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云南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观察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由千溪万壑的地方文明汇聚而成。作为其分支之一的云南古代文明，所展示出的神秘、瑰丽的气息无疑使得中华文明更加多姿多彩。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了古代云南并非一个落后的、被动地接受中原文明影响的地区，她孕育、生化着具有鲜活个性与生气的地方文明。云南地形复杂，民族众多，这片土地上有着丰富的文化遗存，独特而鲜明，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视野中对云南古代文明进行考察，将为我们揭开彩云之南这片秘境文明深垂帷幄的一角，使我们对其重新认识、审慎研究。

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故而以此作为伊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孕育期、形成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孕育期指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形成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早期，主要标志是城址、青铜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只有文明产生后才能谈及对其进行考古学研究，因此对于云南文明的考古学观察也应着眼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这一特定时段。而文明则是由各种文化构成的，云南文明亦不例外，所以客观地分析各种文化材料、宏观把握问题是深入研究云南文明的可靠途径。

新石器时代是以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为特征的时代。严格地讲，这时已从依靠天然赏赐过渡到生产经济阶段。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在云南有着广泛的分布。目前，共发现近400处遗址和地点。从遗址的自然环境看，有河湖台地、贝丘遗址和洞穴遗址三种。

李昆声和肖秋应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将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成8种不同的类型，它们分别是滇池地区的石寨山类型；滇东北地区的闸心场类型；滇东南地区的小河洞类型；滇南、西双版纳地区的曼蚌囡类型；金沙江中游地区的元谋大墩子类型；洱海地区的马龙类型；澜沧江中游地区的忙怀类型；滇西北地区的戈登类型。这一分类法已为历史学界普遍采用。而据考古发掘的材料显示，云南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滇池地区：该地区新石器文化以石寨山类型为代表。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滇池、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附近，多为贝丘遗址。目前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有江川县头咀山、光坟头、太平地、螺蛳山贝丘遗址，通海县空山、打坝山贝丘遗址等。遗址中往往有螺蛳壳堆积，出土泥质红陶、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以泥质红陶盘、碗为典型器物，器底往往有同心圆圈纹和稻谷印痕；石器以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为特征。特别是通海县海东的一处重要的贝丘遗址，发掘面积372平方米，墓葬30座，火堆33处，出土陶器、石器等，以有肩有段石器为特色。这一遗址的C14年代测定为距今5000～4000年。根据遗址内出土的单流杯、有肩壶、圜底罐、假圈足罐、高领罐等一批富有特色的陶器，通海县海东遗址可能成为云南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性遗址。

此外，滇池沿岸遗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分布在湖泊岸边上的遗址。第二种情况，分布在台地上的遗址。

就目前发现的器物来看，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西界已到禄丰县。在禄丰县城附近的金山茅草洼、长地箐、杉老棵、赵家村岩头、北厂孙家坟、麻栗坡、楚雄罗川观音街、启明桥、腰站小北冲等地点发现数十件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其文化面貌与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有肩有段石器完全一致，禄丰县以上新石器地点可划分为滇池地区新石器文化类型。

滇池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东北界已达宣威市，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宣威格宜区启文乡尖角洞洞穴遗址属于这一文化。

滇东北地区：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鲁甸、昭通、巧家、大关、绥江等市县，以闸心场类型为代表。闸心场遗址距昭通城12千米，附近是丘陵地带。在闸心场西面约130米处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中，石器4件，1件只残存上半段，似为斧类，其余3件基本上完好；石锛2件，大的一件呈梯形，双面刃，刃的斜度不完全对称，小的一件较为窄长，两面刃的斜度对称；另有1件扁圆形石器，磨制极精，发现时已残缺。同属此类型的还有马厂遗址，但陶器的形制似比闸心场多，烧造技术也好一些。而且纯色陶器见多，少数为红灰间杂。该地区没有出土过石刀和石镞，常见的是梯形石锛，陶器以带耳小平底瓶和侈口小罐为最多。陶器的纹饰种类不多，比较常见的是平行划纹和粗弦纹。

滇东南地区：分布于麻栗坡、富宁、马关、广南、砚山、文山、金平、西畴等县，以麻栗坡小河洞类型为代表。小河洞遗址是一处洞穴遗址，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精致的有肩石锛、靴形石锛和三角形石刀为代表。此外，还有梯形和长条形石斧、石印模等。陶器无完整器，均为陶片。其中夹砂灰褐陶占85%以上，其次为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划纹、附加堆纹等。动物碎骨出土较多，有鹿、野猪、熊等。在文化层底部红烧土上面的灰烬中发现大量螺蛳壳，可见渔猎在当时占相当比重。另在广南县八宝区铜木犁洞、板磨乡龙根洞、珠琳镇西北洞穴也发现三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山、富宁、马关、砚山等县新石器时代地点均出土以罐类为主要器型的夹砂陶器。石器以有肩石斧、石钺、靴形石斧、石刀等为特征。该地区出土的双肩石器与广东、广西一些地点出土的同类器物接近，应属百越先民的文化遗存。

滇南、西双版纳地区：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曼蚌囡类型为代表。分布在景洪、勐腊、勐海、孟连、双江、澜沧、思茅、普洱等市县。现已发现的遗址和地点有：曼蚌囡、曼运、曼迈、曼厅、曼雅新寨，勐腊县大树脚、卡比寨公路，孟连县老鹰山等处。曼蚌囡遗址出土1件质地为夹砂红陶的网坠，石器多为江边砾石打制而成，器形多样。曼运遗址仅发现石网坠，数量特多，形体硕大，在我国新石器文化中尚不多见。

金沙江中游地区：以元谋大墩子类型为代表。在元谋县龙街、张二村、下马应登、马大海、下棋柳，永仁菜园子，禄丰县十八犁田、火车站，姚安县方家屯、蔡家坟等处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面貌一致，应属同一文化类型，而以元谋大墩子和永仁菜园子最典型。元谋大墩子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包括陶器、石器、牙器、蚌器。村落中发现房屋遗迹46座、墓葬63座、灶坑、窖穴、灰坑、祭祀坑等若干。永仁菜园子遗址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百余件，并发现7座房屋基址。此外，在永仁县维的、永定镇菜园子、武定县田心、元谋县大墩子、元谋县虎溪村发现百余座新石器时代石板墓。建墓材料为红砂岩质地的层状石板，当地村民称为“猪肝石”。石板墓内出土的陶器、石器与元谋大墩子、永仁菜园子器物之质地、形制相同。在这百余座石板墓中，均从未出土过一件金属器，因而断定为新石器时代墓葬。

洱海地区：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大理、宾川、鹤庆、洱源、祥云、巍山等市县，以大理市的马龙类型为代表。经正式科学发掘的遗址是宾川县白羊村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发现房屋、遗迹11座，墓葬24座。房屋是平地起建的黏土木结构建筑，在这些住房周围发掘出埋葬夭折儿童的瓮棺葬10座。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蚌器共516件。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陶罐。此外，该遗址还发现稻谷粉末及痕迹。白羊村遗址的时代分早、晚两期，属于早期的第9号房址第2号柱洞内的木炭，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C14方法测定年代为距今3770±85年。洱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西界可能已达到保山、施甸、腾冲、龙陵等市县，在以上市县出土一批陶器、石器。陶器器型有豆、罐、盒、钵、盘、釜、纺轮等；石器有斧、锛、半月形石刀、镞等。

澜沧江中游地区：以忙怀类型为代表，这一类型遗址在澜沧江沿岸有广泛的分布。已知有云县、景东、澜沧等县的曼志、忙亚、忙卡、大水坪、安定、丫口、大小芒介、下景张、新寨、小田、老赵田、拉叭寨、大协厂等十余处。

该遗址位于云县忙怀村，出土石器的特征是打制钺形、靴形和长条形石斧，没有磨制石器，但有陶片共存。因而能确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近20年的考古调查、试掘，现已发现澜沧江中游地区以忙怀类型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分布范围已远达怒江上游福贡、怒江中游昌宁、龙陵等县。在福贡县曾采集到打制的有肩石器。在昌宁县和龙陵县的20多个遗址和地点发现大批打制钺形、靴形和圆形、半圆形刮削器，属于龙陵县的怒江西岸一些地点还发现少量磨制梯形、条形石斧、网坠、手锤。陶器器型有盆、罐、钵、杯、壶、纺轮等。

滇西北地区：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戈登类型为代表，该遗址系维西县戈登村一洞穴，出土一批石器、陶器、骨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石器有斧、锛、刀、镞、针、石球等33件。陶器以高领、宽耳器为特征，纹饰有绳纹、树叶纹、水波纹、网状方格纹等，以树叶纹为特征。南华县孙家屯墓地可能属于滇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已发掘的70座墓葬中出土918件陶器，无石器或铜器随葬。陶质为夹砂陶，有红褐色、黑褐和灰褐陶。器型有壶、罐、单耳罐、双耳罐、釜、单耳釜、双耳釜等。器耳多为桥形，也有圆柱形。这些陶器多为平底器，器底多数有叶脉纹，少量为圜底器。经对陶片的热释光年代测定，为距今4000～3500年，大致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

云南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于世。云南早期青铜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滇西北地区、滇池地区和滇东北地区。

（一）滇西北地区

剑川海门口遗址：云南青铜时代的开端，首先得从剑川海门口遗址说起，1957年剑川县挖掘河道时发现该遗址，共出土千余件文物，石器、陶器的数量较多，石器有169件。比较重要的是发现14件铜器，其中有10件是锡青铜。剑川海门口遗址属早期青铜时代无疑，该遗址的年代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共有3个数据：距今3100±90年、距今3115±90年、距今3285±155年。1978年云南省博物馆第二次发掘剑川海门口遗址，获铜器12件及一批石器、陶器、骨器、角器和牙器。文物测定的年代比1957年发掘所测定的年代略晚。此外，在昆明市王家墩也发现铜锛、铜戈及石器共存遗址，过去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实际是早期青铜时代遗址。

2008年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从10个堆积层出土2000多件文物，并发现木桩集中分布区面积达到2万～2.5万平方米的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其保存之好、面积之大，极为罕见。探方中基本都有木桩和横木，共清理出4000多根，在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在桩柱间还发现木门转轴和门销等构件。石器有斧、锛、刀、凿、镞、锥、针、磨盘、砺石、圆饼形器等。有1件石范，由青灰色砂岩制成，形状似斧或钺。出土铜器中有环形器，最有代表性的是钻、镞和铃，这些青铜器所属地层年代最早者距今3800年，已属夏代早期。木器有木勺、拍、杵、刀、铲、耜、耙、桨、楔子等，木材均是红褐色且质硬；还有少量完整的彩绘陶罐、彩绘陶片、黑陶片。磨光黑陶、镂空圈足器为云南早期遗址中第一次发现。出土的骨角牙器数量较多，有骨锥、匕、铲、镯、簪，有角凿、矛和牙饰件。农作物有炭化稻、麦、粟、稗子，还有桃核。稻、麦、粟同时出土在我国西南地区尚属首次。

（二）滇池地区

王家墩遗址：遗址位于滇池近旁，遗址范围内有数十根排列整齐的木桩和两处贝丘堆积，发掘者判断木桩是“干栏式”房屋的桩柱。遗物有梯形石斧、半月形石刀、石镯、有段石锛、鹿角、夹砂陶片、铜渣等。另有一件长条形实心无銎两面有段锛和一件带耳方内直援圭首戈，形制较原始，铜锛为锡青铜，铜戈为红铜，还处于青铜器制作早期阶段。

昆明天子庙遗址：遗址位于昆明西山脚下滇池西岸边，其地层的第九、十层多灰陶、灰褐的夹砂陶，以敞口高领罐和敛口钵为主，有少量平底盘和圈足器，从陶质和陶色来看，应属滇池区域青铜时代早期遗物，时代与王家墩遗址相当。

晋宁石寨山遗址：遗址位于石寨山顶部，出土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夹砂黄衣陶、夹砂橙黄陶4种。纹饰以素面为主，但有纹饰的陶片花样繁多，以刻划最多，还有压印等。采用手制、轮制、磨制法制作。出土石器7件，有石斧、石镞、残石簪、石纺轮、石锤等。另还有穿孔蚌器数件。该遗址时代与王家墩遗址相当。

（三）滇东北地区

马厂遗址与闸心场遗址：马厂遗址位于乌蒙山顶部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带，闸心场遗址位于昭通以北约12千米的高地上，此两处遗址出土遗物颇相似，内涵基本一致。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为夹细砂或粗砂，多轮制，外表有一层似陶衣的黑色表层，火候较高，装饰简单。器类以罐、瓶最多。铜器有矛、剑、斧、镞、鱼镖和容器等。上述两遗址时代当在西周时期。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向前推进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的状况关系到人们用怎样的工具来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形成的一定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随着社会中物质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而变化。简言之，生产力发展了，物质生产资料丰富了，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变化，就为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前提。因此，研究云南的文明应先探讨的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情况这两个基础性问题。

生产力水平问题首要的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为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从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石质生产工具仍占重要位置，例如金沙江流域的宾川白羊村遗址中出土的200多件石器中，绝大多数都是生产工具，其中以石斧最多，其次是石刀、石锛，再次是石镞、石凿。另少量的骨器和牙器也是以实用的锥为主，可见石斧、石刀、石锛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农业较发展的证明，而石镞仅有33件，暗示狩猎已降至次要地位。元谋大墩子遗址中亦有大量石斧、石锛出土，虽然石刀较少，但蚌刀多，弥补了石刀之不足，它们均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反映了农业经济类型为主的特点。晋宁石寨山遗址中出土大量石斧、有肩石锛、石铲等，其中扁平舌形石铲在云南石器中很罕见，是代表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其他诸如麻栗坡小河洞遗址，出土的石器以磨制精致的有肩石锛、靴形石锛和三角形石刀为代表。此外，还有梯形和长条形石斧、石印模等；云县忙怀村遗址，出土石器的特征是打制钺形、靴形和长条形石斧；维西县戈登村洞穴遗址，出土石器有斧、锛、刀、镞、针、石球等。石斧与石锛说明当时已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石铲的出现反映有向先翻后种的耜耕农业阶段发展的趋势；石刀和蚌刀作为收割工具的普遍发现亦是农业发展的旁证。

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石器制作精细。白羊村遗址出土石斧与石刀，打、琢、磨、作孔四道工艺都已使用，器面很少见到打、琢痕迹，证明磨制工艺很精，尤其石斧上体多琢细，是为了方便装柄。元谋大墩子遗址的石器磨制工艺非常普遍，多遍体磨光。石寨山类型的石斧、有肩石锛和石铲的形式都较进步等。说明生产工具有明显的改进和发展。

生产工具改进了，生产力水平才会提高，才可能生产出更多剩余产品，促使贫富分化与阶级的形成。农业生产的提高，使粮食收获量增加，人们用剩余粮食可以饲养家畜。如元谋大墩子遗址中发现K7三个罐中出土碳化粳稻，猪、牛、羊等家畜的骨骼，是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佐证。发掘中较普遍出土一批镞、网坠等，特别是大墩子遗址中石器以石镞最多，它们是当时人们的渔猎遗物。陶纺轮与骨针的出现则说明当时纺织业亦有所发展。可以说，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渔猎为辅的社会生产经济。并且这一时期，制陶也获得很大进步，轮制方法被普遍采用，器型种类颇多，制作较规整，纹饰丰富，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青铜时代早期，青铜器的出现，使生产力取得飞跃性进步。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14件铜器，其中有10件是锡青铜，种类有铜斧、铜锛、铜凿、铜镰、铜刀等。昆明王家墩遗址发现一件长条形实心无銎两面有段锛和一件带耳方内直援圭首戈，形制较原始，铜锛为锡青铜，铜戈为红铜。马厂遗址与闸心场遗址出土了铜斧、铜戈、铜剑等。这些都表明当时已有青铜冶炼，虽然当时对青铜合金技术的掌握还不熟练，铸造水平相对低下，但处于青铜制作的早期阶段，青铜工具的出现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即涉及经济关系的问题，目前考古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墓葬材料。墓葬的形制规模，随葬品的多少能够反映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及阶级状况。永仁县维的村发现新石器时代石板墓60座，建墓材料为红砂岩质地的层状石板，当地村民称为“猪肝石”。石板墓内出土有陶器、石器若干。此外，在永仁县永定镇亦发现石板墓30座，出土大量深腹、大口罐。南华县孙家屯墓地已发掘的70座墓葬中出土918件陶器。上述墓葬有的无随葬品，有陪葬品的也多寡不均，反映当时已出现贫富分化。而元谋大墩子遗址发现的窖穴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证据，此长620厘米，深80厘米的“粮仓”，盛满带谷壳的稻谷碎末，表明当时有了生产剩余现象，并且储存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窖穴多相距不远而靠近房屋，说明这时的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开始向私有制转化。

我们所考察的“文明”主要是20世纪初期从西方引进的，翻译于西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中国考古学先驱夏鼐先生曾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与发展。这些要素有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所以，从考古学的视野来观察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云南文明，对于研究云南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在总体上是符合夏老这一理论的。

然而，将国家、城市、青铜器、文字作为文明的要素，在具体研究中却存在缺陷。各区域文化乃至同一区域内不同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造成这种平衡的重要原因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各区域或同区域不同文化又存在很多差异性。所以机械地把文明四要素看做文明标志很难适应文明的区域性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发展。文明的本质特征应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政权，在物质文化上可以表现为文字、城市、金属器、礼仪性建筑等文明因素，而且可以有很大差异，任何文明因素都无法决定文明，决定文明的只能是其本质特征。云南地处边陲，地理复杂，民族众多，其文明起源、发展的过程有着自身的地方与民族特色。因此对云南文明的把握也应主要从文明的本质上进行研究，同时兼顾对文明诸要素的考察。

苏秉琦先生从中国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的中国文明演进模式，成为研究文明起源的理论依据。云南作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区域，其文明演进模式也大致与此相似。这里我们考察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文明则主要涉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到的古文化、古城阶段。至今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从未发现过像其他地区一样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或大型城址。现已发掘的几个主要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永平新光遗址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型的阶段，元谋大墩子遗址中部分墓葬反映了当时对公共财产的掠夺引发战争，以男性为主，揭露了社会的强烈变革，母系氏族社会崩溃，父系氏族社会兴起。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部落内部结构开始社会分层和分工，但人口有限，还是无法完成有规模、有计划、协调一致的大范围协作劳动。基本上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云南存在着8种类型的文化，属于苏秉琦先生文明演进理论的古文化阶段，除马龙古城之外，当时云南地区尚未发现“古城”这一文明阶段的文化遗存。

随着剩余产品增多，必将导致私有制出现，贫富分化加剧，阶级产生。到了青铜时代早期，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苏秉琦先生文明演进的模式。在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中，在总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的发掘区，发现木桩集中分布区面积达到2万～2.5万平方米的早期“干栏式”建筑遗址，其保存之好、面积之大，极为罕见。探方中基本都有木桩和横木，共清理出4000多根，虽大部分的桩柱为房子的基础，但由于早晚关系不同，使其变得密集，不能辨认出它们各自的单位。桩柱头出露的层位不一，桩柱底部在地层中也有高有低，木桩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柱身上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长的桩柱有约2米，短的几十厘米，直径5～40厘米；形状有圆木的、剖成几块呈“三角状”的、多边砍成棱的、特别粗的。桩柱间有掉落的横木，在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也在桩柱间发现了木门转轴和门销等构件。出现如此规模壮观的“干栏式”建筑木桩，说明当时聚居于此的人口众多，甚至形成原始的聚落，而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正是城市诞生的主要决定因素，初具规模的聚落和上千计的人口足以证明，在青铜时代早期此地出现了相当于“古城”的城市。

在中国的古代文明中，青铜器的铸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显著标志。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14件铜器，其中有10件是锡青铜，出土的铜器中有环形器，最有代表性的是钻、镞和铃，其他工具种类有铜斧、铜锛、铜凿、铜镰、铜刀等。昆明王家墩遗址发现一件长条形实心无銎两面有段锛和一件带耳方内直援圭首戈，形制较原始，铜锛为锡青铜，铜戈为红铜。马厂遗址与闸心场遗址出土了铜斧、铜戈、铜剑等。以上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实物都说明在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云南的青铜器冶铸技术逐渐发展，为其后灿烂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当然这只是文明外在表现形式的一个方面，由于各种文化的差异，并不能一概而论。云南在文明起源时期至今还尚未发现文字，所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不可单独成为判断一个文明是否诞生的标志。其实文字是由原始社会晚期已普遍存在的抽象符号与概括式的图形符号分化、质变并创新而产生的。符号与文字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符号不是文字，而是文字产生的借鉴材料。在滇西大理马龙峰下马龙遗址的陶器上曾发现24种刻符，吴金鼎先生认为这些记号“实为文字之先声”。可以说，云南在文明发生时期虽没有文字的产生，却也有与文字有关的多种符号。

通过对云南古代文明的初步考察，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云南古代文明的肇始与发展，说明其包含着较为成熟的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稻作文化，是西南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代表整个云南地区发展水平的文明。她神秘绚丽，粗放独特，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流之一，更是中国古代文明中一曲奇幻的华彩乐章。第二，云南古代文明包含于中华文明之中，她的产生发展也遵循着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她不仅基本具备了文明产生的标志性因素，还进一步印证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文明演进模式中“古文化”、“古城”两大重要环节，再次证明该理论的科学合理性与普遍适用性。第三，由于云南文明覆盖区域地处西南边陲，所以她在与中原文化相互补充、相互激荡外，更具有相对的动态和开放性。因而与邻近的南方文明和以越南为主的东南亚地区文明广泛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育化，推动着区域间与国家间的文化互动，使得云南古代文明生生不息，不断衍化辐射，一步步走向更高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