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小人物与大时代：新旧交替中的《大公报》

从1902年《大公报》面世之日到1966年《大公报》在中国内地停刊，在60多年的时间里，时代风云变幻，强人、精英辈出，政治精英们用舶来思想武装起来不断在华夏大地尝试建国模式，忽而立宪、忽而复辟，一会儿是三民主义救国，一会儿是中道而行，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立了新中国。旧政体的灭亡与新政体的建立，都是一整套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元素的社会体系的崩溃和重塑，由此各路人才都能有机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时代的洪流中，《大公报》及其报人确有沧海一粟之感，小人物如何能够撬动大时代？放在时代变化的语境里考察，《大公报》及其报人也许地位卑微、作用有限；但若按照历史前进是多种合力促成的辩证思维来看，《大公报》能够历三世、承三代而不倒依然巍然挺立，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其价值的体现，就是于时代大有裨益的说明。

或许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给《大公报》的颁奖词定位准确：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较长时期，《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殊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大放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一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

1902～1949年，《大公报》由独立文人创办、承递，经历了清末到民国两个大时代，但其办报理念均有独到之处。大致来看，1902～1925年属于英敛之主持时期，追求君主立宪思想；1926～1949年属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主政时期，追求自由主义的宪政理想。在爱国、民主的旗帜下，“开风气、牖民智”，坚持“四不”方针，欲走“中间路线”。

在1902年6月17日的《大公报》创刊号上，英敛之亲自撰写了著名的《大公报序》，意在宣示办报思想与宗旨：

岁辛丑，同人拟创大公报于津门，至壬寅夏五而经营始成，推都门英华氏董其事。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顾维浅陋，既惧且惭，兹当出报首期，窃拟为之序。曰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名，固已善矣。夫徒有其名毫无其实，我中国事往往而然。今此报得毋亦妄为标榜，而夜郎自大、济私假公乎？抑果是是非非源源本本而一乘大公乎？要之自亦未敢定其如何也，凡事于初创之时，譬如人当幼稚，志趣虽佳，历练尚少，精神未旺，疏漏必多，追久而久之，或能取长舍短，推陈出新，渐入自然，折衷一是。故本报断不敢存自是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其他乖谬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狠邪琐屑之事，在所摒焉。尤望海内有道，时加训诲，匡其不逮，以光我报章，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厉，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偿焉，郡人之心慰已。

英华敛之甫。

第二天，《大公报》再次申明办报宗旨：

以大公命名，足征心术纯正，议论平允，必能为北方开一隙光明，振万民之精神，消无量之浩劫，功诚伟矣。……特是开民智以图富强当此轴。……今本报但循泰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扶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大公报》创刊的第三天，发表了《论中国人人有救亡之责》。在创刊后的第五号报上，发表了长篇“论说”: 《论归政之利》。这是《大公报》正式表明政治主张、宣传君主立宪与保皇思想的开始。显而易见，创刊时的《大公报》，志在通过君主立宪，唤醒与启蒙民众，达到救亡、富强的目标。当时的《大公报》，大力提倡开工厂、筑铁路、办学校、译书、介绍西方宪政思想与科学知识等。清末立宪运动中的风云变幻，均能反映于该报之上。

坚守君主立宪理想的英敛之，以君主立宪的宪政观作为观察、报道和评论中国时局的主要视角，通过刚刚创办的《大公报》这一舆论平台，不断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宪政观念，试图影响广大读者的政治判断和选择，从而为中国的君主立宪争取到更多的拥护者与同路人。

《大公报》对于君主立宪的坚持，还受到了晚清时局的深刻刺激。1904～1905年，日俄两国以中国东北为主战场，兵戎相见，最后日本大获全胜。当时国人皆惊叹，由于实行了君主立宪，弹丸之地的岛国日本，在短短几十年间，国富民强，战胜了传统的地区霸主中国，一跃而称雄东亚，继而又战胜了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俄国。日本对俄国的胜利，虽是一小国对另一大国的胜利，里面包含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和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却使正在期盼君主立宪的国人简单推断出：这更是君主立宪对专制的胜利。以当时普遍的社会舆情而论，“到了光绪三十年俄败于日后，中国一般知识阶级乃群信专制政体国之不能自强。日本之以小国战胜大国，一般人俱认为立宪的结果。由是颁布宪法，召开国会，成为社会热烈的呼声”。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英敛之意趣萧然，君主立宪无果而终，随后的《大公报》进入十年左右阑珊茫然时期。

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的名义，在天津日租界原址续办《大公报》，史称新记《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胡政之任总经理。王郅隆时期胡政之主办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成为新记《大公报》的下属事业。在新记《大公报》续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本社同人旨趣》的社评。该文开宗明义，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并逐条加以阐释。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失。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低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大公报》“四不”社训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都曾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洗礼。清末时期，虽然在日本留学生中有着参与反清革命的热潮，但三人对民主革命保持着疏远与淡漠的态度。张季鸾更是明确表示要以文章报国，始终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组织和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他们三人在留日期间所接受的西方思想中，更多的是改良的自由主义，而不是革命的民主主义。他们奉《泰晤士报》为楷模，以言论自由为追求正是其自由主义理念的彰显。”作为张季鸾继任者的王芸生，继续保持着这种传统，始终高唱自由主义。王芸生曾说过，“大公报是一个报人论政的机构，大公报同人向来是论政而不从政。大公报同人信守司马迁‘戴盆何能望天’的作风，既许身言论，就不旁骛，尤其相戒不兼任公职，也不做实际的政治活动。因为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却不是一般所谓的‘中立’。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大公报同人信奉自由主义。”

《大公报》的自由主义主张包括：“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反对义气、霸气与武器”；“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大公报》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带有古典自由主义的痕迹，但它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赞成国家一定程度的干预，因而现代自由主义的色彩更浓。

1946年内战爆发后，《大公报》主张的社会改良就是走中间路线。在战后美苏对立的情况下，“所谓‘中间路线’绝不是两边倒，而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本质上来说，还是一种社会改良，而不是革命。而且，《大公报》不愿为了生存而舍弃自由，更不愿因而引发无休的流血革命，“人的欲望稍异于禽兽：饿了他们不答应，捆绑起来他们也必不甘心。因此，在舍二求一的情形下，革命必循环不已，流血也必循环不已。”

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信奉的是君主立宪，而新记《大公报》，则践行的是自由主义宪政观，是20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一面旗帜。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荣膺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所授年度最佳新闻事业服务荣誉奖章，该报当日发表了题为《本社同人的声明——关于密苏里赠奖及今天的庆祝会》的社评，文中表示：

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无论是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还是吴、胡、张时期的新记《大公报》时代，其办报理念的不偏不倚、中立而客观是其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战乱频仍的岁月里，多的是吹鼓手，多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客，多的是如过江之鲫旋起旋落的报纸杂志。显然，一个超然于时代、开风气于时代、领导舆论的办报理念才是其制胜的不二法宝。

二 精英追求的路径转换

毋庸置疑，《大公报》的创办者和从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都是知识界的精英。他们追求的政治理想和发展模式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时代在变，思想也在变，彼时先进的思想现时可能落后，如果总能有益于时代和社会，其路径转换的适时和准确值得称道。当然，这种转变与时代有关也与各人的成长有关。

看一下《大公报》几个主要主持者的人生经历。

（一）英敛之

英敛之（1866-1926年），本名华，字敛之，号安蹇、安蹇斋主，又号万松野人，满洲正红旗赫舍里氏人，生于北京西北郊红山口、黑山扈一带。因属旗人，被后世按籍贯地域誉为“长白志士”。英敛之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八旗家庭。他幼年家贫，父亲、兄长都是北京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自云“仆家世微寒，先代无达者，生长陋巷，耳目所逮，周非俗物”，童年并没有受过系统、深入的启蒙教育，“童年虽如学，而四书竟未卒业”。按照清朝的规矩，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便有一份粮饷。迫于生计，英敛之自幼开始习武，学得一身好本领。但后来逐步认识到，“此等伎俩，见遗于社会，无补于身家，遂弃之”。青年时期的英敛之，弃武从文。在这个人生中求知欲最强的黄金阶段，英敛之发奋图强，刻苦自学，涉猎广泛，学习、生活、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弱冠后知耽文学，则又以泛滥百年，流览稗史侈渊博，甚至穷两月之目力，读《四库全书》一周，亦足见其涉猎之荒矣”。同时，英敛之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自然有了中国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使命感，无意中为日后他创办《大公报》、“文人论政”埋下了伏笔。英敛之自幼家贫，经历坎坷，目睹晚清的黑暗政局，不免“对史籍上忠臣侠士倾慕不已；对奸佞误国，贪暴虐民，深恶痛绝”。此外，英敛之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尤爱哲学之探究。故虽为青年，而能广涉佛、道、回诸家诸教之书”，在研读了天主教教士汤若望所著的《主制群徽》等书后，受洗成为天主教教徒，并自学了法语，由此结交了不少外国神父和社会名士。

英敛之一直在关注时局的动态发展。1898年，在百日维新前，英敛之写了一篇题为《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畅谈国是。在此文中，英敛之将当时北京热点俚语所说的“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表示赞赏，文中专门有“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扭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该年秋，“百日维新”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瀛台，康有为、梁启超亡命出逃。英敛之恐被株连，离开北京，潜往上海、香港等地游历。流离颠沛之中，他一直没有改变对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的态度。1899年7月，英敛之在非常倾向于变法维新的澳门《知新报》上，发表了《党祸余言》一文，不满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重新掌权，对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表示“感痛郁结，情不能已”。同时借助报纸，向公众发出继续变法维新的号召：“去岁政治维新，痛革旧习，精神为之一新，风气为之一变，海内归心，邻国耸听，莫不翘首企踵，快睹中兴之治，乃不幸风波陡起，地及天翻……今已一年，丛脞日甚，变乱日深……今朝廷苟犹有自强之意，自保之心，必须翻然改辙，新政复兴。”

1902年，在天主教教徒资本家柴天宠的支持下，《大公报》在天津的法租界诞生。英敛之自任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这是英敛之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作为清朝保皇派的英敛之感到“大势已去”，失去了办报的兴趣，于是从《大公报》退休。从创办《大公报》到挂冠隐居，英敛之整整干了10个年头。他奠定了“大公”的风格，早期的《大公报》在新闻言论及经营方面，都极具特色。在此期间，英敛之曾游历、考察日本、北京及东北各处。欣欣向荣的日本与落后、萧条的中国北方，形成强烈对比，从而使他对君主立宪的信仰更加坚定。对于君主立宪的宣传，早期《大公报》矢志不渝。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在北京逝世，时年60岁。

（二）吴鼎昌

吴鼎昌，字达诠，笔名前溪，祖籍浙江吴兴，1884年生于四川成都。他先是接受中国传统儒学的教育，1903年获四川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本，他先入东京预备学堂修业，后毕业于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吴鼎昌既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得到近代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熏陶，其思想已与中国传统的旧式文人相异。吴鼎昌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传统儒学中民本思想的影响而把为民众谋利益作为新闻事业的职责。所以对于报纸的职能，新闻职业的责任这一点，他曾说过：“我们办报是为新闻的——我们办的这张报纸是毫无目标，如果说有目标的话，那就是为新闻而新闻。要真心做人民的喉舌。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办报，更不是为了某一派别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

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吴鼎昌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大公报》以后的发展方向。为民众谋福利，替民请命，代民立言，成了《大公报》报道和立论的基点。这也是《大公报》能够历久不衰、薪火相传的关键因素。

（三）胡政之

新记《大公报》的三位领导人中，胡政之与这份报纸的渊源最深。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曾主持过《大公报》。1926年他与张季鸾、吴鼎昌接手续办《大公报》。这是他第二次与这份报纸发生关系。此后，他作为《大公报》的主要领导人至死都未曾离开过报社。

胡政之，名霖，188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幼年随做知县的父亲到安徽，在私塾读书，后进安庆省立高等学院，接触到了《申报》、《苏报》、《新民从报》等。1907年，胡政之在其嫂子的一副金镯的资助下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进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4年后，学成归国。1912年进《大共和日报》任日文翻译。1913年受聘任《大共和报》总编辑。1916年9月受聘于《大公报》，任经理兼总编辑。1921年，胡政之到上海国闻通讯社担任总编辑，负责编辑和采访诸事。为了发表言论，1924年，他又创办了《国闻周报》，发表大量重要的通讯和言论。对于新闻事业，胡政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新闻纸者国民之喉舌，社会之缩影也”。

1924年，他在《国民对于大局应取之态度》一文中也说：“今论政，本系以民意为背景，而民意的寄托，又在于公是公非之舆论。”1926年，他在《国闻周报》发表《作报与看报》一文说：“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读者鞭策记者的力量，比什么力量还大。”正是在历次的办报活动中，胡政之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思想：“报纸是文化的工具，乃天下之公器，非作报的人可得而私。”胡政之对于报纸“为社会人群服务，为天下之公器”的论断，为近代中国报业在政党报刊和商业报刊之外重新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平民立场下的文人论政：纯以人民大众之立场，发表言论，议论国政，报纸秉承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态度，抒发民怨，充当民众的代言人。

（四）张季鸾

张季鸾，名炽章，原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邹平。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张楚林，字翘轩，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1900年病死在济南，家贫如洗。1901年，14岁的张季鸾和母亲、幼妹千里扶柩，第一次回到故乡。少年的张季鸾虽遭逢家庭不幸，却由于勤奋好学、聪敏过人而深得延榆绥道陈兆璜的赏识，被他召入道署，亲自进行教读。1902年，陈兆璜又资助张季鸾到关学大师刘古愚的“烟霞草堂”读书。在那里，张季鸾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1903年，张季鸾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在那里学习了两年。1905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到日本后，他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学习，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理论打开了他的眼界。张季鸾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利用报纸进行论战的时候。他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论战，却从中受到了教益，得到了启发。他看到了报纸作为舆论宣传工具的巨大作用。那时起，他就立志要做一名新闻职业者，树立了文章报国、新闻救国的远大志向。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担任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夏声》的编辑，在上面发表多篇文章，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上发表文章。1910年10月，回国两年的张季鸾应邀赴上海帮助于右任办《民立报》。该报革命色彩浓厚，言论激烈，他的新闻版上设有“民贼小传”，专门揭发各地反动官吏剥削和欺压人民的罪行。这段经历对张季鸾后来揭露和抨击贪官污吏、为民请命思想的形成无疑有重要的影响。张季鸾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新闻自由的思想。这使他决心要献身新闻事业，做超党派人士，不加入任何团体：“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因此，“不党”思想在他那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张季鸾一生30多年的报人生涯，始终未介入任何党派。忧国忧民的情怀贯穿于他的办报生涯中。他始终胸怀国家人民，立言从大处着眼，从人民群众的利益着眼。独立报人的身份又使他能够借助报纸这一公共媒介表达民众的意见，反映他们的心声，恪尽自己的新闻职责。

（五）王芸生

王芸生，1901年生于天津郊区。由于家境贫寒，他只在私塾读了8年书，便被迫辍学，成为茶叶店的一名小伙计。但少年的王芸生勤奋好学，对报纸有浓厚的兴趣，早年就曾在《益世报》副刊上发表过文章《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后来，他在上海参加过一个共产党刊物的编辑工作，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曾和几个共产党人合办过《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过《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这些经历对他以后从事新闻事业，做真正的职业报人势必有一定的影响。1927年，为了维持生计，王芸生受雇于当时的天津《华北新闻》，定期为其撰写评论。3月24日南京发生了排外抢劫事件，英美军舰借此炮轰南京，驻守的江右军奋起反抗。针对这一事件，王芸生在《华北新闻》上发表社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江右军将士的正义行动。4月2日他又在《华北新闻》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的社评，对4月1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躬自厚》进行批驳，引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注意。不久王芸生离开了《华北新闻》，受聘天津《商报》总编辑，开始了他真正的新闻生涯，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开办报事业。

如果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人的“文人论政”是长期的儒家思想熏陶和西方新闻自由思想影响的产物，是一种自觉的行为选择；那么，对于王芸生这样一个没有多少国学功底的报人来说，“文人论政”的选择则是一种不自觉的主动靠拢。1936年，他在《芸生文存·自序》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庚子以后的残破局面，已在妈妈的怀抱下过去，孩童的脑子里没留下一点印象，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庚子兵变时的火光和杀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的，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人是从那时起变得没出息了，从那时起变得老实些了，但自信我的心却未曾冷。这十多年来我一贯是在编报写文章，报已编了三、四千天，文章也写了一大堆，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正是特殊的人生境遇，使得王芸生更熟悉普通民众的生活，更能体味劳苦大众的疾苦，从而能自觉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看问题，想问题，自觉地充当民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言论是为广大人民而发的，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而进行的申诉、辩论。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是靠做报吃饭的，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良知。”作为知识分子，王芸生选择了笔作为自己的武器，用这支笔去鞭挞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也用这支笔去匡扶正义，为民请命。他的这种“大公”精神与《大公报》所宣扬的“无私”不谋而合，于是借着《大公报》这个阵地，王芸生把文章报国、言论救国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社评：“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

从以上几人的发展情况来看，一方面《大公报》的话语权基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较高理想和追求，也是知识精英寻求救国思想层进式延伸和转化的佐证。他们在启蒙时代的作用大致相同，他们的理想终于破灭的结局也极为相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章报国的理想在旧时代是无法实现的镜花水月。君主立宪、自由主义宪政思想在西方虽能大行其道，在中国却水土不服。这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不无关系。可见，改造社会凭一己之力显然无法完成，需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重因素的革命才能实现。这是旧时文人无法参透的一个真理。

从1902年《大公报》创刊到1912年英敛之隐退，恰逢近代中国立宪运动从酝酿、产生、发展到高潮，再到消亡的重要历史时期。《大公报》“与宪政之开始，宪政之成立宛若有固结之缘”。君主立宪本身即为《大公报》所高擎的一面大旗，又恰逢中国近代君主立宪发展的关键时期，《大公报》对君主立宪政治理想的坚守，十年而不移。可以说英敛之时代的《大公报》，不仅是近现代中国宪政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是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极大地促进了宪政思想在中国，特别是北方地区社会各阶层中的传播。但是受着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影响，清政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君主立宪思潮作为一个不成功的救国思想渐渐被历史抛弃。

1946年，全国内战爆发，以自由主义相期许的《大公报》，其文章报国理想无法实现，其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也面临终结。自由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美国格里德教授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没有抓住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所需要的机会。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湮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

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面临的主旋律是救亡图存，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自由主义都不过是一剂救国的方子，效果如何，谁也无法保证。在这里，西方思想的工具性利用降低了对其本意的探究。余英时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极为短促，而且是以急迫的功利心理去‘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所以根本没有进入西方文化的中心。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

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集权的传统文化思想，代表民主、自由的现代思想常常发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对此，钱穆曾深有感触地说：“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以与自己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另外，没有底层民众的真正启蒙与动员，仅靠大众媒体的呼吁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无法实现世代的更替。

知识精英们从君主立宪到自由主义的不懈追求，必然随着旧时代的终结，将与之相随的代表性报刊带进历史的故纸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