱们还是来说说这个杂志，有优点，也有劣势。

优点是选稿面非常宽，全国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所有的社科类的报纸，只要与新闻传播沾点边的，都是我的选稿对象。所以我从来不愁稿子。可能刘总他们经常还要找米下锅，我这个不愁，他们找完米做成饭，我是找饭入碗。他这一期编完了他得考虑下一期干什么，得找作者找话题，绞尽脑汁；我呢，不愁。他们找完了，我看，好，我就用；不好，咱放一放。上千份的社科类杂志，只要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咱们几乎都可以用，还不用经过他的同意，没有任何侵权的风险进行转载。其他杂志要选，要随便转载他们《新闻记者》的文章，没准会惹上打官司。第二个优势是质量有保证，因为我们选的稿子都是经过他们的编辑认真思考编辑过的，也就是经过一次把关的，都已经基本上达到出版标准了。第三个优势是我们的风险比较低，大家都知道社科类的文章有时候思想、观点会有一些激进的，弄不好会被各级的宣传部点个名，请去喝茶、喝咖啡的，但是我们不存在这样的风险。

劣势也有，第一，时效性有点问题。也就是说文章得经过出版，我才能用。第二，主动性比较差，即使作为主编我想了一个好创意，但我没法去实施。即便要去实施，就必须依托其他杂志，但这个又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第三，就是原创性的问题，不少朋友说有一篇好稿子，想直接投给我，我说不行，得先在其他杂志刊登了以后，我才能登。我这个东西只搞二手货，一手的文章好我也登不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报刊资料复印》的优缺点，我想这跟人一样，优缺点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相反相成的。如果人只追求优点，那是不可能的。

刚才两位专家也都说了，全国社科类的杂志有三个评价系统，一个是北大的中文核心期刊。一个是人大的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凡是被它转载的文章，就跟被《新华文摘》转载一样，也是一种荣耀。第三个就是南京大学的CSSCI的。这三个系统是目前统领全国社科类杂志评价标准的三大评估系统。我仔细想了想，当然人大是最老的了。北京大学是第二老，南京大学是第三老。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三个系统其实是为了争夺中国学术评估的话语权，这三所大学恰好是我们国家社科类研究力量最强的几个大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2012年度报刊资料复印转载学术论文这个总排名，第一名，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名，北京大学，第三名，复旦大学，第四名，南京大学，也就是说这三大评估系统恰好是我们前四名里的三位，都是社会科学研究力量非常强的。这里面，复旦大学吃亏了，我觉得他们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再搞出一个评估系统，以区别这三所大学的评估系统。当然，我觉得标准都是人造的，不同的标准和从不同的角度来照相一样，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我说这三大评估系统，本质上是争夺学术评估的话语权，为了提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因为北大有中文核心期刊，北大图书馆是全国汉字中文资料最全的了，3000万册。特别是古装的，线本、旧本、老式版本，你只有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才能看得到，中文特别是社科类的资料，北大是最多的，所以这个中文核心期刊有它的权威性。南京大学后来居上，用英文字母来标示的评估系统。

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采稿方式是什么，采稿方式有三个途径。第一，我们有编辑，编辑会把全国各地寄来的或者订购的各种社科类的杂志目录扫完一遍，挑选他认为好的——当然他认为好的不一定好。每一期会选几百篇的文章报到我那里。这个就是编辑的选择。第二，专家推荐。我们有专家编委，基本上目前各个高校里面、学术上成果比较大的人物都入选了，他们有优先权，优先自荐，他们推荐的别人的稿件我们也会非常重视，一般我们会尊重编委的推荐。第三个就是作者自荐，我们每年会接到几十篇这种作者自荐的，直接电话打给我或者编辑部，“说这篇稿子是我写的，请你们看一下，能不能给转载下”。这个是我们的采稿方式。

选稿标准有这么几点：第一，从时效上来说，从原发期刊到我们选用刊出不超过半年，因为我们虽说不以时效性见长，但是也不能够今年转去年的东西，一般是半年为期限。第二，就是同一期不能超过两篇同期同刊物的文章，这是出于平衡的考虑，所以同一期里最多选用其他刊物的两篇稿件。同样，同一期一般不能出现两篇文章作者是同一个人，除非极为特殊的。我们一般是这么规定，每个作者每年在这个杂志上不出现超过两次，即便我是主编我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定。这个就是我们采稿的标准。此外，我们所有的稿件来源必须是正式出版物。这是我们选稿的一个标准。采稿、选稿、用稿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用稿标准如下：刊物不以时效性见长，那必须要有新思想。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案例，或者新经验，新动态。我们说新旧不以时间为标准。没有新思想，有新观点也行；没有新观点，有一个新的理论体系，那也可以；或者你有新方法，研究方法是可以创新的啊，研究的案例也可以创新，这个案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只要能够给人以启迪，看了以后让人有很多感悟，这个稿件就是我们可以选用的。我们的栏目包括理论前沿、新媒体探索等栏目。我给编辑们规定，必须要让这本小小的杂志对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实践甚至新闻自由媒介法规的制定起到推动作用，甚至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我们选择的东西是中国所缺的，中国传播学界、媒介产业业界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人们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个杂志很小，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给这个社会，给整个传播学界、新闻学界、媒介产业业界起一个正能量的作用，不要尽发一些陈词滥调或者一些很保守的学术观点。当然还要以史为鉴，温故才能知新，我们对未来的定位一定要建立在对现实的把握上，现实把握得准不准又建立在对历史的把握上，所以，文化是一条河，整个新闻传播是不能割断的，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只注重现实，对历史的一些教训、经验也必须总结。中国的新闻自由、媒介的产业化，这些如果你认为现在一定比一百年前强，你可能错了。清朝晚期、民国初年，新闻自由的强度是很高的，媒介产业化也不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张季鸾的《大公报》出现了职业经理人，有股份制了，早就市场化了。通过历史会发现，我们的步伐太慢，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很多方面我们还在原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警醒，要自省，要奋起直追，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

《新闻学研究》简介与学术评鉴建议

主讲嘉宾：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教授、《新闻学研究》主编）

《新闻学研究》我前后主编过三次，加起来五六年。但是我编过另外一本《台湾摄影》季刊。这两个刊物性质差距很大。我跟大家报告的是台湾的一个情况，我在学术界工作23年，这23年来有很多变化。过去稿件不够，以至于刊物没办法如期出刊，只能出半年刊，甚至必须接受英语的论文。后来随着社会的变化以及我们对语文的一个认定，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全部转向中文。今天准备向大家报告刊物的性质，包括它的选稿、定位、财政、销售量。

首先，《新闻学研究》是1967年由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它的刊物名称为《新闻学研究》，但事实上它的内容跟大陆的期刊一样从新闻学、传播学已经扩得很大了，它的名字已经没办法包容下去了。但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中文名称一直没有改，而英文名称在很早已经是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67年创办之后，有报告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刊物经常不能准时出刊，常常要到集稿到一个程度再出版。到了90年代初期中期，慢慢开始出现了稿量太多的情况，以至于出版的时候需要淘汰掉一些。

其次，刊物的财政来源主要是由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资助的，有一部分是来自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以及政大的校方来补助一部分，比例大概是7∶2∶1。一年我们大概要花掉20万元人民币，办本季刊刊物，3个月出版一次。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学生完成的。第一，经费可以通过学生的工读金，报给硕士生、博士生来做。第二，让博士生有锻炼的机会。他们开始学会看稿，会看格式等，对他们是一种训练。此外，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同步对外发送。学术刊物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如果是纸质版本的话，销售量当然不会很多。很多人不愿意将期刊弄成电子版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电子版会增加成本，第二个可能影响纸质版的销售量。可是我们的经验刚好倒过来，从2008年开始纸质版销售量同步成长。

《新闻学研究》目前一年的进稿量在120篇左右，稿件是由主编和编辑委员会判断。包括主编在内共5到7位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之间通过E-mail进行沟通。稿件的判断标准如下：一是格式，稿件格式不合格，可能助理就会先将稿件退回给作者，让其先把格式改好再继续。原则上我们希望一位审稿人一年审阅一到两次，从而避免一个人的观点对刊物走向的影响。稿件字数规定1.5万到2.5万之间，我们比较倾向于用美国的APA格式的一种改良版。如果不符合肯定退回。近年来我们希望组稿，比如世界人权宣言到2008年刚好是60周年，我们会组关于传播权（communication right）的专题。组稿也需要经过审查程序。一篇专题大概有三到四篇。当出现审查者的意见冲突时，我们再送第三审。

征稿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说明，编委会有权做最后的决定。也就是说编委会它最终可以做一个决定，他们可以有裁量权，可能把它放到另外一种，不是一般论文，可能叫作研究报告，可能叫作研究指要，可能叫历史回顾，可能叫现场报道等处。像两年前英国发生新闻集团窃听案，我们就赶快请人做个比较长两万字左右的分析，形成一个报道。那个稿件一般不是论文，我们也不一定会送外审，我们就看你这个本子是否我们希望的。我们刊物不需要赶时髦，学术刊物如果赶时髦，过了几年就没有价值了。可是对重要的事情，比如英国的窃听案，后来官方成立委员会去做调查，花了大概5000万元人民币，形成报告1000页。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找人来写，稿件不算正式的学术论文，只是一般的报告。这个是《新闻学研究》简单的历史。关于销售量，我们过去只卖纸质版的时候，只有三五百本，不会太多。

台湾大多数的学术刊物跟《新闻学研究》是比较接近的，有各种学会，比如台湾有“中华传播学会”，有专门的机关刊物，半年刊。大部分台湾的学术刊物是这样的形态，这就确保它的财政和行政思路不会有问题。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刊物不太一样，它是少数跨校的人办的。它通过市面上销售是可以回收编辑成本的。这个刊物就是《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湾社会研究》是1988年创办的，它的副标题或者说英文标题比较显露它的性质，“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直译为“社会研究的激进刊物”，由此看出刊物的定位是批判的。

我们格式上的要求常常也会被批评，认为刊物上的文章既有文史哲的，也有法律的。但法律文章、文史哲文章的注释通常和社会科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去和相关单位协调，后来学院的规训越来越严格，最后我们只好说服他们，不能要求一个刊物一定是所谓的特定领域，难道不能跨学科吗？我们是跨学科，所以得接受我们一本刊物中存在不同的格式——法律、文史哲和社会科学的格式可以不同。

《台湾社会研究》这个刊物是跨校的，1988年刊物创办时是由台湾一家翻印英文书的出版社出版的，并获得了出版社负责人的支持。刊物的字数存在一些变化，我们曾经刊登过最多的论文有六七万字，后来出版社老板认为，刊物页码太多会有压力。所以现在以3万字为上限。因为这个刊物的财政来源刚刚说过，它不是一个学校机构能够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办法完全开放。这个刊物的历史已有20多年，拥有一些固定的读者群。最近这几年，一些商业资料库也会来收集我们的刊物，根据每一年点读数支付一笔经费。另外2007年开始，世新大学连续五年，明年是第六年，每年会提供给我们一笔经费，我们可以用来出书。所以这几年，我们的出书量比较多，我们也有一个专任的编辑人员，以前是没有的。这就是《台湾社会研究》季刊跟《新闻学研究》很不一样的地方。

最后，向大家报告，我们曾经办的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的背景是关于台湾的学术界的评鉴的讨论。以往，往往会采取是否在SSCI上发表为评价标准。我们觉得非常不合理，而且对社会和学术有反作用力。所以我们就找了十几位关心这个事情的学者来做研究，每个人发表一篇论文。后来我把这些论文编成一本书，与官方对话，把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请到现场，第二天回应我们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当时共有十个建议，和刊物比较相关的大概如下。第一个建议是回归同行的评鉴，量化数据没有什么学术意义，不能够采用SSCI也不能够采用TSSCI，不能用资料库的东西来当作评鉴的依据，因为资料库只是收集资料让大家方便而已，论文在《新闻学研究》上发表只是表示得到了主编以及两位评审的认可，而评定一个人需要看他的代表作，不可以把专业评审的责任就这样放出去，这是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学术界本身要先建立自己的权威，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不应该用那个SSCI来作为学术评审体系，不能说哪个学校SSCI的数量比较多就多给钱，哪个学校比较少就少给钱。这是学术界本身权威没有建立的结果，我们呼吁各个学会、大学的学术社应该认真执行自己的学术评鉴。学术评鉴并不需要好像说你数量上的多少，而是根据他提交的三篇到五篇的代表作进行判断。总之，资料库就只是资料库，SSCI、TSSCI都是资料库，资料库本身不能够转化为一个评鉴的依据。

第二，不应该只看重期刊论文，多元的学术成果应该平等对待。期刊论文有它的意义，但如果都是搞这个期刊，那专著呢？会议论文呢？有些会议论文也能够在期刊发表，那会议论文算不算呢？专著，比如说重要的翻译，它确实不是原创，但是它有没有贡献呢？应该还是把它算作一定的贡献，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减少加权，可是不能说这些东西都不算。

第三，各种语言要平等，不应该独尊英文。对SSCI你就发现它的问题了。它收的当然就是英文的资料库，我们学术界需要，如果有可能，我们希望其他各种语言都有。

第四，回归华文写作优先权，这是对台湾讲的。台湾有一种由上而下的压力，强迫，诱导，写越来越多的英文，这个就很奇怪，学术社群，国家社会培养你，是让你贡献给外国人的商业机构吗？是让你贡献给外国人去看你这东西吗？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贡献，我们当然是要参与，可是这个参与你不要忘了你自己，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不仅语言平等，最好的情况就是回归华文写作优先权。最后，借助网络技术，在互联网上流通。

谢谢大家！

《传播与社会学刊》简介与中西学术交流

主讲嘉宾：陈韬文（《传播与社会学刊》前主编）

这个是我们办的一个学刊，它的名字叫《传播与社会学刊》，我是它创办时的主编。运作了五年之后我就退下来了，现在是罗文辉教授为主编。最近我们在伦敦国际传播学会开会的时候介绍过。另外黄煜老师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院长，我们这个学刊是两个院校合办的，共同出钱，各自拥有50%的股份。这个学刊办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年了，和人民大学的文摘性学刊比的话，这个就是小弟弟。当然，性质也不一样。在创办的时候，多是一年两期，后来转成四期，成为季刊了。对于大陆学术界来说，这个季刊也是小弟弟，因为大陆学界动不动就是月刊、双月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一年四期，一期里面可能是六篇文章左右，加在一块的话也不算多的。在国际上，季刊是比较普遍的。这个学刊的封面有点不太像传统的学刊。一般学刊都是只有文字没有图片的，我们比较注重图片设计。

此外，我们还办了另外一个学刊，是英文的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那个也算SSCI。英文当然是SSCI的主体语言，但说不定SSCI也考虑包含中文，只是不会太多。对华文来讲，原来台湾TSSCI对海外是不开放的，现在也开放了。CSSCI以前不过多地对外开放，但据南京大学说，他们也考虑开放，让海外学刊也可以进入里面。如果进入里面就方便大家检索了。实际上，现在上网很容易就可看到《传播与社会学刊》，协办的团体比较多了，出版社是香港中文大学，基本不牟利，主要希望为学术作一点贡献。编辑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美国，除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国良老师，美国罗得岛大学陈国明，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张卿卿老师。我们这个期刊没有所谓地方性，虽然在香港，但它是开放的。

它里面有什么内容？从第一期开始，我们坚持有个栏目叫Academic dialogue，“学术对谈”，每一期访问一个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人物，分享他们的心得，这是很多同学感兴趣的。另外一个栏目是“研究论文”。还有个叫“传播论坛”，“传播论坛”的审稿没有“研究论文”那么严谨，有时候我们邀请学者来写文章，我们说明这是“传播论坛”，希望他的观点看法可以出来。

很多时候学刊的出版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叫专刊，是一个专题刊。比如某一期专门讲健康传播，专门讲新媒体事件，像这些就是专题。一年四期中有两期是专题，两期是寄来稿。专题不等于专题稿，有些专题稿也是寄来稿。一篇文章与中国大陆一般学刊的文章最大的差异点在于论文的强度，我们的文章一般都是1.5万字到1.8万字的，必要时可以2万多字，它要求深度、集中。

我们专题的产生有两种，一种是公开交稿，公布题目，通过专门编辑收集稿件以后，之后经过盲审，盲审的意思是作者跟审稿者大家互不知晓。近年来，我们每年做一个工作坊，通过公开征稿的，可能收到100篇稿件，其中再选十几篇，最后选出8～9篇，参与工作坊。工作坊改好以后，就把那9篇左右的论文送到外面去审稿，最后看看哪5篇能够成为这个专题里面的稿件。所以过程是比较多的，跟一般所谓拍脑袋的论文是不一样的，在专题方面我们做过很多个了，“晚清民国的文化传播与中国的现代性”“大中华地区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现状、面临的问题与素质水准”等。

收到稿件以后，首先需要看一下，不可能每篇稿子都审稿，因为每篇都审的话我们忙不过来；之后比较好的就委托一个编辑来负责，找两个人来审稿，如果两个人都同意的话，问题一般比较小，如果两个人都不同意的话，有时候就加上第三个审稿人。但是两个人都同意也不一定通得过，最后就是看编委会作出的决定，这个又牵涉到委员会里面的定义了，什么叫过，什么叫不过。拒绝率方面，过往几年差不多，每年差不多收到100篇的论文，里面拒绝率是75%左右，接受率只有25%。至于作者的来源，大致是大陆27% ～28%，香港23%，台湾30%多。台湾作者的中文和学术训练非常好，香港作者人数不多且有部分是只懂英语不懂中文的，大陆作者人数最多但是学术训练方面参差不齐。

另外很多人会误会，以为香港或者海外的学刊都是量化的论文才可以登出来，这个是不对的。我们是相信方法多元，重要的是你的方法是不是适合论文那个问题，如果你的问题是通过这个方法才可以找到答案的话，那么一定要用这个方法。至于理论倾向，我们也没有说以欧美为宗，你理论也是多元的，有些人可能是批判性的，有些人可能是人文主义稍微多一点的，有些人是时政派的。另外，具体研究对象也是多元的，广告、公关、新闻都可以。

我们在创办这个学刊期间看到一个现象，华人传播学者群体在扩大集中，而且在迅速扩大集中，至少在人数上是这样的。海外参与国际传播学会年会等，以及在美国的重要院校里，你会看到华人面孔都在增多。国际学刊中刊登论文的华人作者也比以前多很多。几年前，我就听到大陆有800个院校是有新闻传播的，院系的老师、硕士生、博士生人数都在增多。所以这个群体扩大得很厉害。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中文平台，以刊登规范得比较好的论文，推进学术研究水平？所以我们除了创办英文以外也创办中文的。

我另外一个希望就是可以多促成一些中西学术交流，希望通过学刊将西方一些重要学者的最新想法带给这个群体。那么一些用中文写成的好论文怎么样带给他们呢？这个还在解决之中，我们希望可以和国际传播学会联合，看看可不可以将我们的英文学刊给他们，这样他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文章来看，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得很好，很好以后别人就看你的东西，不懂的话他也会主动翻译。此外，我们比较强调跨学科性，因为新闻学本身不一定很深刻，但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的发展比较快，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多鼓励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呢？《传播与社会学刊》的命名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在里面的。

我们每一期印650份印刷本，在线版本（online version）给我们的鼓励很多，网上的订户有5000多个，其中大陆的有3800多个，占的比例最大了，这里就和人口成正比了。台湾是750个，香港有645个。一天下来到网上找东西的人大概150个，平均一篇文章下载量为35次。我们希望让同学老师可以看到可以使用，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想法。现在我们在建立一个网络，希望透过这个网络每一期出来以后就打包，送到电邮上面，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想法。

最后，我用一点点时间讲一讲大陆文章跟外面文章的差异在哪里。我感觉到大陆对什么叫论文这个想法就不一样，定义概念可能也不一样，而且也不晓得有没有盲审这种制度，有时候晓得有这种盲审，但编辑也不是很认真地去对待。往往大陆论文规范不够，对前人有没有在这方面做过研究，有没有对理论追求啊，有没有追求创新，这些似乎都不太重视。这种如果在海外就不算是论文的。有的时候形式上很像论文，但是内容是非常陈旧的，没有新东西，那么这样讲也不一定是好论文。有时候西方学术也遇到这种问题。

归根结底，在大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一开始的时候刘主编讲的学术泡沫，academic bubble，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是有的。因为它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从学刊发表的文章里面决定的，这个发表的论文又和岗位提升和毕业制度联系在一起，又和学校的课程设置和部门老师的学术训练有关。中国人非常聪明，有能力、努力、专心，但是最后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这与恶性循环很有关系，怎么样才会打破呢？作为学生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样可以接受比较好的训练，学校里面的课程和理论方法训练是否可以有所改进。这样子出来的论文就不一样。至于老师的岗位提升，除了完成任务外，也应该考察他的综合素质，这样子就慢慢变成了个良性循环在里面。所以学刊发表论文实际上可能推动了整个教育体制，如果有那一天的话，那么学刊真的迎来了蓬勃发展，哪怕用中文发表的话，别国的学者也不会轻看中文论文。

谢谢！

《亚洲传播学报》创办特点、因子影响力与主编权力

主讲嘉宾：郝晓鸣（《亚洲传播学报》主编）

我们这个学报的年龄不长不短，应该卡在中间，应该也做个不长不短的发言，因时间关系，我就做一个简短的发言。我的发言主要讲一讲我们这个学报和其他学报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学报和陈老师、冯老师的学报相似的东西很多，但是和其他前三位主编的国内学报相比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座的一位同学和童兵老师都写了类似的文章，文章从立题、论据到综述，包括文字水平等都差不多，假如投到国内的知名学报的话，作为一个学生论文发表的机会有多大？存在三种可能，一种是两篇文章都得到发表，一种是童老师的文章发表，一种是你的文章发表。应该说在国内的学刊中，你的文章发表与童老师的文章不发表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童老师的文章可能有90%的机会发表，而同学的文章可能只有10%的机会，如果你投到我们学刊里，你们的机会应该是均等的，这是我们跟国内学刊最大的不同点。

我现在讲几个不同点，主要比较的是与国内学刊的不同点。历史就不讲了。

第一个不同点，我们是一个英文学刊，英文学刊跟中文学刊肯定是不一样的。它面对的读者群以及投稿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学刊首先是超出中国的国界，甚至超出亚洲，我们的文章并不完全是给亚洲学者看的，我们想把亚洲学者的文章推向国际，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制作一个国际的平台是我们的目标，从这个出发点，我们在整个运作过程中都会产生很多不一样。

从学刊创办的始末和学刊的结构上来讲，我们学刊基本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现在它挂靠我们传播学院及亚洲媒体信息和交流中心，但是这个学报的最早初衷，是由两个学者发起的，包括我们第一任院长郭振宇教授和一位斯里兰卡的学者，当时在亚洲媒体信息和交流中心工作，他们两个人准备办一个学报。90年代，亚洲已经有不少学者有能力用英文发表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可能不被一些西方学者所主持的学报重视，所以他们决定办这么一个学报。到现在为止，这个传统也是这样，我被任命为主编跟我的校长及亚洲媒体信息和交流中心的领导人没什么关系，前一任主编郭振宇教授直接把这个棒子传给我，只需要通过上面领导确认一下就完了。我的编委会的成员都是我邀请来参加的，大家都是做一份义工，并没有任何的薪水和报酬，这是我们跟国内办的一些刊物不太一样的地方。

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完全匿名评审的一个刊物，无论是一般性文章还是special issue，所有文章我们都要求匿名评审。匿名评审是一个双方的匿名，评估者不知道作者，作者也不知道评估者是谁。这个文章的最后决定，最后能不能登出来和评审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关系，基本上评审者的意见占了90%，之后有一个副主编审阅，看了以后提出他的意见，最后由我来做决定。一般的情况来讲，如果评审员都不认可的文章是没有机会发表的。这不是说在国外的所有学刊都是这样，也出现过个别学刊从评审员开始都认为应该枪毙某篇文章，但是主编把它重新复活了，也有这种情况。比如最有名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时任主编的Mark发表了一篇震惊传播学界的文章，对“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创始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一个德国人——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那篇文章的结论是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产生原因是纳粹的思想对学者的影响，这种结论带有一种人身攻击的性质。这篇文章在几次评审过程中都被枪毙，但是最后这个主编还是把它发表出来，当然可能与主编是犹太人有关，当时对此争论很大，不过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但在学界来讲，这种情况偶尔也还会发生，你可以看到一些政治偏见和观念也可能会影响到学术的评估。但是基本上来讲，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非常严格。也会有评审员和副主编都认为可行，但最后被我枪毙的文章。这个程序是非常严格的。

由于是英文的刊物，我们的评审员不局限于懂中文的人，也不局限于是亚洲人，我们邀请全世界所有与题目相关的学者做评审，哪怕你不懂中国国情，我们也可能会请来做评审，完全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个文章写得怎么样。但另一个评审员一定是找一个具有亚洲国家背景或者和作者写的文章的背景有关系的。我们要求期刊文章不但被亚洲认可，还能被国际认可，这是我们跟其他学刊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发行期刊的运作过程中，我们这个学报在创始阶段是由亚洲媒体信息和交流中心出钱印刷来发行的，当然也推广到全世界的图书馆，但发行能力有限，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赔钱的买卖。总体而言，学术刊物都是赔钱的。但对我们这些义工来讲，就节约了成本，也许就不是一个赔钱的买卖。2003年，我们期刊被一个商业出版商看中，他们负责所有的印刷发行工作，我们只管编辑——对我们来讲这是个好事，还给我们一些钱，当然不是每个杂志都可以跟他们要到钱，当时给我们的只是几千块钱。出版商将期刊接过去之后，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期刊，因为出版商有非常大的发行系统。早期的发行系统就是完全要靠图书馆的购买，图书馆也叫机构性订购者。如果每一个机构性订购者支付100美元，全世界假如有100个图书馆来订阅，这个钱就足够它维持日常开销了。今天，出版社不只进行纸质版出版，而是同时把电子文本卖给图书馆，图书馆就会支付一大笔钱。这样的话，出版商运行是非常赚钱的。所以出版社到处去买杂志，到各个地方去谈，还有其他出版商也跟我们谈，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个赚钱的事情。你办得有足够的发行量、足够的影响力的话，出版商赚了钱是可以给你一些的。这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另外，前面的期刊都是中文，都没有进入SSCI的数据库，我们这个杂志是唯一进去的。SSCI，如同冯建三老师讲的一样，绝对不是评估一个杂志刊物质量的依据，因为进门槛没有任何的标准，它唯一关心的问题是这个杂志发行了多长时间，它将来是不是能够继续发行下去，它有多少读者。有的杂志刚出版一年就直接可以进入了，可有的很好的杂志在外面待了30年，它也不去申请，它的发行人也不去关心这个事情，比如说关于传播学的法律方面的一个杂志叫作“Communication Law Policy”，这是学科里关于传播学的法律和政策方面最好的杂志，但是它从来不是SSCI index journal。有很多SSCI index journal的质量也并不是非常好，客观来讲，我们也不是认为我们是非常好的杂志，因为杂志的水平是根据你的投稿人和你的读者水平来决定的。我们作为一个亚洲杂志，也就20多年的时间，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卓越的品牌。20年前，我们杂志在一年发两期的情况下经常为稿件发愁，稿件的质量也不够好。10年以前有很多格式基本符合，但没有太大新意的文章也能够发表出来。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进步，但是这个进步还是非常微小。

进了SSCI，要接受一个公平平台的评估——文章的引用率，我们作为一个地区性的、相对年轻的杂志，评估分一定是非常低的，这是肯定的，而且从长远发展上看，我们也不会发展成为一个被引用得非常多的杂志。除非我们跟香港中文大学的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合作，我们可以把它变成这个学科因子影响最高的杂志。因为很多非常好的杂志，因子影响率也就是二点几，意味着一篇文章大概有两篇文章去引用。假如我跟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人商量，“你们每发表一篇文章一定要引用我们，我们每发表一篇文章一定要引用你们”，我们一下子就变成这个领域当中评估分最高的杂志了。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以前发生过。有一个自然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它从第一年三点几的因子影响力，第二年蹦成了六十几，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学科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分析综述，这个综述的主编就暗示读者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将来凡是写这个领域的人一定都不可以离开这篇文章，结果这篇文章一年就获得了很多引用率。这种情况发生之后，SSCI也会检讨它的这个原因。

当然因子影响力对一个主编压力还是很大，我们今年的因子已经从前两年的比较稳定掉下来了，原因是去年和前年引用的文章数量不多，但是我们综合5年的因子分析还可以，但是因为我们5年前这个文章数据化的数据没有进入，所以它还没有把我们算在这个5年的因子分析，而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年前就有，他们的因子分析比我们还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两年前我们从四期办到六期，这样一年发表的文章就从二十几篇到三十几篇，基数大，被引用的数量如果不增长的话你的因子就下降。但作为一个主编，我并不太看重这个东西，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质量好的文章进来。进入SSCI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杂志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你的投稿量一定会增加，我们从在进入SSCI之前每年不到200篇的文章投稿量到现在每年达到300篇以上。当然数量多意味着我们工作量大，但是总体来说，数量多总是会有一些好文章。我们也非常理解作为亚洲传播学者，一些学者不会把他最好的文章投给我们，他最好的文章一定是投给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但是整体来讲，水涨船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应该是越来越好。

最后一个问题，刚才前面几位主编都讲到他们个人作为主编的工作经历，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权力，或者说他们在执行主编权力方面远远高于我的权力。他们的有些志向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完成，比如说他想通过编一个杂志引导学术界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影响它的一个走势。作为一个主编，我做不到这点，因为我们这个制度上不允许。我们的杂志，它的最终目的是反映我们这个学科进展的过程，而不是像国内一些杂志来说，可以直接引导我们学科的变化，因为我们这个评审制度决定这个主编的权力尽管有一些，但权力不够大。最大的好处对在座的各位来讲，投稿是公平的，我们不问出身，谁投的稿子我们都一视同仁，这对学生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声音。如果查阅我们发表作者的背景情况的话，我们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博士生或者是年轻的助理教授，当然也有一些知名教授的稿子，但是这些稿子的数量并不是很大。

这里简单讲一下我们杂志和其他杂志的区别，谢谢大家！

（整理人：高云微、高璐、王瑶瑶、孔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