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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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路与结构

社会组织,又称“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或“民间组织”,是区别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的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等特征的新的组织形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在小至社区,大至国家、国际和全球的各种社会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这个被称为“全球社团革命”的历史进程,恰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大抵吻合,使得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几乎同步。这意味着,那些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而社会组织几乎每一步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也都植根于改革开放的土壤和进程之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经济转轨。与此同时,以党治为核心的全能国家开始转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有限政府,一元化的单位社会也逐渐向多元化的开放社会乃至公民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政府改革、社会转型这三个平行演进、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过程,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主体进程,而它们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则演绎出改革开放实践中大量的社会问题。伴随着经济转轨、政府改革与社会转型,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我国城乡各地就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不同于党政机构,也不同于企业,它们更多地面向各种社会问题,利用在经济转轨、政府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可能的资源、空间和机会,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逐渐成为改革开放实践中具有公共组织性质的“公域”或“公益”的主体。这些社会组织,就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社会组织发展,本身构成了一个历史。尽管这一过程还在继续,但客观的历史研究十分必要。在改革开放的演进中,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哪些社会组织成了“公域”?实现了“公益”?它们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哪些突出的事件?涌现出了怎样的形态?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出现了哪些规律性的现象?等等。这些都要从尚不久远的历史资料中发掘,但很重要,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明白了“从哪里来”的问题,才能回答“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构成了本书第二章的主题。

社会组织作为不同于政府、企业的新的组织形态,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功能。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就其基本而言有哪些突出的社会功能?这些功能因何而生?如何区别于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社会组织这些功能发生作用的条件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组织身上有哪些不同特点?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背景下,社会组织存在哪些功能上的障碍?如何更有效地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第三章的主题。

从第四章至第八章,本书选取五类社会组织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述。

行业协会是本书关注的第一类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瓦解和新生的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商会、合作社、促进会、联合会等经济类社会组织,本书统称为“行业协会”。这些行业协会如何生成?如何在经济转轨的体制、政策和资源背景下生存发展?行业协会承担了哪些政府改革转移出来的职能?又承载了哪些市场经济生成过程中来自企业的共同需要?协会如何在服务企业、服务政府的过程中成为市场体系之“公域”?如何在一定的体制、法治和政策基础上实现协会的治理转型?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第四章的主题。

社区社会组织是本书关注的第二类社会组织。改革开放在推进我国经济转轨的同时瓦解了寄生在旧体制下的单位社会,封闭的院墙打开了,自上而下、依托单位的熟人社会变成了流动的、开放的生人社会,社会转型伴生出形形色色的社区社会组织。这些社区社会组织缘何而生?开展哪些活动?在社会重建中有哪些功能?对于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有什么作用?如何从体制上、法律上和政策上更好地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第五章的主题。

基金会是本书关注的第三类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以基金会为主力的公益慈善一直是实现社会公正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基金会如何汇聚社会资源?如何运作管理?如何将慈善的资源用于社会公益的实践?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发展成熟,基金会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发展?中国的基金会在推动整个社会转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如何从体制、法律和政策上推动基金会的治理转型?等等。这些问题,是本书第六章的主题。

社会企业是本书关注的第四类社会组织。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即探索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开始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尽管社会企业为数很少,机制尚不稳定,政策和体制也未形成,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的探索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如何认识社会企业?社会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新方向?社会企业在制度层面包含哪些内在矛盾?我国社会企业发展形成了哪些特色?如何从体制上和政策上加以支持和监管?等等。这些问题,是本书第七章的主题。

国际NGO是本书关注的第五类社会组织。国际NGO是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我国,国际NGO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就来到中国并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的同行者。如何认识国际NGO?如何客观看待国际NGO的作用?国际NGO与本土社会组织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国际NGO如何实现本土化?我国的社会组织如何向国际NGO发展?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中国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本书第八章的主题。

除了上述五种主要类别的社会组织以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科技类社团、社科类社团、农村社会组织、各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以及大量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草根社会组织。限于篇幅和主题,本书对这些社会组织没有专章论述。但在可能的范围内,我在本书其他章节中尽量有所涉及。

在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是伴随改革开放逐渐建构起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这种制度形式规定了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取得及其权益,规定了各级政府登记管理机关的权限及双重管理的分权模式。以双重管理为特征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何以形成?如何发展演变?其体制特征如何?存在哪些制度弊端?在实践中出现了怎样的制度性适应?近年来围绕管理体制的改革,各级党政部门进行了怎样的改革创新尝试?有哪些主要的经验?等等。这些问题,是本书第九章的主题。

本书的研究不仅回答“从哪里来”的问题,还归结到“到哪里去”的问题,这就是第十章的主题。在这一章,我使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公民社会诸因素,从结社生活、美好社会和公共领域三个向度进行系统概括。同时指出实践中制约公民社会的主要因素,探析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

最后,在本书的第十一章,对国内外围绕社会组织既有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归纳整理并明确概括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并系统表达作者关于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