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

一 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类型

对国际金融中心活动的计量分析起步较晚，一般认为是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量化研究。在80年代之前，尽管某些学者在研究中用到了一些数量指标，但这些指标除了数量很少之外，指标在横向、纵向间也没有进行对比，指标的作用是服务于理论分析，因此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80年代之后对国际金融中心现象的量化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设立一些数量指标后，对各金融中心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得出各金融中心之间的层级排序或竞争力排名。

Reed（1981）的研究首先使用了数量指标这一方法，利用成簇分析法比较了世界76个城市的9个金融变量和银行变量，按照1900～1980年的数据，将金融中心分为均等的族群，最后用分层的辨别式分析法确立了主要变量，并对金融中心进行排名，最后发现，11个最大的金融中心具有以下特征：通常是大型国际银行总部、大规模外国资产和债务的管理者、外国直接投资的提供者所在地。Reed（1983）在早期研究积累的信息和结论基础上，使用了16个变量对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了分析，指出前5个量化指标是以该中心为总部的国际大型银行的资本与存款之比、资本与资产之比、利润与资本之比、利润与资产之比、收入与资产之比等5个赢利性和稳健性指标。其余11个量化指标包括金融中心的日均跨国货币结算额、欧洲货币市场规模、国际债券发行总量、外国金融资产总额、外国金融负债总额、股票市场日均成交总额、拥有的国际大型银行的数量、在本中心有分支机构的外国银行数量、与本中心有直接联系的外国金融中心数量、该中心的航空客货运量、航空邮件量等。Abraham、Bervaes和Guinotte（1994）在竞争力视角下对除美国以外的37个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表现进行了研究。Liu等（1997）在Reed和Abraham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层次成簇分析法和主因素分析法对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进行了排名，并寻找出主要影响因素。

韩国学者Sang Rim Choi、Chwo Ming yu和美国学者Daekeun Park（1986, 1996, 2002）分别对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银行业和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该研究首先建立了辐射/吸引矩阵（To/From matrices）来研究14个银行业中心的内部渗透情况。在矩阵中，主对角线上的数字是总部设在14个城市的银行数量，行数据是总部在每个城市中的银行在其他13个中心城市设分支的情况（辐射度指标），列数据是每个城市能够吸引到的以其他13个城市为总部的银行在本城市开设分支机构的数量（吸引力指标）。美国学者Jessie（2004）、Poon（2004）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主要通过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对世界上40多个城市的资本市场进行比较分级，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银行业市场上有所不同。Poon（2004）所考察的40多个城市包含了欧洲、北美、亚洲和拉美等一些最主要的大城市，时间范围是1980年到20世纪末。

国内学者，李虹和陈文仪（2002）提出了金融中心指标体系，包括金融规模、效率、安全指标和金融国际化等内容。刘桂荣和徐静（2006）评价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主要采用2000～2002年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首尔及泰国的有关数据，利用判别分析法，得到金融中心的理论分析模型，以便对金融中心的层次进行分类。干杏娣（2002）的指标体系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国际金融中心市场运行与结构评价，国际金融中心的直接因素评价，国际金融中心的宏观与经济因素评价等。胡坚、杨素兰（2003）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评估指标体系共分为三组22个指标，包括经济指标、金融指标和政治指标。杨再斌和匡霞（2004）从历史角度出发，根据国际金融中心演化的路径和条件，将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分为必要性指标、依赖性指标和核心一致性指标三大类；张泽慧（2005）总结了国际金融中心所普遍具有的特征，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金融中心的流动性、金融中心的收益及资本安全性等一系列评价金融中心的指标。姚洋和高印朝（2007）分析了影响金融中心形成和运行的因素，依据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运行具有较高相关度的原则，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四方面内容的指标。

二 国际金融中心指标体系

1．干杏娣（2002）提出了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水平

从银行业、外汇交易、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金融业的8个子市场上对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所利用的指标主要包括市场上的机构数量、市场总资产规模、市场价值、市场交易额、市场上发行产品数量等。在此基础上，干杏娣设立了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比较的指标体系，一是市场运行与结构评价体系，二是直接因素和基础因素评价体系，三是宏观与环境因素评价体系。

市场运行与结构评价体系中对银行业、外汇交易、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业、保险业、衍生品交易额等7个金融业子市场赋予不同的权重，如银行业和股票市场赋予权重均为25，外汇交易和保险业的权重均为15，债券市场的权重为10，等等，总权重为100。在各个子市场内，又根据各个细分指标赋予各自权重，如银行业的细分指标中，“银行资产规模”权重为20，“外资银行数目”权重为5，等等。根据这个评价体系，干杏娣以5个城市2001年的数据为基础，得出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的得分，若以香港的总分100作为基准，则分别为1770.21、721.16、100、92.13、36.63，若以纽约的总分100作为基准，分别为100、93.75、25.4、22.78、6.16。两套得分在次序上是相同的，较为直观地说明了5个金融中心在金融市场规模上的总体差异。

直接因素和基础因素评价体系指标主要包括金融中心的国际声誉、金融中介与配套机构、货币自由兑换与国际化程度、金融价格的国际影响力、金融市场准入与自由度、金融监管水平、金融创新能力、金融人才和市场基础设施、金融信息透明度等。由于缺乏量化指标，干杏娣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评级打分，从高到低共9个级别，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评级的结果显示，纽约和伦敦基本都是最高级别，得分大多为AAA；香港在金融自由度上得分为AAA，金融价格国际影响力得分为B，其他项目得分多为A；新加坡在金融自由度和信息透明度上得分为AA，其他项目得分多为A或B；上海除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上得分为AA外，其他项目的得分多为B、CCC和CC，其中在金融市场自由度和金融价格国际影响力两项指标上得分最低为CC，这说明上海在基础制度上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还很大。

宏观与环境因素评价体系主要指标包括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法律税收和其他政策环境、市场经济体制、信息透明度、人才素质、城市基础设施和人文环境、社会政治风险等，评级得分仍然是从AAA到C的9个级别。最后的综合得分是：纽约为AAA，伦敦为AA，香港和新加坡为A，上海为BBB。上海的主要优势体现在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得分为AAA，主要不足是法律环境，得分为CCC。

2．胡坚和杨素兰（2003）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经济、金融和政治三个最主因素出发构建了评价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体系

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和投资比率，投资比率用投资额/GDP衡量。金融指标包括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三个方便的指标；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包括金融部门产值/GDP、金融创新数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总额、金融业的电子化程度、金融的稳定性、金融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金融国际化指标包括外资银行占银行总数的比例、银行等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与本币之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海外存款与存款总额之比、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外汇自由兑换程度、国际资本流入量、国际资本流出量。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指标包括金融市场的种类、金融市场的容延度、金融市场的广延度、金融的成熟程度、金融市场的信息透明度。政治指标包括政权交替的可能性、与邻国的关系、民众暴动、罢工的可能性、抵制外货、政府政策变化等。

本着简洁易量化、数据容易获得及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运行具有较高相关度的原则，选取了三组共22个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经济、金融和政治状况并且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运行具有较高相关度的指标。简化后的指标有GDP增长率、投资比率、金融部门产值/GDP、股票投资额/GDP、金融市场成熟度、政治风险等级等7个指标，并以这7个指标为解释变量；一个地区如果是国际金融中心，其到底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这样一个赋值指标作为因变量，采用1998～2000年纽约、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汉城、上海和泰国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

3．杨再斌、匡霞（2004）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任何事物的最终结果都将受到演化时的初始条件、遗传因子和路径选择的影响，都将经历一个制度锁定和闭锁的过程

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国际金融中心演化的路径和条件，他们将国际金融中心阶段性目标的量化指标体系区分为三个层次：必要性指标、依赖性指标和核心一致性指标。

必要性指标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或者评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性指标，是最基本的初始条件，如良好的地理位置和时差条件、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的发达的经济体系、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专门的金融人才、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等。从各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和形成动因看，特别是功能型金融中心的演化过程看，本国经济发展程度、国际化程度、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提供的现实机遇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迅速形成的重要条件。必要性指标包括5类子指标31个次指标。五类子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经济国际化水平指标、政治与社会环境指标、周边外部环境指标和城市发展水平指标。31个次指标包括GDP增长率、投资增长率、通胀率、进出口总额比率、外商投资总额、国际资本流入流出量、政府权力稳定性、主要经济大国的贸易逆差与投资情况、主要相关国家汇率变动情况、主要相关国家资本市场波动情况、城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城市主要港口与机场数量等。

依赖性指标又叫环境与体制指标，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依赖性条件，分为4个子指标体系，包括金融体制指标、金融自由化指标、金融中介机构及市场主体发育指标和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指标。金融体制指标包括法律体系、货币调控机制、监督机制、银行体系等是否完善并符合国际化的需要。金融自由化指标包括金融业务自由化程度、市场自由化程度、价格自由化程度、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货币国际化程度等。金融中介及市场主体发育指标包括相关辅助产业发展情况、基金管理公司数量、证券公司数量、商业银行聚集情况等。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指标包括交通设施、电子化程度、经营场所租金、人力资本数量及素质等。

核心一致性指标是直接反映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情况的指标，包括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市场交易指标、金融效率指标以及金融国际化指标4个子指标体系。其中，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包括金融市场资产总额、金融机构资产及负债总额、国外资产及负债总额、银行跨国存贷款业务总额、金融机构总数、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等。市场交易指标包括股票市场市值、上市公司总数和筹资额、外汇交易量、金融衍生产品种类和交易额、国际债券一二级市场交易额、保险费收入、同业拆借量等总量指标。金融效率指标包括金融业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人均收益率、资产周转率等指标。金融国际化指标包括外国金融机构总数、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数量、金融机构外币存款（贷款）占总存款（贷款）比例、本地银行与海外银行同业拆借资金总额等。

4．姚洋和高印朝（2007）首先分析了影响金融中心形成和运行的因素，然后依据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运行具有较高相关度的原则，构建了包括经济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制度4个指标体系

其中，经济环境指标体系包括金融中心所在国家和城市的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及经济条件等情况，是反映金融中心发展的客户基础、客户需求源泉和服务市场容量的指标，具体指标包括GDP、城市GDP、中心的金融业产值、进出口总额、投资额等。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指标体系构成金融中心研究的主要内容，前者主要是一些范围和规模指标，从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衍生品市场、货币和债券市场等各个市场角度设计各类指标，如上市公司数、股票市场市值和成交额、股票市场筹资额、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黄金年交易额、衍生品年成交量（额）、银行同业拆借总额、债券新发行总额等；金融机构指标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和基金的数量和规模指标，如银行家数、存贷款总额、保险公司数、保费收入、证券类机构数目及其资产规模、基金公司数目及其资产规模等。金融制度指标是反映金融中心软环境的指标，如监管水平、人力资本素质、税收水平、基础设施条件等，此类指标都是定性变量，姚洋和高印朝借鉴了其他机构对该类因素的排名或打分情况将其量化。

姚洋等根据他们设计的指标体系描述了东京、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金融业及其各自在国际或地区近些年来的金融业发展、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等状况，然后利用这7个城市2004年的数据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姚洋和高印朝得出的结果是，北京、广州和深圳处于金融中心发展的初级阶段；上海处于金融中心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定义为国内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处于第三层次，已经由国内中心阶段上升到区域性的金融中心；东京是最高层次，已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5．张泽慧（2005）认为，金融中心的存在不仅为金融中介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而且有能力提供专业化服务，更重要的是能够使金融机构获取在其他市场不能获取的利润和安全，因此，金融中心指标体系应全面反映这一事实

张泽慧根据多元化、层次化、质量指标的选择、数据权威性等原则，选择的金融中心指标体系构件包括国内霸主地位、金融中心的流动性、金融的集中度、资本的安全性四个方面。

金融中心的流动性包括两个因素，经济的自由度和金融中介的发育程度。金融中心的指标体系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资本的流动性。资本流动的约束越少，资本流动的渠道越多，代表资本的金融工具越能被人接受。流动性的大小首先应该是金融的自由度。金融的自由度反映经济的自由度，而经济的自由度应该包括个人的选择、意愿交换、竞争自由度、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具体讲应该包括政府的规模、信贷市场的管制、对外贸易的自由度。流动性高低一方面表现为流动渠道的宽窄——金融中介的发育程度，包括金融部门产值占GDP的比重、金融中心从业人员数、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数量、外资银行占银行总数的比率、银行等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与本币之比、国际债券业务等；另一方面流动性是金融中心信誉的保证，可以用低成本迅速完成大量的大额订单，使价格波动风险最小化。流动性往往和信用的可靠性结合在一起。信用的可靠性可用国际著名银行在金融中心的总部数和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衡量。

资本的收益指标应该是资本的规模和交易成本。在一个既定的地点，一些相似的卖者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会降低买者的搜寻成本，同时，不同的金融产品具有联合成本和共同需求。因此，金融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规模。具体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规模的指标包括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国内上市公司数量、国际进口和出口总额、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数量、跨国公司总部数量。要具体衡量金融中心某个行业或某类交易的成本是困难的。然而，在金融中心，其市场参与者多为跨国企业、国际著名银行、政府、机构投资者等，在其总成本中的决策成本是主要成本，且不同企业在不同的时期成本是不同的。在一般情况下，公司总部设立在决策经营成本最小的某个经济中心或金融中心。同时，由于金融中心要有数量不同的离岸金融业务，因而以选取外国银行和金融机构数量、跨国公司总部数量作为替代指标。

资本安全性。在任何一个地方，资金的流动除了取决于可贷资金的市场供求所导致的成本外，还取决于该国或地区对金融及资本的管制。阻碍竞争或扭曲竞争关系的制度，会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并由于缺乏多样化经营可能导致更高的经营风险。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样为金融机构高度关注。如果政府或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变化无常，金融机构将难以产生稳定的预期，其长远发展规划便难以制定和实施。具体来讲，资本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信用的可靠程度，如法律结构与财务的安全、健全的货币、国际竞争力和国家政治风险几个指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