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家兴衰与民族救亡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惊破了中华帝国的残梦。自此，这个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被迫走上了屈辱而艰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而维系数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也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一系列卖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丧权失地，大厦将倾。及至《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时，清政府日益沦为列强的朝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其最真实的写照。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清末朝廷内外、朝野上下都萌发了变法的要求。清朝当政者慈禧也认为“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唯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伴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现象风生水起。

日俄战争使国人认识到了君主立宪政体的优势，资本主义的民主科学又启蒙了国人的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向往，成为民主共和观念的拥趸；可是在欧洲大地上接连爆发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满世界的殖民掠夺又让国人充满彷徨；十月革命的炮声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华夏儿女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走人民民主共和之路。在此期间，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用借来的思想和体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中国的将来和走向摇旗呐喊。其中，报纸杂志在引导舆论、自由论政方面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又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和价值。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完整地走过半个世纪，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无可取代。

一 20世纪上半叶的国内外环境

20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其国内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为了掠夺原料产地和倾销商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战乱不断。有小范围的美西战争、日俄战争，也有波及面甚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在显示出生产力巨大进步的同时，其掠夺、贪婪和殖民本质也暴露无遗。而“一战”后建立的苏维埃俄国呈现了社会主义不一样的发展样式。这些都对世界局势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国内，八国联军侵华后缔结的《辛丑条约》进一步将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面临统治不下去的清王朝也不得不改弦更张，祭起变法新政的大旗，无奈大厦将倾，回天无力。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埋葬了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弱小及妥协，中国进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直到1927年，国民党才完成了形式上的南北统一。这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官僚政权无法带领华夏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新时代。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与此同时，争夺势力范围的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八年抗战造成华夏大地民生凋敝、生产力急剧下滑。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无数志士仁人夙夜难眠的发展课题。于是，知识精英们纷纷借鉴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畅所欲言，指点江山，为华夏民族的崛起和强盛奉献才情和智慧，将文人论政的文化传统带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成长起来。在随后的200多年里，资本主义通过多种方式摧毁了封建主义，产生了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得以繁荣和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又经常产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造成了社会内部的贫富悬殊和对立。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活动和对落后地区的统治，又产生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

1．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垄断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诸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各种垄断组织已广泛建立起来。与此相适应，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并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形成了新型的金融资本。由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统治确立了。但是垄断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相反，由于垄断统治的全面确立而使这种内在矛盾的表现范围更广了。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20世纪初期就爆发了两次大的危机。垄断资本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必然要更疯狂地向外扩张和进行殖民活动，也就是需要更有保障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结果既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的矛盾，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和结果。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各国政府代表本国垄断资本集团，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益，积极推行对外扩张和侵略政策，在世界各地以武力争夺殖民地。老牌殖民帝国英、俄、法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殖民地，而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实力急剧膨胀的德、日、美等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却相对很少。这种经济发展和殖民地分配的不均衡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强烈要求瓜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使帝国主义各国统治不稳，各国纷纷扩军备战、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19世纪后30年和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人类历史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在这一时期里，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兴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专业化及协作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使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扩大了世界市场，为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资本主义通过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借助于完善的国际交通及通讯工具把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联结起来，使垄断资本主义的竞争远远超出民族国家范围而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这是20世纪发生世界规模武装冲突的重要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带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下来，而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赶上并跑到了前面。1870～1913年的43年间，美国工业产值增加了8.1倍，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870年的22.3%上升到1913年的38%，将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跃居世界第一位。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3%上升到16%，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了1.3倍，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32%下降到14%，退居世界第三位。法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9倍，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0%下降到6%。

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扩大各自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破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第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它造成了一场破坏现代生产力的经济大衰退。然后又是一场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才告结束。

有关资料显示，参加“一战”的国家有30多个，占世界人口的67%；参加“二战”的达60多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0%。死于一战的人数在1000万以上，军费开支近2000亿美元；“二战”死亡人口是“一战”的5～6倍，其中平民牺牲是阵亡者的50倍，军费开支高达40000亿美元之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徘徊与停滞，直接影响到这一时期除苏联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大萧条”更是造成国际经济秩序的大混乱，经济壁垒森严，国际贸易锐减，并以邻为壑、转嫁危机。

2．日俄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

1904～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俄国战败而告终，这引起清朝上下强烈震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土、人口远在日本之上的偌大的俄国竟然败于日本之手？加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亲身体验，显然政体决定了战斗力。日胜俄败，原因在于政治体制，这是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清政府看到：要拯救国家，必须顺应世界大势、改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才有出路。当时的《东方杂志》称：“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之说曰：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日本“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中外日报》也有相似的评论：“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曰：此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败，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即吾国士夫，亦知其事之不容已，是以立宪之议，主者愈多。”《立宪纪闻》对当时舆论界的反映也作了如实的记载：“及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说曰，此战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我国人民乃群起而为立宪之争，吾国士夫亦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甘祀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加紧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使之完全殖民地化，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尤为严重。东北的沦陷，使中国丧失了30%的煤，71%的铁，28%的电力，47%的水泥。外国投资也因此大为减少。当中国还没有从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带来的一连串灾难中恢复过来之时，日本在1937年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次战火使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立的沿海沿江的大部分通商口岸城市陷入敌手，其中以上海、南京、武汉等工业中心的损失尤为惨重。据有的资料估计，沦陷区工业资产遭受损失程度：上海达50%，南京达80%，武汉达12%，广东达31%。全国工业的精华地区几乎全部遭到重大破坏。据粗略的估计，这场战争使中国经济所受的直接损失在100亿元以上，人员伤亡1800万，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共计4000亿元以上，折合美金1800亿元（按1952年币值计算）。

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把近30年来中国逐步推进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完全打断。据饶斯基的估算，1914～1934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 ～2.5%。按此推算，如果不发生这场战争，1933～1953年的20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应增加1.63倍，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只增加了28%。这就是说，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延误了20年。

中国充分利用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分别与美、英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赋予两国在华的特权，签订了平等新约，之后又与其他国家签订了类似条约，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崩溃。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归还中国。中美、中英以及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和平等新约的签订，《开罗宣言》的发表，构成了战时中国国际地位改善和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以惨烈的牺牲，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复了被日本侵占的大片国土，跻身世界强国，成为中国政治上崛起的新起点。

3．“一战”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人们终于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背后隐藏的血腥和掠夺，这给热烈追求西方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影响，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度陷入沉思，对欧洲文明的权威地位产生了疑虑。

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总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戊戌维新的体制改革思想，辛亥时期的政治革命，是中国人认识、学习、模仿西方资本主义逐步深化的过程。新文化运动把这种学习和模仿发展到一个较高层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希望通过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科学，来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正值中国人民准备再次以西方为楷模建设自己的国家之际，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日益暴露，资产阶级国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此起彼伏，贫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战争的空前残酷，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产生了巨额损失，战后的结局乱象，使世人为之震惊，引起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普遍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丧失了光明的前途，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正如李大钊所言：“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1919年1月，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第一项是希望在中国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第二项是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是两项请求提案都遭到和会最高会议的拒绝。此时中国的唯一希望是山东问题能够顺利解决。但是，操纵和会的英、法、美三巨头4月30日最后议定的巴黎和约第156、157、158款，却规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当巴黎和会失败的噩耗传来时，人们痛苦、愤怒到极点，从此中国人开始从幻梦中回到现实。规模空前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此爆发。几个月的分赃活动，使陈独秀得出“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结论（指南北军阀在上海召开的和会和巴黎和会）。1919年5月4日，陈独秀为《每周评论》写下了号召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评论，他说：“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样威尔逊由“世界上第一好人”变成“一文不值”了。这说明中国知识界随着帝国主义面目的一步步暴露，对其认识逐步加深了。

李大钊在和会外交失败不久的5月8日所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缘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些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口号。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给“五四运动”赋予了彻底反帝的革命性质。

“一战”期间，殖民者殖民侵略中所呈现的统治方式和屠杀方式导致很多人产生对衰落的担心或出现压抑心理，文明的欧洲人以野蛮的方式相互残杀，戳穿了“教化使命”的美好措辞。帝国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洒满了受害者的鲜血。对于“教化使命”的真实面目，有学者曾进行深刻的揭露，“在试图把帝国主义置于西方国家体系的国际政策中进行评价时，下面这种观点是经不住认真考虑的：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为了把赤身裸体的、野蛮的异教徒变成文明人，并使其受到西方文化的保佑…… ‘白种人的负担’重重地压在了黑人、棕色人和黄种人身上。受害者得到的好处完全是偶然的、附带的，而且这些好处在数量上可以忽略不计，在质量上也不能让人放心。由于这些好处来自压迫他们的西方国家，并且征服他们的方式又是如此残酷，所以这些好处遭到了强烈的憎恨。”

曾游历过欧洲的梁启超深有感触：“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日日言其国政之败坏，纲纪之紊乱……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糜烂……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可见，文明话语是西方国家在近代国家关系体系中形成的霸权话语，它把西方征服世界过程中血腥的、野蛮的一面完全掩饰了、合法化了，甚至神圣化了，而完全否认和抹杀了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存在，把他们血腥征服弱小民族和国家视为文明战胜了野蛮。

从现实的认识中，大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抛弃了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在李大钊等人的思想中开始出现变化，一种与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新文明开始引起关注：“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很明显，李大钊等人在东、西方文明的对比和变化中发现了新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欢呼十月革命，进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如李大钊所言：“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蹄下面……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同时，整个世界呈现出资本主义衰落、社会主义兴盛的局面。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民主政治在实际上的成效已引起人们的赞誉和尊崇；它已成为当前政治思想上的主流，成为‘最佳的政体’了。”“今日的世界，正是民主的世界，世界政潮的主流汹涌起伏，流向于民主。”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从思想和理论上来说，反对一党专制，实现民主，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逐渐成为中国各阶层的共识，“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而抗战的胜利，也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民主意识勃然兴起，呼吁建立联合政府、以民主建国为目标的运动风起云涌。制止内战爆发，使中国走向民主与和平，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今天抗战胜利交给我们的任务，不仅仅在于‘重整旧山河’，更积极的，还要我们‘建设新国家’，不拘于消极的整旧，而锐意于积极的建新。”这是当时中国人最美好的愿望和最迫切的要求。

（二）传统文化的崩颓与新秩序的建立

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屡战屡败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没落，使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落后和惰性进行反思，产生了改造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行动，于是，传统文化的崩溃和新文化的建立接踵而至。

1．以1900年为界，可以把1895～1911年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分为两个阶段

在此以前，启蒙宣传的主体力量是康、梁等维新派。他们不仅在国内创办了大量报刊，还在海外办了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影响较大的报刊，几乎左右了当时的思想舆论界。庚子事件造成的革命危机，使革命派的宣传活动、思想主张有了更为广阔的群众基础。1899年底，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创办革命派的第一份报刊《中国日报》，于次年初出版。1900年以后，由于形势的急转直下，革命派在国内外掀起了创办革命报刊、发行反清书籍的热潮。冯自由曾说：“庚子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江苏》各月刊继之，由是留学界有志者与兴中会领袖合冶为一炉。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如果说，在19世纪末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思想启蒙主角是由改良派来扮演的话，那么，从庚子事件以后，随着革命派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其舆论宣传工作力度的加强，革命派逐渐成为思想领域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劲旅。

在义和团运动以前，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旗帜主要掌握在康、梁等维新派手中，他们宣传的重点是“变法图强”。在他们所鼓吹的“保种”、“合群”等政治主张中尽管也包含着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内容，但大多被掩盖在“变法图强”的政治宣传之中，未能凸显出来。而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的启蒙宣传主题为之一变，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成为进步人士关注的内容和宣传重点，这比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宣传进了一大步。1900年以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国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民族”及“民族主义”等词语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多。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发表了大量论述“民族主义”的文章。由于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充分暴露了其专制、腐朽、卖国的反动本质，促使国人进一步反思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新型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学说的广泛译介，使得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宣传民主主义的热潮。在1900年以后，海内外的报刊、出版机构发表了大量宣扬民主主义的文章著作。把国人关于近代民主主义的宣传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新型知识分子在1900年以后特别注重输入西学，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促成了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高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这个时期的西学传播时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清末新式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化思考和文化改造设想以及文化改造行动正是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波而产生的。他们给沉闷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一种力量，使得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尽管步伐蹒跚但仍在前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化观念、文化心态、文化实践，把当时以至后来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文化问题都提出来了。正如庞朴先生所说：“文化作为有机体，不仅表现于它自己内部各因素之间是谐和的、整合的；而且要求外来因素融进这个有机体，从属于自己的主导观念，或者说，它正是依据自己主导观念去选择外来文化因素，吸收某一些，排斥另一些，改造其他一些，以期维系自己的生存。”

2．民初的启蒙与救亡

民国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并没有得以真正实现。袁世凯依靠自己的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胜利果实，在破坏《临时约法》等一系列宪政体制的同时，尊孔复古，帝制自为；知识界如康有为等人仍旧倡导回归孔教，实行君主立宪；而资产阶级的部分代表人物以民主体制为口号逐渐沦为无耻的政客，无情地践踏了西方民主体制的真意。两次复辟显示出封建糟粕仍在，几次革命和运动旋起旋败不仅证明了反对势力的顽固，还有力地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的艰难。于是有识之士开始了执著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始大力介绍西方文明的真谛——民主科学，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一战”的爆发及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终于使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野蛮掠夺本质，于是爱国救亡的“五四运动”又赋予了新文化运动转轨的动力，那就是“走俄国人的道路”，开始了由资产阶级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向。

启蒙和救亡成为民国初年的主基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口号是民主、科学，实质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道路；后期由十月革命指引、以五四爱国运动为转折，追求的是爱国、救亡，逐渐形成了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之路。

近代以来，中国可以学习的西方文化模式曾经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欧洲的民主模式，一种是德日的集权模式，一种是美国的自由模式。具体说来，留日学生容易接受集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留欧学生（主要是留法学生）基本倾向于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留美学生则比较倾向于接受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中国应该选择哪种模式始终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对西方文明的怀疑思潮，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代表；而大战后中国主权被出卖则更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挫折感和对西方的不信任。在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显示了社会主义的曙光，苏维埃俄国又宣布放弃在华租界，使中国的知识界忽然感到有了新的目标和希望。这样，新文化运动在政治选择的方向上产生了第四种可能——社会主义。

3．中间道路的消亡

从1927年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三股政治力量，分别代表着三条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首先是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坚持走专制资本主义独裁道路；第二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走上了武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在中国国民党专制资本主义独裁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之间“还有一大片”，这就是以民主党派为政治代表的中间势力，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他们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中间势力既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倒行逆施，又不赞成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的理想还是要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一些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组建了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党派，提出了独立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如邓演达、谭平山的第三党，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的中国青年党，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的中国国家社会党等。这些中间党派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由于和共产党同样遭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压迫而相互接近并开始合作。在共产党的支持帮助下，中间党派的队伍不断扩大，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外，抗战胜利前后还有一批党派性的组织、团体，如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相继成立。到1947年底1948年初，又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些中间党派大都把争取民主作为主要的政治主张，因此被称为“民主党派”。20世纪40年代末，张东荪、罗隆基、施复亮等人提出走“第三条道路”，即超越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以民盟为代表，其口号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主张“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在国际上“兼亲美苏”，在国内“调和国共”，“拿苏联的经济民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来创造中国型的民主”。并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把中国建成民主国家的具体步骤：第一步，召开政治会议；第二步，成立联合政府；第三步，由联合政府举行公正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张东荪在其《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中就主张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如果以此“为立国之基础，英美与苏联都可以放心”。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力量。这一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曾说，谁掌握了中间派，谁就能真正掌握中国革命。因为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存在真正的中间派，走和平改良的道路。事实证明，中间派最后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因此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曾活跃一时，建立了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制定了自由主义的政纲，开展了两次宪政运动，希望实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内战独裁政策，撕毁了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以及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等参加达成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为摆脱危机，国民党进一步加紧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走向全面崩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急速膨胀，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物价暴涨，农村经济急剧衰落，民族工商业大量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深刻危机，不仅引起广大工人、农民的反抗，而且使大批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迅速觉醒，投入人民革命阵营。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国民党单方面撕毁了协议，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民主同盟转入香港发展，宣告了第三条道路的破产。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认识到：“在民主运动胜利高潮快要到来的现阶段，中国已分成了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反动的营垒，另一方面是革命的营垒；一方面是民主的人民的营垒，另一方面是独裁的反人民的营垒。不属于这个营垒，就是属于那个营垒。中间的地位是已经不再存在了。”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明确提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积极开展召开新政协有关问题的讨论，在香港形成新政协运动的局面。

1949年1月，在蒋介石玩弄“和平”阴谋之际，各民主党派经受了历史考验，坚决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抨击新的“第三条道路”思潮的抬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章伯钧、章乃器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三）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失败

1912年，通过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政权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中国又陷入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掠夺中国的财富。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终于在1927年建立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开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又一轮尝试。不过，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没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中国大陆遭到挫败。原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国民党政权走的是专制资本主义道路，有民主之名无民主之实

国民党的统治走的是一条专制独特之路，“五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有名无实，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也被极大歪曲。根据孙中山的设想，民国政治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民主宪政，即经由军政到训政到宪政，达到以法治国的目标。“……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俟全国平定之后六年，各县之已达成完全自治者，皆得选举代表1人：组成国民大会，以制定五权宪法……宪法制定，总统、议员举出后，革命政府当归政于民选总统，而训政时期于以告终……此宪政时期，即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在孙中山看来，从革命胜利到宪政实施之日，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即训政时期，通过以党治国以训练民众参政能力，为宪政作准备，设想为六年。为避免有人在训政时期借以党治国之名搞独裁，孙中山后来还特意对“以党治国”作了界定：以党义即三民主义治国而非简单地以党员治国；党内必须实行民主合议制而不可搞个人专制；联合其他革命政党，借才于党外等。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实行的“以党治国”策略，是在嫁接德、意法西斯主义基础上的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统治制度。通过凭借武力，通过清共、排斥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各种民主力量而建立起来的。从它建立之日起，就已经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丧失了国民党原有的革命性，疏离了广大民众，成为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军事集团。

2．国民党政权由于内忧外患双重作用，从没有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权

直到1937年，国民政府也只能对大约25%的全国土地上的66%的人口建立有效统治。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四川，在其所偏安的地盘里，只有全国4%的发电量和6%的工厂。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更谈不上控制，战前10年中，政府收入的83.1%来自关税、盐税和统税，就地域来说又有46%来自江、浙、皖三省，抗战时这些收入中的绝大部分都丧失了。抗战中期，它的年收入只及战前的37%，军队集中在大后方，四川一地供应了所有军粮的1/4至1/2。这就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南京政府军令政令的统一和权力的有效行使，给异己力量和地方势力的发展壮大造成可乘之机。

3．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立加速了国家统一化的进程。在此后几年中，南京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收回关税自主权、裁撤厘金制度和大幅度提高关税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和成果。但随之而来的是蒋介石政权的官僚化和资产化。在经济方面，就是在所谓“节制资本”的政策下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垄断。1928年在南京设立了中央银行，后又设立农业银行，用加入官股的形式控制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1929年将全部铁路正式收归国有，后来又独占了新兴的航空运输业。这样就控制了金融和交通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经济部门，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转变，后来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

另外，国民党政府通过重建工作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走自辛亥革命以来享有的经济主权和政治主动权。例如，通过统一税收和改定税则，多次提高税率，开征了卷烟、棉纱、火柴等名目繁多的“统税”，使刚恢复的海关自主权没有起到保护国内工业的作用，而是起了充实国库的作用。在“训政时期”的借口下，清王朝的政治遗产——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又逐步重建，并加强了对工商团体的整顿与控制。《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作如下评论：“19世纪末，中国破天荒地出现了弱小的近代工业和运输业……但在1949年前，其影响微乎其微……经济上的困顿……已成为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而四大经济在经济上的倒行逆施更是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4．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是其政权败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安危，关系到政府能否合理调配农村资源用于推动现代化建设。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专门设计出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方案，旨在通过政府力量的干预、征收土地税、限制地主多占土地、征收地主多余土地租与农民、减租等办法，最终实现耕者有其田。应该说，国民党政府也一直关注土地问题的解决。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成立之初，其《党纲》就明确地提出了通过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土地政策。此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一直把民生主义作为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加上这一时期北伐战争的进行以及国民党内反共势力开始抬头、内部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原因，这套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土地政策并未切实贯彻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曾通过在部分地区实行减租减息并颁布一系列土地法案，试图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1927年，国民党政权宣布实行土地改良措施，宣称要继续推行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以及北伐战争期间提出的“二五减租”政策；1927年5月国民党政府又公布了《佃农保护法草案》，规定“佃农缴纳租项等，不得超过住地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1929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案。进入30年代后，又颁布了一系列土地法令。如1930年6月，国民党政权颁布《土地法》，明确认可地主对土地的私有权，在承认封建租佃关系的前提下对土地的登记、使用、赋税征收做出具体的规定，对于平均地权并未涉及，因此，这部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孙中山关于土地政策的思想，只是一部改良主义的土地法。由于多数地方并未认真执行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租佃暂行条例》，农村地租居高不下的现象仍然是当时困扰农民的一大社会问题。此外，还有1933年颁布的《计口授田暂行法》, 1934年国民党四中全会上陈果夫、刘峙等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等。由于新的土地政策触动了国民党新老贵族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抵制，故未能真正地加以实施执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忙于应付战争，因而几乎没有制定新的土地政策，以往出台的土地政策也几乎没有推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权将其精力主要放在对付共产党、积极发动内战之上，更无暇顾及土地改革，对原先出台的土地政策的实施也很少关心，因而未取得任何成效。并且，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封建地主性质，地方豪强勾结土地官员进行有力的抵制，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极端薄弱，国民政府土地改革方案大多流于空谈，收效甚微。

国民党不能制定并实施正确的土地政策，加上自掘坟墓的经济大接收以及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等，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基础，加速了其军事上的溃败，从而导致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迅速覆亡。

二 “文人论政”的兴起与走向

“文人论政”是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文化报国的一种形式，从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清季的魏源、薛福成、冯桂芬，到戊戌维新前后从事办报活动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这个传统和作风的承续。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中国有文人议政传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大儒张载的千古名言也代表了历朝历代，无数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与节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也反映出中国读书人的深层心态与志向。中国文人历来都有一种根植于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历史责任感，洋溢着为国为民的伟大胸怀。在此传统之下，中国文人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即中国文人大都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种是通过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另外一种，便是所谓“文人论政”，读书人以“在野”之身，通过文章或言论影响时局、报效国家，如宋朝时的书院议政、明朝时的结社议政等。晚明是文人议政的黄金时代，东林党议和复社清议都具有文人议政进而参政的特点。东林党人以国事民生为念，聚众讲学，直言敢谏，将读书、讲学、议政结合起来，使学术活动带有期待用世的政治动机，进而与附和党争的政治斗争掺杂在一起，体现出议政进而参政的鲜明特点。复社同样有着挽乱世于既倒的政治抱负，以文会友，裁量公卿，生成强大的批判当政集团的舆论力量，最终掌握科举取士之权，左右朝政。

伴随着时代的进步、传播方式的改变与现代传播工具的发展，近代以来的“文人论政”有了不一样的特点。“文人论政”的主体，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变，这些新式知识分子不仅从小在国内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深受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而且大都有青壮年时在国外（主要是欧美或日本）留学与游历、“开眼看世界”的经历。“文人论政”的工具因借鉴西方思潮而向近代传播工具转变。他们在异国他乡发现了可以改造本土的思想和学说，对单纯的儒家经典与教义或者前朝的旧例进行创新阐释或改造。近现代以来，办报成为人文知识分子实践传统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他们利用报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针砭时弊，发言议政，期望通过办报活动作用于舆论、实现政治变革的理想。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是“文人论政”的实践者。他们把报刊作为抒发自己政治见解的阵地，甚至是政治活动的工具。他们既是办报者，又是政治家，都曾投身到政治运动当中，既论政又参政，既是著名学者，又是政治精英。

早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文人论政”的方式就发展成为“文人办报论政”或“报刊论政”。魏源、徐继畬等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便开始尝试“报刊论政”。王韬首创了中国的“报刊论政”，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作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张以政论为主的近代报纸《循环日报》；报纸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为宗旨，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直言论政。“王韬的伟大不仅凸显在第一个动用民间舆论工具来抨击极权政治、宣传人权观念上，而且他还是第一个撰写专文，系统阐述自由主义办报思想的前驱者。……突出贡献还在于他首创了民间报刊‘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这种‘文人论政’与后来泛滥成灾的党派论争有着本质的区别”。

19世纪末，伴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署，国人普遍感觉有“亡国灭种”之危险，变法维新的呼声不断高涨，报纸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鼓动作用，“报刊论政”一发便不可收拾。在数年后的“百日维新”期间，作为“新政”之一，光绪皇帝下发了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国人自办报纸便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成为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著名报人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汪康年等，著名报刊包括《万国公报》（后改称《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等。梁启超以他“常带感情”的笔锋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他的言论影响了不止一代人。这一时期民办维新派报纸占主导地位，办报宗旨主要集中在宪政启蒙教育，包括开民智、倡新学、救亡图存、富国强民，言论集中在宣传君主立宪。近现代中国的“报刊论政”力量初显。

进入20世纪，在内忧外患之中无奈的清政府认识到“窃惟预备立宪之基础，必先造成国民之资格，必自国民能明悉国政始，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试行“新政”、“仿行宪政”，随即逐步有限度地开放了“言禁”、“报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不论是民间办报，还是官报，都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类政治性报刊不断涌现，出现第二次办报高潮。“报纸媒体介入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形式，对政治思想的传播、政治形态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应该承认，报纸媒体的出现，对于政治思想的传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只能通过著书立说、上奏朝廷、互相唱和等方式加以表达；报纸媒体兴起之后，无形之中使思想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有了质的飞跃……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日渐为各地的读者和公众所‘耳濡目染’。”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68年所创办的《万国公报》对我国近代文人影响也不小，报纸于1889年2月由复刊改为月刊后，其中的富民强国主张，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普遍注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就曾把《万国公报》作为门下弟子的读物，其言论对梁启超等维新人物的思想触动甚大。

中国的近邻日本，是近代中国革命党人活动的基地，也是中国近现代报业学习的直接对象。于右任在筹办《神州日报》前，曾专门赴日本考察过《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邵飘萍被迫逃亡日本期间，因张季鸾的介绍也曾在《朝日新闻》工作过；新记《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先后留学日本多年，对传入日本的西方新闻自由思想体会颇深。

当然，中国报刊的“文人论政”思想主要还是植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战国的“处世横议”到两宋的“书院议政”再到明朝的“结社议政”，中国的传统文人一直有清议的传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臧否人物，针砭时弊。这一传统从未因政权的更迭而有所改变。可以说，直言论政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髓。

（二）论政而不参政

近代我国的“文人论政”有一个从参政意愿到不参政的转化过程。“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而大兴，自庚子后而极盛。”“海内志士，由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

1902年，英敛之初创《大公报》便举起言论报国大旗，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以无党无偏、直言敢谏而著称。其后，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毅然接过“文人论政”这杆大旗，将近现代报刊“文人论政”推向顶峰。

1943年胡政之在重庆大公报社编辑会议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文人论政而不参政”的原则，“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等到宣传的目的达到了以后，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但自从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为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我们的报纸与政治有联系，尤其是抗战一起，我们的报纸和国家的命运几乎联在一块，报纸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可谓达到了极点。但同时我们仍然把报纸当做营业做，并没有和实际政治发生分外的联系。我们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事业做而不单是大家混饭吃就算了事。这样努力一二十年以后，使报纸真正代表国民说话”。

“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不仅仅出于封建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因为处于现代世界，在西方文化包围及影响之下，现代新闻报纸已经出现。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三人都是留日学生，受过资产阶级思想的洗礼，所以文人论政也包含浓厚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内，而其主要内涵是新闻自由、民族概念和感情。”正所谓“文人报国有心，而回天无计，于是寄希望于白纸黑字的报纸，把内心蕴藏去告诉人家。其用心，实在有‘还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苦况”。

《大公报》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对政治舞台上角力的各方有时也能审慎报道。193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范长江轰动一时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女记者彭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的通讯“重庆百笺”，都生动地披露了社会黑暗、官场黑幕等。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报》就客观报道了红军的消息，并配发短评赞美红军纪律严明。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采访密苏里号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报道也与其他报纸不一样。仪式结束，虽然笼罩在胜利的狂热气氛之中，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却“语气沉重”、感慨地对记者说：“今天无论是投降的日本还是受降的各国，都应该忏悔。”

1945年11月22日，复刊不久的上海《大公报》如实报道了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徐伯昕、马叙伦、唐弢、许广平、傅雷等知识分子签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没收取缔书刊的行为，恢复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悍然查封有20年历史的民间报纸南京《新民报》。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随后又发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大动荡中，《大公报》对那些侵犯人权、鱼肉人民的恶劣行径，几乎都进行了报道，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

（三）“文人论政”由启蒙向职业化演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秉承“文人论政”理念的报人，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扮演的不是职业报人角色，而是启蒙者角色。他们办报活动的影响和贡献主要侧重于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进行针砭时弊、自由议政的舆论监督，而不很关注采访事实，介绍舆情。他们将办报与办学会、组织政党结合起来，没有将办报视为终生职业，没有将职业报人视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新记《大公报》同人则不同。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约定“专心办报”，一般社员也不许兼任社外的有偿职务，将办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大公报》事业发达后，张季鸾、胡政之都有机会出仕为官，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做终身报人。张季鸾在发文纪念《大公报》复刊10周年时，对此有精练的概括：“本社为私人营业，同人为职业记者。故其所采方针，类于外国无党派之普通营业报纸，盖以采访事实，绍介舆情为主。”

（四）“文人论政”的特征

公正，客观，理性。历史学家唐振常说过，“文人论政”无非“以其所见，是其是，非其非”，“本人民的立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是非之间，容或有偏差或欠准确，要之亦可为事实所纠正。”1902年6月18日，《大公报》创刊第二天，英敛之就提出了“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折衷，既有客观、公正、理性的涵义，又同时有超阶级、超党派，不依傍和屈从于任何社会势力的气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着反对暴力和激进的温和主义和渐进主义之深刻内容。”“‘折衷’只问是非曲直，而不管任何政治势力的脸色如何。”在这一意义上，24年后张季鸾、胡政之他们提出的“四不”可以说与之一脉相承。他们认为，要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张季鸾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

论政而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人论证”的一个特点。储安平在创办《观察》周刊时提出：“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储安平曾不无骄傲地说：“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傅斯年对胡适说的“与其入阁，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就是要保持知识分子“批评政府的民间独立地位”。

敢于承担责任。没有对言论负责的精神就谈不上什么“文人论政”。为此张季鸾早年曾两次锒铛入狱，《大公报》多次遭到停刊等处罚。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查封，王芸生发表《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进行抗议，还刊出了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署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文章，大骂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胡适之所以一再呼吁“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就是要倡导一种签名负责的风气，他在1929年说：“我们深信，不负责任的秘密传单或匿名文字都不是争自由的正当方法。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从《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隐瞒自己的立场，用真姓名，对自己的言论负责，面对社会、国家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本着知识分子的专业造诣和人类的良知，不媚权，也不媚俗。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日报》同时被封，储安平在《观察》发表评论：“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他还在《观察》上说过，“编者的根本原则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说话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问题时，我们是无法躲避，无法退让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论牺牲生命的人物！”

爱国。从王韬、梁启超到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人，他们身上都燃烧着爱国的热情，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的爱国情怀不变。胡政之说的“吃下砒霜，毒死老虎”可为佐证。抗战时期，《新民报》西迁重庆；《大公报》辗转于武汉、香港、桂林、重庆，付出巨大的牺牲；《文汇报》在上海“孤岛”异军突起。面对20世纪40年代犬牙交错的国际大势，对于伤害民族尊严的事件他们几乎都挺身而出，进行了公开的抗议。1941年，王造时写下致斯大林的公开信，抗议伤害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1946年，傅斯年、王芸生、赵超构等联名发表《我们对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7年，王芸生不断发表文章，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

笔携风雷常带感情。从梁启超到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无不如此。梁启超“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才使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胡适、鲁迅、郭沫若、邹韬奋、王芸生等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深受他的启迪。徐铸成谈到张季鸾在武汉《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时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愤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