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战后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主要发展阶段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萌芽阶段

1．萌芽阶段的贸易、投资与援助状况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及大陆东南亚国家的逐步建立，维护国家政权成为各国的核心内容，由于市场发展滞后，总的来说两者经贸关系以民间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例如，20世纪40年代末，泰国、老挝、柬埔寨与中国形成自发的边境贸易并开设边民互市点，越南与缅甸则在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签订有关边境小额贸易的议定书。此外，中国给予了大陆东南亚国家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的援助，其中以中国对越南的援助为典型。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于1954年12月首次向越南赠送了1万吨大米和500万米棉布。1955年7月，中国又向越南提供了8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帮助越南恢复和发展经济。此后，在1956年双方还签订了中国给予越南技术援助的议定书，供应给越南成套的工厂设备和钢材、机床、机器、机车、车辆、船只等。1961年1月，中越又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长期贷款和成套设备的协定》，中国为其提供1.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用来帮助越南新建和扩建冶金、电力、轻工、铁路等28个工交（工业交通业）企业。同时，在该阶段，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还进行了小规模的经济技术合作。例如，中国与缅甸于5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经济合作。1956年7月17日，中国帮助缅甸扩建直迈棉纺织厂，中方提供棉纺织厂的全部设备、工程设计和所需的技术专家。此后，中国还向缅甸提供机器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德迈棉纺织厂、仰光大光橡胶厂和瑞知肥皂厂。1961年1月，双方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向缅甸提供3000万英镑贷款。

2．萌芽阶段经济往来的核心特征及受限原因

蜻蜓点水式的经贸互动。在萌芽阶段，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活动从领域上来说局限于贸易和援助两个方面，内容较为单一。从发展规模上来看，贸易活动属于自发式的民间需求，国家间尽管建立了边民互市点，但仅仅是为规范两国人民的贸易行为，给其交流带来方便，从经济角度讲，无助于国家间的经济发展。而此时的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更是在数量和内容上显得单薄，无力促进柬埔寨、越南、缅甸国家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从性质上看更多的具有“政治属性”，以求得在胶着的国际环境中互相关照。

国际关系格局的紧张和国家求存第一的要求给经贸往来带来影响。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全球正处于冷战格局之中，两种意识形态无不作用于国家间的斗争，并使这种状态更为复杂。同时，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均刚刚独立，国内政治、经济亟须平稳发展，同时在国际上避免重蹈覆辙成为各国的首要目标。因此，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并不会将双边的贸易、援助等作为重要的目标进行推进，反而更多的是借助一些小规模的国家间经济活动服务于国际政治目标。

（二）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的螺旋式上升阶段

1．上升阶段的贸易、投资与援助状况

除中国“文革”期间经济衰退、中国同越南关系恶化、柬埔寨在70年代中后期闭关锁国等原因而导致的经济往来减少外，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整体经济交往规模呈螺旋式上升趋势。第一，贸易规模和经济技术合作领域逐渐扩大。泰国与中国于1975年达成以20万吨泰国大米交换31.2万吨中国石油的协议，拉开了泰中贸易的序幕。另外，中泰还于1978年签订了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建立贸易联合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在越南方面，中越在60年代边境贸易较为活跃。1964～1978年，越南边民过境从事贸易活动的就达183万人次。在老挝方面，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与中国开展边境小额贸易，后受中越关系恶化的影响，小额贸易停顿。在柬埔寨方面，在朗诺集团掌权前，柬埔寨每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除了大米，还有橡胶、木材等农副产品，但朗诺发动政变后，中柬贸易便处于全面瘫痪状态。在缅甸方面，中国与其边境小额贸易虽受缅甸实行国有化政策与中国“文革”的影响，但其对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从50年代的100多万元人民币上升到70年代的300多万元人民币。

第二，援助形式从单一型开始逐渐转化为多元型。20世纪70年代，在越南战争中，中国每年向越南提供100多万吨的援助物资，包括农机化肥、机器设备、小麦、玉米、面粉等品种繁多的物品，这个阶段中国援助越南的物资中大宗商品就多达399种。在对老挝援助方面，1964年，在老挝内战中，中国给予其以经济为主的多方位援助，累计金额达11.89亿元人民币。此后，中国又先后对其进行了实物、资金与技术援助。在对柬埔寨援助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中国对柬埔寨进行了实物、资金援助。在70年代后半期，中国更成为红色高棉统治下民主柬埔寨的最主要援助国。在对缅甸的援助方面，中国给予了资金和技术援助，例如1956年中国帮助缅甸扩充直迈纺织厂，并派专家前往缅甸给予建厂的技术援助。

第三，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在该阶段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交往的一种重要补充方式。在中泰合作方面，继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发表，中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两国在1978年签订了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并建立了贸易联合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截至1985年，两国已顺利完成了12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在中老合作方面，两国于1974年就签订了《经济和技术协定》《民航协定》《邮电合作协定》和《援建南坝—琅勃拉邦公路协定》。1975年3月，万象—广州航线正式通航。1975年后中国继续援助老挝兴建公路、印刷厂、纺织厂、汽车修理站和无线电设施等，一直到1978年中越关系恶化。在中缅方面，60年代中期中国向缅甸派出了造纸、水电、桥梁、植物、地质勘探、化工、轻工业等领域的300余位专家和技术人员。

2．上升阶段经济往来的核心特征及转变原因

不稳定且单一指向性较强的经贸往来。该阶段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经济援助及经济技术合作比萌芽时期要有所发展。但由于中国国内政治因素、部分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国内因素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变化使得刚获得发展的经贸关系较为脆弱，国家间还是以各自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目标为主要导向。此外，在此阶段中，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成为相互经贸往来中的亮点，而其是以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对称性为前提，寻求政治保护为出发点的，单一指向性强（中国→大陆东南亚国家），是冷战期间两者经济关系中典型的政治主体利益外化。但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方式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压力下却起到了团结大陆东南亚国家、得到国际友伴支持的效果。

国家政治因素和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成为双边经贸关系呈现螺旋式上升的重要原因。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援助、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来看，国家政治因素是影响两者经济往来的重要因子，出于国家间政治互助的需要，中国向部分大陆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物资援助，从而使该阶段的援助往来“异军突起”，得以发展，但仍是带有更多政治意味的经济行为。此外，也是由于国家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国内的“文革”、柬埔寨的闭关锁国政策、中越两国的关系破裂，导致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之旅并不顺畅。因此该阶段的经贸往来可以说是成也“政治因素”，败也“政治因素”。此外，需指出的是尽管许多经济往来带有政治意味，但该阶段各国国内经济建设发展的事实也不容忽视，它成为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间开展政治型经济交往的重要基础。

（三）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升温阶段

1．升温阶段的贸易、投资与援助状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有所升温，除以中泰为代表的两国间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从1984年的5亿美元增至1988年的11.5亿美元外，中国的商品也开始走俏于大陆东南亚国家。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第一，边境贸易开始转向国家贸易，贸易往来逐渐转为投资合作。其中以老挝为代表，中老贸易额从70年代的几百万元到80年代的激增，其贸易形式发生了转变，开始以国家为主导。此外其还从贸易转向投资，同中国的投资合作额也从80年代中期的每项几十万美元增加到90年代初的每项上百万美元。

第二，口岸管理完善。中国于1952年2月介入开放边境市场，允许中越两国边民到对方边境集市进行交易。1954～1955年，中越两国政府还先后签署了两个关于边境小额贸易的议定书，规定在边境线20千米以内的居民为边民，进出口岸及便道须持各自政府签发的过境证。此外，中国还修建了跨越中越边境线的归春、个宝水利工程和灌溉渠道，改善了中越双方边民的生产和生活。

第三，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活动开始兴起，投资环境日益完善。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方式主要为资金投资和技术投资，投资领域从工农业逐步扩展到房地产、银行、旅游、交通等。其中以中国与泰国间的投资为典型。中国与泰国间的投资甚多，远远高于与其他几个国家的互动。此外，中泰间投资情况也有别于中国对其他几个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因为中国在与泰国的双边互动中，泰国占有相当主动权，起步也早于中国。而在中国与其他几个国家交往过程中，中国则占据了主导优势。泰国对中国投资方面，1981年泰国企业家开始向中国投资，投资项目仅为1项，投资额也只有26万美元。1985年增加到25项，投资金额达到4034万美元。在1985年与1986年中泰两国签订了《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此后，泰国工商企业界对中国的投资迅速增加。截至1991年，泰国在中国的较大投资项目有45项，投资额约为12亿美元。在投资项目上，80年代前期，泰国在中国的投资多数是合成纤维、塑料、玻璃、摩托车等产品生产性项目，以及旅馆、船运、高尔夫球场等一些服务性项目。80年代后期，泰国对中国的投资领域扩大，投资额大增。例如，1990年泰国五大海南华裔家族投资数千万美元，在海南租借320万平方米土地，经营旅馆、高尔夫球场和房地产业。虽然中国对泰国的投资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投资金额也较大（见表1-1）。

1986年年初，中国在泰国的合资项目只有10多项，主要是提供小型成套设备和技术转让。之后，中国在泰国的投资扩展到重大工程项目。例如，1990年6月，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和中国诚信集团与泰国毛格拉建筑有限公司签署了协议书，在泰国发展通信卫星事业。据泰国外交部的报告，1988～1989年，中国对泰国的投资项目有23个，投资金额达7.8亿美元。此外，在科技和劳务方面，主要是中国到泰国承包工程和开展少量劳务合作业务。工程承包项目大多集中在住宅、厂房、办公楼等的设计和建造方面。劳务合作主要由中国派出烹饪、印刷、医疗方面的技术人员。在柬埔寨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起步较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在柬埔寨相继建立了一批工厂，但其带有明显的援助性质。20世纪80年代末期，柬埔寨开始实施《外国在柬埔寨投资法》，以优惠条件吸引中国企业家到柬埔寨投资。

第四，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深化，劳务与工程承包获得发展。1985年，中泰间完成120多项科技合作项目。1989年，中泰签订236份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合同总金额达31010万美元，其中承包合同179份、金额为30580万美元，劳务合同57份、金额为430万美元。在中越合作方面，中国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积极参与越南业已形成并渐趋成熟的劳务与工程招标市场。1990年，中国公司承包了越南部分公路改造与建设、电站工程、酒店、桥梁等项目。此外，中国还在越南进行住宅生活小区、别墅区等小工程建设。在中老合作方面，1989年12月两国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在中缅合作方面，1989年中缅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中国同意向缅甸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用于仰光—丹因铁路和公路桥建设工程（见表1-2、表1-3）。

2．升温阶段经济往来的核心特征及转变原因

经济意味逐渐浓厚的多样性经贸往来。在升温阶段的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互动中，经济意味开始浓厚，政治意味有所淡化，基本存在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该阶段的经济互动中，无论是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见表1-4）、投资规模，还是经贸基础设施、法律环境等方面都开始日益提升。第二，贸易领域转变缓慢，并始终呈现中国工业品与大陆东南亚国家农产品的对话（见表1-5）。20世纪80年代，大陆东南亚国家中的泰国才对中国出口少量工业品。因此，在冷战期间，大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从初期的农业领域转为工业领域的过程相当缓慢，直至冷战结束还未能转换完毕。第三，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起步较晚。两者间的投资活动主要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并主要以单项性为主，投资量呈递增趋势，但其投资领域转变缓慢，从资金领域到技术领域的转变经历了较长时间且不成熟。此外，在对于是否投资和投资量大小的问题上，较容易受到被投资国的投资政策及整体投资环境的影响。一旦有利于投资的法规签订实施（如80年代开始越南颁布《外国投资法》），就很容易吸引对方的资金投入。同时整体投资环境，即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冷战氛围逐渐缓解及国内政治局势的安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边投资的发展。第四，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状况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总值和营业额总值表可以看出，经济技术合作相对其他经济交往方式来说，实施的条件及要求更为严格（需要一定的技术）；经济技术合作发展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经济发展不对等性和技术水平差异性；合作领域主要维持在低端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合作较少；合作数量经历了一个由少至多、从无到有的过程，但仍旧较为有限，对中国依赖性较强。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际局势的日趋缓和成为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往来日益升温的重要原因。1978年，中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其中包括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的开放，先后开放若干港口城市、设立经济开发区等。中国国内经济建设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的环境也更为便利，这对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升温、贸易投资往来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此外，20世纪80年代，两极格局开始瓦解，复杂的国际局势开始解冻，一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不再成为衡量国家发展的唯一指标，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特别是大陆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投资、援助的内容和数量都比前两个阶段有了提升，并成为相互经贸往来的重要转折期。

（四）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快速发展阶段

1．快速发展阶段的贸易、投资与援助状况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完全解冻，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第一，在贸易往来上，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都表现出强烈的贸易交往愿望，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中国与泰、越、缅、老、柬五国的贸易额均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中泰、中越双边贸易额分别突破30亿美元和10亿美元大关，中缅贸易额也在1995年达到第一个高峰。之后虽然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略有回落，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例如，2003年以来中国与各国的贸易额均有所突破，其中中泰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老贸易额也快速增长，突破了1亿美元。虽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泰、中柬双边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是中国与其他三个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均稳步上升。中泰贸易额尽管有所下降，但仍达382亿美元之多。中越贸易额在2009年也突破了200亿美元大关。

第二，在相互投资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数额也快速增长，并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经济交往形式。2002年以前，双方的投资关系以大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为主，主要是泰国对华投资占比重较大，而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投资规模较小。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正式启动，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也呈现迅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中国在大陆东南亚国家（泰国除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并成为它们外资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两次金融危机期间外，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总体是呈上升趋势的，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对其的投资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截至2011年，中国对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的年投资额分别为2.18亿美元、5.66亿美元、4.59亿美元、2.30亿美元和1.89亿美元。2005～2011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额约为214.6亿美元；同时期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总额为78.1亿美元，占中国对东盟投资总额的36.39%。而大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泰国在90年代对中国的投资额为每年2亿～3亿美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泰国对中国的投资额下降。此外由于受国家本身经济实力较弱及自身资金缺乏的影响，除泰国之外的大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一般较少。

第三，在援助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工作更为完善，重点建设生产性项目和社会公益性项目，推动中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生产性援助项目，将部分援外资金与联合国发展机构的资金相结合，开展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等。此外，中国还开始对对外援助工作进行改革，扩大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规模，提高无偿援助的比例；重点承担受援国需要的中小型项目；将政府援外资金与银行贷款结合起来，引导企业参与援外项目。在对越南的援助上，截至2006年中国对越南投资项目累计402个，合同金额10.23亿美元，居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的第14位。在对柬埔寨的援助上，1992～2007年，中国对柬的各种援助项目累计达118项。在对老挝的援助上，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在老挝累计签订承包劳务和设计咨询合同额22.8亿美元，累计完成营业额14.1亿美元。在对泰国的援助上，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紧急援助贷款。此外，中国还于2004年亚洲国家禽流感疫情暴发和泰国遭受海啸袭击后，分别向泰国捐赠400万泰铢和30万美元救灾援助款以及价值75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

2．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往来的核心特征及转变原因

该阶段的经济互动具有贸易投资增速明显，投资主体转换，人道主义援助增强等特点。第一，贸易投资增速明显。如前所述，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关系已渐趋稳定，并随着双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双边贸易、投资更加便利，生产要素的流通更为自由，双方贸易和投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第二，投资主体的转换。2002年以前，双方的投资关系以大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投资为主，主要是泰国对华投资占比重较大，而中国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投资经验不足等方面的影响，对大陆东南亚国家投资规模较小。从2002年开始，伴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正式启动，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往来呈现迅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相互投资也呈稳步增长态势。中国在大陆东南亚国家（泰国除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并成为它们外资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援助的经济因素和人道主义因素增强。冷战期间，尽管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进行了资金和物资援助，但较多的援助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经济升温，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更多的带有经济属性和人道主义属性。例如，2006～2010年，中国每年安排5000万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境外罂粟替代种植；2008年5月缅甸遭受风灾后，中国政府先后向缅甸政府提供了总计4100万美元的三笔援助款；近几年，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援助泰国的汉语教育，每年的花费约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等等。

冷战后国际局势的解冻、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成为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局势趋于瓦解，但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对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冲击致使其未形成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大局势，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互动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冷战的彻底结束，使世界格局处于多极化，各个国家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环境显得更为宽松，这给意欲发展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促使两者的互动增多，经济发展速度增快。同时，国家对外发展经济的需要也成为推动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交流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经济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开始加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急需通过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加入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中来带动国家的整体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此外，两者生产资料的互补优势以及悠久的经贸往来关系，促使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互动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