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繁荣时期（1951～1973年）

一 政府经济学的主流——凯恩斯主义下的不同政策调整路径

进入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欧洲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欧洲国家逐渐形成了多种经济发展模式。按照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欧洲发展模式可归纳为三类：市场资本主义模式（market capitalism）、管制资本主义模式（managed capitalism）和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英国、德国和法国分别各自代表了上述三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受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最大。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不是供应管理政策目标。经济重建中英国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战争造成的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影响了国内价格稳定。1949年通过英镑大幅贬值，在20世纪50年代使得英国进口和消费水平迅速得到恢复，扩大出口成为优先目标。到了20世纪50～60年代，战争的不利影响基本得到消除，英国的政策制定处于相对较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但英国却采用了“时紧时松”的经济政策，这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各种政策试验促进了投资和增长。由于工会力量趋于强大和罢工抗议活动日趋活跃，政府无法同时实现低失业率和价格均衡稳定的双重目标，难以继续履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定汇率制。1967年英镑开始贬值，1972年实行汇率浮动制。在劳资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政府更担心集体工资谈判制度将会不断引发通胀压力，为此，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与工会就工资适度增长达成了“社会协议”。1950～1973年英国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为2.5%，低于丹麦、瑞典和瑞士约0.6个百分点。（见表1-2）

战后初期德国的政策制定更多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无论在战后重建时期（1945～1961年）、还是“黄金时期”（1961～1973年），相对稳定发展是德国经济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与英国不同，德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收入分配诸方面均保持稳定变化。而且，德国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经济结构性调整比其他国家更具有循序渐进的特性，制度性变革较少，包括工会组织、培训制度和金融体系等方面均基本保持不变。

德国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战后重建时期，二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47年是联邦德国（西德）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冷战导致欧洲分而治之，西德被划入西方势力影响范围，成为马歇尔计划的受援国之一。盟军的狂轰滥炸严重破坏了德国的城市和主要交通设施，但战争时期德国提高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弥补战争中遭受的破坏。因此，战后德国的资本存量仍然高于战前水平的1/10，形势明显好于英国、意大利和法国，遭到战争破坏的交通枢纽很快得到重建，到了1948年，战争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和障碍基本得以消除。但是，当时德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一系列协调的经济刺激措施。价格和工资几乎保持战前的水平，与较低的生产量和持续扩大的货币供应量并不挂钩。1948年的货币改革成为德国战后经济起飞的重要推动力。货币改革成效显著，商店货架上很快摆放了多年未见的商品，工厂怠工现象也迅速消失。与此同时，在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领导下，德国实行了广泛的自由化计划，取消了价格控制和资源配给制。为抑制通胀上升压力，1949年德国又推行了宏观经济稳定计划，政府迫使企业重建和扩大海外商品市场。这一时期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足，也是促使德国经济起飞的有利条件。1950～1962年进入西德的东德难民约为360万，其中有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东德难民不仅增加了西德的劳动力供应，也使得东德的人力资本转移到了西德。

西德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态势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趋于结束。1961年成为西德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分水岭，柏林墙的修建改变了西德劳动力供需状况，阻止了东德技术工人向西德地区的持续迁移。随着劳动力供应的日益减少，德国经济增长开始回归欧洲经济增长模式。1950～1973年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资本存量和继续赶超美国因素的刺激。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相当高的，外需主要靠欧洲各国市场拉动，法国和意大利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新的资本设备由德国供应。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前，德国并不需要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政策来刺激总需求，1961～1973年平均失业率低于1%。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事实上，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使德国工会在工资集体谈判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但是，工会并没有借机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而是同意企业雇佣外籍工人，在劳动力需求扩大时，雇主协会实行了更加有序和严格的工资制定政策。其间，德国经济发展也出现过反复，1966～1967年，德国生产下降，陷入了战后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基督教民主党被迫下台。

社会民主党组阁上台后，经济政策中引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1967年6月8日制定的《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简称《增长法》），该法的颁布标志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即进入带有凯恩斯主义色彩的总体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政府经济政策中的四项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适度经济增长——通常被称为“魔幻四角”。为实现四大目标，联邦政府成立了经济发展理事会、财政理事会等机构，负责宏观经济管理。前者由联邦经济部长、联邦银行行长、各州一名代表和一些地方代表组成，由经济部长牵头，负责协调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开发与投资计划。此外还设有“五贤人委员会”负责对经济情况的评估、咨询，每年向联邦政府提交鉴定报告。

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一是货币政策，其两大突出特点是“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独立于联邦政府，拥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法定权力，对经济的控制是通过控制货币量来实现的；二是财政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实行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基本方针是收支平衡，但会随势而动。60年中期以后实行反周期波动政策；三是社会政策，体现“公平”与“安全”的思想；四是完整的法律和自律体系。

战后法国经济发展轨迹与英国和德国均不同。战争对法国经济基础破坏极大，包括港口、道路、铁路和能源生产和配送设施均遭到严重毁坏。据估算，50%的资本存量受到损失，制造业生产仅为1938年水平的1/3, 1945年法国政府意识到战后重建、恢复经济必须要摒弃战前的经济政策和工具。战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法国是一个政治上极不稳定、经济十分脆弱的国家，直到60年代初期第五共和国建立后，法国政局才趋于稳定，经济出现快速增长。

战后重建不仅仅是要尽快恢复经济，更要实现法国经济的现代化，因此法国提出了现代化（modernisation ou decadence）的口号。为实现这一口号，当时法国政府在把一些大企业和大银行收归国有、大规模实行国有化，政府创新了干预经济的手段，选择了以经济计划化作为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这些五年期的“指导性计划”与法国传统的统制（Dirigiste）政治文化十分吻合。相比英国和美国，法国政府在调控经济和干预经济上更多体现了中央集权的特性。

1946年1月3日，法国政府颁布了关于《规定在六个月内制定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土的第一个全面经济现代化与投资计划》的法令，并建立了由法国国家中长期计划工作的创始人让·莫内领导的计划总署，负责制定法国经济发展史上第一个国家计划，即莫内计划。在1947～1973年期间，按照政局演变时间划分，国家计划可分为两个阶段：第四共和国时期（1947～1958年）包括第一、第二个计划，第五共和国时期（1958～1973年）包括第三、第四、第五个计划和第六个计划的前两年。第一个计划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和目的：旨在削弱德国的经济实力，这一计划支持外国对鲁尔地区的能源实行控制，着重发展和加强法国的重工业基础。计划重点放在能够带动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产业部门，包括煤炭、电力、钢铁、水泥、农业机械和运输等六个行业，第一个计划为实施马歇尔计划提供了依据，引导马歇尔援助投入法国政府关注的重点行业和重点项目。这些重点发展的行业多数直接受政府控制，1946年法国的煤炭、电力和铁路已经实行国有化了，同时政府还控制了银行资金，四大主要商业银行也均被国有化了，并建立了专门机构：现代化设备基金（le fond de modernisation et d'équipement）负责计划实施中的资金管理工作。

法国经济计划管理实施初期成效显著。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政局持续动荡，1946～1958年期间，法国政府先后26次改组。1946～1962年期间法国先后卷入多次殖民战争中，在如此动荡的国内外局势下，当时法国经济实现了年均4%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计划经济管理的作用。在法国制定第四个指示性计划时（1962～1965年），法国计划受到称赞，包括英国、意大利等国家也尝试着制定本国的中长期计划。

最为重要的是，战后各国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和地位均趋于上升。各国推行的国有化运动使政府掌控了更多的国家资源，政府还承担了实现充分就业、实现经济快速和更稳增长的责任。在战争期间，这些政策目标并非属于各国政府的管辖权范畴，当时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就是保持币值稳定、维持金本位制和实现预算平衡。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货币政策是各国经济管理和调控的主要工具，战后各国将财政政策作为新的调控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20世纪50～6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强弱对各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具有一定的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呈现趋同特征。欧洲大陆国家偏向采用货币工具，各国的预算制度并不是集中管理的，因此通过财政调控的效率相对较低。复杂的政治和管理程序常常不利于税收和支出体系的快速调整。例如，德国的公共财政制度高度下放，1959年联邦政府只拥有公共支出总额的20%，而英国和法国则要高达59%，德国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障机构分别控制了公共开支的41%和39%，德国联邦政府在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没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支配空间。由于预算体系的不完善，意大利迟迟不愿采用财政政策，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两个国家不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了。从1965年开始，意大利采用预算政策，1967年德国采用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抑制当时的经济衰退，这也是战后德国首次依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其他国家也出现类似的政策转变和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英国比过去更关注货币政策，政策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财政政策转向货币调控；二是货币政策工具偏好的变化，从原来注重利率和信贷调控手段转向货币总量控制，国内首次出现了信贷扩张和货币存量的增加。以往英国在关注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并不是完全放弃货币调控手段，由于货币政策调控的作用和影响力存在着不确定性，1959年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委员会报告对货币政策态度十分含糊，这个报告强调总的货币流动性，导致政府采用利率和信贷调控手段，放弃货币总量控制手段。

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趋同还表现在其他领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法国开始削弱对投资项目的规划性，同时注重财政和货币调控手段，英国的经济计划意识却有所上升，60年代末德国和意大利也出现类似英国的情况。荷兰对建立经济预测模型的兴趣有所下降，而对瑞典采用的经济周期预测调查更感兴趣。与此同时，瑞典却对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兴趣大增。60年代中期荷兰工资集体谈判机制被瓦解，而其他国家却开始认真考虑工资与收入政策之间的合理性。在70年代初期，政策趋同更为明显，固定汇率机制部分崩溃，汇率波动促使许多国家采取相似的应对措施。

二 国家部分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相结合——欧洲国家的结构变革

（一）国有化浪潮

欧洲国家的国有化浪潮推动了各国经济结构的变革。在历经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之后，20世纪70年代，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英国经济进入“滞胀”时期。1974年3月，再次上台的威尔逊工党政府把国有化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在英国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与第一次国有化高潮相比，这次国有化所涉及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到汽车、船舶、机床、火箭等生产部门，甚至包括电子、宇航等尖端技术产业。如1977年7月，建立了由英国国内最大的19家造船公司组成的英国造船公司，控制全国商船制造业98%的份额。这次国有化高潮着重挽救陷入经营困境的私人企业，并且借助国家力量来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实现企业的现代化。战后以来两次国有化浪潮后，到1979年，国有企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英国大小国有企业共有16283家；国有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5%；就业人数占总劳动力的8.1%；固定资本约占全国固定资本总额的15.3%，大致与私营制造业固定资本总额相等。由于国有企业多是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又由于它们在本行业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到1979年，在煤炭、造船、电力、煤气、铁路、邮政和电信等部门，国有企业的比重达到100%，钢铁和航空部门达到75%，汽车制造和石油工业部门也分别达到50%和25%。

战后初期，奥地利比其他国家更为广泛地采取国有化措施，并且长期发展国有经济，1978年，国有企业在采煤、石油、钢铁、汽车工业，以及电力、煤气、铁路、航空、邮政、电信等部门所占比重均达100。

在法国，经过1944～1948年、1981～1982年两次“国有化”运动，法兰西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都已收归国有。1982年，政府控制了全部银行存款的90%，全部信贷的85%。在非金融领域方面，政府控制了100%的公用事业、84%的航空工业、75%的军火工业、63%的有色金属工业、54%的基础化学工业、44%的家用和办公用的电子工业。国有企业占全国企业销售额的30%，出口总值的1/3，生产投资的30%以上。这样，法国国有化企业在工业、金融业中已居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有企业占全国就业人数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比日本和加拿大高4～5倍，比瑞典高3倍，比联邦德国高2倍，比英国和意大利高1.5倍。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发展为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欧洲经济联合的步伐在加快。1957年3月25日，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签订了《罗马条约》，宣布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三个共同体合并，简称为欧共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后的最初十几年，是战后欧洲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时期”，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相当顺利。到60年代末，关税同盟建立和共同农业政策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对共同体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最终建立共同市场建立奠定基础。

欧洲经济一体化推动了欧洲国家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例如，1959年后法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受欧共体发展的推动。1958年法国对外出口占GDP的比重仅为9%，到1968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3.7%, 1974～1979年期间对外出口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到了21%。在1958年和1964年期间，法国与欧共体其他国家的进出口额增加了三倍，法国与欧洲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年均增幅为18%。在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向其他欧共体的出口占了法国对外出口比重的27%，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7%。

（三）部分国家的指导性计划

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加深，欧洲一些国家尝试着推行国家指导性计划。国家控制了生产、消费、贸易等所有经济领域。国家指导性计划由最高层的计划管理机构提出（如中央计划局）。计划草案包括提出未来时期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计划包括年度计划、中期计划（5年期）和长期计划（15～20年期）。

法国指导性计划是5年期的。每一个计划的侧重点不同，第一个计划（1947～1953年）以重建经济为重点，第二个和第三个计划（1954～1957年，1958～1961年）重点在于通过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和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提高法国经济的竞争力。从第四个计划开始，重点在于区域开放和社会问题。第六个计划（1970～1975年）通过供应政策推动工业发展。

1959年西班牙推行的稳定计划中承诺要仿效法国的指导性计划。在世界银行专家的指导下，从1964～1975年期间西班牙先后推行了三个4年期的指导性计划（分别为1964～1967年，1968～1971年，1972～1975年），旨在实现几个目标：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推动西班牙经济融入欧共体和世界，不断提高生产率，提高西班牙经济竞争力。所有这三大计划以促进生产、鼓励投资、抑制消费为主要目的。在第一和第三个计划中，以发展工业为重点，农业为辅，追求短期增长和快速的工业化。在第二个计划中，除了第一和第三计划中的目标外，还提出了稳定增长目标。在指导性计划实行期间，1964～1975年，西班牙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6%，资本总形成年均扩大7.7%。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断完善，欧洲社会福利国家基本建成。

三 经济奇迹——欧洲国家经济调整效果及原因

（一）经济奇迹基本特征

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经济发展呈现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势头。1950～1970年期间，欧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5%，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5.0%），工业生产呈现飞速发展势头，其增长率高达7.1%，期间世界各国的平均增长率为5.9%。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了欧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950～1970年，欧洲国家占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从37%增加到了41%，工业产品的比重上升更快，从39%上升到了48%。由于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战后欧洲人口增长率仅为1.1%，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欧洲经济繁荣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1．欧洲各国经济普遍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各国GDP的增长超过了过去50年的增长总量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同步性，从50年代末开始，经济增长出现加速增长特征。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包括奥地利、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法国在60年代经济增长快于5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不同，在60年代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势头有所减缓。与过去相比，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发展状况有所改善，但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两个国家的经济形势明显趋于落后，经济增长率不及上述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50%。战后英国经济处于衰退之中，与快速增长的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收入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均较低。1950～1973年，英国经济增长率为2.5%，是OECD国家经济增长最为缓慢的国家之一，其余欧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接近平均水平，总体而言，战后期间欧洲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4.5%。（见表1-3）

2．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欧洲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

从农业产量和就业比重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均在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占了1/3或50%，在西欧工业化国家，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约为2%。农业人口占总就业比重的下降速度快于农业产值占GDP的份额，但也有个别国家，例如，英国和比利时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国的农业生产和就业比重就相对较低，而对于那些农业比重相对较高的国家，芬兰、爱尔兰、意大利和法国而言，农业比重也在逐渐下降。从生产角度看，工业是经济发展中增长最为强劲的部门，到了60年代末期，工业就业人数占了总就业人口的40%以上。服务业就业人数也在增多，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在西欧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比重占了45% ～54%，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转向了服务业。

3．实现了充分就业，各国的失业率大大低于战后初期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奥地利、丹麦、德国、意大利这四个国家失业率较高，但其他许多国家在50年代的失业率低于总劳动力的2%，并呈持续下降态势。50年代西欧国家平均失业率为2.9%, 60年代下降到了1.5%，只有意大利和比利时失业率高达2%左右。

4．战后时期对外商品贸易增长迅速

从1948年起，西欧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增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之多。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出口额年均增幅为8% ～9%。

5．实现了均衡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在经济上奉行凯恩斯主义发展战略，努力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对劳资关系的运行构建了一套规范与制衡机制，从而保证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稳定和相对均衡的格局。在这一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工会是强大的推动力，政府则发挥了主导作用。资方接受劳资合作的“社会伙伴”关系原则，对劳工运动作出部分妥协：承认劳工的基本权利，接受以劳资谈判方式确定劳动条件和劳动标准的集体谈判制度，实行工业民主化运动，并在劳工工资、工时及其他权益方面作出一定的让步。由于战后初期，收入分配明显有利于资方，表现为利润比工资增长快得多，因此，劳资关系中依然资方占主导地位。

（二）创造经济繁荣的因素

在分析战后欧洲经济繁荣的原因时，不可忽视以下多个因素：刺激经济需求政策、生产要素的投入、资本与技术进步和政府调控手段的广泛运用等。人们普遍认为建立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基础上的需求财政管理政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基础。在诠释战后欧洲的“经济奇迹”时，学者们的关注角度不尽相同，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认为充足的劳动力供应是推动战后欧洲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强调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丹尼逊（Denison）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扩大公共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欧洲经济发展史表明，较高的投资率有助于推动战后欧洲国家经济的发展。投资可以扩大就业机会，增加生产设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最为重要的是，提高研发投入，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提升出口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进而提升竞争力。战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公共投资率水平明显要高于战争时期。20世纪50～60年代期间，欧洲国家的投资率年均增幅为15% ～20%，高于1920～1938年期间年均10%的投资率水平。但是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投资率相差较大，如挪威的投资率为32%，而英国只有17.5%。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高投资率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如德国和荷兰；投资率较低的国家，如英国经济增长相对比较缓慢，但并非所有的国家完全符合这一正相关关系，挪威具有较高的投资率，但其经济增长率却相对较低。

丹尼逊分析了劳动力、资本投入对西欧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其研究表明：要素生产率（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是推动欧洲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各国收入提高的2/3或3/4来自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英国是唯一的例外情况，要素生产率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50%左右。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知识进步、劳动力资源和经济规模优化配置。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生产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高于那些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国家。

劳动力供应充裕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50～60年代，德国、荷兰和瑞士等工业发达国家以及相对贫困的小国，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这些国家均保持了较高的就业率。外来移民成为各国劳动力供应的重要力量，法国、德国和瑞士总人均增幅至少高出本国人口增长率50%以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移民多数来自南部欧洲，东德的大量移民前往西德地区，法国、德国和瑞士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国家，60年代末期，受欧洲移民潮的影响，上述三个国家吸引外来工人占了其劳动力总量的5% ～7%。截至1961年，西德吸纳的外来移民和难民为1200万人，其中700万是适龄劳动人口。

战后初期推行的以投资拉动出口带动内需，强劲内需刺激出口，进而吸引投资的这一经济模式对创造经济奇迹具有一定的作用。在这一模式下，取消贸易壁垒和数量限制刺激了商品出口，对经济具有强劲的拉动作用。20世纪50～60年代西欧各国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贸易年均增幅达到8% ～9%，特别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更趋活跃。除了英国，所有欧洲国家的出口增长率年均超过了5%，德国和意大利出口增长率则高达10%以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末是西欧国家之间加强经济合作的重要开端。1957年《罗马条约》正式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创建，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成为欧共体的6大创始国，欧洲经济共同体确定了长期的宏伟目标，在初期建立的关税同盟对内实现减免关税和取消贸易限制，推动商品自由流动，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取消对外贸易壁垒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的建立带来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快于世界平均水平，1955～1969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的贸易增幅年均超过了13%。1969年欧共体的区内贸易占了欧洲区内贸易总额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