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篇

第一章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后果为基础的。”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本章主要阐明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扬弃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观念，以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一节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 ‘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进入了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时期；殖民体系瓦解了，亚非拉上百个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迫切要求发展，世界范围内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从而得以不断加强，制止战争的因素也日益增长，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从原来的对抗与冷战逐渐转向加强对话和接触，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局势的和平和稳定。针对这种时代主题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提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因为只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才能安心搞建设，才能安心地设计和实践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并且“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就为中国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背景。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平促进了发展，世界的和平带来了世界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面貌，从而使社会经济领域越来越成为竞争的焦点。世界各国都在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提供的重要机遇，寻找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以增强本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已从过去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改变为经济实力的较量。从此以后，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发展本国经济放在第一位，改变了以往不同制度属性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抗。这就为中国制定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

正是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及时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果断地中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决地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以及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由此可见，如果不是对世界形势演变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不是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分析和揭示，并据此及时调整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发展战略，就不可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更不可能形成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所以，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二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列宁在批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等同起来的错误观点时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同 ‘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这段话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理论渊源之间的关系。对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我们也可以利用列宁的这段话来加以说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离开中国几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离开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的、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它的伟大之处正是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它的产生，正是植根于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土壤之中，正是马克思主义伟大代表人物共同富裕思想的继续。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熏陶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产生以来，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剥削阶级面对饥寒交迫、食不果腹的悲惨现状，总是梦想过上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生活富裕的幸福生活。正如列宁所说：“‘为别人而工作’这一事实的存在，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某些 ‘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对抗这一制度的理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出现的各种大同思想、均贫富思想就属于这种对抗剥削制度的理想。

中国最早出现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社会这种设想的文献，是西汉学者戴圣的《礼记·礼运》篇，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设想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对统治者残暴剥削的不满，以及摆脱这种悲惨境况的一种梦想和追求。尽管戴圣认为这种“大同”社会已过去，人们只能达到夏、商、周三代那样“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即一种虽不很富裕但日子普遍好过的社会经济状态。但《礼记·礼运》中所表达的大同思想，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共同富裕理想社会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为对抗不平等不公正的剥削制度的农民起义，多是以均贫富的口号作为旗帜。唐末时，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第一次把“平均”的革命要求挂上自己的旗帜，只不过其内容仍然比较抽象，不够具体。五代时，农民起义开始提出“使富者贫，贫者富”的要求。北宋初年的农民起义更是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时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在“均贫富”之外增添了“等贵贱”的新内容，公开否定富贵贫贱的差异。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贵贱均田之制”和“均田免粮”的口号，第一次提出了均分土地财产的要求，认识到造成封建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财产的分配不均，即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不再只着眼于对富人财产的剥夺和均分。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中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其经济上的核心要求就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力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康有为由于深受儒家的“大同”思想影响，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无等级之分、无贵贱之别、人人平等、土地公有、科学发达、生产发展、人人劳动、人人幸福的理想社会。孙中山曾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认为造成这个世界不平等的原因，是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世界，必须是全国百姓都享有文明幸福。

中国的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从中国古代的儒家大同思想，到历代起义者对抗剥削制度而提出的各种均贫富口号，再到中国近代孙中山的富民思想，都是中国共同富裕思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各个时期的中国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而不断奋斗，从而也推动着中国共同富裕思想的不断进步与完善。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基础也离不开这块肥沃土地的滋养。

老一辈著名的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刘少奇、邓小平等，大都在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受过几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古代一些优秀的文化思想对他们的一生起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曾记述邓小平在学生时代受过国学的熏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典籍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小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而且“父亲……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及至整本的二十四史，他统统喜欢读”。邓小平强调应“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可见，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消灭贫富差别、追求平等的思想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邓小平，并对他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富裕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富裕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富裕思想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邓小平曾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在法国，邓小平在“赵世炎等年长同学的影响下，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开始一步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所以，只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脉络，才能弄清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运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有关原理，深刻阐述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设想，在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虽然没有具体涉及和阐述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但隐含着共同富裕思想的一些具体内容，这些共同富裕的有关设想，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实践中的直接理论渊源。

第一，所有人的富裕和发展是未来社会的生产目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在未来社会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所有人的富裕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必须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不发展生产力，“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在未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所有人富裕和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未来社会就是一种“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这就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后，要利用自己的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贫穷，避免极端贫困的普遍化。他们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就不能消除两极分化，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所有人的富裕和发展的制度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在这一利益的驱动下，一边是资本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工人贫困的不断积累，这样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因此共同富裕在私有制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才能消灭剥削，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恩格斯指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就必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也就是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指导和调节。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较大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他们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导致两极分化的基础上提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问题的，并没有对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实现方式等作深入的阐述。但这些思想成为后人探索和实践共同富裕思想的直接理论基础。

2．列宁的共同富裕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当时沙皇俄国的国内实际，列宁提出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首先突破的科学论断，并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不断发展。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面对苏联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开始探索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在生产力基础比较薄弱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列宁的共同富裕思想概括如下。

（1）提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所有人的富裕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他还认为，落后的农业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最大的困难，就是在经济、文化与科学技术等方面仍然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919年2月，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全体中农，人人都能在绝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1921年，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重新建立了工业和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联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创造了条件。

（2）承认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和富裕程度的差别。

列宁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基础上的，这种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步、同时无差别的富裕，而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1903年3月，列宁指出：“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他还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不同。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列宁对按劳分配原则作了透彻说明：首先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其次是“对等量劳动给予等量产品”。

列宁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社会不公平现象将在所难免。从列宁的以上重要论述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可以发现，他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并强调指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物质基础，按劳分配则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杠杆与手段。但由于列宁过早去世，致使他没有来得及对其所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同富裕思想进行更深入的实践、论述与研究。

3．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

列宁逝世以后，虽然斯大林中断了列宁提出的被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但是对于列宁主义，他坚决地捍卫和继承了它，并继续领导苏联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斯大林在列宁对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基础上继续前进，并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共同富裕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与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1）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必须坚持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与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认为，要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通过强制推行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采取最集中最统一的计划经济手段，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与单一公有制相适应的单一按劳分配制度，是使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为只有公共的大生产才能充分利用科学成就和新技术”，才能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手段，“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在这里，斯大林把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坚持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坚持计划经济等同于坚持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实行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体制，实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坚持全盘集体化运动，以求建立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在短期内实现全体人民的同步富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战胜资本主义。

总之，斯大林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创造富裕和文明的生活。

（2）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斯大林在苏联即将完成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时说：“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他指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社会更加富足起来。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品丰裕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无可否认，在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建立后，斯大林曾在公平分配及增加社会福利等方面做了长期努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在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与失误。

首先，将共同富裕进程看得过于短暂、容易，脱离了当时苏联生产力的发展现状。

1933年斯大林在一次大会演说中强调，“如果我们诚实地劳动，为自己、为自己的集体农庄诚实地劳动，那么我们就能做到在短短两三年内把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提高到富裕农民的水平，提高到享有丰富产品并过着完全文明生活的人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当前任务。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显然，这反映了斯大林对实现共同富裕存在的困难与前提条件认识不足，后来虽然有所意识，但仍然是不充分的、粗浅的。

其次，在苏联强行推行高度集中、高度公有化的体制模式。斯大林试图通过大力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推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他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坚持公有制，坚决反对其他任何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出发点是：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他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归结为把生产资料公有化，并通过强制推行高度公有化来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斯大林采取的以“最统一最集中”的计划经济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做法，在苏联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显然是一种超越经济发展所能许可的行为，严重脱离了苏联的国情，从而也就没能将苏联引向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无法使千百万劳动人民摆脱贫困和愚昧。

最后，忽视市场经济的作用，全力发展重工业。斯大林时期，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同时，由于当时国内与国际形势极其困难和恶劣，苏联的经济发展采取的是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结果不但未能找到一条真正使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还为后来的国家分裂与国民经济破产埋下了伏笔。

4．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7年的过渡时期，于1956年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中国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际上已从理论问题提升到实践中来，为使中国人民早日走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伟大的实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取得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成果。所有这一切都成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基础。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归纳起来主要如下。

（1）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第一人。

共同富裕的概念是毛泽东于1955年7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1955年10月毛泽东又一次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毛泽东的上述论述表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如何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是毛泽东极为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2）（农村）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认为合作社是人民群众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与社员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组织形式，只要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就可以消灭剥削制度，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他认为，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必然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剧。毛泽东将两极分化看作是与共同富裕相对立的，要避免两极分化，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就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毛泽东看来，广大农民只有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抵御各种天灾，消除两极分化；利用集体的力量兴修水利，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解决在单干情况下办不到的事情；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实行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提高劳动效率和单位面积产量。这样农民就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较快共同富裕起来。

（3）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认为，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工业化为基础，没有国家工业化，就谈不上共同富裕。早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主张及其实践效果的客观标准是，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说：“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在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刚刚完成之时，他就提出了“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通过实施“一五”计划，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6年1月，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他明确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他还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加上了国防现代化。这表明，毛泽东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同实现共同富裕紧密联系起来。

（4）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应分步骤地进行。

毛泽东在制定共同富裕目标时是在认真分析国情的基础上，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基本的认识。“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953年12月，毛泽东指出，要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八年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他又指出：“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实现共同富裕要有100年时间，并设想100年分四步走。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20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八大会议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需要50～100年的时光。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穷国，没有长期的奋斗，中国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现实的。所以，毛泽东又指出，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得分几步走才行。1962年1月，他在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毛泽东才将实现共同富裕视为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认识，明确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即到1980年，建立起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工业大体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到20世纪末，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5）主张社会公平，反对两极分化。

毛泽东在领导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始终把实现社会的公平问题放在首位。1955年，毛泽东针对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指出：“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他认为，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他提出要逐步实行农业合作化，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实行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避免两极分化。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是为了尽快实现我国社会的公平。

从以上论述可知，毛泽东在共同富裕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作出了以下主要贡献：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二是将共同富裕同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认为要实现国家和人民的富裕，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决定性条件；三是认为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实现，而不是一步登天；四是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不实现工业化，就谈不上共同富裕。

因而，毛泽东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同富裕的基本框架。但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认识不足，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他的共同富裕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偏差。

首先，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当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就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在我国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1955年对所谓“小脚女人”的批判，很快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结果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本来打算15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出现以后，毛泽东于1956年12月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论断，并对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步骤作了一系列规定。关于10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的论断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仅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10年赶上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1956年完成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对八大坚持的“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表示不满，并不断批评反冒进。但到1958年6月22日，他在向军委印发的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却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形势，因而脱离中国实际情况，在实践中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赶超指标越提越高，思想认识越来越“左”，越来越急于求成。

其次，忽视和排斥商品经济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提出要利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但在理论上没能始终坚持，并在实践中最终走向了反面。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曾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并首次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讲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我们不是资产阶级多了，而是少了。他在1958年指出，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主张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因为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准备条件。因此，毛泽东主张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但他对商品经济的定位，只是“利用”，而没有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他的思想里，商品、价值规律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而且将商品货币关系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因而在实践中也就不可能坚持发展商品经济。

再次，将共同富裕当成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毛泽东虽然认识到由贫困到富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没有细致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存在贫富差距，因此有时把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混淆不清。平均主义在个人分配上表现为尽量扩大供给制，缩小收入差距；集体分配上则表现为均贫富、吃大锅饭、无偿调拨。他虽然也强调实行按劳分配，允许有一定的差距，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生产关系“一大二公”，实际上成了搞平均主义。毛泽东将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放在防止两极分化与追求“同步均富”上，他的这种思路束缚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结果避免了分配中的差距，却最终导致了共同落后与贫穷的畸形现象。

最后，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没能始终坚持“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检验中国一切政党及政策主张的客观标准是“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毛泽东仍强调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成功，不能以主观评价而定，而应以是否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转移。“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毛泽东不是充分调动和利用生产力内部各因素，也不是利用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是寄希望于频繁地变革生产关系，想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都严重地束缚并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只能导致共同贫穷、共同落后，共同富裕也必然成了泡影。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中正确的有益的部分，直接成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对共同富裕探索中出现的偏差与失误则可使我们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三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具体实践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现实基础。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在总结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后艰难探索共同富裕道路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探索改革开放新道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走得相当曲折。尽管过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仍然很贫困，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落后50年。严峻的现实迫使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得不重新思考在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更好地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从1957年到1978年，20多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富裕，按劳分配不是平均主义，那种把共同富裕看成是全体人民在同一时间以同等的速度富裕起来的共同富裕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不能带来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只能带来中国人民的共同贫穷。邓小平只有对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走的共同富裕道路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真正的共同富裕道路。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和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出这个大政策，意味着邓小平对怎样实现共同富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即共同富裕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绝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必然会出现有先有后、有快有慢，这是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所以，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几个有所侧重的实践阶段。第一，打破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进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时期，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共同富裕的实践过程中，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同时无差别的富裕，即所谓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结果不但没有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反而导致人民共同贫穷。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思考，在总结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条有别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走的共同富裕新道路，就是打破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带动和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先行提出“允许先富的思想”，即“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那么，允许哪些地区、哪些人先富起来？允许先富起来的地区，邓小平选择的是东部地区，之所以选择东部地区先富起来，在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选择的效率应该是最高的。允许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是指社会上那些贡献大、能力强、技术高、劳动重的人，鼓励这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原因在于，这样做才能真正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如何鼓励这部分地区、这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没有先例可循，只能靠中国自身的不断实践在摸索中前进。为鼓励东部地区先富起来，中央采取了梯次推进的办法，先是1980年中央在东部的广东、福建两省批准和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在这四个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鼓励这四个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在这四个特区发展起来的基础上，1984年中央又决定从北到南继续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8年海南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又开发开放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的整个长江领域，不断推动中国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为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农村，中央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专业户的存在和发展，大力兴办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城市，中央采取措施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鼓励、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大力发展，这些政策和措施也促进了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之，邓小平的打破平均主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在不断总结实践中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

第二，邓小平提出先富的要带动和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因为在大部分人都贫穷的情况下，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让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地区和一部分能力较强的人率先富裕起来，在此基础上，由这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地区和后富的人逐步富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按照邓小平的设想，20世纪末，在我国社会进入总体小康的时候，即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中国共同富裕的道路重点开始由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先富的带动和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

那么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怎么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人致富呢？邓小平也提出了两个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缴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 ‘大锅饭’。”这种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利用第二次分配的手段支持后富的地区发展。根据邓小平上述思想和共同富裕的时间安排，党和政府从1999年开始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开始制定和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6年开始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在财政和优惠政策上向西部、东北、中部地区倾斜，以促进这些后富的地区加快发展。第二种办法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对口支援后富的地区发展。邓小平还提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进入21世纪以来，东部沿海地区还在技术上、人力资源上、基础设施上等方面对后富的地区实行对口支援，进一步有力地促进了后富地区的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至于先富起来的人怎么帮助后富的人致富，邓小平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出发，也提出了一些设想，如“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邓小平上述先富帮助后富的这些设想可以解读为两种方法：一是先富起来的人多缴个人所得税，由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的形式，帮助后富的地区和后富的人发展；二是先富起来的人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等通过慈善方式来帮助后富的人，这种方法学界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分配方式。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共同富裕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的成功经验，最终升华为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节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对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和看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何一个思想的形成都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形成也不例外，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他青年时期旅法期间的思考，并延续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继续实践。

一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阶段

从邓小平旅法期间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邓小平的整个革命生涯，是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形成的萌芽阶段。

（一）邓小平留法期间对贫穷的深刻体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影响，使邓小平萌生为广大劳苦大众过上富裕、幸福生活而奋斗的信念

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理想的追求是基于青少年时期对中国贫穷的深刻体会和理解。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出生，取名邓先圣，5岁进私塾启蒙，私塾的老师认为邓先圣的名字不好，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了邓希贤，20年后才改名邓小平。6岁进入协兴乡的初级小学念书，11岁考入广安县的高小，14岁考入广安县中学，不久又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自费生。邓小平在少年求学期间，其家境并不宽裕，为了供孩子们念书和其他一些开销，邓小平的父亲有时不得不把家里的20亩土地，卖掉一些，到邓小平离家去法国时，家境已十分困难。为了支持他赴法留学，家中还卖了些谷子田地。在家庭日益贫困的背景下，作为长子的邓小平，自然被父母寄予厚望。一方面，当时的邓小平肩负着振兴家业的重任赴法勤工俭学；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和同时代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去法国的。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时，年仅7岁的邓小平曾跟随父亲在革命军的军营里度过两夜，革命所带来的那种震撼力在他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屈辱历史，让邓小平深感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要改变这一切，只有去西方学习，“学点本事”，回国后可以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使国家摆脱贫穷，走上富裕强盛之路。邓小平正是怀着这种“工业救国”和振兴家业的志向，踏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的。1920年9月11日，83名川东弟子登上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前往法国。

邓小平留法期间，“穷”总是伴随着他，使他深感家庭贫穷和国家贫弱的痛苦。邓小平他们乘坐的邮船，一等舱的票价是800元，二等舱的票价是500元，三等舱的票价是300元。中国学生因为“穷”而乘坐四等舱，票价为100元，那是为照顾贫穷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是货舱，半明半暗的船舱里，到处堆放着各种货物。舱内空气混浊，十分闷热，臭虫又多，蚊子肆虐，条件十分恶劣。因为“穷”，邓小平他们不得不忍受这样恶劣的环境。

在赴法途中，也让邓小平他们深刻感受到由于国家的贫穷落后国民在国际上地位低下的痛苦。赴法国沿途经过的大多是英、法殖民地，有的国家竟然不让勤工俭学的学生上岸。一出国门，中华民族处处受人歧视欺侮，国际地位很低，邓小平等十分愤慨。一位同学在给亲友的信中，详细记述了他们这次海上航行：

此地（香港）贸易的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是完全属于英国的了。英人自得此地之后，订立许多束缚华人的条例。

（越南）既为外人的殖民地，他们的人民，遂不得不受外人的管辖。他们知识较高一点的，就受法人的呼唤。那知识低下的，就受外人使用，耕田挽车，不敢稍辞劳苦，偶一懈怠，即加鞭楚，彼等狼狈啼泣，已极可怜，而法人还要设种种恶例。

中国人在世界上向来以“病夫”见称，各国防甚严，此次船泊西贡，曾见同船的人，上岸时必经种种检查，然后列队到警察署注册，否则不准登岸。从此看来，中国人也像在候补亡国奴了。新加坡有华人数千万，“但有一大部分，仍是劳力的生活”。

有钱人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学生就上岸去观光游览，饱阅市容，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管是高楼大厦，也有许多人是西服革履，但也有不少人是破衣烂衫，沿街乞讨。在有的港口，我曾看到一些穷苦的儿童游泳在船舶周围，向乘客们哀告乞怜。有的客人就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海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孩子们则以此谋生。当时看了，真使人心酸。这使我深深感到，世界上的人们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都是这样的不平。

第一次出国远洋，给邓小平和同学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和深深的感触。

到了法国，邓小平也备受贫穷的折磨。因为“贫穷”，邓小平只在巴耶中学学习了5个月，就中断了学习，只好去打工。邓小平曾回忆说：“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 ‘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虽然邓小平一直希望在法国能继续读书学习，但因为“穷”，最终未能如愿。

邓小平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当一名轧钢工，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一家叫施奈德的钢铁厂里。轧钢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却十分低下，连十分清苦的日常生活都不能维持。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这近一个月的法国工厂的勤工实践，使父亲初次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亲身体验了劳工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地位。资本家的压榨，工头的辱骂，生活的痛苦，使他本来十分单纯的心理，受到了不小的震撼。”这份工作干了20多天后，邓小平便辞掉了这份工作。

邓小平离开克鲁梭后前往巴黎，由于既失学又失业，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继续找工作。靠救济金度日的留学生们，生活相当艰苦，住的是拥挤不堪的帐篷，吃的是自来水加面包，而且每日只有两餐，偶尔佐以粗制的巧克力糖，蔬菜那是很难见到的，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为了维持生存，邓小平不得不四处奔波，寻找各种工作，邓小平当过饭店的招待，当过火车站、码头的搬运工，做过建筑工地的杂工，做过清洁工，还当过制花工。生活的困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以后，邓小平曾向杨尚昆谈起他在法国的生活：“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也曾说过，他身材矮小可能与青年时代在法国经常吃不饱有关。在邓小平对他留法时期极少的回忆中，这里的两处回忆都与“穷”有关，可见“穷”在他记忆中的深刻程度。

邓小平青年时期的旅法经历，使他亲身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贫困，是对“贫穷”的深刻记忆。国家因为贫穷落后，在国际上没有地位；个人因为贫穷，基本生活无法保障，自己喜爱的读书生涯被迫结束。在法国的五年多时间里，邓小平有近四年的时间在做工。艰苦的做工经历，使邓小平对产业工人和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也使他产生了摆脱贫穷困境、追求富裕生活的强烈愿望。

如果说艰苦的留法经历和近代中国国弱民穷的现实是邓小平产生强国富民思想的内因的话，那么，留法期间受到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就是邓小平产生强国富民思想的外在动力。

留法期间，在周恩来、赵世炎等进步青年的影响和帮助下，1922年夏，邓小平加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下半年又转入中国共产党。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十分注重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创办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刊物《赤光》。邓小平负责该刊物的刻印、排版、编写等工作，在参加团员的理论学习和创办刊物的过程中，邓小平初步接触和掌握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再加上阅读《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使邓小平逐渐明白，工人的贫穷，是因为工人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只能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工人阶级要摆脱这种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仅靠个人的奋斗无济于事，只有团结起来革命，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剥夺剥夺者的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使全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才能改变自己的被剥削地位。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摆脱贫穷，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正是邓小平留法期间对社会底层艰苦生活的亲身经历和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提高了邓小平的思想觉悟，使他内心产生了要参加革命，为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美满生活而奋斗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邓小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一个爱国青年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一名为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共同富裕理念的初步展现

武装革命斗争，是建立一个富强昌盛的新中国的必经阶段。尽管在炮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邓小平很难真正实践自己早在青少年时期已经萌生的共同富裕理念，但他还是在自己所领导和所影响的根据地初步展现了他的共同富裕理想。

1．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最初理念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展露

1926年邓小平结束5年多的留法生活，留学莫斯科，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比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进一步提升了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就为以后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29年6月，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党中央委派邓小平，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广西做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第四编遣分区主任李明瑞等的统战工作，并且还负责领导当地兵运和党建工作，准备武装起义。1929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邓小平劝阻，决意举旗反蒋，惨遭失败。邓小平审时度势，将中国共产党已掌握的武装力量撤向左右江地区。1929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百色主持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武装农民，改选旧军队，扩充新部队等，为武装起义做准备。1929年12月11日，百色宣布武装起义，红七军宣告成立。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红八军宣告成立，并创建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虽然在这种战争频频的年代中不可能真正实践他在留法期间和在莫斯科留学期间所萌发的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富裕生活而奋斗的理念，但从邓小平在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言行当中，可以初步观察出邓小平个人在为共同富裕社会奋斗时的思想觉悟提升和初步的实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邓小平为共同富裕社会奋斗的思想觉悟的提升。通过留法期间初步接触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经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系统学习，邓小平已经由一个普通的青少年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留法期间对“贫穷”的深刻体验而使他产生改变不平等社会的愿望，已经由个人的意识上升到为劳苦大众改变不平等社会的理想。他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他在百色期间到士兵群众、青年学生中，宣传党的主张的讲话看出来。一次周末晚会后，邓小平对百色中学的学生说：“在我们快乐之时，还要看到街上和农村有许多人挨饿，家缸无隔夜粮，身无好衣裳……我们要让国家富强起来，不受帝国主义欺负；让人民当家作主，不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那才真正是百色同乐，广西同乐，中华民族同乐！”邓小平在这里连用三个“同乐”，而且一个比一个地域更宽广，人数更多，自然而又充分地表达了邓小平内心追求人民当家作主、共富同乐的强烈愿望和坚定意志。

其二，邓小平把为劳苦大众富裕生活奋斗的理念体现在红七军、红八军的建军宗旨上。1929年12月11日，百色宣布武装起义，红七军宣告成立。在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上，军长张云逸讲了话。他指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红七军的宗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红八军宣告成立。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红八军成立大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革命主张，其中包括：消灭剥削制度……为工农群众谋福利。这些史料充分说明，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政委的邓小平把他在留法时期阅读《共产党宣言》牢牢记在心中的那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转换成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军宗旨，进而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道理。

其三，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理想追求的最初理念还体现在由他亲自审定的《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上。在《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明确提出以下主张：“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 “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乡村苏维埃”; “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村苏维埃，分给农民，凡没收之土地不准买卖”; “男女平等”; “改善士兵生活，官兵待遇平等”;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 “实行累进税”; “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 “取消一切债务”; “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等。通过这些主张，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想要建设的社会（当时条件下是革命根据地）是一个被压迫阶级掌握政权、生产资料公有、教育资源共享、削富（实行累进税）济贫（取消一切债务、增加工资）、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

其四，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理想追求的最初理念还体现在由红七军政委邓小平、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签发的《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上。在《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中有诸多均贫富、均地权、改善民生主张。例如，“对工人，增加工资，待遇得改良，失业有保险；对农民，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对士兵，提高生活，官兵平等，既得参政权，又有土地分；对商民，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平；对教育，提高文化，普及教育，劳动儿童，免费入学；对社会，抚恤老弱，救济赤贫等”。从这些主张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及其领导的红七军期盼的是建立一个生产资料占有平等、劳动平等、教育平等、财富占有平等、没有特别富也没有特别穷的共同富裕的社会。它同样反映了邓小平对均贫富的追求，或者说反映了邓小平对他当时所理解的共同富裕的追求。

其五，邓小平早期共同富裕理念的最初实践——创办东里共耕社。1930年4月，邓小平和韦拔群召开会议，决定右江革命根据地各县的土地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全面铺开。试点分别在东兰县武篆区的东里村和凤山县中亭区进行。东里村搞“共耕社”试点，中亭区搞土地平分试点。所谓共耕，就是以乡或者屯为单位，一切生产资料属公有，由共耕社统一调配使用；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农民自己的土地）土地由共耕社统一管理，共同耕作，各尽所能，社员出工，以吹牛角为号；分配方式则采用全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按人定等的分配原则（即平分的原则）进行分配，视各乡情形也可采取公膳形式。随后，东里全屯120户570人全部报名参加共耕社。附近村庄群众出现了报名入社的高潮。在1930年3月29日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东里共耕社正式成立，并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此后，生产资料统一购置、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群众集体劳动，产品统一平均分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通过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办社第一年，粮食获得丰收，总产量比1929年同期增长三成多，除留1万多斤稻谷作军政人员过往食用及留足种子外，余下全部按人定等分配给社员作口粮。16岁以上为一等，每人800斤谷；12～15岁为二等，每人500斤谷；1～11岁为三等，每人300斤谷，社员生活普遍得到提高。共耕社的试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邓小平当时已初步具有公有制、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等与共同富裕息息相关的思想。

从上述五个方面的事实材料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将他在留法时期产生的共同富裕的早期理念，转化在他的宣传讲话中，转化在红七军、红八军的建军宗旨中，转化在红七军的政纲中，转化在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中，转化在共同富裕理想的初步实践——共耕社中。作为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早期理念，它基本处在“均贫富”的初级阶段，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痕迹。

2．邓小平的富民观在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实践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师长一起领导太行山区的敌后抗日战争。从抗战之初，太行山区根据地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首先是天灾。太行山区自然条件恶劣，除平汉线西侧和黄河北岸有少量平原外，大部分是山地，在历史上属于十年九旱之区。1941年秋，太行区冬季雨雪稀少，1942年春出现大面积旱情，全年粮食大幅减产。从1942年秋末开始，旱灾继续蔓延，形势更加严峻。山西省内则是既罹旱灾又遭蝗灾。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整个华北地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中地处山区的太行山区根据地更是因其环境的恶劣，面临着严重的粮食短缺。其次是人祸。从1940年以后，敌人对太行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对根据地的封锁，特别是经济封锁越来越严密。残酷的“扫荡”和“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从平原到山地，没有不被摧毁的村庄，没有不被抢掠的村庄。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在经过四年的战争消耗后，根据地原有的社会积蓄已大部分用尽。这就使根据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灾荒对根据地的影响越发严重。邓小平向毛泽东和彭德怀报告：太行经济已接近枯竭。如何克服根据地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就这样摆到了邓小平等人面前。

正是为解决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邓小平在太行时期提出了他的“富民观”，其核心思想反映在以下观点上。1944年11月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华北各大区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吴满有方向”,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的土地政策。它的环节有三个：第一，扶持贫农、中农上升；第二，奖励富农经济；第三，削弱封建经济。邓小平把这三个环节归结起来，实行“吴满有方向”，就是“实行 ‘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此后，邓小平在太行山区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富民政策和措施。

首先，实施“开源”政策，即大生产运动。为克服经济困难，邓小平等领导了太行区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运动中引人注目的口号是“组织起来，由穷变富”。邓小平指出，要把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继续开展下去，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继续搞好减租减息，使广大劳动群众获得生产条件，放开手脚发展生产。二是更好地组织起来，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尽可能利用科技方法促进农业的高产。邓小平所说的三件事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力、优化生产力，是当时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主要内容。

其次，实施“节流”政策。为了度过抗战困难时期，全区党政军民各部门普遍开展节约运动。运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厉行节约，采取以下措施。①尽可能减少农民的公粮负担和差役负担。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三次修订农业税法，从而做到负担面占人口的80%，负担部分不超过每户总收入的30%（实际只有20%）。为了“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在税法中，规定了存粮存款不负担、增产增收不负担等。②实施精兵简政。太行区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实行了三次大规模严格的、彻底的精兵简政，大大减少了消费性支出，增加了生产上的投入，明显减轻了人民负担。③整顿村财政。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最大的病症之一，是村款的浩大。”晋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对财政曾几次整顿，加强了监督，并通过法令规定：村无派款权。④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边区立法机关和财经主管机关，曾制定了严格的财务审计制度、会计制度、金库制度；制定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章；这些“德政”对富民政策的落实，影响很大。二是打击贪污浪费现象。对此，1943年8月太岳区党委专门发布了《关于杜绝贪污浪费公粮的紧急决定》。对抗战期间存在的粮食浪费问题作了细致的规定，要求各级党员揭发集体和个人贪污浪费的现象，并建立审计制度，同破坏粮食制度者作无情斗争。在这一决定的指导下，边区政府严厉惩处了一批贪污粮食的领导干部，大快人心。

再次，奖勤罚懒。一是重奖生产模范、劳动英雄。邓小平针对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分子被一部分具有“左”倾思想的同志斥责为“搞资本主义”，被扣上“金钱观点”“发财观点”等帽子的情况，于1943年9月21日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到200～300元，真正实行重奖政策，而当时战士的月津贴是1.5元。这样做，无疑能极大地调动机关工作人员和官兵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大力支持“滕杨方案”。“滕杨方案”是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为八路军总部伙食单位所拟定的生产节约方案。这个方案把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大家动手发展生产的方针加以具体化。它突出了“公私兼顾”的原则，批判了那种“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当前实际，把共产党骨干的理想观点，作为群众的现实意识”的教条主义观点，提倡发展生产，鼓励节约，规定公私分红和奖励办法，凡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30%上交伙食单位，70%归自己；个人采集野菜，饲养鸡、兔、蚕、蜂等，“全归自得”。凡劳动所得与合理的节约，无论干部、战士，都允许个人积蓄。这些储蓄可以寄回家里，可以退伍时带走。邓小平不但支持这个方案，而且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把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

邓小平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在太行区实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43年以后，全区粮食增产，农民收入增加，不仅克服了灾荒，而且生活较前有所改善。“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此外，市场繁荣，“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时，边区货币冀南银行钞票与晋察冀边区货币比值为1 ∶10，与晋绥币的比值为1∶20。

通过邓小平在太行区领导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中的这些言行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时，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已经从早期的“均贫富”形态向“有差别富”形态转变，即在寻求“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一宗旨不变的前提下，因环境、条件和具体任务等的变化较多地强调个人、家庭由于自身努力的不同可以有富裕程度的差别，如种田能手多打粮食多收部分归己而富裕些，如劳动英雄因贡献大获重奖而富有些等，从而使他的共同富裕理念，由早期的“均贫富”阶段进入“有差别的富”阶段，我们将其称为“富民观”阶段。

邓小平在太行区提出的富民思想，不仅表明他已完成了从“均贫富”向“差别富”的转变，而且还表明他已经初步有了通过“先富” “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最初理念。因为“贫的变富、富的更富”不仅含有贫富以及富裕程度上的“差异”，而且还含有富裕的“先后”问题以及一旦实现“贫的变富、富的更富”就将出现“共同富裕”的局面等问题。可见，邓小平在太行时期提出的“富民观”已经表明，那时他开始有了通过“先富”影响“后富”实现“共富”等意念。这些尚未成型的初步意念，在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启迪和检验，在邓小平的心中逐步完善，到改革开放时期发展成为系统的共同富裕理论。

二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酝酿阶段

从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酝酿阶段。1956～1976年的中国20年历史，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这本书中写到，1956～1976年，这20年中，中国始终有两条路线在斗争，一条是正确的路线，一条是错误的路线，当正确路线主导时，中国社会就前进、发展，如1956～1966年这十年；当错误路线占主导时，中国社会就停滞不前，就遭到严重挫折，如1966～1976年这十年。由于受这两条路线斗争的影响，邓小平的个人政治生涯也经历“二落一起”。所以，这个时期，邓小平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前十年（1956～1966）前往各地、各单位考察过程中的讲话，后十年（1966～1976）的不断思考和力所能及的工作中。

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这一段时间里，从党的历史来看，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叫做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邓小平仍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但当时大西南的工作可谓千头万绪，内容包括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实现社会稳定、着手经济建设、党的建设、民族问题、解放西藏等。所以，邓小平那时的讲话内容、报告、指令等主要集中在剿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征粮、进军西藏、整风、“三反”、“五反”等具体工作上，尚未直接涉及人民的富裕问题。

1956年党的八大后，全国人民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战略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八大路线，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在这个时期，邓小平思考最多也讲得最多的是如何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让人民尽快地富起来，这使他在太行时期提出的“富民观”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得以延续和发展。那段时间，邓小平频频去各省、市视察并指导工作，参观、考察了大量的工矿企业，如兰州炼油厂工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公司、贵州铁合金、大庆油田等等，对这些企业的工作及未来发展给予具体的指导，总结他们的先进经验，鼓励他们挖潜增产，降低成本，争创世界先进，为支援全国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他还参观、考察了许多公社和生产队，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左”的做法，给予了及时、大胆的纠正，以克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脱节所带来的经济下滑，使人民尽快摆脱贫穷富起来。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表达了希望祖国尽快摆脱贫穷发展起来和人民尽快富起来的强烈愿望。这从邓小平视察过程中的一些谈话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来。1957年4月5日，邓小平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礼堂，向参加会议的甘肃省领导干部作了形势报告。他说：“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富强的而不是现在这样穷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8年9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时任吉林省委负责人吴德、赵林的工作汇报后说，必须从现有的基础出发，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力争高产。要注意改革耕作制度，改变广种薄收、耕作粗放的习惯。要合理利用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这样才能使广大农民更快地富裕起来。

195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听取云南省委的汇报后，就云南的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他说：“云南从长期看，是搞有色金属，搞一批铝县、铜县、铅县、钢铁县，要搞成有色金属省。你们这里有这么多宝，要努力奋斗，搞一套经验出来，这些东西值钱，搞出来，云南就富了，人民收入就多了。”

1958年11月，邓小平视察贵州。针对贵州经济比较落后的状况，他多次强调要改变观点，发展生产，增加国民经济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60年2月18日下午，邓小平等视察河南郑州城管区。他关切地询问新中国成立后市民的生活状况和无业人员的安置情况后说：我们打倒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翻了身，这仅仅是第一步，现在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尽快地富起来，要多想富起来的办法。

1961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京郊顺义牛山公社芦正卷村说，各村有各村的困难，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帮助他们要因地制宜，因事而异。主要是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找到致富门路，帮助他们把底子搞厚一些，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

为了使人民脱贫致富，邓小平在视察过程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既表现出了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反映出了他对人民致富的强烈愿望和对人民的耿耿忠心。1961年4月7日，邓小平等一行人来到北京郊区的顺义县。顺义县地处平原，号称北京的粮仓。1958年曾按照“一大二公”的要求，把全县分成8个大公社，后来还想合并成一个“顺义公社”，大大超出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由于片面强调一个“公”字，热衷于所谓“共产主义因素”，以致把社员的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统统收归社有，收益分配上实行供给制和工分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大搞平均主义，在生产、生活中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公共事业，破坏了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这些举措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导致1959年、1960年两年粮食产量连续下降。处于困难中的顺义人民，虽然从实践中感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的失误，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还没有摆脱“左”的藩篱，加上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影响，不少人一提到“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和“大跃进”的高指标等敏感问题，就心有余悸，有话不肯说、不敢说、不直说，甚至继续说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大话、空话。群众积极性仍然不高，困难还很严重。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来到顺义县。他首先听取了时任顺义县委第一书记李瑜铭的汇报，接着召开了县委领导、公社、管理区干部、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等参加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对顺义的工作作出很多既具体又带有方向性的指导。他指出，减产的主要原因是群众生产积极性问题，是干劲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他说，公社规模问题可以慢点解决，可以考虑得充分些。基本核算单位规模问题就要早点解决，迟了不利。在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后，邓小平拍板说：“基本核算单位基本上是一村一个，就这样了。”其后，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精神，顺义把全县划为24个公社，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以后长期没有大的变化，说明当时这样的经营规模是合适的。邓小平还充分肯定了当时有争议的几个问题：“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惩”即超额有奖、减产受惩，“四固定”即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的责任制。他说，“一平二调”搞得大家都没有劲头了，要尽快制定“三包一奖惩”和“四固定”责任制。他说，要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承包单位之间、社员之间无论如何不能拉平，要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样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一定要实行定额包工，多劳多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为了奖勤罚懒，不仅在劳动报酬的工分上有差别，口粮差别也要相当明显，这样就能克服平均主义，农民就放心了，就能刺激生产者搞好生产和克服各种自然灾害的积极性。针对公共食堂造成惊人的浪费和群众怯于“谁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 ‘三面红旗’、就是右倾”的压力，邓小平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针对市场比较萧条的情况，邓小平说：“要把豆腐、豆腐丝、老豆腐、油饼、油条等手工业以及社员家庭副业都发展起来，增加市场上买卖的品种和数量，把农村集市繁荣起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

从这些谈话内容和工作指导中可知，作为执政党的高层领导，邓小平十分珍惜新中国成立后难得的建设条件和机会，希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早日实现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富裕。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思考并寻找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合适政策和方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左”的做法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纠正，如执意用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政策取代平均主义政策，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强调责任制，反对“一平二调”等。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如主张发展集市贸易，主张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等。他注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而不是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如主张小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等。他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实事求是地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早日实现人民的富裕。从邓小平的这些言行中，我们可以十分强烈而又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富民观，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减退，相反，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而变得日益迫切和强烈。

中国的农业生产，经过“大跃进”运动的折腾，1959年、1960年、1961年连续三年减产，直到1962年还没有完全缓过气来，1962年全国粮食产量为1600亿公斤，而1957年为1950亿公斤。

怎样才能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全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邓小平于1962年7月7日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提出：“农业要恢复，要有一系列政策”; “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谈话中对采用包产到户这样一种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给予了肯定。此时的邓小平，明知1962年4～7月有多位领导向毛泽东表示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如陈云、邓子恢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均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但他还是不顾个人的政治安危，希望用这种公开讲话的方式，鲜明地表明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希望用这种充分说理的方式影响毛泽东，期望毛泽东作出符合我国农村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这一行为，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为救农民于贫困之中的良苦用心，以及为求中国发展和人民富裕的坚强决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快被打倒。1969年10月被遣送到江西省监督劳动。在江西3年零5个月的谪居生活中，邓小平摆脱了随时被“红卫兵”揪斗的困扰，人身安全有了一定保障，离职后的闲暇，给了他读书和思考的时间。新中国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所走过的弯路，使邓小平反复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其结论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信上作了近似启用邓小平的批示后，邓小平获准外出参观考察，沿途有一些谈话，反映了他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所得出的上述结论，再次表达了他要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尽快富起来的强烈愿望。

1972年11月12日，邓小平来到原清江县（现樟树市）。当了解到这个县的工业总产值仅有2600万元时，他眉头微锁，轻轻叹气，对接待他的时任县委副书记陈祉川说：你们县的潜力还大得很呐！显然邓小平认为这样的生产力是低下的，与社会主义是不相称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既是批评，也是期盼，更是鼓励。

11月13日，邓小平在宁冈参观了毛主席旧居。当邓小平问到老乡的生活时，干部们个个面露难色。邓小平深沉地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很穷，以后会好的。”宁冈的干部和群众为穷日子心焦、忧虑，但是又不敢说。听了邓小平的话，大家很高兴，盼望着好日子早一天到来。邓小平当时对“穷”的现状既不回避，又用“会好的”这几个字表达了他对变“穷”为“富”的向往和信心。

12月10日上午，邓小平参观瑞金县电缆厂，看到工人们搬运半成品累得满头大汗时，关切地问：“你们能不能搞个流水线，这边进原料，那边出产品？”提出搞生产流水线，既表现了邓小平对工人的关怀，也流露了他对企业实现现代化的期盼。同日，邓小平来到红都糖厂。当他得知手工包糖每人每天只能包40公斤，机器每天能包200公斤后，便问：“为什么不用机器包？”陪同邓小平参观的生产科长黄达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回答说：“中国人多嘛。”邓小平摇摇手：“不能这样看问题。人多可以一部分学习，一部分工作。厂里合理地安排好，这样工人的素质才能提高，厂里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提高。”可见，邓小平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四个现代化。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谪居江西3年，这期间，邓小平因政治上已被打倒，尚没获得解放，讲话机会很少。但我们从这仅有的谈话内容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富民观，不曾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他政治上被打倒而减弱或消失，而是继续坚守着，默默地等待着。到1975年，即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的第三年，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抓全面整顿时，为了把生产力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他心中强国富民的梦想，甚至不惜冒再次被打倒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与“文化大革命”主流思想相左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例如，他为使全党、全国人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中挣脱出来，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去，发聋振聩地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他为了建立强有力的抓经济建设的领导班子，多次强调“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并自认为“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为了排除造反派闹派性对经济建设大局造成的阻碍和破坏，邓小平提出，“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为了改变企业生产混乱、效率低下、事故频发的状况，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指出：“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为了改变劳动者缺乏生产积极性的状况，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源，邓小平大胆发出“搞生产研究应当什么东西作为动力”的质问，主张用物质利益原则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等等。在全面整顿过程中，邓小平更是采取一系列大胆的、严厉的和切合实际的措施，从整顿铁路着手，继而对钢铁工业、国防工业、军队、农业、科技、教育、文艺等各条战线展开全面整顿，以势如破竹的气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给困境和迷茫中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一切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为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现人民富裕幸福的迫切心情、胆略勇气、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也初步展示了他为实现强国富民而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治国理政的理念。这些都充分说明，邓小平的富民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风风雨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已经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变得更加刻不容缓，变得更加无所顾忌。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人民的富裕，他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当然也包括政治生命）、家庭幸福、家族声誉等置之度外。这一切足以表明，此时邓小平的富民观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意境，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也为日后向共同富裕观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成熟阶段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成熟阶段。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时期提出的“富民观”，经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延续、演变、升华，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成熟的共同富裕思想。

（一）“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提出

1．按劳分配原则的恢复

1977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于1976年相继去世，由于邓小平1975年抓整顿表现出来的治国理政的胆略、勇气、智慧和能力，已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了解，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就为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思想及其相关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政治条件。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最初实践，就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恢复。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按劳分配原则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得以确立。但从1957年开始，党内“左”倾思想开始抬头，导致所有制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按劳分配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取而代之的是平均主义。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到了70年代末，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心声，但是长久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影响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四人帮”鼓吹的“穷革命、穷过渡”“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还有广泛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同“四人帮”作斗争，理直气壮地坚持按劳分配原则。1975年5月，针对当时有些钢厂职工随意怠工的现象，他明确指出：“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1975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从调动人们劳动积极性的角度提出：“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罗马尼亚的做法，即“干得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可多得一点报酬；干得不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要少得一点报酬”。

虽然在此阶段他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这四个字，但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强调恢复按劳分配原则，为后来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了理论准备。

2．“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提出

邓小平知道，仅仅靠恢复按劳分配的传统做法，还不足以打破平均主义及僵化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束缚，还无法将人们正当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较快地、有效地激发出来，从而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这是因为，第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它既不靠利益来驱动，也不计生产中的成本和利润，劳动者收入的高低也与其知识、技术和能力脱钩。这样，劳动者借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已丧失了趋利动机产生的体制性条件，仅仅恢复按劳分配的一些做法，还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深厚的广泛影响。当社会主义这一西方的先进思想进入中国后，一些哲人便把它同平均主义联系了起来。康有为的《大同书》，连篇累牍地提出“公农”“公工”“公商”的主张。章炳麟称：“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反复说：“我们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也不能超脱在中国具有如此深厚底蕴的平均主义观念的影响。他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供给制的偏爱，对商品经济、八级工资制等的偏见等（尽管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有过极富创造力的正确思想），无不可从中国深厚的文化渊源中找到根据。由于毛泽东理念中的社会主义含有极大的平均主义色彩，其实践的结果，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种鄙视富裕、安贫乐道、否定竞争、追求均等的普遍心理。这种普遍心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超稳定的文化观念结构，仅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按劳分配方面的做法，还不足以打破这一超稳定的文化观念结构，并根本改变国民的社会心理。第三，传统计划经济不具备产生追逐利益动机的体制条件，决定了主流意识形态中对逐利意识（动机）的否定性倾向。而这种对逐利意识（动机）的否定，与计划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稳固的系统或结构。如果仅仅在按劳分配层面下功夫，是难以打破这一稳固的结构的。

在思考如何打破这一稳固的平均主义体制文化结构时，太行区实行“富民”政策的经历给邓小平提供了启示。在太行区期间，为解决因战争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困难，邓小平采用了“富民”政策，从内心深处调动了老百姓和革命军人的致富欲望和劳动热情，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经济难关，使太行区人民和军队指战员过上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物质相对比较宽裕的生活。“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也面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严峻形势，为了尽快改变当时贫穷落后的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让已翻身做主人多年的中国人民较快地过上好日子，也同样面临着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尽管此时邓小平要解决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问题，从根本上讲，还需要排除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体制性障碍，这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取向来加以解决，对此，邓小平已在酝酿、思考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问题。但那毕竟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而太行区实行的“富民”政策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经过反复思考、斟酌，邓小平于1978年9月20日在天津听取中共天津市委工作汇报时，首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在这一重要讲话中针对平均主义造成的共同贫穷，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建议大家认真考虑、研究的大政策”，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段话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却包含了共同富裕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思想及其政策之所以较恢复按劳分配的具体做法更能打破计划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安贫拒富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将亿万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这是因为，第一，它符合人的本性。求富欲望，人皆有之，这是人的本性。这一本性，在生产力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以前，是不会消失的。在中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社会财富稀缺程度十分普遍的情况下，求富还往往与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相联系。这就使得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的求富心情更加迫切，欲望更强烈。所以，一旦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与政策，必然会迅速将人们心中压抑多年的逐利欲望激发出来，并迅速转化为求利行为，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乃至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第二，它具有新意和震撼力。恢复按劳分配的一些做法，如恢复奖金制度、计时工资、稿费制度等，仅仅是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其内容并不具有新意。因此，它对刺激人们的逐利、求富欲望的作用相对有限，更谈不上震撼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同了，它是一种新的理念，是新话。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富”一直抱有忌讳、戒备、鄙视的心理，认为“富”会导致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邓小平则极力反对这种不正确的传统思维定势，从平均主义已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这一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起初令人不解并颇有微词，几年后回头看才真正领悟其意义的、震撼人心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把埋藏在人们心中多年的正当的致富欲望激发出来了。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和四个现代化的提前实现，乃至中国国民社会心理的改变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第三，它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时，就是把它作为按劳分配政策的延伸和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方法来使用的。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一口号，把人们普遍压抑着的正当逐利、求富欲望激发出来，并见之于求富的创造性活动中去。以此为示范，带动更多的人致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一点，在他1978年12月13日的著名讲话中，有过极明晰的表示。邓小平为加速中国生产力发展而提出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思想，首先，它是以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就是说，“富”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辛勤努力成绩大”；其次，它是以共同富裕为归宿的，是在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原则的框架下，用颇具新意的方法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缺乏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问题的典范。这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也是他设计的改革成功的缘由。

而后，邓小平还多次重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邓小平“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思想及其政策，在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格局，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上，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神奇作用。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激励下，首先是那些最少享受国家各种福利而生存相对困难的人或者是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较少的人或在计划经济等级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或者为改善自己的生活或地位，率先响应致富号召，在游戏规则尚未明确前，在存在较大风险但也容易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便开始了求富的行动，并在那个商品十分短缺而政策相对宽松的年代，迅速成功致富。少部分人的先富必定产生极大的示范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求富的行列。随着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工人在相对有限的条件下，也加入致富活动之中。进而，掌握较多科技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利用自己的知识、技术为企业工作，以增加收入。一个全民致富的热潮，终于在“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口号的感召下，在一浪推一浪的渐进过程中形成，并成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快速增长的不竭动力。

（二）“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

“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理念、新政策，迅速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格局，极大调动了全国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创造性，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人民生活逐步提高，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中国的共同富裕伟大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们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问题。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的合理范围内，但作为一种趋势，还是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警惕和对共同富裕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构成了他共同富裕思想第二层次的内容。

1．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时，有一个指导思想十分明确，那就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先富”政策已逐渐为人们接受并渐渐转化为人们内在的经济行为时，邓小平便在1984年末至1996年多次（至少7次）重复强调这一指导思想。1984年11月，在经过冷静而缜密的思考后，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1985年9月，他说：“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986年，他说：“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就是说，“先富”虽然是针对性极强又极富效率的一项重大政策，但它毕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仅仅停留在“先富”上，那就是丢掉了根本。从一定意义上讲，“先富”只有在带动别人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前提下，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先富”一旦走上轨道后，制定政策的重心就要逐渐从“先富”转向“共富”，以创造经济运行充满活力、发展成果人民共享的理想社会状况。

2．提出“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具体措施

在“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已被人们接受且渐渐融入我国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如何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带动、帮助落后的地区和未富裕起来的人走共同富裕道路，便成为邓小平思考最多、思考时间最长的重要实践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邓小平逐渐提出“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

（1）提出“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

在什么时候适时提出“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措施，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太早不行，那会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容易回到过去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但太晚了也不行，因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这样，“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经过慎重思考和再三斟酌，邓小平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达到小康水平时，我们就具备了着手实施“先富”帮“后富”的客观物质基础，那时先富起来的人已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正向更高生活水平迈进，他们有能力、有可能腾出手来帮助落后地区和未富起来的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且此时“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差距又尚处在可允许和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提出和着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较为适时。

（2）提出了“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若干具体措施。

那么，先富如何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出发，提出了“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带动”。邓小平指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二是“帮助”。“帮助”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先富的地区”帮助“后富的地区”。邓小平提出了两个方法，第一种办法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缴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 ‘大锅饭’。”第二种办法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对口支援后富的地区发展。邓小平还提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先富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先富的人”怎么帮助“后富的人”？邓小平也提出了他的设想，“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三）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经济的不断发展，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逐步暴露。在现实生活中，在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的先富阶层、具备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客观条件下，收入差距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些人开始对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的改革政策持怀疑态度。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也为了避免中国真的走向两极分化，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思想作了更完整的阐述。他深刻指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完整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是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制度保证。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在论述共同富裕问题时还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这里所讲的共同富裕已经超越了改革开放初期所提的共同富裕的内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到的共同富裕内涵是狭义上的，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大部分社会成员在温饱问题解决后物质财富不断提升的目标要求，是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并列的纯经济学的概念，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这里所讲的共同富裕的内涵已经上升到广义的层面，是指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保障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一致的概念。

四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阶段

（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续发展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构想，着眼于新的现实实践需要，与时俱进地继续发展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1．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新“三步走”战略

“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所设计的战略步骤。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可见，邓小平所设想的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不仅是长期的，而且是阶段性发展的。第一步的温饱问题早已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也于1997年提早三年完成。为了把第二步战略和第三步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根据邓小平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十三大所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新的“三步走”战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三步走”的战略和步骤更加具体明确。

2．提出解决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的若干措施

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践证明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状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不可能按一个模式发展，也不可能同步发展、同步富裕。让一部分条件、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并以实际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来带动未富的地区也逐步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的。”但是，必须时刻明确，在鼓励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同时，绝不能忘记这样做的目的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目标。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裕起来，必然会出现收入的差距，也必须有差距，才能更好地刺激落后的地区和落后的个人的积极性。但是，差距也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度。有差距并不是贫富悬殊，更不是两极分化，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不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如果是这样，如果产生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就要解体了。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

但现实的发展的确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收入分配关系、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利益的，坚决依法惩处。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江泽民指出，必须“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十五大提出的以上方针政策是解决新时期贫富差距问题的基本对策，是对邓小平提出的在20世纪末突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3．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的部署下，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广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迟迟没有较大的改变，东、中、西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给中国走向共同富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邓小平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邓小平这个共同富裕的时间表，江泽民指出：“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对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在1999年6月9日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应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同年6月17日于西安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第一次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概念，并指出，这一举措是一个振兴中华的宏伟战略任务，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将是世界开发史上的一个空前壮举。这一战略的实施，不是去解决东西部单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促成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彼此互利的新的发展格局。因而，它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促进了东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发展步伐。

如何促使中西部地区尽快地发展起来？解决的最根本途径在于加快发展，特别是要依靠中西部地区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我发展。江泽民指出：“西部大开发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要实现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创新。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本着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注重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培育和发展特色经济，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要“努力发展具有西部地区特色并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有效益的产品和产业，培育品牌产品和名牌企业，逐步提高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当然，加快中西部的发展，还需要国家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入，需要国家通过政策的引导，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到西部地区。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国家要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引导外资和国内资本参与西部开发。”同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还离不开东部地区的大力支持，需要东部地区在不影响自身发展的前提下，以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过，也要看到，地区之间存在差距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缩小差距以至消灭差距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各地区最终都要达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

4．提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为主旋律的农村扶贫攻坚政策

从1994年开始，中国政府在总结以往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反贫困的力度，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向农村贫困发起最后攻击。以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已基本解决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7000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5%。

（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共同富裕”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党的富民政策，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口号，深入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更为务实的态度，既强调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又重视社会民生建设，既倡导效率，又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这一阶段是党的“共同富裕”思想的进一步创新阶段。

1．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共同富裕目标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新发展。传统发展观是建立在“发展是前进、上升，是天然合理”的哲学信念之上的，认为发展总是好的。它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类目的论、价值论问题并不关心。对于社会的发展它强调的是经济的发展，甚至是GDP的增长，对于为了什么增长、怎样才是好的增长，这类涉及增长目的和人本身的问题，被置于增长所关注的视野之外。因而可以说，传统发展观只反映了客体的生长运动状态和结果，没有价值追求的意义。它只把人当作发展的工具，而没有把人当作发展的目的。与此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刚好与邓小平广义上的共同富裕内涵相一致，即广义上的共同富裕就是以经济为基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保障的理想社会形态。这就突出了发展观的两种价值取向：一是为了人而发展，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好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归根到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科学发展观最终的价值追求。

2003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指出：“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8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讲话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强调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问题。同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并深刻指出：“确立科学发展观，对于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所确立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世世代代的永续发展，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坚强的保障。

2．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进一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例如，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企业经济效益低下、技术装备老化、市场份额急剧下降、职工下岗和就业问题突出、资源性城市资源枯竭、缺乏接替产业、传统工业优势正逐渐丧失等问题。如果任由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这样发展下去，其与东部等发达地区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因此，必须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进而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党的十六大报告首先提出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2003年9月10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及政策措施。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其中就包括统筹区域发展。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我们党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作出的继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是党中央作出的进一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又一重大政策举措。在实施该政策以来，东北三省出现了工业提速、投资增加、消费稳定、居民收入提高的良好发展态势，振兴东北政策的效应开始显现。

3．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有着鲜明时代特征的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当时描绘的新农村的前景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饭前葡萄酒，饭后水果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都提出过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和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尽快改变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滞后状态，是与城市化相对应的发展战略。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改革农村的税费制度。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作出了在农村免除农业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同时也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此外，党中央还作出了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的决定。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实施，必将有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4．提出“中部崛起”战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

为了缩小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贫富差距，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构想，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随后，在200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提出，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2005年3月6日，全国政协召开国家十部委（局）参加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案协商现场办理座谈会”，中部崛起由此“破题”。2006年，在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变得分外明朗。2006年2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一份促进中部崛起的纲领性文件——《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此后，中部六省加强了横向联动。2006年9月18日，中部六省省委书记、省长以及部分中央部委负责人会聚郑州，参加“中部论坛”郑州会议。“中部崛起”的横向合作付诸行动。

200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部署；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重大问题，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协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政策，推动部门间沟通与交流。2008年初，编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列入了国务院的工作日程表。2008年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初稿）开始下发，地方和多个部门纷纷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各个省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台编制了相关规划。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旨在深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规划明确2015年中部地区崛起的12项主要量化目标和一系列任务要求，提出2020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目标，并要求各省在2010年12月底前完成规划实施的具体工作方案。2006年以来，由于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各方面工作成效明显，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5．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差距

社会建设与人民切身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在社会建设中，民生问题又是重中之重。“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积极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段铿锵有力的话语。基于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化，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仍是改革开放时代或者说是这一时代的延续，但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一时代，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因持续高速增长而使国力大为增强、百姓生活水平大为提高，而且市场经济体制日益走向成熟，国家的发展战略正在作出重大调整，并按照新的发展思路来设计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的发展之路。郑功成教授则把这一时代称之为“后改革开放时代”。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民生问题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分配等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在新的世纪，面对着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是“人人共享”的。

在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党中央提出了“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优先发展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分配领域更加注重公平，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推进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进一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