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朝乐辞的入乐情况

乐府诗不同于一般的诗歌文本，它的创制、使用及流播，其核心关节点在于是否实现了入乐入舞，入乐入舞既是乐府诗创制的目的，也是其价值得以实现的方式。乐府诗是否入乐必然关联到乐府音乐、乐府制度所可能施予的限制及影响。比如一首乐府诗虽然创制出来，却可能不被诏许使用，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乐府诗的流传及影响。乐府诗在创制、使用到流播的过程中，与音乐的结合方式又是极为具体、灵活的，致使乐府诗的生态呈现出复杂性。比如一首乐府诗在入乐过程中会对原辞进行加工，从而产生歌辞形态上的变化，又或衍生变曲，产生新辞。总之，音乐对乐府诗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入乐的角度梳理北朝乐府内乐辞的使用情况，为我们估量其价值及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郊庙歌辞

北朝现存郊庙歌辞九十五首，包括齐武成帝时期五十五首，北周四十首，各施用于本朝。后魏朝虽无郊庙歌辞创制，但实际在郊庙的礼乐场合却不乏类似于郊庙性质的歌辞用于演奏。这种乐歌包括如下三种：第一，中原古雅乐。正始四年春，太乐令公孙崇《请以高肇监乐务表》云：“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文始》《五行》《勺舞》。”又《魏书·乐志》云：“世祖（按太武帝拓跋焘）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这些古雅乐一直存于北魏乐府，其使用情形却不容乐观。由于南北战乱，宫悬乐器损毁及乐工艺人流亡，后魏乐府的雅乐建设一直未见成效。北魏历代君主忙于经营四方，开疆拓土，无暇于礼乐之事，直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命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然而随着高闾的去世，雅乐建设的任务只好委派给公孙崇，苦心经营了十余年，仍然存在着体制舛谬、未合古义之弊。永平三年，太常卿刘芳请求重修。《魏书·乐志》载其奏书云：

大魏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郊庙；鼓舞之式，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

宣武诏令刘芳、崔光等人修定金石乐律，造制郊庙乐舞，准备在元日大飨之时试用登歌、鼓吹等曲辞及金石乐器，但由于东平王元匡等各树朋党，争议纷纭，最终诏令不予施用。至正光年间，侍中、安丰王延明又受孝明帝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却因为战争等原因无所制造。加之永安末年胡贼入京，乐器尽焚毁。节闵帝普泰二年（532年），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再次营理金石，永熙二年（533年）二人上表论及古雅乐的使用情况：

自中原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

北魏朝在孝文帝之前并没有创制郊庙雅乐，而是间用从统万所获古雅乐，包括正声歌五十曲，孝文、宣武以后虽屡下诏令营修金石乐律，但终不能合于古制。到了永熙二年，只能演奏古雅乐中的二十三曲。郊庙用乐时只能列宫悬雅乐于四厢，作为一种摆设，实际上却以《真人代歌》或燕、赵、秦、楚之杂歌充当雅乐。

第二，道武帝天兴年间辑集完成的《簸逻回歌》《真人代歌》，这部分乐章数量不少于一百五十章。这些乐章的使用时间很长，贯穿于整个后魏一朝。由于《真人代歌》的乐章记录了北魏拓跋氏的成长发展历程，其性质相当于《诗经》中的雅、颂类乐歌，又是以本土的语言及音乐来演奏，故此《真人代歌》为后魏历代君主所重，一直沿用。即便在宣武帝时期，崔光等人依仿中原礼乐，重新创制歌颂君主功德的鼓吹曲辞，却也未被诏许施用，由此足以证明《簸逻回歌》《真人代歌》在北朝乐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第三，孝文帝时期由中书监高允等人辑集完成的《国语真歌》《国语御歌》，《魏书·乐志》载：“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不准古旧，辨雅、郑也。”这部分乐歌的内容涉及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其重要性类似于《簸逻回歌》《真人代歌》，在乐府中的地位当然不容忽视。

《隋书·音乐志》《乐府诗集》关于北齐、北周郊庙乐辞均有记载，上文已述，兹不赘言。综上，北魏、北齐、北周三朝郊庙乐辞创制及使用情况，详见表1-5。

二 燕射歌辞

北朝现存燕射歌辞三十四首，包括北齐“元会大飨歌”十首，北周庾信所作“五声调曲”二十四首。但北朝实际演奏的燕射歌辞却种类繁多。

后魏一朝，并没有创制燕射歌辞，但用于殿庭宴飨之际的本土歌乐《簸逻回歌》及《真人代歌》实际承担着燕射乐辞的功能。另外《乐府诗集》云：“孝文讨淮汉，宣武定寿春，收其声伎，得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兼用中原相和旧曲及江南清商乐辞。

北齐虽然创制了“元会大飨歌”施用于本朝，实际演奏的音乐种类也颇丰富。据《隋书·音乐志》记载：“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表明西凉乐、鼙舞、清乐、龟兹、胡乐皆于北齐乐府内演奏。

北周的情形也不例外，《隋书·音乐志》云：“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及天和六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钟石，取《周官》制以陈之。”除用本朝新创乐辞外，还演奏《康国乐》《龟兹乐》《高昌乐》。具体详见表1-6。

三 鼓吹曲辞

魏晋以来，鼓吹曲辞担当起各朝歌颂祖德、记述王朝创业历程的神圣职责，在礼乐建设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后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以来，始因循汉晋旧制，制礼作乐。然而直至宣武帝时期，侍中崔光等人确曾仿魏晋各朝创制过鼓吹新曲，这些鼓吹新曲当不会少于十二曲，惜新曲不曾被诏许使用。不难发现，北魏朝本土乐歌《真人代歌》就是歌颂先祖功德的乐歌，虽然北魏朝没有使用魏、晋那样系统的鼓吹新曲，但《真人代歌》其实一直承担着这样的政治使命。而《乐府诗集》唯一载录的鼓吹曲辞是裴让之的《有所思》，只是据汉旧曲创制的新辞。

北齐创制过成系统的鼓吹新曲，它们是《水德谢》《出山东》《战韩陵》《殄关陇》《灭山胡》《立武定》《战芒山》《禽萧明》《破侯景》《定汝颍》《克淮南》《嗣丕基》《圣道洽》《受魏禅》《平瀚海》《服江南》《刑罚中》《远夷至》《嘉瑞臻》《成礼乐》二十曲，惜歌辞不存。关于北齐鼓吹的使用，《隋书·音乐志》云：“（北齐）诸州镇戍，各给鼓吹乐，多少各以大小等级为差。诸王为州，皆给赤鼓、赤角，皇子则增给吴鼓、长鸣角，上州刺史皆给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诸镇戍，皆给黑鼓、黑角。乐器皆有衣，并同鼓色。”这些鼓吹曲辞不仅于北齐乐府使用，还以给赐的方式用于各边镇州郡。

北周朝早期没有鼓吹曲，只是沿用南梁的鼓吹曲，《隋书·音乐志》云：“武帝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案，每元正大会，列于悬间，与正乐合奏。宣帝时，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鼓吹曲使用于元正大会，说明鼓吹曲是在郊庙、燕射的场合使用的。直到宣帝时，才新制十五首鼓吹新曲，分别是：《玄精季》《征陇西》《迎魏帝》《平窦泰》《复弘农》《克沙苑》《战河阴》《平汉东》《取巴蜀》《拔江陵》《受魏禅》《宣重光》《哲皇出》《平东夏》《禽明彻》。

四 横吹曲辞

《乐府诗集》载录“梁鼓角横吹曲”三十四个曲调，七十首曲辞，通过辨析，属于北朝横吹曲的有三十二个曲调，六十六首曲辞。这些曲调、曲辞在北魏朝已经形成，流传至南梁，由南梁乐府加工保存，得以传之后世。

北齐魏收、祖珽各有《出塞》诗一首，北周时期王褒作有两首横吹曲辞，皆汉横吹曲。

五 相和歌辞与清商曲辞

中原相和旧曲在魏晋战乱以后流入江南，又作为孝文、宣武时代的战利品与吴声、西曲一起入北，北魏朝不辨中原旧曲与江南新声，笼统谓之“清商乐”。这些乐曲经周、隋世入唐，至唐代仍有不少曲目留存。据《新唐书·音乐志》可知相和歌辞有《清调》《蔡邕五弄》《楚调四弄》、相和歌平调曲、清调曲、《明君》《白雪》等曲。清商曲辞有《子夜》《前溪》《团扇》《懊侬》《长史变》《丁都护》《读曲》《乌夜啼》《石城》《石城乐》《襄阳》《乌夜飞》《估客乐》《常林欢》《三洲》《吴声四时歌》《雅歌》《上林》《凤雏》《平折》《命啸》等曲。依据所传十不一二的比例，北魏朝乐府内的相和、清商曲辞应多达二三百曲之多。

中原相和旧曲及清商乐辞虽然进入北魏乐府，但却并没有激发北朝文人的作歌热情。北魏唯中书监高允作有《罗敷行》《王子乔》，当与孝文帝以来相和与清商乐辞进入乐府有关。而北齐朝则尤喜挽歌，祖孝徵作《挽歌》，魏收作《櫂歌行》。北朝没有清商曲辞创作，说明它只是用于殿庭宴飨演奏之用。即便庾信等由南入北的文士创作也很稀少，这种局面当与北朝乐府音乐大环境有关，缺乏创制新曲新辞的动机与热情。

六 舞曲歌辞

舞曲分为雅舞及杂舞两类。雅舞曲的创制及使用向为历来君主所重视。先秦以来中原已形成文舞、武舞系统，以颂美君主的文德武治。道武帝创立乐府制礼作乐，乐府之内使用中原《文始》《五行》之舞，同时于皇始二年创制《皇始舞》，施于乐府。宣武朝曾重新议定乐舞之名，永熙二年，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北周恭帝元年制成六代雅乐舞。这些雅乐舞均无乐辞见载。留下乐辞的唯北齐有《北齐文武舞歌》四首。总的来看，北朝雅舞乐辞的创制及使用主要受中原雅舞的影响。

北朝使用的杂舞也主要来自域外。包括吴夷、东夷、西戎之舞，悦般国鼓舞，西凉《永世乐》等。北齐时创制新乐舞《兰陵王入阵曲》，后主高纬尤喜汉舞《窟磊子》，《旧唐书·音乐志》云：“《窟磊子》，亦云《魁磊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

从舞曲乐舞的创制及使用来看，雅舞系列主要受中原乐舞的影响，而杂舞多使用本土外的乐舞。

七 杂曲歌辞

《乐府诗集》北魏杂曲歌辞七首，补录六首，计十三首。北齐杂曲歌辞八首，其中四首为补录，北周杂曲二十首。但仍有不少杂曲歌辞存在于北魏乐府中，其使用情况也较为复杂。为明晰起见，将杂曲歌辞情况列表如下（见表1-11）：

从北朝乐府乐辞的使用情况可得出如下观点：第一，北朝乐府创制的歌辞，有施用与不施用两种情况，不施用者则基本上不产生影响，影响于后世的多为施用于乐府的歌辞。入乐之辞又分为仅施于本朝的，如北齐、北周所造郊庙、燕射、舞曲等辞，产生的影响仅局限于本朝。另有不限于本朝使用的歌辞，如《真人代歌》、横吹曲辞及《无愁曲》等杂曲歌辞，时间从北朝延续至唐，空间由北及南，影响之深远皆非前两种乐辞能及。第二，北朝通过战争、外交等关系吸收不少本土之外的歌乐舞辞，这部分乐辞非北朝创制，但它们通过北朝乐府这一环节继续实现价值，产生影响。这部分乐辞又可分作两种情形：其一，进入北朝乐府表演，其曲调、乐器、相关乐人及其艺术形式得以完好保存，流传后世。如中原相和旧曲，就是依赖于北朝乐府才得以留存。其二，不在乐府表演，如崔九龙因怕古乐府杂曲失传，收编古杂曲近五百曲，但有的已不知其意，只能记其声曲折，至于如何演唱，是否入乐也颇值得怀疑。第三，由于民族性格、文化习俗及音乐、语言、审美风尚的差异与隔膜，北朝乐府一贯使用的是具有本民族特点的乐歌乐辞。如《真人代歌》在朝廷郊庙、宴飨，各边镇鼓吹中兼用，而对于按照中原礼乐所创制的郊庙、鼓吹等新曲却下诏废止，这说明北朝统治者的好尚对于乐曲乐辞入乐传播的影响不可忽视。与此同时，尽管北朝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了不少中原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歌乐，但由于文化的差异，这些歌乐在北朝并没有衍生新的生命力。如中原旧曲及清商曲辞，新曲、新辞的数量都不多，而且多是王褒、庾信等入北文人所作。出于同样的原因，北朝所辑录的歌集《真人代歌》《国语真歌》《国语御歌》及古杂曲等，能在南朝的文献中记存的亦属百不遗一，其中语言、文化的隔膜差异当是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关于北朝乐府诗的统计、补录、入乐等情况，北朝乐府诗的数量具体为：郊庙歌辞九十五首，燕射歌辞三十四首，鼓吹曲辞三十六首，横吹曲辞六十七首，相和歌辞十二首，清商曲辞一首，舞曲歌辞四首，杂曲歌辞三十三首，总计二百八十二首。此外，尚有无法确切估量其数目的乐歌，如《簸逻回歌》《真人代歌》等。同时，北朝乐府当中还融汇了各国各类的音乐，如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高昌乐、疏勒乐等，反映出北朝乐府的繁盛，为隋唐的乐府音乐发展奠定了基础。郭茂倩《乐府诗集》著录北朝乐府诗的主要来源为《隋书》《古今乐录》。北朝的乐府诗主要依赖南朝乐书及隋书得以保存，从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中确能感知北朝乐府曾经的繁盛，但已不能补录出流失乐辞的确切数量及具体乐辞文本。

从各朝的分布情况来看，后魏一朝应该是北朝乐府发展的关键时期，大量的乐舞、乐辞、乐器通过北魏乐府得以辗转存留下来，形成了北朝乐府音乐的基本格局，亦为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的乐府发展奠定了基础。北魏循依周礼建立国制及孝文帝以来推行的汉化政策，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齐、北周两朝郊庙乐辞、鼓吹曲辞、杂曲歌辞等的创制当以北魏为借鉴，自北齐开始，至北周一朝为盛。但总的看来，北朝仍以胡戎伎乐为主。郊庙、鼓吹主要用于国家礼制之需，而北齐后主以来唯赏胡乐。北齐、北周两朝乐府歌辞的作者仅限于汉族人士，随着王褒、庾信等人的入北，北周的郊庙、燕射、杂曲、相和等歌章数量在北朝中占有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