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时期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概况

（一）冷战时期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发展的历史背景

1．列强安排亚洲秩序时代的消逝与民族国家的独立打破了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往来的僵局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建立民族国家、摆脱前殖民宗主国的控制和干涉，大陆东南亚国家纷纷掀起民族独立运动。1945年8月，越南发生了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10月，老挝举行起义，建立了老挝临时抗战政府，宣布老挝独立。1948年，缅甸人民也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缅甸联邦。大陆东南亚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以及最终民族国家的独立，为对内发展国家经济、对外寻求贸易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逐渐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转向多边外交政策，在外交政策转型中加强了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彼此走上了互帮互助的道路，经济关系网开始建立。第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损耗以及受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列强安排亚洲秩序的时代逐渐消逝，战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在亚洲开始逐步瓦解，英法两国衰落而产生的势力真空状态以及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

2．大陆东南亚国家整体性与“冷战红利”因素造就了双方在国际博弈环境中的历史机遇

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整体性特征成为促进两者经济关系发展的助力。英国著名学者、东南亚史专家D. G. E·霍尔在1969年撰写的《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一文中就曾提出：“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与欧洲的整体性一样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在东南亚历史变迁中，大陆东南亚国家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相同和相似之处。第一，地理环境的相似。5个国家中除越南北部和缅甸北部外，都处于热带，自然条件良好，较容易获得生活资料。第二，社会发展水平普遍低下。大陆东南亚五国社会发展水平低于同期的亚洲其他国家，在进入近代后，五国间的发展开始出现差异性。第三，早期文化特征相似，都崇尚祖先崇拜、万物有灵。但在发展过程中受不同文化影响，后期形成了以佛教为主体的信仰。第四，国家形态和经济水平相近。大陆东南亚国家整体政治制度发育不完善，经济水平较低。在近代化过程中，泰国逐渐高于其他四国。第五，近代以来受殖民影响巨大。在进入近代化期间，五国中除泰国充当傀儡政府没有被直接殖民统治外，其他四国都遭受到殖民统治，但宗主国不同。大陆东南亚国家大同小异的整体性特点，便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与信息沟通。同时，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邻近的地域、从古到今的思想互动，以及在两极格局下为获得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必然会使双方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经济往来。

大陆东南亚的“冷战红利”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对和平的渴望与战后的萧条迫使美国与苏联两国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热战，冷战随即成为国际舞台的主流，这给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交往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此外，以美国为首的东盟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印支集团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对峙，大陆东南亚国家所在地域——中南半岛随即成了争夺的焦点（其中“印度支那是冷战的热点”），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使得冷战带来的“援助红利”接踵而至。例如，仅美国的资助就给该地区带来相当丰厚的红利。1955～1975年，越南共和国共得到了16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8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比例来看，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得到的援助更多：仅1974年一年，朗诺集团掌权的高棉共和国获得的援助就超过当年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1972年，由于美国向老挝提供了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因此当年老挝的进口值相当于其出口值的20倍。在泰国方面，1950～1975年，美国给予其6.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10亿美元的正规军事援助，另外还有10亿美元作为军事行动费、设备转让费等。因此，两大集团为争夺势力范围而给予的经济援助，给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出于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独立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以及维护自身周边安全战略的需要，给予其经济、军事和物资援助并开展了经济合作。

3．政治动荡性、经济异质性及局部战火制约了两者经济关系的发展

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无法保证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顺畅。第一，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新生政权不稳，政权不断更迭。柬埔寨政权为其中的典型，从西哈努克时代、朗诺政权时期、民主柬埔寨时期直至金边政权时期，不断更换的政权与相应而变的政策使其与中国经济往来很难有条不紊地开展。第二，外国势力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对大陆东南亚国家进行控制与渗透。二战后，世界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公开使用武力征服和进行殖民战争已不能达到恢复旧的殖民帝国的目的，此外，还容易受到国际舆论的抨击。因此，西方国家开始采用“新殖民主义”政策。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新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就是用来表示至少在名义上获得了政治独立之后经济上继续处于依附地位的这种状态。”例如，美国就对大陆东南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资助，虽然在缅甸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三，大陆东南亚国家外交策略的变化影响经济互动环境。这以越南最为典型，20世纪70年代越南改变平衡外交战略，转而投靠苏联。1975年4月中旬柬埔寨民族解放力量攻占金边前后开始，越南就不断对柬埔寨施加压力。同年，越军袭击并一度占据柬埔寨的威岛，随后双边的边境冲突不断发生。1978年越南在进行一系列军事、政治和外交准备后，大举侵入柬埔寨，越柬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时也间接导致中越矛盾的升级。第四，国际局势的影响。老挝为其典型，越南出兵柬埔寨，由于“越老特殊关系”等原因，老挝和越南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中国与老挝的关系恶化，导致中老经贸活动不畅。第五，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在此阶段也减少了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

经济发展异质落差和局部性战火使得相互间的经济合作发展缓慢。首先，在同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高于大陆东南亚国家，两者在商品结构、贸易种类等方面都存在不等同性，使得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以边境小额贸易和援助为主，并长时间地维持在低级经济贸易阶段。进入80年代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才进一步深化，开始逐步开展大额的国家贸易、经济技术合作，但需指出的是相互间的主要贸易为工业产品换取农业产品。其次，在美苏两强争霸的格局下，东南亚地区的战争与冲突也使得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受阻。美国为填补因法国衰落在中南半岛造成的势力真空局面，开始对越南进行渗入，并进行了近15年的越南战争。同时，越南出兵柬埔寨事件的实质也是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谋划的全球战略部署的一部分。这些因素制约了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

（二）冷战时期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在彼此经济关系上的战略意图与地位

1．双方在政治角度上的“主体化”战略意图

在中国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互动过程中，双方都始终把政治因素放在主体地位。中国出于国际战略、地缘政治关系和印支地区格局变动的考虑，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受到东西方阵营的夹击时，必须也必然要将政治利益作为自身依存的中心，这便使得其在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交往时始终把政治考量放在首位。而对于刚刚独立的大陆东南亚国家而言，出于维护其政治上的完整性、独立性，经济上的健康性、持续性和保护自身脆弱性的需求，同样要把政治因素放在首位。这样才可以借助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种种外力来保护其自身的发展，挽回局势。

对中国而言，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更多是出于政治安全因素考量，同时也是中国睦邻安邦重要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一，由于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地缘关系的紧密性，使得在该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动乱都不可避免地将对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越南入侵柬埔寨就使中国西南边疆安全面临威胁，中国为维护国家安全便开始对柬埔寨进行实物、款项和技术的援助，并成为红色高棉统治下民主柬埔寨的最主要援助国，这便是以政治安全因素为出发点的佐证。其二，反美国“新月形”包围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极具警惕性，插手印度支那成为必然。最初美国向法国和越南保大傀儡政权提供援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心扩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美国杜鲁门政府更策划把印度支那、中国台湾和韩国作为扼杀新中国的三条战线。中国通过经济上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与之加强相互间的纽带，使其成为中国的缓冲带与防护圈，防止美国的包围。其三，在东西方阵营都孤立中国的国际局势下，中国为获得更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认与支持，十分重视同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积极与东南亚国家接触，并与其开展贸易活动。这有助于建立彼此的信赖及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问题上能获得它们的支持。同时这也成为中国谋求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个基石。

对于大陆东南亚国家而言，获得自身政治独立，也需要中国同其进行经济往来。第一，在中泰关系方面，在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泰关系呈现缓和的局面，泰国希望通过中国的影响来牵制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以提高泰国的政治地位和获得宽松的外部环境，此外还希望借此争取华人政治派系的支持，缓和国内的矛盾。第二，在中柬关系方面，20世纪60年代，出于对西方集团的不信任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柬埔寨开始寻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中国向柬埔寨提供了大量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柬埔寨进行建设。朗诺政权时期，中国帮助西哈努克亲王建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柬埔寨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后在民主柬埔寨时期（1975年4月～1978年12月），受中苏关系破裂、中越关系日趋冷淡等因素影响，中柬经济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第三，在中老关系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政府对老挝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给予了大量的支持与援助。第四，在中越关系方面，越南作为两极格局下东西方阵营较量的重要战场，长期忍受着国家分裂和战争蹂躏的痛苦，十分需要他国的支持与援助。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贸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越南的独立与发展。第五，在中缅关系方面，在缅甸经济发展过程中，外援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二战后，缅甸政府对争取外援的态度较为积极，愿意接受来自任何国家的援助。新中国就对其进行了不附带任何损害缅甸主权条件的经济援助。从冷战期间中国同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政治因素始终居国家对外交往的主体地位。

2．彼此在经济关系中的“边缘性”战略地位

经济关系成为冷战格局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游离物，其附着于政治主体之下，成为国家利益的附属品。在经济相互作用中，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的不对称性和对彼此经济规模与经济水平提升的有限性，是导致经济关系在两者战略地位中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关系中的不对称性。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双方经济交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并存在着三种形态：一为绝对依赖；二为均等依赖；三为不对称依赖。而其中不对称依赖是一种常态，即在一对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大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在国际政治权力游戏中，不对称依赖是权力产生的重要源泉。具体而言，在冷战时期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大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依赖要远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这种依赖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资金来源、技术来源等方面（见图1-1）。在贸易数量、种类上，中国对大陆东南亚国家的输出也远远大于大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输出。在经济技术合作上，也通常形成以中国为主导、大陆东南亚国家为附属的局面。这种交互过程中严重的不对称性，一是由于两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二是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迫使其必须为谋求自身生存而进行这种经济交往形式。这也使经济关系必然成为政治利益的附属，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

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往来中的有限性，主要表现为功能的有限性和具体经济贸易内容的有限性。首先，在功能方面作用十分有限。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可以开辟新的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提供原材料、工艺技术等，以起到增加财政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但综观中国与大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以边境为中心，辐射地区十分狭小，最大受益者为两国边境地区居民，对整个国家而言，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无法获取较大的经济利益。此外，又由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位于本国中心的经济发达地区，使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发展较长时间维持在低端水平。其次，在具体经济贸易内容上的有限性。二战后初期，由于长期的动乱，大陆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基本上维持在初级农产品生产阶段，经济交往过程中输出的多是农产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工业开始发展，但仍处于艰难的起步阶段，工业品稀缺，交换的产品仍以初级产品和日用品为主。此外，在双边经贸往来中，贸易数额也并不大。双边经济发展应有的功能性、效益性的受限，使经济关系在这个阶段成为国家利益的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