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日本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影响

一 危机前后日本与中国、亚洲经贸关系的变化

1．日本与亚洲及中国的贸易关系

亚洲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呈上升趋势。不过，日本对亚洲贸易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印度、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

亚洲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在60%左右。其中最重要的地区是对东北亚的贸易，其次是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西亚在日本进口中占据相对重要地位。从贸易平衡关系看，东北亚（主要包括中国、韩国、中国台港澳地区等）是日本在亚洲的重要出口市场和贸易盈余来源，盈余主要源于日本对这一地区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出口；西亚是日本在亚洲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逆差主要是日本从西亚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所致（见图2-11）。

日本对亚洲国家的贸易总体上稳步提升，不过其中主要是对中国的贸易上升所致。中国自2002年起就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而于2009年又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21世纪以来，中国市场在日本出口中所占份额迅速上升，与之相应的是美国这样的日本传统市场份额却迅速下降，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后，成为东亚产业链衔接美国市场的最后一环，因而东亚对美国出口有很大部分转向中国，由中国承担产业链最后的工序，然后从中国向美国出口，也因此日本对美国的出口相对下降，而对中国出口相对上升（见图2-12）。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本从亚洲的进口基本保持稳定。其中，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增长自2005年开始转向停滞，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之有所波动，但总趋势是逐步转为相对稳定状态。“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除韩国以外的其他三小份额在日本进口中的份额略有所下降。东盟份额基本没有变化。中国在日本市场上份额的增长主要源于美国以及欧洲在日本市场份额的下降（见图2-13）。

2．日本对亚洲和中国的直接投资

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几乎与经济危机同周期波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此次金融危机，全都导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下滑。不过，波动是短期因素造成的，从长期趋势上看，流入亚洲地区的日本直接投资不断增加，本次危机之后，2011年日本对外投资升幅较大（见图2-14）。

具体到日本主要投资的各个亚洲国家或地区来看，除了对印度的直接投资表现出危机后的持续下滑外，日本对中国、“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东盟四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投资在危机过后均保持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3·11”大地震后急剧增长，当年投资总量竟略超对中国的投资。

总的来看，日本与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因为本次经济危机而中断。危机造成对投资和贸易的冲击是必然的，但是此次危机的源头在亚洲外部，外部冲击迫使亚洲国家更多地面向亚洲内部寻求机会与支持，因而此次外部危机冲击的结果是使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日本亦如此，其与亚洲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增进，其中特别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二 日本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1．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战略要点

日本经济战略调整的核心是将其发展模式从依赖外部廉价资源转为以外部新兴国家的增长为动力，将其制造业与服务业向此方向转变。中国作为经济规模最大、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地理上与日本接近的发展中大国，是日本此次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外部推动力。不过，日本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增长动力和伙伴的同时，也将中国作为持久和战略性的对手，由此决定了日本此次经济战略调整对中国影响的大致方向。

自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较大规模地与东亚地区经济接轨，逐步成为东亚产业链重要一环的进程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战略大致有两个要点：（1）利用中国快速增长带来的机会，主要看重的是中国迅速扩张的市场规模和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2）尽力保持对中国的经济优势，主要是抑制中国在技术经济方面的追赶和减小中国经济影响能力的外溢。日本当前的新经济战略不会改变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战略要点。

2．日本经济战略调整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中国市场是日本必须确保的战略性利益。日本新经济战略要将新兴国家作为自己增长的借助动力，而市场是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目标或动力。中国的高速增长和相对较高的稳定性已使日本迅速扩大了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6.3%上升到2010年的19.4%，而亚洲的份额同期从43.2%上升到59.5%。也就是说，日本将市场方向大幅度转向亚洲市场的过程主要是中国市场所占份额上升所致。如果考虑到中国香港的贸易主要是基于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则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在日本出口中共占25%的份额更是日本必须确保的。在这一基础上，日本更为重视新兴国家，特别是其市场的战略方针自然会将其重点放在中国市场。

其次，保持技术优势仍是扩大对中国投资的约束条件。日本自然资源匮乏，“技术立国”是其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指导思想，因而保持技术优势是其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对外投资原则。中国已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在亚洲对日本最具竞争潜力的竞争对手，因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战略也是市场导向型的，即投资方向以市场开拓为主，主要是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同时控制新技术和具有潜力的技术随投资溢出。其措施主要是技术控制、技术保守、技术转让等，实际上就是将高新技术掌握在日方派出人员手中，真正转移出的技术多为标准化、成熟化的技术，以此持续维持日本的技术领先优势。因此，尽管日本对中国投资数量逐步扩大，但并未改变这一基本原则。“3·11”大地震后，日本对周边地区的投资迅速增长，显示其再次向外转移部分产业的趋势。但其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倾向表明，日本控制技术优势的投资原则并未改变。日本的一些电子、汽车等产业的中高端部门在震后纷纷考虑向海外转移，这些有外移倾向的企业与新经济战略的外移设计相符，其技术水平也较高，日本周边的东亚经济体也以多种方式表示要吸引日本这些产业转入，但日本将转移方向多选在东南亚地区，而没有将中国以及“亚洲四小龙”等技术研发能力较强的周边地区作为转移重点。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等具有技术追赶能力的竞争对手还是保持了较强的防范戒心。

最后，利用多边政治经济合作抑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日本既要将中国增长作为自己增长的借助动力，又要抑制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的扩展，因而对中国的态度只能是合作与竞争并重。从日本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对比看，日本无力单独抑制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的扩展，只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联手以多边合作的形式相对弱化中国的影响。由于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的增长是日本最需要借重的区域利益之一，日本必须与中国开展日益深入与广泛的合作，但日本又要抑制中国影响的增长和追赶速度以尽量延长日本的优势期，因此日本将会参与多种形式、范围、领域的区域合作，力求在发展方向、进度、规则等多方面影响合作的进程，从而平衡甚至抑制中国的影响。

三 日本战略调整对其与亚洲地区经济关系的影响

1．新增长战略对日本与亚洲经济关系的设计

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逐步以直接投资为载体向东亚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以来，已在其周边地区建立起了规模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结构日趋完善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日本的新经济战略中对亚洲经济关系的设计即以此为基础展开，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1）要成为亚洲工业中心。规划要求以“复合型、融合型技术”支持的新产业为主的支柱产业结构替换原有主要以精密加工等技术支持的汽车、家电类为主的支柱产业结构。同时对亚洲成套出口基础设施与其相应的服务产品。2010年年底政府按新增长战略规划将企业所得税下调，缩小日本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周边经济体的经营环境差距，目的是吸引企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企业留在日本。

（2）要成为亚洲服务业中心。根据新经济增长战略，日本要大力发展外向型服务业，将其从偏重生产性服务向消费性服务扩展，除了作为亚洲技术研发中心为其海外企业服务外，还包括扩大对亚洲的人才培养与交流；发展领先的养老、保健、育儿相关产业；成套基础设施的技术、管理服务；等等。

（3）要成为亚洲制度中心，即参与和影响亚洲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新增长战略中要求制定日本能够在全球知识产权、标准化等方面赢得竞争的规划，以求在新的战略产业领域建立日本标准；同时积极参与亚洲的区域合作，特别是参与合作规则的制定，推动包括亚太自由贸易区在内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

2．新增长战略对日本与亚洲经济关系的影响

（1）日本对亚洲经济关系的基本布局。根据新增长战略对亚洲的产业布局，日本对亚洲的影响将依据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方针，即确保市场和技术优势。对东北亚地区，日本将以确保市场为主；而对东南亚地区则以确保技术优势为主。在这两个主要地区之外的南亚、西亚等其他亚洲地区则为进一步开拓地区。

首先，日本必须确保以中国为首的东北亚市场。亚洲已是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而东北亚地区又在亚洲占主要位置。2010年亚洲在日本出口中约占60%，而东北亚即占近40%（中国19.4%、韩国8.1%、中国香港5.5%、中国台湾6.8%）。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区，2011年日本出现自1980年以来所仅见的外贸逆差，逆差额为313亿美元，而对东北亚地区则有737亿美元的顺差。不过，东北亚也是亚洲除日本之外的科技研发能力最强的地区，日本既要借助这一地区的发展，又要保持对这一地区的领先优势，因而在新增长战略中要对外转移的部分中高技术产业可能要被限制转向东北亚地区，相应对这一地区的投资增速可能会低于东南亚等亚洲其他地区。

其次，在保持技术优势的前提下支持东南亚的增长。东南亚是日本在亚洲的第二大区域市场，2010年占日本出口的14.7%。为促使日本新增长战略与“3·11”大地震后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一批需要向外转移的中高技术产业的目的地被选为东南亚地区，与之相应的直接投资增速远超过对东北亚地区的投资增长（见图2-14）。日本震后显露出来的此次产业转移方向表明，它希望这样的产业转移布局既可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实力较强的东北亚经济体不能借此次转移产业实现技术升级，又可以日本巨大的实力优势控制或影响东南亚东道国的发展。这样，就可以借产业转移的机会将转移产业布局在东南亚以利控制，同时将这些产业的主要市场定向为中国，既可延缓中国的追赶又可从中国的快速增长中分羹。

（2）扩大对亚洲地区的服务出口。日本新增长战略将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内需依存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开拓”作为经济增长道路的重要转变，这将扩大日本对亚洲地区的服务贸易规模。

日本新增长战略中首先涉及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日本将基础设施的成套出口作为扩大对亚洲经贸联系的新模式，它将相关的管理与技术服务、设备与工程建设等一起打包出口。而比较传统的将价值链中的生产环节外移，而将研发设计、物流营销等价值链两端环节留在自己手中的模式，仍将应用在此次地震后产业外移的过程中。

其次是扩大消费性服务业的出口。根据新增长战略对日本与亚洲地区经济关系的设计，扩大服务出口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输出与交流，包括大力扩展日本技术人员的输出和扩大日本与亚洲地区交流的留学生规模；二是在医疗保健领域，开放日本的医疗保健等服务设施，实施医疗签证、接收国外消费者；三是旅游业，包括放宽中国个人旅游签证限制、修改国家假日以实行错峰交叉假期计划等。

（3）积极参与亚洲的区域合作。日本既需要借重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发展，又要抑制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的扩张，因而日本将会积极参与亚洲地区有关的各种经济合作进程以寻求机会。从近期情况看，日本对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区域合作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首先，日本与东盟已签订了自贸区（FTA）协定，并与东盟的主要成员各自签订了FTA协定，因而对这一地区的制度安排已基本完成。

其次，日本需要与东北亚地区建立最基本的区域经济制度安排。日本与东北亚地区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却没有相应的紧密的制度安排，这在各国都在纷纷与周边国家签订自贸区等制度安排的国际市场环境中，使日本在本地区所处的位置缺乏稳定性，特别是已经出现了中国正在迅速赶超日本在东亚经济地位的进程，日本要在变动中的东亚地区经济关系中重新定位，完善地区制度建设就是其必要的保障，这也是日本能够在2011年8月与中国就加快地区经济合作首次联合提案的背景。

因此，日本虽然称中日韩FTA、10+3（东盟+中日韩）、10+6（10+3+印澳新）、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FTAAP（亚太经合组织自贸区）等一系列区域合作都很重要，但实际已将关注或操作的重心放在中日韩FTA的建设上，其优先度已提升至前列。

本章小结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重了日本原已十分严重的需求不足所造成的供求矛盾，其突出表现是“老龄少子”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高失业并存。

日本政府将短期的危机对策、地震灾后对策等与长期的结构调整方向相结合，形成了指导经济战略转型的新经济增长战略。新战略的核心是以新技术为支撑，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消费型服务业，从根本上将经济增长的主导动力从大规模制造业转为先进的科技与管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原则从政府主导和企业为重的向供给倾斜的非均衡原则，转向企业和个人兼顾的均衡原则，以扶持、增加就业来解决增长带来的公平问题，以至解决增长所需的供给与需求的宏观平衡问题，从而使增长路径从偏重供给转向供求均衡。这一战略转型的外溢影响是“摆脱20世纪发达国家以获取后发展国家廉价资源为其增长基础的发展模式，构筑发达国家借助新兴国家增长动力为其经济增长依据的21世纪的发展模式”，实质是向新兴国家提供服务来换取自己的发展助力。

日本经济的战略转型可能在亚洲引起又一轮产业转移。日本对此次转移方向的布局原则可能是在东北亚地区确保市场地位，在东南亚以至南亚确保技术优势地位，即将相对先进的外移产业移往相对落后的东南亚甚至南亚地区，而将这些外移产业的市场目标定位在东北亚，从而可以尽量延长东北亚地区对日本的赶超周期，但又不会错失东北亚市场扩张所蕴含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