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影响印度人中国观的诸因素

诸多因素影响着印度人的“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既有历史因素，如大英帝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史、冷战时期南亚两大阵营的对立史、中印边界摩擦与冲突史；也有发展因素，如中印经贸关系的日益失衡、两国核心利益重叠区域的日益扩大、发达经济体对中印新生经济体的挤压、中印综合实力差距的不断拉大、两国社会转型期间社会问题与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两国利益集团的干扰等等；既有中巴关系不断强化的刺激，也有中印两国价值观分歧的影响，更有地缘战略因素的干扰，如门罗主义的影响，如毗邻国家难建互信的现实政治的困扰。

1．中印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上认知迥异，且难达共识

这主要与边界问题乃至“西藏问题”密切相关。对中国而言，两国国家边界从未实地划定过，引发两国边界争端的“麦克马洪线”是英殖民主义的遗留物，中国历届政府都未曾承认这种非法划定的边界线，废除麦克马洪线也因此成为两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必需。然而，在边界问题上，印度一方始终认为，中国对印忘恩负义，缺乏回报。印度一直以“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自诩，印度摆脱英殖民统治的同时也顺势继承了英国人的在藏特权，甚至治外法权，如驻军、通邮等。印方还认为，1954年4月29日，印度通过与中国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放弃了所有在藏特权，但中国对此却心安理得。印度认为，中国必须承认并接受麦克马洪线。当年的尼赫鲁政府甚至认为，“中印西藏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因”是对中印两国边界现状以及印方按麦克马洪线划分边界主张的承认，因此，边界问题无须再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就在这一年，印度官方地图开始将印度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随后不久，在这种“要求回报”心理的强烈驱使下，尼赫鲁政府理所当然地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加冒进的“前行政策”，并最终引发了中印边境冲突。

时至今日，印度人的“1962年边界战争情结”仍挥之难去。这种“情结”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印度政府不敢在“互谅互让”的原则上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

而且，两国边防军在边界地区灰色地带（即不处在两国实际控制区内）的交叉巡逻也难免不引发摩擦，每次“中国军队入侵印度领土”新闻报道均会在印度各阶层引发反华情绪。然而，实际上，印度媒体不断指责的中国军队“入侵印度”的地块基本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且属两国边防军经常交叉巡逻的区块，如克节朗河谷（Namka Chu）、塔格拉山脊（Thag La）、桑多洛河谷（Sumdurong Chu）、土龙拉山脊（Tulung La）、Assphi La、朗久（Longju）和Chenju。由于双方对“实控线”具体走向各自均有自身主张，各自边防军主要按照己方所理解的“实控线”进行巡逻，并在离开时留下一些“主权物证”。在各自宣示主权的巡逻过程中，难免不“撞面”或捡到“入侵物证”。

2．冷战思维在印度仍有很大市场

诸如“势力范围”“零和游戏”“天然屏障”“缓冲区”“均势”等冷战思维仍存在于印中各阶层，尤其是统治层与战略界和军方，不时牵制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弱化两国领导人增进战略互信的诸多努力。例如，“均势”思想在两个国家都拥有不少追随者。在中国，不乏学者公开主张利用巴基斯坦或印度邻国牵制印度，而在印度则有学者鼓吹“亚洲版北约”“价值观同盟”等概念，利用“大国外交”来制衡中国。再如，受“势力范围”理念的影响，中国一度在印度加入“东亚峰会”问题上有所犹豫，而印度则在中国参与南盟、进入印度洋等问题上颇为敏感与消极。还有，印度始终认为，喜马拉雅山脉是上帝赐予的“天然屏障”，因此，印度对中国打通与南亚的物理联结非常敏感甚至反感。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冷战遗留物就是“缓冲区”概念。印度秉承英殖民者的地缘政治理论，始终认为，西藏、尼泊尔、不丹，甚至缅甸等均应成为中印之间的战略缓冲区。受此观念影响，印度统治阶层曾长期拒绝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在“西藏政治地位”问题上大搞文字游戏。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印度学者对2003年印度瓦杰帕伊政府“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耿耿于怀。至于中国与喜马拉雅山王国（主要指尼泊尔和不丹）及缅甸深化双边关系的努力则更令印度神经紧张。印度近两年不断加大对尼泊尔政局的干扰力度即是对中国在尼泊尔影响不断扩大的一种过激反应。

3．不同发展阶段形成明显落差

这主要体现在中印经贸关系上。中国制造业拥有印度难以比拟的规模效应。就同类产品价格而言，中国产品比印度产品平均便宜35% ～40%。印度作坊式民族工业担心，一旦对中国商品打开市场，印度传统民族产业将遭灭顶之灾。根据2010年麦肯锡（McKinsey）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印度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效率低下，印度每年为此损失450亿美元。2011年9月塔克沙希拉研究机构的一份名为《印度有必要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吗？》的报告认为，在印度进行大规模改革之前，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的自贸协定将对印度国内产业结构带来毁灭性影响。

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的逐年扩大更令印度商界、政界忧心忡忡。2004年印度对华贸易尚有顺差17亿美元，可到了2006年已逆差41.1亿美元，2008年的贸易逆差更是扩大到112亿美元，2010年的贸易逆差则增至200亿美元。印度对华贸易赤字的不断扩大使印度商界与政界普遍担忧对华进一步开放市场。印度方面对缔结中印区域贸易安排或中印自贸协定前后态度的根本转变恰恰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众所周知，关于建立印中自由贸易区的想法一开始是由印方提出的。早在2003年6月，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访华时曾提出建立中国—印度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中方对此回应积极。当时印方主动提出这一建议的大背景是，2005年之前，印度对华贸易基本为顺差。2004年的印中贸易同比增长79%，达到140亿美元，增幅之大，史无前例。实际上，从2000～2004年，印中贸易总额增加了近5倍（2000年为29.4亿美元）。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以及印度对华的贸易顺差使印度政府对建立中印自贸区非常积极。2005年4月，在温家宝总理访印期间，两国领导人决定启动中印区域贸易安排可行性联合研究。然而，在国大党执政中期后，日益扩大的对华贸易逆差使印方退却了对建立印中自贸区的热情。尽管早在2007年10月，两国联合研究小组有关建立区域贸易安排的可行性报告即提交给各自政府，但迄今没有任何下文。其中，来自印度工商组织的阻力非常大。早在2005年，印度最大的工商组织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在当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印度产业界认为目前与中国谈论自由贸易协定还为时过早。此后，该商团组织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对中国产品高举“反倾销、反补贴”甚至“特保调查”等大旗，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印度市场。它在2009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进一步呼吁政府，尽快对中国大陆进口产品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课以“更高的反倾销税”，以应对“中国产品威胁”。

受此鼓舞，印度企业对中国产品频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诉案，甚至不放过第三国生产的中国产品。仅2008年第四季度的对华反倾销案数量即相当于2007年全年，而且单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自2008年最后一个月以来，印度对中国向印度出口的大宗产品不断展开“特殊保障调查”。例如，在2008年12月19日至2009年2月6日，印度即对中国产的线性烷基苯、纯碱、铝板及铝箔、尼龙帘子布等频频展开“特殊保障调查”。其间，印度还针对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亚硝酸钠展开反补贴调查，甚至一度下令中国玩具禁进令。相较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而言，“特殊保障调查”的最大危害在于使用方可以“先保护，后调查”，而调查结果对被调查方来说往往不利。此外，印方相关单位还以安全为由排挤中国企业。2009年5月30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即刊出署名文章称，印度情报局和国防部5月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国营电信局使用两家中国公司的通信设备，并且正在调查中国企业参与一项高达60亿美元的通信系统网络工程招标案。这个调查的直接结果就是，2009年5月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国有电信公司BSNL先后撕毁与华为的三个巨额订单。

4．转型期的动荡与不确定性弱化了政府的决策能力

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两国崛起势力的日趋明朗，中印两国社会也进入一个明显的转型期。政治上，中印两国中央政权的受制因素越来越多，决策能力日益弱化。地方政权、民权对中央政权的牵制力越来越大。印度又是选民政治和联合政治生态，小党、地方政治、民意对中央政权的牵制力更大。因此，两国政府在处理涉及主权、领土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如边界问题）时，以及在处理涉及国内重要利益集团（如商界）的利益分配问题时，不得不考虑国内民情、舆情及各政治势力、利益集团的压力。

经济上，两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处于不断完善、丰富甚至调整之中。两国都在摸索一条适合人口大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随着两国均不同程度地努力加长自己的“短板”，两国间的互补性难免会有所减少，两国间的竞争性也因之有所增大，除非发现或创造新的互补空间。

社会上，两国的迅速崛起不断催化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发展失衡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也处于多发期。一旦两国或两国之一形成强民意、弱政府的局面，民意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影响即会极其强大。

外交上，随着两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两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角色定位方面，以及对对方的地区乃至国际作为的认知方面，均处于不断摸索、磨合之中。其间双方难免不发生误解、龃龉甚至冲突。此外，两国对对方进入己方的“传统势力范围”也颇为敏感，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失当，即会造成双方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这种充满着变数的过渡期、转型期，新问题不断发生，老问题时有激化，若不及时化解，新的不信任又会叠加在原有的不信任之上，使两国关系越发难以相处。因此，这一时期，中印双方尤其有必要建立更多层次的沟通渠道，多了解，少误解。而且，“稳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大体现就是，尽量不打破现状（即现行政策），尽量不制造新问题。如果一些问题现时、短时解决不了，宁愿延后解决。

5．毗邻国家间存在误解或猜疑在所难免

其中，相互毗邻的新兴大国猜忌尤重，担心其国家利益被正在崛起的邻国所损害或侵蚀，更何况中印之间曾发生于边界冲突。

冷战期间，中国对苏联这一庞大邻国的担心远甚于对其他国家的战略担心；如今，一个崛起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日本的战略焦虑。同样，印度的南亚邻国也普遍对快速发展的印度心存忧虑。

由此可见，中印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相互猜疑也属正常。实际上，在综合国力方面，两国间的差距越大，这种猜疑或焦虑也就越大。

6．两国民意的对立

由于相互缺乏充分认知，两国民众易被媒体诱导或误导。皮尤研究中心的历年调查显示，印度民众对华负面认知日甚一年。2005年57%的印度人对中国有好感，2006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民意调查显示，43%的印度人对华心存负面印象, 2010年为34%, 2011年仅有25%的印度人对中国有好感。印度人自己搞的民意测评显示，2002年，印度人认为中国为友善国家的占受调查者的66%, 2007年这一比例降至26%。反过来，中国人对印度也没什么好感。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11年仅有27%的中国人对印度有好感，低于2010年的32%。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2009年以“10年后听亚洲”为题，对美国、日本、印度等8个国家的有识之士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印度国内普遍认为中国是10年后“最大的威胁”，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种相互不友好的民意显然牵制着双边关系，尤其是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纵深发展。在一个社会转型、中央政权弱化的时代，民意对中央决策影响日益扩大。

7．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催化着中印误解

印度实行的是多党议会制，而中国则坚持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中印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两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若以政治思维或政治心理来评判，印度在西方人眼中是“自己人”，而中国则是“他者”。在诸多问题上，印度精英阶层也倾向于以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评判中国，而对中方的“释疑解惑”不予采信。此外，这种政治文化差异还严重影响到两国民众对“媒体与政府”关系的不同解读。例如，印度人就认定，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因特网在内的所有中国媒体，一旦中国媒体出现对印负面言论，那肯定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首肯或默许。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对印度媒体频繁刊载对华好战言论或对华负面谣言甚感不解：印度政府若非同意怎么可能听任其媒体整天胡言惑众呢？

8．印度传统安全思想的影响

一是考底利耶（公元前321～前181年孔雀王朝大臣）的《利论》（也称《政事论》，主讲国王治国权术，是政治厚黑学）的影响。考底利耶认为，国家间关系或国家对外战略犹如佛教中的“曼陀罗”坛城，由一系列圈构成，在各层圆圈中，一个国家最直接的邻国总是被视为敌人，而紧邻着的外圈，即敌人的邻国则被视为朋友，以此类推。曼陀罗的精妙之处即在于，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和一个国家不能有大邻国等。印度须依自身地缘现实开展外交关系。后世的印度战略家与统治者情不自禁地以曼陀罗坛城这样的结构来打造以印度为核心的地缘战略架构。据此，印度视其紧邻国家尼泊尔、不丹、被印吞并前的锡金、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一环，视西藏、阿富汗、缅甸等国为二环，均为其战略统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印度的马汉”潘尼迦的海权思想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的海权论者潘尼迦就在其所著《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里提出“印度的前途无疑将要决定在海洋上。它跟印度洋的发展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谁控制印度洋，谁就控制了印度。”“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潘尼迦认为，直到15世纪末印度才失去了对印度洋的有效控制。他在全书结束时再次明言：“印度来日的伟大，在于海洋。”

9．西方媒体恶炒“中印竞争”话题加深了两国猜疑

过去10余年里，中印比较研究成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不少西方学者或记者有意将一个崛起的中国炒作为或宣扬为一个崛起印度的对手。他们乐见这两个崛起大国相互竞争，彼此对抗。当然，出于相同政治价值观的考量，西方人更乐于“唱衰中国”，乐见印度最终在这场大国游戏中击败中国。在西方人眼中，两个边界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的新兴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和平相处的，更无法同时崛起为世界级大国。这种不断渲染“中印必有一争”的“中印对比”研究或多或少地扩大了中印两国间的相互猜疑或不信任，尤其是在两国民众之间催生了相互敌视的种子。例如，“珍珠链战略”一词最先即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五角大楼实习生所创造，诬称中国利用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关系来实施所谓的“围堵印度战略”。如今，这一词汇风靡“中印研究”领域，尤其是印度学者甚至印度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倾向于将中国在印度洋的任何活动以及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双边关系的任何发展视为对“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

10．两国领导层对中印战略合作的理性认知

尽管印度人的“中国观”以负面为主，但由于两国领导人，尤其是印方领导人对中印关系非零和性的充分认知，以及对中印开展战略合作必要性与紧迫性的清醒理解，1988年12月以来，中印关系仍能行进在大方向正确的轨道上。从这点而论，中印关系主要还属于领导或官方推动型，而非民意推动型。

两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印关系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及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潮流明示，中印关系绝非“你得我失”的零和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相互依存关系。具体表现为：

首先，山水相连的地缘特性决定中印两国只有和谐才能共生，才能共同发展。中印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两个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两国都在专注于国内发展和建设，专注于改善人民福祉，因此都需要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实际上，两国毗邻周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两个大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加之两国尚未正式划定边界，这就更需要双方妥善处理分歧，高瞻远瞩，努力营造和维护两国关系的和平与稳定，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以实现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如果以零和思维处理两国关系，只能是相互干扰，相互拆台，任何一方都难以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崛起夙愿。

其次，相近的国际诉求和价值理念是中印合作的基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印在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有共同诉求，都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支持更为公正、合理以及能够保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在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并面临共同挑战。近年，中印在G20、WTO、金砖四国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作，既成功保护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又同时提升了两国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

另外，中印和平共处是两国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中印人口占世界2/5，面积占亚洲近三成，单就规模而言，其影响就举足轻重。两国又都是有核国家，和平与否牵动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近年随着两国经济快速成长，两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亦逐年上升，更成为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增长引擎。两国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不仅会造福于两国人民，也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