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题视域：市场、社会与公益

1978年以来的中国，最深刻的改变在于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的推进，使商品经济首先在广大农村和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领域发育起来，并通过市场的作用迅速蔓延到整个社会。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国有企业分步改革，民营企业逐步发展，市场经济的各要素、各领域逐渐得到解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利益格局的分化，发育并推动了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形成。一个掌握生产资料和资本并拥有财富的企业家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各种不同的职业群体如会计师、审计师、律师、教师、医生等也逐渐形成。以“打工者”“农民工”等词所表现的一个巨大的底层劳动者阶层也浮出了水面。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具有中介性质的社会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联合会、促进会，包括各种打工者、农民工的维权或互助组织等纷纷登场，它们同时扮演着市场经济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和维权主体的角色。与此同时，政府改革的步伐也在加快，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政府逐步退出直接管理经济的各个领域，转向以宏观管理为主的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并越来越重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许多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越来越多地转移给具有中介性质的各种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于社会和谐的外部性，带动了各种形式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这一宏大的历史过程，正是本书所关注的重要的问题视域之一。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几乎同步，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社会转型。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单位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体制的改革，原有的单位体制（包括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趋于瓦解，曾经作为人们社会生活载体的单位，以及在单位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等等，逐渐失去了功能和存在的意义，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碎片化”的社会瓦解的过程。另一方面，政府改革的展开，使得国家权力退出了广阔的社会空间，无论在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会，新的社会统合模式都未能建立起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地带。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重建就是在既有社会的瓦解和国家权力退出这样一种局面中展开的。在广大的城市社区和乡村社会，基层社会在自组织的意义上涌现出了大量具有“草根”性质的社会组织。它们往往由公民自发成立，着眼于社会基层的需要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旧的社会网络，发育出新的共同利益和公共空间。同时，它们努力协调来自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来自各级政府社区建设的行政推动，来自居民自治的春潮涌动，和各种社会服务的需求拉动，形成在基层社会重建中多元的利益格局和丰富多彩的互动模式。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重建，特别是以城市社区和乡村社会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的重建，带动了各种形式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这一历史过程，是本书所关注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视域。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重建的过程中，由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失去其效能，新的社会建构尚需时日，政府机构也在改革中探索前行，加上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缺陷，放大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缺失，使得环境问题、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面对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许多公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环境保护、扶贫济困、助学助教、艾滋病防治等公益活动。同时，市场经济造就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富人阶层，以富人和企业家为主体的非公募基金会等新型公益组织开始活跃起来。与中国在经济上逐渐摆脱贫困和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相适应，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经历了一个从全民动员的“大众慈善”走向精英主导的“富人慈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基金会逐渐成长起来。这一以基金会为主线的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景象，是本书所关注的第三个重要的问题视域。

因此，市场经济发展、基层社会重建和社会公益活动，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体现中国社会进程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成为我们研究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背景。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于斯、长于斯，艰难与成就都注定与这三大背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其主要的功能与作用也必然紧紧系于这三个方面。这因此而成为我们研究社会组织最基本的主题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