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元族群结构：“与生俱来”的特征

河湟地区是中国早期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亦是原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河湟原始文明表明，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多元结构与文化互动，就已是这里族群生存的基本形态。此后的河湟，更是诸多族群迁徙、移动，往来频繁的最重要的区域之一，并成为东西及南北族群流动的重要通道。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河湟族群社会，似乎发展出，或者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定制，即它们竭力维系着内部始初生成的多元结构，谨防着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以使这一源自远古的族群地缘特征得以延续至今。

1．远古人类活动遗址的多样性

河湟多族群结构，其过去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它跟河湟的历史一样古老。尽管河湟社会在数千年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起云涌、盛衰起伏，但是，这块同样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古老土地，却走向了与内地一元化社会发展不同的道路，亦即趋向多元是其人类活动的主流。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这是地缘环境和经济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并不排除地域内部不同时期各族群追求社会多元的共同倾向。

河湟地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表明，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它就蕴含有多元的意义。这里人类活动的足迹，可以追溯至距今6000～7000年前黄河上游的拉乙亥文化（1980年因发现于青海贵南县拉乙亥乡而得名），考古发现，拉乙亥文化属于中石器时代，其社会形态大约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早期阶段。那时的人们使用的石器以打制为主，但已出现采集农业，而磨制精细的骨锥、骨针的出土，表明当地人已用兽皮缝制衣服。在此前后，距其不远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亦有着人类活动的遗迹（距今7000～8000年）。拉乙亥文化与大地湾文化大约是同时代的文化遗存，两者之间虽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却属于两个各自独立的原始族群。只是此后两种文化遗存的影响，却通过散布于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在河湟领域得到了汇合。

距今4000～5800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甘青两地间的河湟地区，包括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早晚相接的类型。其遗址、墓葬地点主要有广河半山、大通上孙家寨、民和核桃庄、新民、阳洼坡、乐都柳湾、互助总寨等。马家窑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生活，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主要粮食作物为粟。人们用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等工具砍伐树木，开垦荒地，实行“刀耕火种”。较锋利的石刀、石镰被用来收割谷物，表明当时这里的农业生产已有相当水平。乐都柳湾马厂类型时期的墓葬中，多见容积较大的陶瓮，瓮内多以粟为随葬品。农业之外，渔猎和畜牧业作为辅助经济长期存在，饲养家畜有猪、狗、牛、羊等。马家窑文化手工业主要表现为制陶和纺织。制陶业颇为发达，尤以精美的彩陶器著称于世。原始的纺织业以捻线和编制相结合，人们除用麻类或毛类编织物外，还用骨针缝纫兽皮为衣，用以遮体。马家窑文化各遗址的居民并非孤立存在，他们似与河湟以东地区的文化遗址有一定渊源关系，但其又多具有高海拔地区典型的地方特点。其早期石岭下类型就已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存，而其墓葬除常见竖穴土坑墓外，尚有石棺墓和火葬墓，形制多样。

在4000多年前，生活在河湟地区的氏族部落进入新的时期：齐家文化类型时期。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其时代距今3600～4000年，是这一时期广泛分布于黄河上游沿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的文化类型。考古发掘表明，齐家文化亦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石斧、锛、凿、刀、铲、镰、磨谷器等生产工具在选材上已采用硬度较高的玉、石料，精工细琢，造型规整，刃部锋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河湟文化遗址已经出现冶铜业，所制红铜器有刀、锥、指环、凿、斧等。贵南尕马台第25号墓曾出土一面铜镜，经鉴定属于青铜器，它是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一面青铜质铜镜。青铜器的铸制，突破了原始文明若干万年的制石工艺，使生产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而在聚落遗址中，出现以白灰面为主的居所建筑群，并有众多窖穴和颇具特点的“石圆圈”祭祀遗迹。显然，齐家文化时期的河湟文明遗址，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有学者以为它应是古羌人的文化遗址。

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是河湟地区原始文明末期的典型类型。卡约文化主要分布在青海境内，东起甘青交接的黄河沿岸，南达黄南同仁隆务河流域，距今2690～3555年，循化苏志苹果园墓地、化隆县上半主墓地等，亦均为卡约文化的代表。卡约文化遗址的生产工具中，既有畜牧、狩猎用具，又有农业生产工具，说明其兼有农、牧、渔猎经济。具体看，其东部居民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西部地区居民则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采集是其补充经济。如循化阿哈特拉墓地，其随葬品有大量羊角，其畜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卡约文化内涵独特，主要表现为：出土的铜权杖首及斧、钺、矛、戈、刀等铜器饰有四面人像、鸠首牛犬等；葬俗以竖穴偏洞墓、带龛墓和二次扰乱葬式为特点，且普遍随葬有牲畜，男性以马、羊、狗随葬，女性则以牛随葬，并出现有人殉现象。从类型上看，卡约文化的一些器物与齐家文化有一定的渊源，但尚不能证明卡约文化是由齐家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出土实物显示，卡约文化属河湟东北部独立生长的土著文化，其主人当为羌人。与其他河湟早期人类遗址相比，它具有明显的特殊性。

辛店文化分布地域亦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距今3100～3400年。辛店文化的生产工具除石制斧、磨谷器外，多见用动物肩胛骨或下骸骨所制的骨铲及两侧带缺口的椭圆形石刀，蓄养动物以羊、牛为多，另有马、狗等。手工业有纺织、制陶、冶铜等，均较齐家文化有所进步。辛店文化与河湟地区早期原始文化遗址有一定联系，是河湟原始文化系列中的一环，在河湟人类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分布区域较为接近且互有交叉，两者在文化类型上有共同点，如均出土有双耳罐和双大耳罐，罐之底部内凹或类显圈足状，该特征却不见于其他文化类型陶器上。此外，其彩绘花纹中，形似双羊角的勾纹最为常见，它是辛店文化的标志性花纹。此纹饰或与当地人普遍蓄养羊只密切相关。

河湟地区原始文化的最后一个形态是诺木洪文化。其年代距今约2900年，诺木洪文化的居民过着相对固定的生活，农牧业兼营。其遗址发现有麦类农作物痕迹，饲养家畜除有羊、牛、马外，尚有骆驼，住房为榫卯相结的木结构建筑。考古发掘有用羊毛纺成的毛布、毛线、毛绳等织品，间有牛皮履、装饰等制品。毛制品原料主要为绵羊毛，毛线多带色彩，主要为黄、褐二色，另有红、蓝、灰、黑等色，是其特有制品。由不同颜色的毛布、毛线出土分析，诺木洪人已掌握了毛布染色技术。此外，出土文物中还发现由兽骨制成、磨制精细的骨笛和骨哨。可以想象，诺木洪居民身着毛制衣服，脚蹬牛皮革履，身佩各种装饰品，吹着骨笛，骑乘马、驼的雄姿，而这在河湟其他文化遗址难以看到。此外，诺木洪文化有其一定的分布范围（柴达木盆地附近），并出土有一批独具个性的器物，如陶牦牛等。

河湟地区人类原始文化遗址，虽然所处时期各有不同，而且各个文化类型自身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他们在时间上相互嬗递，空间上彼此重叠，其分布虽多表现为自东逐步向西的延伸，但其文化所表现出的本土特征亦是显而易见的。学者多以为，河湟原始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继承关系，齐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有一定的文化渊源，卡约文化却是齐家文化在河湟西部发展的结果，而诺木洪文化又是卡约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尽管如此，河湟人类遗址中的多种元素已经凸显。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各自所表现的地方特征，卡约文化不同遗址所反映的经济形态，诺木洪文化彰显的另类标示，都说明河湟早期人类活动具有多样性。

原始时代分布于河湟地区的远古文化遗址，自然与此后活动于这一区域的许多族群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文献告诉我们，这里很早就有诸多族群活动，而西戎、羌氐是区间活动范围大、影响广的族群共同体，河湟早期人类遗址应与他们关系密切，如马家窑文化中的半山、马厂类型出土有“被发覆面”的彩塑人头像彩陶壶，马家窑类型中则有骨灰罐出土，史籍记载则说明西戎、羌人皆有披发、火葬等习俗。此外，考古研究表明，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即分别属于羌氐不同部族文化，而与辛店文化约同一时代的河湟寺洼文化遗址或许为古代氐人的文化遗存。总之，河湟地区原始人类遗址与生息于此的远古族群之间有着一定的文化沿袭和影响关系，以上各遗址文化系统绝不是某种单纯的文化体系的延续发展，它们之间在特殊范围内应该存在着一定的交流和影响。

此外，需说明的是，新石器时代的河湟，即与中原和西域地区保持着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并与亚欧地区存在着文化上相互交流的信息。湟水流域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遗物表明，古羌人很早就在青海东部和新疆若羌之间建立了通道。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初次自西域归汉时，曾“欲从羌中归”，据此可推断，自河湟经青海湖、柴达木盆地至西域的路线早在汉代就已开通。这说明当时自西域地区的中亚、新疆经后来所谓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亦即由河湟地区而达中原内地的道路已经开通。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所显现的信息符号，表明东西方文化曾经在此发生碰撞和交融。而且在公元前3000～2000年以前，由湟水流域经隆务河流域而往白龙江上游，也有一条新石器晚期居民南北交往的通道，它在滇黔许多少数民族的族群起源传说和族群迁徙传说中均有反映，如在今居西南的羌、彝、土家等族群的口承民间传说中就有其先民自西北南迁而来的说法。考古学者从白龙江上游河湟地区的迭部，到阴平、南坪等地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中，也看到了这种文化联系，而羌人显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商周、秦汉时代的羌戎领地

自夏商起直至元明，河湟地区前后有西戎、羌、氐、月氏、匈奴、鲜卑、吐谷浑、吐番、回鹘、党项、蒙古、回回、撒拉等古代族群在此生息、繁衍。这里人口交错杂居，血脉交融，河湟丰厚、多样的土地资源培植了他们。同样，各族群也在这片地域创造、发展出多彩的文化。由于文献与考古遗存的稀缺，我们对河湟远古族群历史的了解相当有限，但反映了早期河湟族群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文化遗址说明，这里从来就是族群频繁互动、整合分化的重要平台。

西戎：西戎是古代对西北戎族的总称。按《竹书纪年》《左传》等文献的记述，约在商末，甘肃境内就居住有许多西戎部族，其中见于史籍的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义渠戎、乌氏之戎、朐衍之戎、緜诸戎、绲戎、翟戎、獂戎及允姓之戎等，其中一些部族就居于黄河上游的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北部，亦即今河湟地区。西戎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左传》云道，允姓之戎的一位首领曾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语言不达。”此外，他们“披发”，实行火葬，其语言虽与华夏相互“不达”，但史籍记载表明，其也应属汉藏语系，与后居于此的羌、氐语言相近。西戎的社会经济生活因地而异，河湟戎族基本过着一种农牧兼营、以农为主的经济生活。从《史记》记载看，早在传说时代的帝尧时，居于江淮荆州的三苗数度为乱。于是，舜言于帝尧，请“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戎族是河湟地区最早的族群之一，河湟诸戎通过长期的交融、整合，发展成为一个族群共同体，应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期间不乏有河湟以外族群的融入。尽管我们无法知道进入河湟的三苗数量有多少，但曾与尧舜所领华夏族长期对抗的三苗有着相当的规模，他们原居于今湖北北部至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及荆州南界达五岭一带的广阔地区，《尚书·舜典》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乃分北三苗，说明来到三危地区的三苗数量不少。而由《史记》“以变西戎”分析，三苗的迁入，不仅壮大了河湟戎族的势力，而且很有可能改变了其族群原有的成分，并使其内部发生了分化。

随着河湟境内西戎诸族各自力量的发展，他们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也在逐步扩大。大约自周代起，河湟诸戎族与周边其他部族大批向东迁徙，其名称最终渐渐消失于河湟历史中。但其族体对后起于河湟的羌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东迁的河湟戎族也对中原华夏族的发展及汉族的形成，在族源成分上给予了一定的补充。

继戎族之后，羌人开始崛起并活跃于河湟，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族群。羌人是中国古老的族群之一，也是至今依然留存的少数古代族群之一。关于其族源，按《后汉书·西羌传》云：羌出自三苗，尧舜迁三苗至三危，乃有羌人。那么，三危所指何处呢？古来说法不一，郦道元《水经注》以为在敦煌东南，即指今甘肃敦煌三危山；《太平御览》则认为，三危位处陇西（今甘肃渭源）鸟鼠山西南；后人或以为三危指今藏区的康藏卫三地。但稍加辨析即可知，《后汉书·西羌传》所谓三危地处“河关之西”的说法较为合理。河关，在今青海同仁县北，其西即青海河曲地区，为古代羌人发源地。从某些迹象看，羌与三苗似有一定的关联，如他们的语言都属汉藏语系。此外，由战国时河湟羌人共同“推以为豪”的无弋爰剑族属看，羌应是西戎部族与三苗交融的产物。《后汉书·西羌传》虽称“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但其先为戎族的事实是不应怀疑的，后河湟戎族消失而诸羌之名出现，即是三苗与戎族间族群整合的结果。

河湟地区是羌人早先活动的中心区域，由于其居于陇右以西，乃被称为“西羌”。文献记载，早在夏禹时期，羌人就参与了禹在黄河上游的治水运动，禹封诸姜姓之国，始有羌人东迁。殷商时，处于西方的羌人与商朝常有战争发生，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征伐、俘获羌人和以羌人为祭品的记载，而且其征伐的规模很大，武丁时伐羌，就曾一次用兵达13000人。至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商时，羌人乃也名列牧野之战讨纣诸族中。《牧誓》即云：“及庸、蜀、羌、髦、微、卢、彭、濮人。”说明早在商周时，羌已与中原华夏族发生关系。大约在战国初，因“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羌人“以涉猎为事”，后“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其后世世为豪。”看来，无弋爰剑及其子孙为“豪”时期，是河湟羌人整合发展的重要时期。

居于河湟的西羌是一个多氏族、多部落的族群共同体，自无弋爰剑始，子孙分支，至东汉发展为150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或兴盛，或衰亡，或分化归入其他部族。文献反映汉代羌人较大部族有20余种，其中以先零、烧当、钟羌等部族最为强大，如钟羌部就曾“胜兵十余万”。这时的河湟羌人部族，由于各自所处地域不同，其经济形态也不尽相同。多数羌人部族仍主要以畜牧为生，一些部族则以事农为主，乃被称为“屯羌”，他们中的一些部族在汉朝势力进入河湟后，被改编为军队，乃亦称为“守塞羌”，多驻扎边荒地带实行军屯。

汉武帝时，随着汉朝军事力量深入河湟羌人区，诸多内地汉人进入这一地域，而汉代封建政权在河湟地区统治的建立，乃为羌汉间的交融提供了可能。当时大量河湟羌人因社会性质与经济形态的改变，逐步走出河湟，向东部迁移。内迁羌人的迁徙年代、人数，文献基本失载，但东汉时羌人居地，除河湟外，遍布陇右，就连北地、安定、上郡、西河等郡也多有分布，故汉顺帝时史书乃有“东羌”和“西羌”之分。河湟羌人因其居于陇右以西，乃被称为“西羌”，而陇右及居于关中的羌人则以“东羌”称之。此外，部分早先随匈奴归汉的羌人，文献乃称为“羌胡”。

汉时河湟境域内，羌、汉等族外，还有匈奴卢水胡、月氏胡等。东汉时驻牧于河西的匈奴昆邪王、休屠王曾直接统治河湟北部的羌人，其势力随之乃渗入河湟，而卢水胡是汉代至十六国时的匈奴部族之一，由于世居卢水（即卢溪水，今青海西宁西），故名。主要游牧地在张掖以南到卢水地区，大约在汉末时移牧于河西，乃至陇东、渭北地区。十六国时，卢水胡沮渠氏曾于河西地区建立地方政权——北凉，后亡于北魏与柔然。月氏胡为大月氏之别种，原居张掖、酒泉一带，其种被匈奴击败后，大部分迁往西域，其羸弱者翻越祁连山，沿大通河南下，落居于湟中地区，他们与羌人相互融合，史称“湟中月氏胡”。武帝开拓湟中，月氏人归顺汉朝，又与迁入湟中的汉人错居，最终融入羌汉中。

总的看来，远古至秦汉时期河湟地区的主体居民为西戎诸族和羌人各部族，三苗的迁入，对其族群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河湟族群活动频繁，羌、汉、匈奴、氐、月氏胡等族群错居杂处于河湟一带，他们之间通过长时期的互动，既有分化，又有融合，其族群结构对河湟地区后来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3．魏晋时期：匈奴、鲜卑、氐人的入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族群迁徙频繁，族群关系复杂，族群融合、同化加剧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河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许多族群东进西迁，南来北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其中氐、羌、鲜卑、匈奴、杂胡等对河湟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氐人：氐人历史悠久，是源出西戎的古老族群，号称盘瓠之后。其种类繁多，或因居地而名，如巴氐、白马氐、武都氐等；或由服饰而名，如青氐、白氐、蚺氐等。散居于今甘肃陇南、天水，陕西西南部及四川松潘一带，在羌汉之间杂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殷周氐人兴起至汉代，武都郡的武都（治今甘肃西和西南）、故道（治今陕西宝鸡南）、河池（治今甘肃徽县北）、平乐道（治今甘肃武都东北）、沮（治今陕西略阳东）、嘉陵道（治今陕西略阳东北）、循成道（治今略阳县西北），以及枹罕（今甘肃临夏）等，均为氐人聚居区。由氐人的分布不难看出，其多与羌人相邻而居，文献亦因羌氐同源，故常将二者连称，或直接统称为羌氐。而“盘瓠之后”的记述，更说明其与三苗、羌人之间的亲缘关系。由于血缘与地缘的接近，氐人与羌人互动频繁，其经济形态表现为农牧兼营。但因其东部区域与汉人相连，故也多受汉人影响。至魏晋时，大量氐人在经济、文化上已与汉人趋同，他们习农耕，说汉话，穿汉衣，从汉姓，其社会形态已超越与之同源的羌人。

西晋十六国时期，氐人对河湟社会影响较大。晋初河湟地区已有氐人频繁活动，十六国初石赵时，约永和三年（347），石虎遣将麻秋出河西攻击前凉，“河湟间氐羌十余万落与张璩相首尾”，麻秋惧而不敢冒进。后麻秋打败前凉将张瑁，其枹罕护军李逵率众来降。于是，“自河以南，氐、羌皆降。”曾占据中国北方大部领土的前秦，其政权建立者苻坚等为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氐人。这时，氐人势力曾一度大量进入河湟地区。苻坚为前秦主后，为便于依靠本族人控制前秦国内其他族群，于晋太元五年（380），下令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地15万户氐人，由诸宗亲各领之，散居于方镇，各配氐人三千二百户。时河湟间设有河州刺史，镇枹罕，氐人遂得以迁入。文献记载中有关氐人迁往各方镇的具体数目，不甚清晰，但就在同年，苻坚曾分徙关中氐人3000户于枹罕，史籍称之为“枹罕诸氐”。淝水之战后，前秦势力大衰，在其政权即将覆灭时，毗邻河湟的狄道（今临洮）氐人苻登于386年在狄道自立为帝，改元太初，率军5万，打着前秦旗号，东伐后秦姚苌，企图恢复前秦王朝。双方在陇山东西互相攻战达8年之久。393年，后秦姚兴继位，苻登战败被杀，其子苻崇乃逃至湟中，宣布继位，但不久为西秦乞伏乾归所杀，前秦最终亡于河湟。不难看出，因苻坚以氐人分镇四方，氐人乃大量移入河湟，并形成势力，以致后来苻登以河湟为基地，欲图恢复前秦。

另一临渭氐人吕光，在前秦强盛时曾率军征伐西域，攻克龟兹等国。后率部东归占领整个河西走廊，并于太初元年（386）建立后凉政权。吕光在河西统治稳固后，将其势力推进到河湟地区，并基本拥有湟水流域和青海河岸地。后凉曾在湟水流域设置西平郡，在黄河北岸化隆及其以西地区设置湟河郡，在今乐都设置乐都郡，在今民和南部原白土县设置三河郡。吕光本人还一度自称“三河王”。后凉在河湟的统治维持时间不长，大约几年后，这一带便归于南凉王国统辖。但吕氏后凉既得河湟，乃派置官吏，驻守军队，其中亦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氐人迁往。众多的氐人陆续进入河湟地区，乃使氐人突破了其以往地域分布界限，与河湟羌人、鲜卑人进一步形成杂居状态，从而为氐、羌等族群的交融，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总之，在魏晋十六国各政权相互角逐、社会极度动荡的环境下，氐人不断地频繁流动于边地与中原、关东与关西之间，从而使得氐人社会进一步分化。史籍称氐人“俗能织布，善田种”，又“多知中国语”，表明氐人本为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族类，其汉化程度高。但居河湟的氐人终因其政权的消亡，融入河湟羌人或鲜卑人中，一部分则南下进入西南地区，融于当地族群中。土家族传说表明，其先民即属于氐羌族群系统。

鲜卑人：魏晋以来，中国北方草原的鲜卑人大量南下，一些部族逐步进入河湟地区，成为这一时期河湟地区的一个重要族群。鲜卑人秦汉时游牧于今内蒙古东部额尔古纳河以南。1世纪末，匈奴西迁，鲜卑占有匈奴故地，并建立了继匈奴汗国后北方草原又一强大的游牧汗国。魏晋时，鲜卑汗国分裂，鲜卑人分为若干部，西部拓跋部、秃发部、乞伏部逐渐向西南迁徙。其中乞伏部迁至甘肃中东部一带，后被称为“陇西鲜卑”。前秦兴起，臣属于前秦。淝水之战后，其首领乞伏国仁率十万鲜卑脱离前秦，自立为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在苑川筑勇士城为都，史称西秦。大约在400年左右迁都于河湟之枹罕（今临夏）。至431年西秦为夏所灭。乞伏鲜卑部遂分散于兰州、临夏一带。鲜卑秃发部很早就迁至浇河（今青海河曲）一带，从事农耕。十六国时，其首领秃发乌孤占有今河湟大部分地区，自立大单于、西平王，与西秦隔河相望。399年受后凉威胁，迁都青海东部，后再迁西平（今西宁）。414年，为西秦所灭，秃发部乃多融于同族的乞伏部。史称义熙十年（414），西秦乞伏炽盘攻克秃发南凉都城乐都时，徙“其文武百姓万余户于枹罕。”当时在甘、青两地的鲜卑乞伏、秃发部大约有数十万众，其中相当一部分活动于河湟一带，他们建立政权，发展生产，以后逐渐融入同样活动于这一地区的鲜卑吐谷浑部，以及其他族群中。

这时在迁入河湟的鲜卑诸部中，以吐谷浑的活动时间为长，其影响亦最大，他们曾一度左右了河湟地区的社会发展，对后来这一地区的族群构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鲜卑各部大规模向南向西迁徙的时期，慕容鲜卑中的一支以吐谷浑为首的部落，因与邻部发生牧场纠纷，遂向西迁徙。其迁徙路线，据文献记载，首先西行到阴山，即今大青山一带，在这里游牧了近20年，然后迁至“上陇”（约在今六盘山北部），然后南下进入枹罕以及赤水（今青海共和县恰卜恰河）一带。在这里他们征服了周围的羌族部落，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其政权疆域范围除整个河湟地区外，还包括陇南、川北及河曲地区。以吐谷浑及其子孙为首的慕容鲜卑部落在河湟地区劳动、生息了近3个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他们与附近的羌人、汉人等族群共同生活，不断改造、开发这一地区，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族群特性，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出自鲜卑而又不同于鲜卑的新的族群共同体——吐谷浑。

吐谷浑在进入河湟地区后，一方面大量吸收了本地的羌汉文化，并与这些族群相融合；另一方面也将鲜卑人古老的东胡文化带入这一地区。他们一直保持着以畜牧生产为主的经济生活，逐水草，居庐帐，以肉为粮，以酪为浆，尤其善养马。而这时与吐谷浑同时活动的其他鲜卑部族，已大部从事农耕。吐谷浑社会文化，也与当时汉化的鲜卑人不同，仍保留了较原始的氏族、部落组织及原始的社会习俗。如吐谷浑仍依照原始的习惯法来维持社会秩序：惟杀人和盗马者罪当处死，其他罪行则均用财物赎偿；被处死刑者要以毡蒙头，由众人用石头砸死。在习俗上，吐谷浑与鲜卑人也有较大区别。鲜卑人髡头，即有不留发的习俗，而吐谷浑“椎髻缀珠，以皂为帽”，“男子通服长裙”，妇女向后辫发，缀以珠贝，以多为贵。但由其遗存的石丘墓和动物纹饰看，他们仍保留着原鲜卑一些传统的游牧文化。鲜卑人长期保留万物有灵和萨满教信仰，而吐谷浑人亦不乏有萨满遗俗，但因地处中西交往通道，至南北朝时，他们已信奉佛教。吐谷浑语言则仍保留了原鲜卑人的基本结构，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或通古斯语族。吐谷浑无文字，从史籍看，在其上层及官员中，多通用汉文，亦即汉文是其官方语言。

由鲜卑慕容部所建的吐谷浑政权与吐番时而和亲，时而征战，大约在7世纪初，吐谷浑终为吐番所灭，河湟地区乃尽为吐番所据，一部分吐谷浑先后迁往凉州和灵州，融入汉人中；留居河湟的部分吐谷浑乃多融入吐番中，一部分则成为后来河湟特有族群——土族的源流。

4．唐宋时代：据有河湟的吐番与党项

党项人：大约在南北朝后期，党项羌的名称开始渐显于河湟历史，其活动中心地带约在今果洛以及与之相邻的甘南藏族地区，尤其活跃于这一地区的积石山南北。按《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汉西羌别种，魏晋后微甚。周灭宕昌，而党项始疆。其地古析支，东距松州，西叶护，南舂迷、迷桑等羌，北吐谷浑。处山谷崎岖，大抵三千里。以姓别为部，一姓又分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数千，不能相统，故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跋氏，而拓跋最疆。土著，有栋宇，织牦牛羊毛覆屋，岁一易。……男女衣裘褐，被氈。畜牦牛、马、驴、羊以食，不耕稼。地寒，五月草生，八月霜降。无文字，侯草木记岁，三年一相聚，杀牛羊祭天，取麦他国以酿酒。妻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惟不娶同姓。老而死，子孙不哭，少死，则曰夭枉，乃悲。”贞观三年（629），细封氏首领步赖归顺唐朝，唐政府以其地置轨州，授步赖为刺史。随之其他酋长相继归顺，唐“以其地为懿、嵯、麟、可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擢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氏李，贡职遂不绝。”于是，自河首积石山而东，皆为中国地。当时唐以松州（今属松潘）都督府节制党项各州。史籍记载表明，这时以党项各部首领为都督、刺史者，多达51个，所设都督府15个，它们大致分布于今川、甘、青交界的阿坝、甘孜、果洛、甘南、海南、黄南各藏族自治州地，其中的甘南、黄南两地乃属河湟领域。

《新唐书》的记载说明，至唐高宗乾封初，吐番“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此处的12州，应在党项拓跋赤辞所辖三十二州之内。因同书《地理志》即曰：“乾封二年，以吐番入寇，废都、流、厥、调、凑、般、匐、器、迩、锽、率、差等十二州。”按新旧《唐书》记载，吐番在安史之乱前，大体于积石山以南据河为守，表明黄河以南时为吐番所占，以北则为唐属，唐所废12州大约在今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其州名或许是诸羌部族名称的译音。到安史之乱后，河陇之地尽为吐番所据，于是唐朝乃有“徙党项州所存者于灵、庆、银、夏之境”之举，这一部分迁往灵、庆、银、夏之境的党项人乃成为后来西夏的建立者。而留居原地的党项人，则“为吐番所役属，更号弭药。”

西夏强盛时，亦曾一度据有河湟西北部分地区，至其亡国，一部分党项人迁居到青海东部。青海民和县李氏土司《李南哥墓志铭》云：“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李氏宗谱·大宗世系图》亦载李南歌子李英之前五世祖后均“归葬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由此看来，明清时期据于河湟的李氏土司先祖与党项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95年，李土司后人李培业撰文《西夏皇族后裔考》，以其父遗留族谱为据，提出民和李土司始祖李赏哥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亦即李土司乃西夏皇族后裔。此说尽管尚需更多材料加以佐证，但李氏土司源于党项的事实应是基本可信的。

党项人大批迁出河湟地区，此后部分人再度回迁，以及其与不同族群的融合，乃至最终消失于中国历史舞台，反映了河湟地区族群纷繁复杂、流动频繁及交融整合的历史事实。它也因此为河湟地区族群的生成、消亡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吐番人：吐番最初生成于西藏地区。唐贞观十二年（638），吐番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求嫁公主，为唐拒绝，遂发兵北上侵入时据河湟的吐谷浑和党项诸部。吐番此次北进，因国内大臣反对及唐军南下，迅即收兵。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吐番再次北侵吐谷浑，河湟青海部分地区遂为吐番所占，吐谷浑部众在诺曷钵率领下，北逃凉州。吐番占据青海后，遂以此为基地，不断向东侵袭。咸亨元年（670），唐朝以郭子仪等统兵10余万征讨吐番，结果在大北川（青海湖以南）为吐番军所败，吐番随之增强了其在青海的势力。仪凤元年（676），吐番军进一步侵入鄯（湟水流域）、廓（今青海同仁北）、河（今临夏）、芳（今甘南迭部一带）等河湟诸州，成为居于这里的羌、吐谷浑、党项等族的实际统治者，同时也内迁部分吐番部落，乃使这里成为吐番人政治统治下的多族群地区。此后，吐番继续扩张，北上、东进，整个河湟地区，乃至甘、青绝大部分地区均处于吐番控制之下。

吐番统治下的唐代河湟军事组织中，除吐番人外，尚有吐谷浑人、党项人、氐人、羌人等，而且数量庞大。吐番军队所至地区，不仅驻守一定数量军队，而且也迁徙以上各族群的一些部落留居于周围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之处。一时间，吐番人、吐谷浑人、氐人、羌人遍布河湟及周围各地。唐大中三年（849），因据甘肃的大量吐番兵马及部落西进，唐政府遂乘势派兵反攻，吐番设于甘、青境内的各级官兵纷纷归唐，河湟地区大量未迁的吐番部落遂留居于此。这时的河湟虽然已不为吐番赞普统治，但仍处于吐番各部落的实际控制和占据之下。在唐末及五代纷争的年代里，这些部落或“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不仅长期存在着，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壮大。至宋代，河湟吐番各部复又统一于唃厮啰政权下。大约宋末时，河湟吐番各部内部冲突不断，宋朝乘势招抚、征剿，各部落纷纷降宋，唃厮啰政权随之瓦解。

唃厮啰统治下的河湟吐番部落，因远离汉族政治中心，仍保留了自己的生活习俗、社会组织。他们基本处于以牧为主，或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部落组织依然发挥着作用。一般百姓已住在板屋之内，而部落头人等贵族阶层则仍住在高大的穹庐毡帐之中。畜产品是其主要食品，交易以货易货，笃信藏传佛教，喇嘛在社会中居于较高地位。唃厮啰无成文法，断事由喇嘛裁决，并备有刑具、监狱。宋代河湟吐番诸部与党项、羌、吐谷浑、汉人等长期共处，并逐渐融合成为西番部族，即后来的河湟藏族。

5．自元至清：蒙古、回回、撒喇儿、红帽儿的迁入

河湟地区历史上许多族群的消亡，实际是族群频繁互动与交融的结果，如党项人，以及在河湟地区存在长达10个世纪的吐谷浑人等。而在原有一些族群消亡的同时，新的族群又在交融中孕育生成。可以说，元代以来蒙古人和来自西域的穆斯林族群的移入，不仅丰富了河湟地区的族群成分，而且大大影响了这一地区族群的结构及其变化。

蒙古人：自阔端以凉州为据点，开始经略吐番地区事务始，蒙古人便逐步进入到河湟地区。元朝置吐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府址设在河州城内，时有大量蒙古军进驻河湟。此后元政府又在河州设路，其路址也在河州。管辖河湟藏族地区的吐番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简称吐番宣慰司，其在河湟所属的军政机构为十八族元帅府、积石州元帅府和河州等处军民总管府。世祖忽必烈时，河湟地区的宣慰使等官员由朝廷直接派遣流官担任，故元代进入河湟的蒙古移民主要为安西王莽个剌、阿难答父子，弘吉剌部章吉驸马宁濮郡王、西宁王忽答里迷失与苏来蛮的亲属及其部属和士卒。其中据河湟东乡、西宁地区的蒙古人一直驻扎至明代初年。元英宗时，在河湟推行“以土官治土民”的统治策略，乃改由吐番上层担任宣慰使，而且宣慰使以下万户、千户等亦由当地藏族僧俗首领担任，并可世袭传承，这就为元以来河湟地区土官、土司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代中期后，朝廷长期欲隔绝蒙藏两族联系的边政藩篱被打破，东部蒙古部族纷纷进入河湟地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称：“正徳初虏酋亦卜刺等部落潜（窜）西海，河洮二卫属番大罹其害，失其故土，侵逼汉疆。”时明经略尚书郑洛《收复蕃族疏》言道：“虏党（蒙古）日增，则虏谋叵测，渐生不轨之心，故一犯而西宁杀副总兵李魁等，再犯而洮州杀副将李联芳，又犯而河州杀游击李芳。长驱洮渭，骚动三秦，掳掠之惨，道路痛心。”蒙古人的移入，使原居河湟的一些西蕃部族向康区、卫藏等藏区迁移，留居的安多藏族部落乃成为蒙古属民，史载“番民失其地，多远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为所役属”，青海的“白塔、贵德、郭密、拉课番及玉树纳克书远近各番，俱属青海（指蒙古）分辖，岁纳添巴（即赋税），居杂诸羌，密迩甘凉”，河湟藏族部落中以致出现“但知有蒙古，不知有中国”的现象。

至明清之际，以和硕特为主的蒙古部落再次大量移入青海，水草丰美的青海湖环湖地区成为其主要的游牧地。与此同时，原居这里的藏族分布格局亦再次被打乱，许多驻牧于青海湖周围和黄河两岸的藏族部落被迫迁往黄河南岸，即“河南”地区（今青海循化、同仁、尖扎、贵德等地），乃分别隶属于贵德厅和循化营，形成青海蒙藏二族以黄河为界，“南番北蒙”的分布格局。后蒙古人口增长，和硕特蒙古又逐渐向东南一带拓展牧地，扩大实力，并一度侵入撒拉人聚居区。据文献载，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甘肃提督张勇言：“海彝（指蒙古）攻围撒喇，将往洮州等处。”“西宁镇属官兵征调几尽，今海彝乘隙纠合西番兵马计有一二万前来攻围撒喇。查撒喇与扬威俱系内地中马之番，若此处稍有疏虞，海彝必肆行狂逞，则我边陲恐难警息无闻。”至康熙后期，其一部分势力遂进入黄河南岸及河曲地区，但“南番北蒙”的分布格局基本持续了百年而未有改变。

在此期间，居河南之地的藏族部族也因人口繁衍，牧场日趋紧张，乃开始不断重返黄河以北牧地。蒙藏族群间为争夺牧场，冲突不断再起。为此，清政府多次干预，力图维持以往“南番北蒙”的格局，并于嘉庆六年（1801），“勘定青海卡伦，禁蒙古擅出，番子擅入。”清军还多次驱赶藏民退回黄河以南，但终究收效甚微，至道光元年（1821），原游牧于河南的藏族23部又重返到青海湖周边地区。清廷无奈，遂认可并允准已经移居于此的刚咱、汪什代海、千卜录、下拉安、揣子、完秀、都秀、他秀等藏族部落（即环海八族）在青海湖周边游牧。这一现象使河湟地区的族群分布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因藏族一部分部落北移，又为汉、回等族群移入其原河南活动地提供了条件，加之仍留在河湟谷地一带的藏族部落，乃最终形成河湟蒙、汉、藏、回等族群交错杂居的新格局。可以说，青海蒙藏新格局的确立，大大改变了河湟原来已有的族群结构，汉、藏、蒙、回等大的族群共同体基本形成，其分布格局亦趋于稳定。特别是明代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对藏传佛教的皈依，不仅使藏传佛教逐渐成为蒙古族全民的信仰，大大影响了蒙古族的社会文化，而且蒙古贵族成为藏传佛教的维护者，也对此后藏族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回回人：河湟地区回回人的移入，大约始自元代，但人口数量不多。回回人大量移入，应是在明朝时期，明陕西御史师存智曾奏：陕西“回回、土达与居民杂处，遇饥寒易为劫掠。”今甘肃临潭赵、马、杨、丁等族回民，相传先祖为随沐英西征的回回将士，后留居此地，屯垦戍守，乃成为这里的土著居民。青海东部回民也多有此传说，称其先祖为南京珠玑巷人氏，明初随沐英西征留守当地，后改信伊斯兰教乃成为回回人。顺治《西宁志》载：明代西宁卫辖领堡寨99个，其中有“回回堡在城北五十里。”民国时期，顾颉刚先生在河湟地区考察，他来到甘青交界黄河与湟水汇合处的达家川，见到“这一带的居民多孔姓，大川附近之孔庙即孔子家祠也，其族人中之一部分，则信奉回教，又大川家亦有信奉回教之孔家。汉民中孔姓皆自称为孔子之后，不知何时起而改从回者，可知环境移人之力实有不容忽视者。”

明末清初，内地因战乱出现大规模的流民潮，不少人移入河湟，他们中大约有数万人为回回。后河湟回民经清代乾隆年间两次起义，人口有所减少，但周边回民的不断迁入，及其境内汉、藏等族群的皈依伊斯兰教，回民势力依然强盛。至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时，河州回民起义首领马占鳌在重创清军后，降于左宗棠，使河州回民免遭屠戮。不久，在随之进行的起义“善后”工作中，左宗棠又将原居洮河以东的回回、东乡迁徙到洮河以西的河州地区，加之此后不断又有内地回民避居河湟，乃使其人口迅速增长，并广泛分布于河湟谷地及其市镇，以农商为业。

撒拉人：除蒙古、回回外，元代原居中亚撒马尔汗的撒喇儿也于这时辗转迁入河湟一带。按清雍正《循化志》云：撒拉族先世韩宝“系前元世袭达鲁花赤。”韩宝即为前元世袭官，说明撒拉人元代已进入河湟地区，这也与蒙元时代中国与西域密切的社会联系相符合，而一些所谓撒拉人系明代迁入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按明制，西域归附之人，多被安置于内地，族群整体迁入被安置于河湟的较为少见。又，《杂学本本》是留存于撒拉人中，用阿拉伯文拼写撒拉语，记述其历史与宗教的民间文献。其中讲述了引领其部族东迁河湟的先祖尕勒莽及其子孙世系，书云：“尕勒莽得都尼，他的儿子奥玛尔得都尼，奥玛尔之子神宝得都尼，神宝之子萨都剌得都尼。”“得都尼”系撒拉语“太爷”之意。神宝，实即韩宝。因据《循化志》（卷5）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韩宝病故，其子韩撒都剌袭职。这也与该书云韩宝“系前元世袭达鲁花赤”的记载相符。而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神宝，已是带领撒拉人迁至河湟的尕勒莽之孙辈了。

此外，撒拉人传统婚礼之夜，要表演“对依奥依纳”，即骆驼戏，这是撒拉族特有的习俗。其内容是追述撒拉族先民从中亚撒马尔罕迁徙到河湟的经过。节目比较完整，一般由四人表演，一人扮当地居民，类似蒙古人的打扮，一人扮远道而来的撒拉族先民，中亚人打扮，着长袍，头缠“得斯达尼”，手持拐杖，另有两人反穿羊皮袄，扮为骆驼。整个表演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是当地居民和撒拉族先民的对话，后半部是撒拉族先民用撒拉族韵文朗诵的诗句。表演大多在月光下进行，参加婚礼的人们围坐四周，参与表演中的对答，气氛甚为热烈，为婚礼增添了欢快景象，撒拉族因此将婚礼亦称为“对依”。明以来，撒拉人长期与藏族为邻，循化一带亦再无蒙古人居住。由骆驼戏中当地居民穿着类似蒙古人，而非藏族打扮分析，撒拉人进入河湟的时间应在元代中后期。

红帽儿番：亦称红帽儿、红帽番、红毛等，明代生活在青海湖周围。有学者以为其信仰伊斯兰教，先民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人员构成主要有蒙古军、西域回回军及山东反金起义的红袄军。元末驻守沙州路，归西宁王管辖，人数约10万之众。明初约五六万红帽儿归附蒙古哈密王，一部分归附明朝，被安置在关西七卫，成为各卫属部。但按明朝经略使郑洛所讲：“谓之红帽者，以其衣装类虏也；谓之番子者，以其服属为番也。”显然，红帽番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其衣饰上，至于其到底是虏是番，或是西域族群、中原汉人，尚难确定，但他们属元明间进入河湟的新族群应是无疑的。又据《西宁府新志》云：“红帽儿族……（明）正德中为海敌残破，流沙州，后徙西宁塞外，善射，海敌畏之，时亦梗内地。万历十九年，经略尚书郑洛招抚之，后却尔失加与瞿坛寺有姻亲，赴徙牧其境……一直为剌卜尔族。”看来，红帽番与明中期以来进入青海的所谓“海虏”是有区别的，他们因长期与西番相邻而居，继而与之发生姻亲关系，附属瞿坛寺辖领，终究成为西番部族之一。红帽番与明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嘉靖至万历年间，曾参与协助明军取得湟中两川大捷。民国时居互助东南为藏族安定部，人口二百余户。

6．防御与屯垦：汉人大规模的移入

汉人大规模移入河湟主要在汉、明两朝。两汉时期，通过羌汉战争，政府在河湟地区设置了郡县，开展了屯田，并在大量外迁羌人的同时，不断迁徙内地汉人垦荒。于是，大批汉人通过从军、屯垦、任官、流徙等多种途径，从内地进入河湟地区，从而使河湟一带开始出现羌、氐、汉族群交错杂居的格局。早在汉武帝时，北却匈奴，西逐诸羌，致使湟水流域许多羌人被迫迁至青海湖地区，汉廷遂从内地迁徙汉人到河湟地区的湟中一带实行屯垦。后汉朝在河湟地区增置七县，为巩固此间的统治，再次迁徙内地汉人以充实新设郡县。至王莽时，建立西海郡，数以万计的内地汉人又被迁徙至河湟一带。今青海大通县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既有关于当时军事方面的律令文书，又有关于军队编制、阵法、标帜及与《孙子兵法》相关联的兵书佚文，充分反映了汉军在河湟的屯戍情况。

早期汉人势力流入、渗透于河湟，主要表现为一种政府行为，其具体流入人口多处于被动的地位。亦即汉人是通过屯田、戍边、任职、罪谪、避难、掳掠等形式不断流入河湟地区的。汉朝以后，经魏晋、隋唐、宋元诸朝，虽仍有一些汉人陆续进入河湟地域，但史籍少有其大规模移入的记载。《秦边纪略》曾记道：“元封哈忽失里为武威王，迁扬州乐户一族，以快其心。遂以乐户之族为撒里畏兀儿，久之，其人同回夷之俗，然必养犬豕以自别。元末，乃同阿端之人徙于青海。”扬州乐户在河西撒里畏兀儿地长期居住，乃浸染了相邻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夷之俗”，但为了保持其民族属性，他们“必养犬豕以自别”。这部分扬州乐户迁入青海后，其族群成员最终流向哪里，不甚清楚。

明洪武间，随着明朝大军两次进入河湟地区，及河湟诸卫所的设置，众多汉人再次通过驻防、军屯、民屯和贸易等形式大规模进入河湟，他们主要分布于城镇、堡寨和交通沿线。《罪惟录·宁正传》这样载道：“宁正，字正卿，寿州人，少为韦徳成养子，洪武中，德成从征有功，战殁宣州，赠京兆郡侯，正袭职，代领其众，历功擢凤翔卫副指挥使，从下中原、山陕，功最。三年，镇河州……请西边以绵布及茶易粟给各卫，便军需，诏从之，自是河州遂为乐土。”由《罪惟录》“自是河州遂为乐土”的记述看，随着明军的大量进驻河湟，以及边地贸易因军需的兴起，河湟地域已被内地汉人视为新的乐土了。军户之外，明代通过移民实边、罪谪、任职、经商、逃荒、避乱及自愿附籍等形式进入河湟的内地汉人亦不在少数。弘治时期，西宁一带就出现“各处流民久住成业”的现象。汉人的大规模移入，乃改变了这里原有的族群人口比例和结构。万历十八年（1590），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招抚番族160部，计8万人；而《秦边纪略》所载明末清初此地土人就达10万多人，其内多含有汉人，嘉靖时撒拉人口也仅为1万人。又据顺治《西宁志》载，明洪武中，这里汉人民户达7200户，15580人，军户人口达6万，及至嘉靖、万历时，西宁卫发展为共有堡寨240余座，军户达到26000余户，人口当在15万人以上。这仅仅是军户人口数，加之民户和流民，西宁地区汉人远高于这一数字。说明入明以来，内地汉人通过移民已逐渐成为河湟诸族群中的人口大族。明时任职河州的解缙即有诗云道：“积石唐家节度城，吐番羌帽帐纵横。而今河水清无底，时有游人月下行。”当然，由此也不难看出明代汉人通过军事屯驻和官方贸易已在此形成颇为强势的政治力量。另据乾隆《循化志》的记载：今青海同仁四寨子居民，即保安四屯之季屯、吴屯、上下李屯、脱屯，其先民即是明初来自内地的军户。至明清移代，原河湟地区诸卫所军户多失去军籍，变为民户，原屯垦土地也被划为民田，并向政府纳赋科粮。这一时期因原明代移民身份的改变，加之内地新移民的陆续迁入，汉人在河湟的分布乃较以往更为广阔，即由原军事堡寨和城镇交通沿线，向乡村深处扩散，亦即有了由“点”向“面”的突破性发展。

明末清初，因避内地战乱，又有不少汉人移入河湟。清政府适时实行宽税薄赋政策，“滋生户口，永不加税收”，乃客观上促成了河湟汉人口数量的增长。仅以河州为例，康熙四十六年（1707），其间人口已发展到147585人。清代因移民屯田而迁入河湟的汉人亦不在少数。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在平定罗布藏丹津之乱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中云：“查西宁边墙内，俱可耕之田……请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人犯，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年羹尧的这项条陈虽未能具体实施，但清代遣发至河湟一带的内地人犯应不在少数。当然，清时进入河湟的内地汉商亦甚多。《丹噶尔厅志》云丹噶尔（今湟源县）汉人来源：“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因工商到丹，立室家，传子孙，遂成土著。”而民国《大通县志》（卷2）亦载，该地“自有清收入版图，由是有以军入者，有以商入者，亦有由内地各县分移迁入者。”

综观河湟地区汉人人口的发展，除商人、流民的移入具有主动性外，他们中大量的军户、屯民、罪徒基本属被动迁入。尽管如此，汉人仍在这一地区长期持续的族群混血和文化交融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明清以来汉人人口规模的不断壮大，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渗透与加强，汉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可以说，汉族人口在河湟空间深入流动的结果，实际导致了其所负载的文化在这一地域的广泛传播。

7．族群流动与社会多元

以上勾勒的是河湟历史上族群活动的基本线索，它表现了河湟族群关系中一些恒定的社会状态，这有益于我们通过对史料、文献的分析了解其历史传承，并探寻河湟族群关系建构的前因后果。

不难看出，由远古直至近代，在这一漫长的历史延续中，中国北方许多族群都曾在河湟地区留下了足迹。特别是西戎、羌氐、鲜卑、吐番、蒙古等族群对河湟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甚或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河湟族群历史的主要线索。汉魏以来，羌氐世居族群大量地向东、西、南、北外迁，使得河湟地区出现较大的地域空间，这就为外来族群的移入及河湟族群新的整合提供了条件。亦即迁入族群在长期与当地本土族群的矛盾冲突、激烈斗争、相互交融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并以新的族群形式出现。如魏晋时期鲜卑诸部族的迁入，就为河湟地区此后吐谷浑、党项羌、土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族源。而唐代吐番的大规模进入，乃对河湟地区族群的新发展及这一地区族群格局的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7世纪中叶，吐番据有河湟，魏晋以来曾在这里称雄一时的吐谷浑、党项等族群迫于其势力或内附中原东迁，或依附于其统治。在吐番统治河湟的数世纪中，其人口分布遍及河湟全境，成为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族群。此间各族群（包括汉人），在吐番的强制同化及与之长期的社会交往中，或融入吐番，或在接受吐番文化的基础上，构成新的族群。至宋代，吐番人建于河湟的唃厮啰政权不断与党项西夏政权和宋朝展开争战，在矛盾冲突中彼此进一步交融，乃使得河湟地区的族群构成出现新的变化，族源成分更加复杂。元明时代，随着蒙古、回回、汉人、撒拉等族群规模化进入河湟，乃给河湟地区族群新结构的形成、族群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少新的元素，从而也奠定了河湟族群人口的基本成分。因此说，多元族群结构自始至终是河湟地区人类生活的重要特征。

河湟地区族群人口流动的特点，还表现在外来族群长期、不断地流入与本区域内部族群流出两者交错展开。两汉时期汉人的迁入即与羌人的移出交错进行。十六国时，前凉、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等地方割据政权，均或长或短地染指河湟地区。这期间因交战的缘故，各国间进行了大量的人口掠夺以攫取军事资源。因此，河湟地区既有匈奴、鲜卑、氐人人口的大批移入，也仍有羌人被迫大量流出。唐代随着吐番势力进入河湟，大批党项、吐谷浑则移往内地。宋代初年，王韶进兵河湟，大量吐番人因遭杀戮、遣散，人口锐减，而许多汉人随之流入。如宋崇宁元年（1102），河州所辖枹罕、宁河二县人口，仅有1061户，3895人。40年后，即金皇统二年（1142），两县人口已发展到14942户，约5万余人。此外，明清时期，因蒙古人口的规模化移入，也曾致使不少番人部落外迁，而这即是河湟地区族群人口始终呈现双向流动态势的原因所在。

就历史考察的角度而言，纵向追溯河湟族群的演进与发展，无疑具有其意义。因通过追溯这一过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河湟地区多族群活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影响，以及更多的族群社会风物和多族群活动的印痕，揭示其地域独有的社会特征。另外，笔者试图提供河湟地域社会族群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的图景，以便能够寻求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生存状态，体现河湟族群生存的基本条件。可以说，在河湟诸族群的历史发展演进中，已构成一个恒定的规律，而我们正是试图通过审视河湟族群的过去，更加切实地认识其现在。

综上所述，河湟地区族群演进的历史事实，早已构成这一地区族群之多元系统。而且，这一特征至今仍得到充分体现。如果我们不就河湟地区族群多元活动现象作一历史解释，那么将无法对这一地区的族群关系作出理性的判断。因为河湟人类历史活动体现了族群历史的循环性和地域传统的延续性，从多向度、多视角及族群关系的双向互动重新勾勒河湟地区多族群的文化状态，无疑有助于我们走进这一地缘社会多元的氛围中。毋庸置疑，河湟地区族群地缘关系的建构是不同族群的人们自我调节并协调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结果。我们在追溯这一地区族群活动的历史时，并非只是从时间顺序上进行简单的叙事，而是关注族群历时性活动与地域空间时代特征的相互关系，因为它们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构成了河湟地缘族群活动的内容，而且其历史价值亦表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