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危机时代日本的经济增长

一 危机前后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变化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2009年经济增长率为-5.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以来的最低水平，且2011年又受到“3·11”大地震的打击而再现衰退，经济复苏迹象不明显。

不过，若从长期角度来看，日本经济近年的衰退则并非意料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较长而明显的发展阶段。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高增长时期，其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石油危机；其次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中速增长时期，其结束的标志性事件是日元被迫升值；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至此次危机前的低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是否结束尚未确定（见图2-1）。

在这三个长周期增长阶段，日本的产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阶段是日本工业化的上升时期，农业一直呈相对下降趋势，在此阶段结束后，以能源等自然资源为支撑的重化工业等部门基本停止增长或向外转移。第二阶段是日本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在此阶段后期，受日元大幅升值影响，大量劳动密集型和部分中低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被淘汰或向外转移，日本基本上进入服务型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日本力求保住其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该产业已难以拉高经济增长速度，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大地震的共同作用促使日本部分中高端制造业萌生向外转移之意（见图2-2）。

日本经济增长的逐步减速与工业的相对下降密切相关。日本工业的相对下降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进程，即使日本政府力求改变这一长期进程，但也没能阻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工业再次出现较明显的相对下降倾向。如果危机迫使日本制造业再次较大规模地向外转移，日本经济要想取得较高增速的复苏将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需求结构也略有变化。为应对危机，日本迅速推出一系列危机对策。对策要点是以政府财政支出为首带动内需扩展，以减缓外部欧美市场衰退对日本经济的冲击。这些措施促使危机后政府和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都有所提升，使其接近GDP的80%，而投资明显下降，净出口则变化不大（见图2-3）。

日本在此次危机前贸易增速就已开始下降，危机后则较大程度的恢复。日本进出口实际增长率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在下降。2008～2009年降幅加大，表明对外贸易受本次危机影响很深。不过，2010年进出口增长率反弹也十分强劲（见图2-4）。

在进口产品中，食品和饮料、消费品和机械设备三大类商品受危机影响进口份额相对下降最大，尤其是机械设备一类，在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在2007年下降1.1个百分点，2008年又继续下降3个百分点（见图2-5）。

出口产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比重最大，受危机影响也最明显。不过，从出口额来看，危机之后只有2009年经历了较严重的下滑，而2010年马上又重新止跌回升。其他主要出口产品，比如化学成品及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在危机前后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只是由于比重相对较小，变化没有那么明显（见图2-6）。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日本服务贸易逆差缩小进程有所停滞。自2000年以来，日本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水平。不过，危机前这一逆差水平保持不断下降的趋势，本次危机的到来则中断了这一过程。在后危机时期，逆差能否持续缩减，仍然不甚明朗。2010年逆差有所下降，但是2011年又上升，并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见图2-7）。

总之，若无较大的结构性调整，日本经济将有可能滑入更低的增长水平上。由于日本一直以制造业为主导带动经济增长，当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时，日本缺乏能够替代工业拉动经济较高增长的产业部门，因而经济难以重返中速增长的时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上“3·11”大地震与核泄漏的打击，日本经济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罕见的几乎连续的负增长，若不能迅速恢复，则有可能导致日本经济进入零增长时代。

二 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日本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来自需求方面。

1．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仍很严重

日本经济陷入低速增长阶段已达20年，而其借以实现经济起飞和持续高增长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虽因周边东亚国家模仿而闻名于世，但日本自己则并没有如东盟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那样十分突出的高出口依存度。不过，日本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仍较大，这可能反衬出其内需不足的问题。

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停止上升并逐步相对下降，由此产生了对外产业转移，日本作为东亚地区资本技术产品的输出源头而相应扩大了出口，这样出口依存度明显提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元被迫升值后再次向外转移产业，也被称为“泡沫经济”的破灭。此次转移规模巨大，足以使日本出口能力下降，出口依存度因而降到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不过，此时日本的工业资本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度都远高于20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与之相应的是对进口资源产品和资本品的依赖大大降低。这样就使日本对外贸易依存度虽然不高，但可以长期保持贸易盈余。从20世纪90年代日本进入低速增长期之后，日本的贸易盈余大致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量的水平上。从这一角度看，这一时期日本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实际上是贸易盈余导向模式，贸易盈余成为日本近20年保持增长的重要动力。21世纪以来，日本因中国经济而迅速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这样日本贸易依存度实际上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由于贸易盈余的实质是外部市场需求，在内需扩张有限的情况下，外需基本上维持了日本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欧美市场的萎缩使日本的外需也开始彰显不足，2011年日本出现了自1980年以来所仅见的外贸逆差。这就使日本经济面临内需与外需同陷不足的窘困境地（见图2-8）。

2．私人消费增长缓慢导致日本内需不足

从长期发展过程看，日本私人消费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接近GDP的60%，但在向工业化后期和服务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将扶持企业的对外竞争力作为经济政策重点，因而在投资和政府消费扩张的压制下，私人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在经济中的比重相对下降，到1990年降到占GDP53%的最低点。此后投资在经济中地位持续下降，私人消费比重才相对上升，到2009年因投资与外需下降而首次达到GDP60%的水平（见图2-9）。

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是私人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日本人口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进入增长减速阶段，到200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表明日本人口正式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阶段。人口增长持续减速导致劳动人口不足，最终使日本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较好的社会医疗保障使日本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日本老龄人口指数已达36.3%。当近年日本进入人口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阶段，即意味新生人口已不足以弥补老龄人口的减少，因而有日本进入“老龄少子”社会之说。这一人口结构表明日本的消费人口基数已不能扩大，要提高总消费必需提高人均消费水平（见图2-10）。

3．政府政策实际抑制了私人消费的增长

为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为应对工业化后期“泡沫经济”破灭导致的经济减速，政府债务迅速增长，以至于它相当于GDP的比例从经济泡沫破灭之前的50%攀升至2011年的181%，这一比例不仅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且其持有者95%是日本国民。其结果是政府消费大幅度增长：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自1990～2011年虽然都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政府消费比重是从13%提高到20%，所占比重的增长幅度接近50%；而私人消费比重同期从53%提高到60%，其所占比重的增幅为11.7%。

4．缺乏可大规模吸收投资的主导产业导致投资相对下降

日本制造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相对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处于持续下降中，与之相应，日本投资也在同一时期出现程度基本相同的相对下降（见图2-2、图2-9）。制造业与投资同期相对下降是各工业化国家向服务业社会转型时的共同现象，它显示服务业部门吸收投资的能力要远低于制造业，因而日本在继续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已不能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以高投资拉动需求并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压力下，日本已大量淘汰中低端制造业并向高端制造业收缩，尽管这些高端产业资本技术密集程度很高，但它在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已远小于工业化鼎盛时期的工业相对规模，因而对投资总的吸纳能力有限。当然，日本也开始逐步走上扩大对外投资之路。

三 经济增长的趋势

日本政府2010年推出的新经济增长战略的长期规划中预计2011～2020年期间，经济实际年均增长率为1.8%。这一预测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20年间（1991～2011年）年均增长0.9%的速度相比，还是比较乐观的。政府的谨慎预测则是2011～2020年年均增长率为1.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期预测，日本经济在2012～2017年期间，年均增长率接近1.5%；日本国内机构的乐观预测可达1.7%。其预测的基本背景是国际经济环境不会继续恶化，日本震后重建投入大量资金、亚洲需求增长使日本企业扩大设备投资等。据日本政府为期10年的震后重建计划，国家和地方的支出总额至少为23万亿日元，而最初5年作为“集中重建期”，将投放相当于总额约八成的19万亿日元。

而较悲观的预测甚至低于前20年的年均增速。日本三菱UFJ调查与咨询株式会社的《日本经济中期展望》认为2011～2015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约为0.8%，其后的5年为年均0.5%。其根据是欧债危机继续深化；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攀升；日元继续升值抑制日本产品竞争力；核泄漏导致日本核电站停止运行而引发电力紧张；等等。

总之，日本将继续保持低速增长，且其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