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代印度人的多重中国观

当前，印度人的“中国观”五花八门。若按正负等级划分，基本有四大类。其中，极其负面的“中国观”包括：中国是入侵者、中国是印度头号威胁、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挑战、中国围堵印度、中国是扩张主义者、中国想分裂印度等。这些“中国观”主要流行于战略界、安全界、军方、媒体、部分政客。

较为负面的“中国观”包括：中国是非民主国家（专制国家）、迫害少数民族（尤指藏族）、中国很自负等，这主要流行于一般知识分子、政客（统治阶层）及媒体。

一般负面的“中国观”包括：中国商品威胁、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是价格操控国等，这主要流行于商界尤其是工商机构及媒体。

较为正面的“中国观”主要包括：“中国是合作伙伴”，主要流行于执政阶层，尤其是在涉及发展类地区性、全球性议题方面，印度领导层及政府部门有此共识；“中国产品价廉物美”，普遍印度民众及小商小贩们比较持此看法；“中国是印度赶超对象”，这种情结自尼赫鲁至今在印度各阶层广泛存在；“中印大同”，这种情怀主要存在于人文学者群体及极少数政府官员中。

1. “中国是入侵者”

这一点不但写入了1962年边界冲突之后的印度教科书，而且写入了印度国会当年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文件之中。这一观点至今仍在印度上自执政阶层下至普遍群众中广为存在。印度外交部直到1970年在其发布的年度外交报告中，还在诬蔑“中国侵略印度”“干涉印度内政”，并宣称印度“必须准备好对付中国”; 1998年印度核试验时，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俄领导人的信函中，以“印度面临一个1962年曾侵略过它的邻国的威胁”为其恢复核试验的最主要借口；2005年9月4日，时任印度国防部长慕克吉在孟买印度商人商会举办的题为“私企在国防建设中的作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1962年，中国军队发动了 ‘侵略’印度的战争”，并以此为例解释印度现在需要积极备战的理由。印度国防部长的言论当场遭到中国驻孟买领事的严词驳斥。

2. “中国是印度头号威胁”“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敌人”

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前后，时任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多次发表“中国是头号威胁”的言论。时年4月中旬，刚刚上任不久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就公开宣称：“中国是潜在的头号威胁”，甚至诬称，“中国支持印度东北部叛乱活动”等；5月3日，费尔南德斯再次对记者说，“中国是潜在的头号敌人”, “中国的潜在威胁要超过巴基斯坦，任何一个关注印度安全的人都会承认这个事实”；并辩称新德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研制核武器的，“中国在西藏与印度交界的地方储备了核武器……”; 5月3日，费尔南德斯在纪念印度前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此人任国防部长）诞辰101周年的会议上再次宣称，中国正在加紧对印度的军事准备，“我们必须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对印度的威胁不是来自巴基斯坦，而是中国。费氏的这些言论既是瓦杰帕伊政府后来进行核试验的一种舆论动员，更是代表了印度统治阶层及战略界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表白。不独费氏如此，就在印度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的同时，美、英、法、俄、日、德、意八国首脑便收到了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解释其政府进行核试验原因的信函。其中，致克林顿总统的信很快被《纽约时报》披露报端。在这封信中，瓦杰帕伊辩解称，之所以进行核爆是因为“我们的边界与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接壤，该国在1962年对印度进行了武装入侵。尽管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与该国关系有所改善，但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持续存在”。“除了这种不信任，该国还给予我们的另一个邻国以物质帮助，使其也成了一个秘密的核武器国家。”“由于这种恶化的安全环境，特别是印度面对的核环境，印度政府才决定进行核试验，而试验次数是有限的，对那些对印度无敌意的国家不构成危险。”即便是在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瓦杰帕伊政府尤其是费尔南德斯仍坚持“中国威胁论”。例如，1998年5月24日，费尔南德斯在会见日本《东京新闻》记者时说：“虽然不能说中国是我们的最大敌人，但它是我们的最大威胁。”此番“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印度战略界、政界长期烙于心间的一种思维定式的总爆发。尽管1999年以来，印度历任政府都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两国互不构成威胁”，但在战略界、军界，这种言论仍不绝于耳。例如，2008年11月，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卡纳德在为其新书《印度核政策》做宣传时，公开声称“中国是印最大威胁”，中印未来“可能爆发核战争”。印度为实施第二次核打击，已在中印边境山区开凿了两处隧道，用以部署“烈火”中程导弹，且在“修建更多类似工事”。2009年5月24日《印度斯坦时报》称，印度空军参谋长法里·霍米·梅杰日前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比来自巴基斯坦的更现实和强大，并称非常重视中国“大规模的军力扩张”。2009年8月10日，印度海军参谋长苏里什·梅赫塔公开表示，印度在经济和国防等领域都比不上中国，而且也没办法弥补这种差距，一旦中印开战，印度“注定失败”。2011年10月30日，“快报印度”网站报道，印度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研究与分析所（IDSA）日前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可能在克什米尔地区对印度发动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以对印度进行教训。这份由阿里·艾哈迈德撰写的题为《对印中冲突之思考》的报告说，这种有限的敌对状态可能仅限于印中边境的特定地区，持续时间也将有限，而且最终会通过谈判结束。2012年2月28日，印度一独立研究专家小组（成员包括印度总理辛格前外秘、前特使萨仁山，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军事顾问、退役中将普拉卡什·梅农，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等）在新德里发布一份名为《不结盟2.0: 21世纪印度外交和战略攻策》（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的报告称，如果中国对印度发动大规模进攻，新德里应着眼于“利用其不对等的能力”，将中国人“劝退”。这将包括“我们必须立即在中国部队占领的地区引发有影响力的叛乱……我们必须获得从西藏向被占领地区提供后勤和供给路线的所有情报”。“我们必须发展阻断中国在西藏部署后勤和作战基地的能力。我们也需要找到叛乱行动能够在军事行动和后勤供给方面获得支持的地区。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将需要提前做足准备。我们需要在岔路口做出的选择是将报复和不对等性作为政治军事战略，从而保卫我们的边境。”这一报告并非政府机构出台，但撰写人有很强的政府背景，同时出席发布会的人更有政府背景，包括国家安全顾问希夫尚卡尔·梅农、希夫尚卡尔·梅农的继任者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纳拉亚南，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布拉杰什·米什拉。

3. “中国是印度的头号挑战”

这种“中国观”在当今印度各阶层普遍存在，是前述“头号威胁”“头号敌人”“中国观”的弱化版。尤其是在中印综合国力差距日益拉大的近10年里。其最代表性的言论就是2008年11月4日时任印度外长慕克吉在印度国防学院发表的题为“印度安全挑战与外交策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在我看来，其中首要的挑战有应对中国的崛起、维持周边的和平以及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实际上，印度面临的这“三种挑战”都与中国有关，因为中国既与印度相邻又是崛起中的大国。慕克吉在解释时称：“我们如今面临的是一个新中国。由于中国在30年的改革之后能力有了显著的增强，所以现在的它试图比以前更明目张胆地谋求利益。中国还构成了一些新的挑战，包括战略性挑战，如发展太空能力；还有地缘政治性挑战，如在世界很多地方寻找原材料和资源。”印度媒体在报道时称，这是慕克吉在回避印度外交政策的这一中心因素几年后，首次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安全）挑战，需要优先考虑”。

4. “中国围堵印度”

在这方面，印度战略界与军方尤其喜欢借用所谓的“珍珠链战略”来形容中国在印度周边地区的正常活动，并视之为“围堵印度战略”。所谓的“珍珠链战略”源自美国一防务承包商（Booz Allen Hamilton）2005年3月为五角大楼撰写的一份题为《亚洲能源未来》的内部报告。该报告声称，中国正在采取一种“珍珠链”式的战略，“从中东到南中国海的海上航道沿线建立战略关系，表明它保护中国能源利益同时为广泛的安全目标服务的防御与进攻态势”。报告认为，中国要发展蓝水海军不可能没有补给基地，因此中国通过“珍珠链”战略以资助等方式取得军舰海外停泊基地。除孟加拉国的吉大港外，这份报告认为，中国这项海上通道战略中的其他“珍珠”还包括：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以及泰国等国的相关港口与沿海地区。印度精英阶层借用这一“术语”，指责我对其实施“战略围堵”，印度政府也借势大幅增强其对印度洋的军事掌控能力，以拆解“中国珍珠链”。在“中国围堵印度论”中，中国与印度的南亚、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巴关系均被炒作为围堵印度的“铁证”，印度甚至怀疑中国领导人顺访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设立外交机构也被视为需要印度高度警惕的动态。

5. “中国商品威胁”

这一“中国观”尤其盛行于印度三大工商组织及产业界。印度三大工商组织，即印度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CII）、印度工商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FICCI）和印度工商联合商会（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India, ACCII）均对开展对华贸易心存顾虑。早在2005年，印度最大的工商组织“印度工商联合会”在当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即指出，印度产业界认为目前与中国谈论自由贸易协定还为时过早。报告分析指出，印度和中国目前在经济发展和改革方面处于不同水平。印度受制于一系列不利因素，例如缺乏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高额的间接税税负、薄弱而低效的基础设施、昂贵的能源及交易成本、过高的利率等等；而中国在上述方面拥有优势，并且在制造业方面远较印度发达。该报告为此建议，在印度做完“家庭作业”之前，不易对华开放市场。此后，该商团组织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对中国产品高举“反倾销、反补贴”甚至“特保调查”等大旗，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印度市场。它在2009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进一步呼吁政府，尽快对中国大陆进口产品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课以“更高的反倾销税”，以有效应对“中国商品威胁”。

另外，一些右翼民间组织，尤其印度教组织，也极其反对中国商品“涌入”印度。2009年11月16日，印度“新克拉拉”（newkerala）网站报道称，“世界印度教大会”这个组织的负责人阿肖克·辛格尔对当地报纸称，大批消费品走私进入印度，正在伤害印度的经济和工业，“中国商品的涌入使印度的中小企业陷入崩溃的边缘，印度应该对此做出符合国人利益的限制”。而印度教最大的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于2011年3月10～12日召开年度大会，呼吁国民“抵制一切中国商品”。该组织在通过的决议中指出：中国正在几个领域对印度发动一场影子战争，包括侵占印度领土、支持纳萨尔巴武装等反政府势力，等等；在经济上，中国商品渗透进印度，对印度的制造业、安全、健康以及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该组织呼吁印度政府严肃认真地解决中国通过贸易和商务渠道渗透到印度体系当中的问题，并呼吁所有印度公民作为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共同抵制使用中国产品。

6. “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是价格操控国”

这种论调主要盛行于印度产业界及工商组织，这既是印度对“中国制造”频举“反倾销、反补贴”甚至“特保调查”等大旗，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公开原因，也是印度对建立中印自贸区或区域贸易安排不太积极的公开借口。例如，2007年10月中旬，FICCI在其一份题为《关于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印度公司视角》的报告中即建议，“在中国使其商品定价制度和财会制度更加透明之前，印度不应该给予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印贸易日益失衡（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逐年加大），中印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印度对华实施的贸易保护案数居高不下。2011年12月21日，印度商工部向印度议会提交数据显示，其下属的反倾销与联合税收总局（1992年开始运作）已共向中国发起了149个反倾销调整，占印度反倾销案件总数的55%。

7. “中国是专制国家”

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视中国为政治异己，以西方人的政治思维与价值体系来判定中国的政治行为。为拓展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印度对美、日、澳及东盟等国外交惯打“民主牌”。2005年7月，印美联合启动“促进民主和发展的全球民主倡议”，鼓吹“两国加强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 2006年后，针对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自由繁荣之弧”概念，以及美日倡导的“美日印澳民主同盟”，印度曼·辛格政府顾及中印关系大局，谨慎提出“进步与繁荣之弧”，并相机低调参与多边“民主磋商机制”。但安全问题专家纳拉帕特却曾不断主张亚洲民主国家组建“小北约”“亚洲版北约”以防范中国。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印度国内更是有不少人借题发挥，认为中国国内没有人权，压迫少数民族。最出名者当数印度前国防部长、印度政坛铁杆“援藏独”分子费尔南德斯。例如，2008年4月17日，正当北京奥运圣火在新德里传递之时，费尔南德斯却参加了“西藏流亡政府紧急协调小组”策划的“西藏圣火”战火仪式。费尔南德斯在仪式上发表讲话，宣称，“西藏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中国在西藏的暴行并非小问题，而是一个灭绝西藏文化与民族的问题，印度人民和政府要给予西藏更多的支援。”

8. “中国很自负”

这一“中国观”主要与印度政府官员尤其是总理、外长、国防部长频繁走访中印争议区“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且每次都会招致中国政府严词谴责密切相关。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受到近几年东盟、日本乃至美国等不断抱怨“中国越来越自负”等言行的影响。印度领导人首次公开提出这一“中国观”当是在2009年11月印度总理曼·辛格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在谈及中国时，曼·辛格即向奥巴马抱怨“中国越来越自负”。实际上，“自负的”在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好挑衅的”“好斗的”。

9. “中国想分裂印度”

这一论调一直在印度大有市场，主要是指责中国利用印度国内民族矛盾与国内问题企图肢解印度。以2009年为例，这一年印度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企图“肢解”印度的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场风波缘起于一中国普遍网民的一则普遍发帖。这位署名为“战略”的网民在发帖中称，印度是建立利益，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战略，也为了整个亚洲的进步，应联手印度境内的阿萨姆人、泰米尔人和克什米尔人，支持他们建立各自的民族国家，中国还应当借助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不丹等“友好国家”的力量实现分裂印度的目标，最好将印度大卸三十块。由于该帖发表在“中国战略网”上，很快引起印度金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贾恩的注意，并迅速一字不落地译成英文而在印度大加推介，并称该网民为一“战略家”，一时在印度引发轩然大波。印度《经济时报》在报道时称，发表这篇帖子的“中国战略网”隶属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这篇“中国应促使印度分裂”的帖子“可能是在中国政府授意下发表的”。印度战略问题专家切拉尼在接受印度《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称，“这是（中国）智库强硬路线的组成部分，他们企图利用印度的弱点”。而翻译这篇发帖的印度战略智库、位于金奈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贾恩则称，“没有中国当局的同意，这篇文章不可能发表”。《经济时报》进而称中国的对印政策是“借刀杀人”。然而，这篇名为“以孟加拉为基点耗死印度”的帖子实际上几年前就在中国的一些网络论坛和个人博客中频繁出现。在天涯论坛上，《环球时报》记者看到该帖发表时间是2006年11月30日，而署名则是一个名叫“女王公园巡游者”的网友。尽管如此，这篇历经转载的帖文由于被印度专家发现、翻译、推介，并经印度媒体的大肆转载及印度专家的深度解读，一时在印度激起强烈的反华情绪。一时间，“中国裂变印度”“中国肢解印度”的观点甚嚣尘上。《亚洲时代》（The Asian Age）2009年9月27日刊登一篇题为“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与中国之间的勾连令印度担忧”的报道更是提供了这一“中国观”的“佐证”。该报道称，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头目普拉卡什·巴鲁阿曾与中国安全官员联系，以寻求在与印度接壤的中国边境地区建立支持其分裂活动的基地。2009年11月16日，印度“新克拉拉”网站报道称，“世界印度教大会”这个组织的负责人阿肖克·辛格尔对当地报纸称，中国是印度最大的敌人，中国政府向印度的毛派游击队（活跃于印度中东部广大山区的左派激进武装，信奉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尤其是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故自称“毛派”）提供武器，旨在“肢解印度”。2010年4月18日，据印度Sify新闻网报道，《印度防务评论》编辑巴拉·维尔马日前更撰文宣称，2012年中国将与巴基斯坦联合对印出兵，以期切断印度西里古里走廊的战术达到肢解印度的目的。据维尔马的推断，届时中国将同巴基斯坦分兵而进，中国打东路主战场，巴基斯坦侧攻西路克什米尔。此外，两国还将发动印度内部潜伏的“第五纵队”大搞破坏。中国的具体战术是派空降兵空降到西里古里走廊，即印度东北部被尼泊尔和孟加拉国夹击的一条宽度数十到100公里的狭长走廊，以此切断印度东北部与印度腹地的联系。中国再从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上同时发动进攻，让印度顾此失彼，最终达到肢解印度的目的。

10. “中国是合作伙伴”

尤其在涉及地区性发展问题、全球性发展议题等方面，印度统治阶层及部分政府部门多持有这种观点。印度政府领导层更为如此。这与两国领导人每年频繁会晤 [除高层互访之外，两国领导人每年还要在联合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简称联大）、G20（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峰会、中俄印峰会、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 EAS）、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峰会等期间进行会晤与沟通]，也与两国领导人能从两国崛起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两国关系密切相关。两国领导人对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非常重视。印度总理前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在2009年5月金砖四国召开的“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以及在2009年8月6～8日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3轮会谈期间，对戴炳国国务委员转达印度总理曼·辛格的口信称，印度新政府将把中印关系放在最重要位置，“争取在3～4年内解决两国间所有问题”;2009年6月，在叶卡捷琳堡“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峰会期间，曼·辛格总理当面向胡锦涛主席表示，印度将把对华关系置于最优先位置。2009年6月，辛格总理在印度议会答辩时再次强调，“世界上有足够空间供印中实现同时发展，印中在G20、气候变化、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谈判等全球性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

11. “中国产品价廉物美”，但质量存在瑕疵

印度普通消费者多有此种看法。

12. “中国是印度赶超对象”

这种情结可追溯至尼赫鲁本人。用尼赫鲁的话说，只有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他才格外感到自己是印度人。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誓言将印度建成“有声有色的大国”，该书多处反映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是比照中国来设计印度的大国梦的。在给女儿英迪拉的信中，他也时常把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当前，这种“中国观”在知识分子阶层很流行，尤其是经济学者以及访问过中国的印度人、印度人中的知华派中流行此种“中国观”。例如，《追龙》一书的作者莫汉·古鲁斯瓦米即持这一观念。

13. “中印大同”

这一观念最重要代表性人物就是已入印度籍的华人谭中教授以及印度前内阁部长兰密施先生。2005年时任印度商务部部长的兰密施在其当年出版的《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一书中即首创CHINDIA一词。2010年，印度环境与林业部长兰密施在华期间公开批评政府对华政策“不公正”，主张“中印大同”（Chindia），这突破了1962年以来印度内阁部长公开“挺华”的禁区。目前，这种“中国观”的信奉在印度人文学者群体中居多，商界也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