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一）手机研究

输入“手机”的中英文进行学术搜索，能得到两类内容：自然科学类别里的手机通信技术研究；社会科学和哲学类的手机媒体、手机产业研究。这两类研究的数目都与日俱增。本部分回顾社科领域有关手机的研究，也就是对作为传播媒介的手机的研究。

1．国外学界的手机研究

在手机出现之前，有学者对手机的先驱——电话的社会影响进行过研究。费舍尔的《美国呼叫：至1940年电话的社会历史》一书对美国1900～1940年早期有线电话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该研究认为相比于汽车，电话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只是用电话来寻求更充沛蓬勃的生活。从20世纪末开始，手机研究随着手机在人们生活中地位的提升而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多以发达国家的都市环境，尤其是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都市环境为背景。原因如下：首先，这些国家的手机最先得到推广普及，各种应用发展成熟；其次，有的研究受到商业性基金的资助，而商业机构更关注消费能力较强的城市手机用户；最后，出于研究便利性，早期研究者倾向于以自己的居住环境作为研究背景，而这些学者多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城市。

日本是世界上手机发展最成熟的国家之一，它的各项手机增值业务能够较早达到用户临界规模并且手机产业网发达。比如，学者伊藤瑞子等的《个人、可携、步行：日本生活中的手机》一书，研究了日本手机文化，认为手机传播在强化了亲朋好友之间联系的同时，在紧密型社会群体中产生了“电信茧化”效应。

黎安国考察了在日本，文化、人口、政治和技术因素如何影响特定的移动增值服务推广。他认为与大多数学者所得出的手机会使地点的重要性减弱观点不同，在日本，无论是使用手机的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依然对地点保持着强烈的认知。

卡库科等研究了具备上网功能的手机与电子邮件在日本用户生活中的相互作用。这是第一个关于手机社会网络和电子邮件使用关系的研究。作者研究了这种手机与电脑互通的技术如何被采纳、如何影响人际关系网络的变化，认为第一代使用手机的日本年轻人开始进入成年期，他们青年时期养成的手机使用习惯可能会得到继续保留。作者提出了一个大胆预测——在日本，基于个人电脑的电子邮件将逐渐消亡。

而其他发达国家关于手机的研究有：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的《手机：世界最具移动性的媒介及其如何改变每一样事物的故事》一书。这位文风独特的媒介环境学者从哲学、传播学的角度对使用手机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哲学化的剖析。

美国社会学家里氏·凌的《新技术、新联系：移动传播如何重塑社会凝聚》一书，阐述了在挪威，手机和iPod等移动音乐装置对都市小群体的公共空间中社会互动的影响。

此外，还有彼得·怀特等人研究了新西兰旅行者的手机使用行为。他们通过分析旅行者的手机使用频率、时长等，发现外出旅行者通过使用手机的语音和短信功能来创造依然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感觉。旅途中的人尽管知道自己在物理上分离了家乡，但是希望通过手机通话来让群体成员认为自己依然在原来的社会群体和关系中。

莎希拉研究了移动传播在新加坡的青年教育、反社会行为、宗教这三个领域的影响。她认为学者应该关注到手机在社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在新加坡，手机一方面刺激了社会变化，另一面也巩固了既有社会准则。

第二，手机研究多应用采纳的视角。在手机采纳方面，青少年的手机采纳和使用受到极大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群体往往是手机各项新应用的早期采纳者，他们创造了具有明显群体特征的独特手机使用行为；另一方面，出于商业考虑，青年群体这一决定未来企业财务报表数据的细分市场使运营商对其投入更多的科研基金。

加拉保斯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商业和无线世界的创造》一书以及阿伽尔的《持续接触：全球手机历史》都研究了手机这一传播技术被人类采纳的历史，并评价了它的最初影响。

里氏·凌在《移动连接：手机对社会的影响》一书中，强调了对父母给孩子买手机进行立法的重要性。里氏·凌还在该书中提出“中途调整”“反复协调”以及“日程柔化”等词语，用来描述手机的微观协调功能，使人们深入认识手机如何被用来增加人们的生活灵活性。他认为，手机的移动性和随身性可以使人们脱离地点而实现同步协调。他还进一步研究了儿童通过手机使用获得的“解放”与现代生活普遍观念的冲突，认为使用手机的儿童不再跟随父母的期待去实践，上一代人的常规观念不再适合在新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儿童。

弗涂纳缇研究了青少年通过手机创造的流行与时尚。埃托的《手机、日本青年和社会联系的取代》考察了手机对日本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监督和自由的影响。

2．中国的手机研究

中国手机研究从2004年逐渐兴起，关于手机传播、手机媒体的论文与日俱增。在专著方面，匡文波的《手机媒体概论》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关于手机媒体的专著。该书系统介绍了手机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并介绍了手机短信、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游戏等应用以及手机传播带来的社会问题等。

国内传播学学者早期研究集中于手机媒介特性、手机传播特点，后来深入到手机在公共事件、社会动员、政治参与等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上。但关于手机与农民群体的研究还不是特别多，而且大多集中于都市背景下农民工的手机使用。如曹晋的《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钟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上海家政钟点女工如何利用手机来适应都市生活；罗沛霖与彭锢旎在论文《关于中国南部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与手机的研究》中揭示了随着手机的广泛使用，面子、社会性别关系等传统文化要素正经受的冲击；杨善华等在论文《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中，认为农民工赋予手机使用以“社会竞争”的意义。

就笔者所搜索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而言，国内目前还没有关于手机与中国农村的较长期研究。

（二）家庭传播研究

家庭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家庭传播还属于人际传播的一个领域。通过30多年发展，家庭传播研究逐渐形成独立学术领域。

家庭传播源自对家庭、家庭治疗领域的研究。学者最初从系统论角度，将家庭看作一个社会机构来考察家庭整体，并不注重家庭内部互动研究。直到1926年伯吉斯出版《家庭——相互影响的个性之统一体》一书，第一次将家庭看作相互影响的个体的集合。这代表着家庭研究从传统的“结构-功能”路径向家庭成员互动路径转变，对家庭传播研究具有深刻启发。1938年，沃勒将伯吉斯的观点运用于家庭动态研究，探讨了家庭互动中的权力。赫斯则以5个家庭为个案，分析了家庭成员如何通过互动来建构生活。1964年，伯格和凯尔纳通过多层面的理论性分析，揭示了日常传播过程中夫妻如何共同建构他们的关系。

此外，1957年、1965年杰克森提出控制论系统的家庭观，1965年思鲁兹提出关于家庭传播的二元类型的观点, 1963年哈利提出传播控制策略，1969年莱恩对家庭政治进行了研究。1972年，罗格斯的《家庭背景下的二元系统和沟通传播》从关系传播视角对婚姻互动模式进行了研究，成为第一篇正式的家庭传播研究。此后，1974年劳什和巴里对夫妻冲突进行了传播研究，1975年坎特和里尔对家庭进程模式进行了研究，1976年费兹派克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婚姻配偶类型进行了研究……这些早期家庭传播研究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1974年，在学者博赫纳的组织下，芝加哥举办了第一个专门关于家庭传播的会议——“研究家庭传播：前景、问题和研究方法”，为家庭传播拥有学术身份做出重要贡献。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坦普尔大学、丹佛大学、西北大学和威斯康熙大学纷纷开设了家庭传播的大学课程。从20世纪80年代起，家庭传播课程在美国的大学课程中更加普遍。早期使用的教材有萨提尔的《家庭如何塑造人》、坎特和里尔的《家庭内部》等。第一本关于家庭传播的专门教材是1982年加尔文和布鲁默的《家庭传播：凝聚和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学者们编著了更多的家庭传播专门教材，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飞速发展。

家庭传播在传播学研究领域正式得到身份确认是在1989年，“美国传播协会”的“家庭传播委员会”成立。随着委员会成员增多，“家庭传播学部”于1995年建立。2001年，《家庭传播学刊》创刊，进一步巩固了家庭传播研究的学术身份。

此后，越来越多的传播学学者采用跨学科的视角，从结构-功能、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发展、经济学、系统论和符号互动论等路径考察了家庭传播的过程。家庭传播研究有利于将个体研究、家庭单元研究、社会背景研究整合起来，展现个体成员、家庭和更大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

除内部恋爱择偶、夫妻、亲子等多种二元关系外，家庭作为一个整体，还与外界形成互动。家庭传播研究的外部结构框架有媒体-家庭界面、工作-家庭界面、学校-家庭界面等。本书属于媒体-家庭界面研究。这一界面是家庭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家庭内部各个成员与媒介产生互动，家庭作为整体也与媒介产生互动。家庭成员的媒介采用模式、媒介消费行为等，都影响着家庭内部的二元关系和整个家庭的媒介环境。

结合手机传播研究和家庭传播研究，笔者将目光投向了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的一个自然村——羊村，考察手机对现代化变迁中的中国农村家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