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1954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工程师哈罗德·奥斯班就通信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以下预言：

我们可以说，最终，无论婴儿在任何时候、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出生，他将会在刚出生的那一刻，得到一个终生的电话号码。等到他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能获得一个像手表一样的装置，一面有十个小按钮，另一面有一个屏幕。用这个设备，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与世界上任何一个他想对话的人进行通话。他可以拿出设备，键入朋友的号码。然后把设备翻到另一面，就能听到他朋友的声音并且从屏幕看到他朋友的脸——彩色的、三维的脸。如果某一天，他呼叫朋友而无法看到朋友的脸、无法听到朋友的声音，那么他就知道，那位朋友去世了。

这种奥威尔式的预言充满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技术的敬畏——我们从出生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都毫无隐私，被这个手表一样的通信工具伴随终生、控制终生。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奥斯班对技术的敬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947年，美国新泽西贝尔实验室中，工程师约翰·巴丁、沃特·巴莱特恩和威廉·沙科力的晶体管研究得到突破性的发展。晶体管大大减小了各种电子设备的尺寸，降低了其功率需求，延长了其使用寿命，使得当时的工程师兴奋而又忐忑地憧憬着晶体管技术能带来的所有可能性。

60多年后的今天，奥斯班预言中“通信手表”的绝大部分功能都由手机来实现了。此外，现代手机还有照相、音乐、视频等更多功能。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师，奥斯班对个人通信技术发展会带来的社会效应进行了预测。当然，他不可能想象到手机这项新兴传播技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传播手段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越来越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传统农村生活而涌入城市。但中国仍然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13亿人口就有9亿农民。这些农民是商业性报告中“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最后一个蓝海市场”，是政府工作规划中新农村建设重点民心工程“村村通”的受益对象。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6月，中国农村居民的手机拥有率已经从2008年的70%增加到2011年初的90%。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家庭正在经历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变迁，手机这项新兴的传播技术在当代中国农村家庭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衡量、评价手机对个人、群体、社会的影响？

手机出现之前，传播学学者研究了人际传播、一点对多点的大众媒体传播以及基于个人电脑的人机互动传播。手机媒体的出现，对传播学研究提出了新挑战。

著名新媒体研究者詹姆斯·卡兹创造了“机器灵魂”这一名词，希望该词成为一个桥梁性的词语，贯穿有关手机的人类使用和影响研究。“机器灵魂”的原文是“apparatgeist”，其中“apparat”，来自英文单词“apparatus”，意为“仪器、装置”，在《美国传统词典》中的意思是“为了某个目的，比如工作，所需要的物质”，另一个意思是“执行特定功能或完成某一任务所用到的方法总和”。在这里，卡兹将“apparat”与小机件联系起来，指手机媒体的技术性、功能性方面。

“geist”来自德语，表示精神或理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geist”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它不是指人的大脑或心理活动，而是指超越经验个体的实体。卡兹用此词来强调手机的个人化方面。

这一后缀还能将手机媒体与黑格尔的历史运动观点联系起来。卡兹提及了这一方面，但是并没有给予强调。本书希望通过将手机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突出这一观点。黑格尔认为，历史上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种潜在的推动力，在它理想化的表达中达到顶点；就像秋天的树木，落下叶子，到了春天再得到新生，历史原动力会衰退、复原，并在另一个时代重现。因此他认为，存在一种历史的潜在灵魂，或曰精神。笔者偏向于将其翻译为“灵魂”而非“精神”，以强调手机的人格性。笔者希望在本书中不仅仅强调手机的精神性方面，还强调个人传播技术带来的是递增的、不可预知的历史性变化。

本书借用了卡兹的“机器灵魂”理念，将目光投射到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选择了位于广西东南部的羊村，试图理解手机对中国农村的农民、每个农民所处的家庭，以及家庭所处的家族甚至整个农村或者更大的社会系统的影响。

本书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新兴大众媒体，手机媒体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有传播学理论有利于我们理解手机媒体的传播特性，而手机媒体的传播研究有利于通过考察手机媒介特质拓宽传播学研究的广度和理论深度。借鉴既有传播理论来对农村家庭的手机传播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有利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

第二，从发展理论的路径来看，怎样利用各种技术，包括各种传播技术来减少贫困人口、缩小信息鸿沟，是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学者共同关切的问题。在传播学界，发展传播学也成长为传播学的一个理论分支。发展传播学是基于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视野，研究的是传媒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能产生的作用。施拉姆认为“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丹尼斯·勒纳认为大众传媒是“现代人格”的放大器；英格尔斯认为现代性人格由大众传媒塑造，一个现代人应当经常与大众传媒保持接触；罗杰斯通过创新的扩展模式，来研究传播如何促进新技术的扩散，使之成为变革的因素。

相对于各位学者前辈的研究，本书仅仅是一项微观研究，将重点放在手机这一特定媒体。在前半部分，笔者采用关系视角考察手机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各个子系统的二元关系互动。在后半部分，笔者企图通过关系的变化来发掘这些变化如何影响家庭或家族与更大的社会系统的互动，进而把手机媒体与农村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

乡村家庭的稳定和谐影响到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如何理解新媒体对正经历现代化冲击而发生结构改变的农村家庭单元的影响，如何有效利用新技术调节家庭内部、家族内部乃至整个农村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使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是传播学学者关切的问题。希望本书对此有所启发。

因此，笔者选择进行这样一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