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选择留学欧洲的理由

希望和爱情追求的往往是永远无法成就的完美。

尽管如此，倘若你不懈地追求下去，

终究会有人因此得到帮助和裨益。

漂洋过海65天

1960年2月，金镇庆终于踏上了赴欧留学的征程，这是他多年的夙愿。当时，韩国的年轻人留洋，美国是首选之地，并没有多少人选择欧洲。因为美国不仅是左右世界秩序的超级大国，而且“二战”之后朝鲜半岛被迫一分为二，韩国深受美国影响，韩国的文化也在逐渐追随美国，自然而然助长了这种风气。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留美不啻一笔有着丰厚回报的保险，能够保障将来事业成功。可是，金镇庆就是特别，他也不是没有留美的机会，但毫无所动执意选择了欧洲。

他虽然对当时风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不无兴趣，但更关注堪称是美国文明源流的欧洲思想和文化。当时的欧洲，对待所谓的共产国家的态度还比较灵活，他意欲到这样的地方去生活，深刻领会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共存的概念。自打经历过血与火的朝鲜战争，对中国和朝鲜的理解与人道主义的援助，便成了他要背负一辈子的十字架。他应该是把赴欧留学，当成实践这个夙愿的第一步了。

世上存在的一切，都是宝贵的，并没有什么不必要的东西。可是，它们又是不尽相同的，正因为不同蕴涵着矛盾和差异，于是就要互相敌对、互相刺激、互相冲击和互相斗争，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得到不断进步和发展。金镇庆并没有拿任何一方的理念看待另一方的理念。他觉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虑，双方各有问题同时又各有优势，因此拿双方对立的眼光看待世界，这本身就是危险的想法。对待那些不同的理念和主义，金镇庆有着较为温和和包容的态度。

那时，首尔尚没有直飞欧洲的航班。因此，他就在香港搭乘货船，前往法国马赛港，这一航程竟然达到漫长的65天。离开首尔的时候，重建崇实大学的建校人、时任保圣女高理事长的韩景职牧师给了他10万元现金（约合如今的100万元韩元）。用这笔钱买了船票，口袋里只剩下区区20美元。在船上和沿岸生活了几十天，连替换的袜子都没有一双，身上的内衣烂得大洞连小洞，活像挨了冰雹的白菜叶。一时无聊，脱下来数了数，窟窿竟然有19个之多。因为没有换洗衣服，再破再烂也得穿，也得熬着。在周围人看来，他这个模样肯定是一个穷苦不堪的留学生，可他一点都不在乎。不是真穷，而是因为分给别人才穷，因此他并不为自己的处境而伤心，反而时常感到骄傲和自豪，为之感到莫名的快乐。

经过漫长的颠簸，终于抵达了马赛港，金镇庆接到瑞士拉布瑞福音团契（L'Abri Fellowship）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的一封信。

“特邀请你到我们学院来。得知你是来自穷苦的东方隐遁之国考利亚的学生，欢迎你来到我们学院深造。”

原来是这样内容的邀请书。

于是，他就在瑞士Huémoz逗留了8个月，聆听了弗兰西斯·薛华博士的教诲。薛华博士给他的指教就是正确的哲学、正确的信仰。在薛华博士身边的8个月，是刻骨铭心的朝鲜战争之后，带给金镇庆第二次大变化的契机。时隔多年，金镇庆这样回忆自己跟薛华博士的相会：“我还真幸运，第一次旅欧就碰上了这么好的精神导师。那时候跟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等各界人士相聚一堂，一起讲课，一起讨论，很好地体验了基督教思想的多样化。”

在克林夫顿大学院

1960年10月，金镇庆进入英国布里斯托克林夫顿大学院（Bristol Clifton Theological College，如今的圣三一神学院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攻读硕士。克林夫顿大学院为专门培养英国国教会牧师的院校。这所大学坐落在绿茵茵的布里斯托尔草原，有着17世纪盖起来的漂亮建筑物。从学校食堂俯瞰下去，薄雾缭绕的树林和溪谷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那是一天晚餐结束的时分，校长汤姆·安斯康姆（Tom Anscombe）先生起身做了简短的演说。校长先生在演说末尾附上一句：“最后，让我们欢迎从韩国来的新同学吧，现在请他做自我介绍！”话音一落，在场的学生顿时议论纷纷：

“韩国来的新生吗？”

“有意思……”

“到底是谁？”

原来，金镇庆竟是这所古老的学校第一个东洋籍学生。跟披着黑色罩衣的西洋人相比金镇庆显得又瘦又小，他一站起来偌大的餐厅一下子就安静了。金镇庆用朗朗的嗓音做了自我介绍。比起矮小的身材，他的嗓门是那样的洪亮。可是，同学们听没听得懂还得两说。据当时在场的学生格拉汉姆·温莎（Graham Windsor）回忆，金镇庆这洪亮的自我介绍中自己听懂的只有一句，就是“请叫我吉姆（Jim）吧”。好像，当时他的英语水平并不怎么样。

不管怎样，自我介绍一结束，安静的餐厅顿时热闹了起来。这位东洋来的学生，一时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格拉汉姆·温莎特意在走廊等着，看见金镇庆走过来先伸出手，做了自我介绍。温莎此举固然有对这个远方来的同学的好奇，但更重要的是，温莎想金镇庆千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肯定需要朋友，就先伸出手的。格拉汉姆·温莎感慨地说：“一开始还以为我能给他一些帮助，可是从第二年开始，我就明白了我该从他那里学习，他这人真不知道有多少值得学习的。”

金镇庆这个名字可能有些拗口，伙伴们大都称他为“庆”或“吉姆”。按说留学生活不管对谁来说，都是孤独而艰难的时光，可是，金镇庆却一点也不显得孤独。他天性豁达而乐观，而且心性善良而开朗，很快交了不少朋友。他还特别热衷于为他人服务。伙伴们总能在庭园或厨房、休息室等地方看见他忙碌的身影。金镇庆与西班牙来的菲菲·拉纳一道做钟点工，负责洗碗、做饭。格拉汉姆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的：

“他总是面带微笑，一笑露出白白的牙齿，浑身充满了朝气。他这人不管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他的性格非常开朗，社交很好，而他又是非常现实的劳动者。每当轮到我值日、拔草或挖土豆什么的，他作为庭园的负责人总是耐心地帮助我。”

格拉汉姆想，自己也应帮他点什么，就毛遂自荐地要当他的英语老师。格拉汉姆觉得既然来到英语国家，尽早掌握英语应该是当务之急。可是，当上金镇庆的英语老师，格拉汉姆却从他那里学到了更为宝贵的东西。

“吉姆告诉我自己是怎样在15岁那年，在战场上迎接耶稣的。当我听他叙述在生与死的战场上信仰上帝意味着什么时，我简直被他迷住了。我不禁感到跟他比起来，我所了解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多么的肤浅而陈旧啊。我还听到了他怎样身无分文地从韩国坐船来到法国，到了马赛港，接着又怎么去的瑞士，又辗转来到法国，最后来我们布里斯托尔，在这一路上，上帝怎样陪伴他的。”

放了寒假，格拉汉姆·温莎请金镇庆到自己博尔顿的家做客，一起过了好几天。他期盼着家人和朋友能跟自己分享认识金镇庆的喜悦与特权。虽然是初次见面，金镇庆一点也不认生，跟格拉汉姆的家人有说有笑，显得是那样的活泼而随和。一如感动过格拉汉姆·温莎，全家人立刻被金镇庆的故事所倾倒。包括当时年方12岁的格拉汉姆·温莎的小妹妹在内的全家人都喜欢上了这个东方来的小伙子。特别是格拉汉姆的妈妈，对金镇庆简直喜欢得不得了。老人家直到1987年去世，一直惦记着金镇庆，还多次打听过他的消息。

在当年见到过金镇庆的格拉汉姆·温莎的乡亲的心目中，金镇庆也是一个特别的人。村子里的一个居民是这样回忆他的：

“当时，我还是刚刚在耶稣身边懂得上帝爱心的十来岁的孩子，对我来说跟吉姆相见，是那样的有趣和有意义。他那强烈的信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20世纪60年代，我几乎不认识外国人，所以后来接到他从韩国寄来的信，我简直高兴坏了。他对上帝的深深的信仰和信赖，督促我做一个虔诚的弟子。”

OMF（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的前任代表，金镇庆的朋友约翰·沃利斯，回顾在克林夫顿神学大学求学的日子，这样讲到金镇庆：

“吉姆总是虔诚地跪在上帝父亲面前，祈祷上帝赐予自己需要的一切。他非常谦逊地做着洗碗和其他一些杂事，挣生活费维持学业。我还记得他回国的时候，我们凑钱给他买船票的事儿。因为他的影响，我也曾到韩国服务了五年。他看到别人不像他信仰上帝那样信上帝，总在那里踌躇、犹豫，总觉得不可思议。”

金镇庆来到英国的第二年，格拉汉姆·温莎转到了剑桥，二人只能在休假的时候见见面。那时候，金镇庆在英伦三岛交了很多朋友，不管到哪里都大受欢迎。尽管不在一起，1963年金镇庆读完了克林夫顿神学大学院，从利物浦乘船离开英国的时候，格拉汉姆·温莎还特意赶来为好朋友送行。轮船缓缓启动，格拉汉姆·温莎和朋友们在码头上冲着船挥手，一直到矗立在巨轮上的金镇庆瘦小的身影越变越小，变成一个小黑点，最终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金镇庆那憨直的信仰、澎湃的激情、无边的顺从，还有无比温暖的心，我们不知道这些对创造这些的造物主意味着什么，可在我们心目中不啻是惊人的榜样、刺激性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的友情改变了我们大家。”

两个好朋友从此各奔东西，只是用书信联络，直到1975年才匆匆见上一面，后来竟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断了联系。可是，后来温莎再次听到金镇庆的消息，恢复了联络。1999年经金镇庆提议，格拉汉姆·温莎得以来到延边科技大学，当上了英语系教授，就这样，当年的老同学成了同事。直到来到延边科技大学，格拉汉姆才发现这个昔日的校友、东洋朋友竟然成为一个大人物，正在主导着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业，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和感动。

当年，克林夫顿的毕业典礼上金镇庆作为毕业生代表上台发了言。来自那么一个遥远的小国，而且因为一场战争被活活拦腰截成两半的又穷又弱小的朝鲜半岛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远赴英伦求学的呢？说不定是大家为之纳闷，百思不解，才推举他上台发言的吧。金镇庆不负众望，上台理直气壮地、不卑不亢地直抒胸臆。可是，真应了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他当众说出的一句话，一下子把大家弄得瞠目结舌：

“今后，我想去中国和朝鲜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可能吗，这现实吗？平心而论，当时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只是觉得这是少年意气，不知天高地厚吐出来的妄言而已。60年代，中国尚门户紧锁，接纳外国人是不可能的。至于朝鲜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理念的冲突与韩国针尖儿对麦芒儿地对峙着，比任何的敌对国家还厉害。

可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个热血青年、在欧洲许下的惊天诺言，竟然在中国和朝鲜变成现实。成就了这样惊天动地、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格拉汉姆·温莎的心目中金镇庆不是一个“奇人”、“传说中的英雄”才怪呢。

大哥，那永远无法缩小的距离

金镇庆在英国利物浦上船，踏上归国航程，可他没有直接回国，先去了日本。这是为了去见大哥。当年，大哥在念京城第一高普（如今的京畿高中）的时候，跟日本人打了一架，随即在1939年跟父亲脚前脚后地去了中国。大哥在中国毕业于八路军系统的军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回韩国，径直去了日本，供职于“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就是叫朝总联的组织。他的大哥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信共产主义的幸福社会必定会到来。自从他16岁那年离开家，一次都没有回过韩国。连父母去世的时候都没能回来。因为，当时的韩国社会也在对共产主义理念采取彻底禁锢的政策，大哥就是有心前来，也是无法如愿的。

妈妈生前做得最多的就是为大儿子祈祷。每次做祷告，妈妈都热泪涟涟，连坐垫都会洇湿一大片。从小离家，因为理念的对立不得回还的儿子，又是六个儿女当中的老大，应该是妈妈心中永远的痛。儿女是妈妈身上的一块肉，可就是天各一方一辈子不得相见，妈妈的心被撕成了碎片。他是共产主义者也好，社会主义者也罢，对妈妈来说永远是儿子。妈妈没黑没白地祷告，祈求上帝让儿子回来。可是，尽管妈妈声声泣血，现实就是那么残酷，大哥至死没能回到韩国。

金镇庆觉得禁锢在理念的两难境地、过一辈子孤独凄凉日子的大哥，既不幸又可怜，总是对他心存怜悯。明明有父母也无法侍奉，有兄弟姐妹也不得相见，明明有故乡还要在异国飘零，他真想跟大哥问个明白，大哥追求的人生价值到底是什么呢？即令理念相左，毕竟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每逢想起大哥，他的心总是苦涩地发痛。有时他不禁要想，已经流逝了这么多岁月，价值理念也有了很大变化，而且大哥也是岁数一大把的人了，当初的想法肯定会有所松动和变化吧。再说了，不管哥哥的理念变没变，兄弟毕竟是兄弟，是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外人的。

于是，金镇庆在学成回国的路上，为了见哥哥一面，特意绕道日本。正如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名句所说的那样：“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宁肯相信这一点。可是，小时候分开的兄弟，长大后才相见，两人都感到似乎隔着一道深深的鸿沟，连多年珍藏在心底的亲情也无法填平这道无形的沟。兄弟相见，未等相拥先踌躇，金镇庆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这可是从没品尝过的陌生而疏远的情感。它接近于一种悲伤，一种哀愁，更是一份无奈。是不是分开的岁月所致？这微妙的距离感，又该拿它怎么办呢？

从大清早睁开眼睛到晚上入睡，兄弟俩各自主张自己的政治理念，无时无刻不在争论，到头来能够确认的只有堪与分开的日子的厚度相匹配的两人之间的距离。大哥的思想简直是铁板一块，连一条缝都没有。可是，因为这，大哥更令人感到悲伤。金镇庆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期盼，盼大哥不要再沉浸在什么主义或理念当中，过着孤独艰辛的生活，而要为自己的幸福而活着。他还苦口婆心地说，以为理念就是人生全部价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人绝不能仅仅为什么主义而活着。听他这么说，大哥马上打断他：人的生命里，假如抛弃了主义，那跟虫豸又有什么两样？金镇庆说即使是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过于僵化，理应灵活一点，大哥反驳说坚信共产主义理想需要有彻底和顽强的斗争性。金镇庆说服道，斗争只能带给人创伤，只有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带给人类和平。大哥就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斥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强烈主张宗教是反动的、非科学的世界观，只能麻痹人们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只有斗争才能拯救民族，拯救国家。金镇庆谈论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而大哥则抨击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弊端，力陈共产主义、集体主义。

兄弟俩脸红脖子粗地吵了一天一夜，到头来只落得个唉声叹气，摇头叹息。可怜这对亲兄弟，真是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命运注定他们一辈子只能脊背相对。什么时候，能跟大哥相亲相拥，望着同一个地方呢？望着哥哥，金镇庆不由得想起中国三国时代魏国曹操之子曹植那著名的七步诗，越发心痛欲碎：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这一奶同胞的兄弟本该多亲多近啊，分别这些年那殷殷的思念又该是多重啊。可现在真的相见，竟然不得相拥只能徒望背影，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啊。可怜大哥一辈子追求自己的理想，未能品尝到人世间的真幸福，在凄风苦雨的日本孤独地生活着，未久便撒手人寰。

筹建加尔文学院（后为高神大学）

金镇庆留学欧洲回国，首尔几所大学先后请他执教。正当他选择学校之际，釜山的李根三博士和韩尚东、韩命东牧师来找他，劝他说：“首尔大学多，能教书的也多，莫如到釜山建个新大学呢。”金镇庆原本就不是安分的人，与其束缚在现有的框架中，他更向往挑战新事业，自己打造新模式，争取新成就，这个劝说可谓正中下怀。这时候，金镇庆正深深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所倾倒。“宗教理应在人民当中，热爱民众，并将他们引导到幸福社会”，加尔文的这种思想深深地打动了金镇庆，他坚信瑞士人过得那么好，完全是因为加尔文的宗教思想深深植根于那片土地的缘故。他想广为弘扬加尔文的思想，要是建学校，就要建一所“加尔文学校”。于是，他筹划在釜山建一所基督教大学，先找那些亲朋好友做工作。他感到，这或许能成为实践自己志向的好机会。

金镇庆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他不知道绕圈子、犯踌躇，更不会观望等待，只要认准了，当天就会付诸行动。他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哪怕今天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明天就要修正，他今天还是要做的。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喜欢“边干边改”。可能有人要说，与其这么改来改去，莫如一开始就计划妥当，可金镇庆认定“不去实践就没法修正，因此，开始是重要的”，照样立即投入实践，立即开始。他是边跑边改的人，是行动着的人。

他的这种想法与李根三博士和韩命东牧师一拍即合，金镇庆就这样来到釜山，为接管闲置在釜山旷野上的美军军营，建立加尔文大学助了一臂之力。1961年，堪称高丽神学校中坚的韩尚东牧师（曾因拒绝参拜神社，在平壤蹲过七年监狱）建立了高丽神学院，韩尚东牧师的胞弟韩命东牧师给予大力的支援，李根三博士和金镇庆为了更好地弘扬学问，研究神学，决定将加尔文学院与高丽神学院合并。这所学校，就是如今的高神大学，当时金镇庆出任首任系主任，那年他29岁，尚没有结婚成家。

当时，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国内百废待举，人民生活依然非常贫困，就是念书的学生也没什么两样，学校几乎收不到学费。拿一袋米代替学费还算是好的，闹得学校财政也举步维艰。金镇庆为办学经费殚精竭虑，所幸得到熟人帮助，从日本进口105辆汽车，得以建立高丽交通公用运输公司，一并经营出租车公司。幸好，一段时间内这家公司经营得不错，较好地补贴了学校财政。

这里没有绝望

20世纪60年代初，孤儿问题开始成为韩国社会的焦点。当时，因战争百废待举，国家尚无遗力关心和支援孤儿，只得主要靠外国的援助。可是，就是这有限的援助，也没法完整地传递到孤儿那里。有些孤儿院的院长竟然把孤儿院当作赚钱的工具，住的是豪宅，吃的是珍馐美味，有些昧良心的院长还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外国人或机关过来援助时，就给孩子们发新袜子，等他们走了，就重新收上来。有些人将人家的援助品当成私人财产，想挪用就挪用，想挥霍就挥霍。看着这种现象，金镇庆很是痛心。为了克服这种社会问题，唤起社会对孤儿的关注，金镇庆特意撰写了号称孤儿之父的乔治·穆勒传记《这里没有绝望》，并于1965年在韩国现代出版社出版。

为了撰写这本书，他亲自参观了英国穆勒孤儿院，全身心体验了乔治·穆勒的业绩。

19岁前的乔治·穆勒（George Muller, 1805～1898）可以说是一个无赖少年。他出生在德国，父亲是一位税务员，14岁时母亲病逝的时候，他甚至还浪荡在酒店。之后，更是离家、偷窃，到处耍无赖，甚至偷过父亲放在金库的公款，16岁那年到高档饭店挥霍，连衣服都抵押了，最终付不起费用，想要逃跑被主人报警，蹲了20多天监狱，才被父亲赎回。

20岁那年，乔治·穆勒无意间参加了一个聚会，他第一次看到那些跪在神面前祷告的人，他们的敬虔，深深打动了他，而且使他感到羞愧。于是，当晚他缓缓地、僵硬地跪在地板上，做了生平第一次认罪悔改，从心底里向神祷告。

从神学院毕业后，他在布利斯托尔建立了一所孤儿院，收容了2000多名孤儿。在他以93岁高龄升天之前，先后给15万名孤儿传递了温暖和爱，至今被称为欧洲“孤儿之父”。

在《这里没有绝望》一书的序言中金镇庆写道：“这本书与其说记录了一位逝去的伟人的足迹，不如说是至今活在世上，跟我们一起奋斗的同志的记录。”这本书使当时在孤儿问题上尚处懵懂状态的韩国社会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使他们接触到乔治·穆勒深沉的爱和无私的业绩，为唤起社会对孤儿的关注，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