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儿时的记忆

假如说父亲影响了他的知性，

那么，母亲则为他的心田播下了善的种子，

并把它侍弄得美轮美奂，就像织出的柔柔的、美丽的锦缎。

教育家父亲的影响

1935年9月16日，金镇庆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宜宁，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父亲是教育家，从小耳濡目染，他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应该用教育而不是用武力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的道理。

父亲金守万先生出身地主家庭，念过水原农高（现为首尔大学农业与生命学院），后来毕业于美国传教士在平壤建立的韩国第一所大学崇实大学。此后，他东渡日本继续深造，就读于日本青山学院。1923年日本爆发关东大地震，日本竟然把朝鲜人当成替罪羔羊，残酷屠杀了很多无辜的旅日朝鲜人，金镇庆父亲感到生命受到威胁，遂回到祖国。回国后，他通过了公务员录用考试，被分配到河东郡任职。虽然踏上宦途，金守万却有志于教育，1929年出任釜山东莱日新女子学校（系澳洲传教士所建，现为东莱女子初、高中）副校长。1933年调任马山昌信初、高中和昌信大学的前身昌信学校（系澳洲传教士所建大学）副校长。早年来韩的传教士大都重教育，创办了好多学校。毋庸讳言，这为建成现今的韩国社会提供了强大动力。

1938年，父亲突然辞掉了昌信学校副校长的职务，决定前往中国。理由有二：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所谓的朝鲜教育令，在教育方面摧残朝鲜语和实施“创氏改名”、“参拜神社”的不满和抗争；二是认为在日帝的统治下无法实现教育真正的价值。于是，父亲卖掉祖父留给他的遗产，带着大儿子来到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新安镇，建起了一所农校，在那里教书。

1910年发生了朝鲜丧失国权，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日合并”事件。日本为了真正支配和奴役朝鲜国民，于1910年8月颁发了“第一次朝鲜教育令”，公开提出普通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普及日本语。继而于1922年2月颁发了“第二次朝鲜教育令”，制定了“中学规定”，就这样，中学一直以来进行的朝鲜语教育正式被陌生的日本语教育取代。1938年3月，日本更是悍然发布了“第三次朝鲜教育令”，制定“小学规定”，连小学生都彻底地被圈入日语教育的大网之中，从而加固了日本抹杀朝鲜民族语言的法律基础。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动用法西斯暴力，逼迫朝鲜学生承认“我们的国语是日本语”,“我们的国旗是日之丸（日章旗）”，并取缔了朝鲜历史与朝鲜地理课程，还用日语编撰全部课本。

日帝变本加厉地推行扼杀朝鲜语政策，竟然发展到剥夺朝鲜人姓氏、名字的地步。1939年11月，“修改朝鲜民事令”的总督府训令第19号竟然提出“朝鲜户主须在本令施行后六个月之内创立姓氏，并报到府尹或邑、面长处”的让人闻所未闻的要求，为所谓的“创氏改名运动”正当化打造了法律基础。日帝强迫朝鲜人把姓氏姓名改成日本式的，若有人不听则把他打成“非国民”或“不稳分子”，极尽迫害之能事，不是强制征用、征兵就是被征集到“报国队”送死。

各地警察署和驻在所、面事务所，只准给创氏改名者上户籍，而那些使用朝鲜式姓名的人甚至不准报出生。

这种野蛮扼杀朝鲜民众历史传承的政策，令金镇庆父亲义愤填膺，他不禁为祖国风烛残年般岌岌可危的命运扼腕叹息。身为有良心的教育者，他实在无法做出拥护日帝明目张胆地扼杀朝鲜语教育的政策，甘做日本人的附庸，向自国的百姓教授并非母语的占领者语言的令人汗颜的举动，就怀着亡国奴的深仇大恨，毅然决然赴中国东北摸索救国于涂炭中的另一条路。

就算是殖民地时代，学校副校长一职毕竟为一份稳定的工作，虽然谈不上多么富足，还是足可以养家糊口的。可是，金镇庆的父亲却毫不留恋地放弃这个职业，抛下心爱的家人，背井离乡远赴异国，来到举目无亲、寒风刺骨的中国东北。来到这里，他亲手上山伐木，挖土脱坯，建起了一所学校，称之为“农业学校”。其实，金镇庆的父亲早年就有志于农业的振兴，念完水原农高，还东渡日本深造，他满心以为只要摆脱了日帝的殖民地，就能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一展生平之志，实现宏愿。正是这一追求，令他坚持下来，他在这里教那些穷苦的年轻人认字，献出了自己的光和热，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6岁到10岁间，金镇庆曾经随母亲探望过父亲两三次。他还记得从马山坐火车，接连颠簸四天四夜，经由平壤前往牡丹江的情景。火车哐当哐当缓缓地爬行着，他在车厢里吃着炒花生，望着窗外的风景——无边无涯的黑黢黢的山峦和墨绿色的原野，任岁月流逝风吹日晒，至今仍镂刻在他脑海中，恰似镶在镜框里的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

父亲在年幼的金镇庆心目中堪比无可接近的巨大山脉。小小年纪，他还是能凭直觉感知到“父亲干的是大事，真正的事业”。虽说他还在垂髫之年，遑论什么理想、思想之类，心里却悄悄地萌生出“长大以后，也像爸爸那样建立学校”的想法。说老实话，小镇庆以为天下人都是这么活着的。

儿时在中国东北见到父亲的印象实在太过强烈，以至成年之后也无法抹掉。虽然没有任何承诺，更没有什么约定，但它却像未能还清的债，沉淀在金镇庆心底，令他不得自由。有钱了，他也感不到喜悦，有了什么成就，他也像推托什么大事的人，心里总是不舒服，甚至感到隐隐的不安。那，不啻一具沉重的枷锁。

父亲回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父亲终于结束了七年流亡生活，匆忙踏上了回国路。可是不知道是因为没钱买票还是因为战争交通断绝，父亲竟然从中国的牡丹江长途跋涉，徒步回到首尔。直到抵达首尔，才搭上了火车，及至回到马山不胜旅途劳顿终于病倒。雪上加霜，因韩国解放后实施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家的土地分给了佃户，原本家境殷实的金家一朝沦为庶民。因祖国的解放，心情激荡、精神亢奋的父亲，回国后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失落，曾经拥有的好多东西被彻底地打碎了。父亲最终被肉体的疲惫和精神的痛苦击垮了，从此一病不起，终于在1961年61岁时与世长辞。父亲去世的时候，金镇庆正在英国读书。母亲为了不给儿子的留学生活增加负担，没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

学成归来，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金镇庆捶胸顿足、痛哭不已。像参天大树、似巍峨山峰占据心底的父亲，一朝失去就像胸口被洞穿，金镇庆像孤身被抛掷在苍黄戈壁，四顾茫茫，心头感到空落落的。一连几天，他闭门谢客，只是闷在家里。沉浸在沉甸甸的沉默和虚无当中，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心里还有太多太多的话没来得及跟父亲诉说。他这才明白，令活着的人最为难受的痛苦和悲伤，不是人死去这个事实本身，而是尚有太多太多的话没来得及对死去的人倾诉的遗憾。他痛切地后悔，为什么没能跟父亲亲近一些，为什么没能敞开心扉，跟父亲进行更多的对话，这真是刻骨剜心的痛啊。

痛到极处，他豁然明白毫不留恋地放弃马山昌信学校副校长职位，远赴中国艰难建校的父亲一生的梦想到底是什么，父亲尚未实现的遗恨又是什么了。身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谁不留恋甜蜜的家庭，谁心甘情愿抛下爱妻幼子，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呢？父亲为什么放着平坦舒适的大路不走，偏要选择有可能搭上性命的荆棘丛生的险途呢？假如，他老人家只图一身安逸和个人扬名于世，他绝不会放弃优厚的条件，选择艰险的道路的。父亲肯定是想为无权无势的穷人打造一个学习的新世界的。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呢？父亲曾说，他抵达中国后曾四处寻找定居之处，最终选择那里。那么，肯定是因为那里聚居着众多不胜日帝蹂躏、背井离乡的朝鲜人的缘故吧。还记得父亲总爱念叨一句话：“人的权利当中最大的权利便是接受教育的权利。”

父亲既然把受教育的权利视作人生最大的权利，他肯定是怜悯那些因为失去国家、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利的人们，才到那里的吧。亲身体验到父亲之死，金镇庆再次确认了萌动于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巨大的冲动——继承父亲的遗愿，实现父亲未竟之志。身为儿子，未能在父亲临终时守护于前，甚至连葬礼都未能参加，这愧疚和遗憾，令其向往教育的志向越发坚定。

信仰虔诚的母亲

早年多有良田的大地主金镇庆的爷爷，将儿子送到水原接受了高等教育。父亲在水原读书期间，母亲留在老家帮公婆种地，拉扯孩子，操持家务。父亲在水原读书的日子里结交了一个信教的朋友。他跟着朋友热心参加了周三和周日的礼拜，后来写信说服乡下的妻子赵亨顺信奉基督教。经不得丈夫再三劝说，母亲开始去教堂。没想到这个举动触怒了公公。爷爷大发雷霆，说这家容不得信教的儿媳妇，竟然把母亲带来的嫁妆——被子、衣物和箱柜之类统统扔到大街上。这也难怪，金镇庆的祖父是代代以两班家系为傲，一心信奉儒教的儒士。

“一家不可奉二神。我看不得家破人亡的样子，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家吧。”

爷爷竟然把母亲撵出家门，还从里面闩上了大门。可怜母亲没法儿进屋，竟然泪涟涟地在门外待了一夜。等到天亮了，公公有事出去，妈妈才悄悄地回到家里。闹了这一出，妈妈怕爷爷，有一段日子还真不敢去教堂了。直到后来公公去世，她才重新去了教堂。后来，父亲把母亲送到大邱的女校念了书。可能是父亲觉得自己在水原念高等农林学校，还接着念了平壤的崇实大学，甚至还到日本留学，可妻子只念了小学，心里感到过意不去吧。说起来那个年代丈夫送在家洗衣做饭的妻子念书，实属非常罕见的事情。连出嫁前读书的女子都寥寥无几，更何况嫁为人妇上有老下有小的女人呢，那真是好比骆驼钻针眼，几乎是不可能的吧。要知道，那可是女人的美德首推奉养公婆、相夫教子的年代啊。

不管怎样，仰仗丈夫的支持，母亲得以念了初中，开始真正迎接了上帝。《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中国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中指出：“世间的人分三种：第一种是先知先觉；第二种是后知后觉；第三种是不知不觉。”在那样一个时代，将妻子送到学校读书，还引导其确立信仰，金镇庆的父亲堪称是一个开明士绅，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父亲去了中国之后，大哥也跟日本人打了一架，16岁的小小年纪要搞独立运动，跑到中国去找父亲。接着，大姐也去日本东京留学，在老家拉扯四个孩子的重任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一个人支撑着偌大的家，为了能让四个孩子念书，母亲风里雨里不辞劳苦。她顶着粮食进城卖，从不空手回来，总要扯些布匹，回到村里卖出去。一句话，只要能赚钱，脏活儿、累活儿、苦活儿全不在话下。母亲的善良、正直、勤快、节俭是有目共睹的。

母亲每天清晨4点要到教堂做清晨祈祷，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一次也不曾间断。母亲好像在用祈祷支撑自己疲累而艰难的生活。小镇庆也时常会被妈妈带到教堂。在那里妈妈让幼小的儿子关注上帝的劳作，引导其用虔诚的心情信奉上帝。假如说父亲影响了他的知性，那么，母亲则为他的心田播下了善的种子，并像编织柔美的锦缎，把它侍弄得美轮美奂。

父亲寡言而宽和，母亲则柔和而严厉。父亲一次都未曾责备过幼小的镇庆，更不用说打骂或体罚了，可惜父亲总是在远处。妈妈呢，则要不时地责备他，有时还要用苕条抽打、责罚他，可是她总是在身边。童年时对母亲的记忆，为他的灵魂注入了清冽而圣洁的气韵。

小时候，在外面疯玩一天，回到家往往放下羹匙就要倒下。

“镇庆，睡觉得换衣服啊。”

妈妈柔柔的手在抚摸他的头发。接着，从领口开始依次解开他的纽扣。触摸脖子的那痒痒和柔柔的感觉，像不绝如缕的回声渗透进他小小的心田。就是闭着眼睛，他也能感觉得到此时此刻浮现在母亲嘴角的那缕温馨的微笑。

他也时常闯祸，从而受到责罚。妈妈给他的责罚很是独特。她绝不当着姐姐或哥哥的面责罚他。就算他闯了大祸，妈妈也会装着不知道，直到姐姐哥哥都睡下了，才会悄悄地叫醒小镇庆，把他领到小耳房。进了小屋，也要仔细地关上门，以防声音传出去，才不愠不火地逐条算账。妈妈认为当着哥哥或姐姐的面责备孩子，孩子会受到刺激而气馁，妨碍性格的形成。等算完账，就要根据所犯过错的轻重，加以责罚，不是让面壁站着高高举起双手，就是写一张反省书。受妈妈责罚的日子是那样地刻骨铭心，就是长大成人了也清晰如昨。不是因责罚过于苛刻，而是因为受到责罚的第二天妈妈总要在他的汤碗中放上一两块肉。他用羹匙划拉汤碗，发现肉片就要下意识地偷看哥哥姐姐的脸色。待发现哥哥姐姐的碗里并没有什么肉，只有自己的碗里有，他就要看看妈妈。每当这时，妈妈总要向他眨巴眨巴眼睛，仿佛在絮语着：“不要管，你一个人吃吧。”

正如犹太人古老的格言，这是用右手责罚，再用左手搂抱的浸透着爱的训育。假如，母亲只是止于责罚，这种责罚充其量是用母亲的权威压服和支配幼小的儿子，最终会伤害到孩子的个性。金镇庆那淳厚、善良的心性和敏锐的感性、独具一格的口才和毫无阴影的乐观向上的心态，可以说是得益于儿时母亲细致入微的照料的。

富有同情心的孩子

这是1944年冬天，金镇庆9岁那年的事儿。放了寒假，他跟着妈妈去中国牡丹江新安镇探望父亲。坐上蒸汽火车，从首尔出发经由平壤，足足跑了四天四夜才抵达牡丹江。在牡丹江下车，换乘两匹马拉着的马车，又跑上好几个小时，才到了牡丹江新安镇。小镇庆兴冲冲而来，没想到眼前的光景并不那么愉快。那里实在太穷太破败了。跟他一般大的孩子无一例外地衣着褴褛，拖着两行大鼻涕。那衣袖频频擦鼻涕擦得锃亮如牛皮，手背皲裂得赛过龟背。而小镇庆穿着高级棉外套，还戴着羊毛护耳，扣着帅气的帽子。他一出现，孩子们小眼瞪得溜圆，仿佛见到外星人一般。当时金镇庆穿的高级外套和漂亮的帽子，都是留学日本东京的大姐捎来的，乡下的孩子头一次见到也不足为怪。

都说东北冷，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甚至有吐唾沫立马成冰坨子，撒泡尿没着地就成冰棍儿的俗说。要是用湿手抓铁制的门把手，手就会粘在把手上，要是硬要拽下，说不定会扯掉一层皮。金镇庆虽然戴着帽子，还有护耳，却冷得直打哆嗦。可是，这里的孩子却身穿单衣，还赤着脚。

金镇庆当即脱下大衣，给了衣服最单薄的孩子。给了一个孩子，又有一个孩子吸溜着鼻涕凑上前。大衣只有一件，没办法，金镇庆就脱下自己穿着的毛袜子连同毛护耳，递给那孩子。脱掉大衣和帽子，金镇庆顿时冻得小脸发青，哆哆嗦嗦地跑回了家。妈妈见到儿子的狼狈样，不禁吃了一惊。

“镇庆，你的外套呢？”

“给了没衣服的孩子了。”

“给人了，你穿什么呀？”

“我不是还有内衣吗？可他们连内衣都没有啊。”

“哎呀，那也不能说脱就脱呀。”

妈妈啧啧叹息，可也没有多说什么。爸爸则什么都没说，只是用温厚的目光默默地望着儿子。父亲打心眼儿里为儿子善良的心性而感到欣慰，一心盼望着他能保持这种善根，健健康康、正正直直地长大成人。

金镇庆送人的不止是衣服，还包括一日三餐。妈妈为了省事、省柴火，早晨的时候一并将中饭做出来，放在锅里，动不动就不翼而飞。想要吃中饭，揭开锅盖不见了饭，妈妈的心里该多么慌啊，每逢这时就要脱口而出：

“镇庆，又是你吧？”

其实，问也是白问。

小镇庆怕挨说，离老远站着应一声“是，是我！”就风也似的逃掉。

上学了，他也常常把自己的盒饭给别的孩子，自己饿了就喝凉水充饥。他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得知这个事后，妈妈不忍儿子饿肚子，有意把饭盒里的饭按了又按，装得满满的，意思就是跟朋友分着吃，不要饿肚子。

那时候，正值世道艰难，讨饭的孩子随处可见。这些孩子一开始不分早晚随时闯进来，到后来也摸出点门道，吃饭的时候踩点上门，推开门伸进讨饭罐。有的人家为了防备这些孩子，吃饭的时候索性插上门，这样才能消停地吃顿饭。可是，金镇庆一看小叫花们伸进讨饭罐，总要迫不及待地拿起自己的饭碗跑出去，一股脑儿倒给他们。那时候手脚麻利得赛过小松鼠，拦都拦不住。看他这个样子，家里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小风车儿”。

妈妈啧啧叹气，把自己的饭拨给儿子，数落道：

“你个没心眼儿的，一颗不剩都给人，你吃什么呀？”

当妈妈的自是了解儿子善良的心性，但也不禁为一点不为自己着想的“傻”儿子操心。

那是小学野游的日子。排着队的学生后面，稀稀拉拉跟着一队小叫花。他们知道，一年一度野游的日子，谁家都要为孩子带上丰盛的午饭，就不惜这么叽叽歪歪地跟着。那些孩子，一天能吃上一顿饭，也是幸福的。不出所料，到了中饭时间孩子们刚刚打开饭盒，小叫花们不管不顾地扑了上来。刚想打开饭盒的孩子们不禁吓了一跳，手脚并用投入“饭盒保卫战”。有些孩子甚至抓起土扔着，大骂“不要脸的叫花子们！”

对那些饥饿的人来说，人生的希望说不定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对这样的孩子来说，要不要脸是不重要的，只要看见饭，管它是大官的还是邻里孩子的抢到手才是自己的，于是就要拼命。金镇庆在一旁看着他们可怜，就举手示意他们过来。那些孩子见状，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等他们过来，金镇庆就把自己的饭盒递给他们。孩子们不管手脏不脏，抓起饭就往嘴里塞。眨眼间，金镇庆的饭就被一抢而光。金镇庆呢，则站在一旁不无欣慰地看着这一光景，这时候的小镇庆不像是小学生，倒像是饱经风霜的大人。欢天喜地地去野游，可中饭都没吃就回来，金镇庆饿得眼前直冒金星，双腿软软得迈不动步。一回家，他就跟妈妈要饭吃，妈妈见状就明白了：

“你小子，今天中午又饿饭了吧？”

“嗯。”

“怎么，有人没带饭？”

“不是的，给了那些讨饭的孩子。”

“天啊，他们跟到那里了？”

“是。”

“你也真是，你能管那么宽吗？”

有道是三岁看到老。自己吃饱了，剩下的给人并不难，但自己都不吃，全部给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金镇庆是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整个午饭给人的孩子。

哭包子

金镇庆天性善良、宽厚。还有一点，就是特胆小。他最害怕被别人大声谩骂或呵斥，而且动不动就要哭鼻子。他的这种性格，跟他儿时可怕的记忆不无关系。

1938年，父亲远赴中国之后，家里只剩下妈妈一个大人。那是人们都沉睡的一个夜晚，身穿黄色军服、腿缠绑带、脚蹬军靴、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闯进来，狠狠地砸门，那扇门都快要被敲碎了。妈妈起身披上衣服开了门，宪兵蜂拥而上，逼问着妈妈：

“金守万去哪儿啦？”

原来，他们找的是父亲和大哥。宪兵们抄起刺刀，凡是觉得能藏人的地方无不捅成马蜂窝。据他们讲父亲是什么独立军。那肆无忌惮地践踏房间的军靴和乱捅乱刺的寒光森森的刺刀，把小镇庆吓呆了，就躲进了被窝里。没想到宪兵们连小孩子都不放过，用刀尖挑起被子呵斥起他来。妈妈像护犊的母鸡，搂住吓得直筛糠的四个孩子，可他分明感觉到妈妈也在发抖。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当时镇庆还太小，不明白父亲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为什么要去中国，还有家人为父亲受着这么大痛苦，父亲为什么迟迟不露面……心里不由得埋怨起父亲来。

打那以后，日本宪兵隔三岔五就要闯进来，没黑没白地把家里翻个底朝天。每当这时，全家人真是魂飞魄散，小镇庆更是，好长一段时间，只要看见身穿黄军装的人就吓得直筛糠，扭头就跑。不知是不是这个缘故，他胆子特别小，真是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着脑袋。在学校，要是有同学受到责罚，他会站在旁边，陪着那同学哭。一来二去，大家都叫他“哭包子”，这个外号竟然伴随了他整个小学时代。

有一天，同班学生在黑板上涂鸦，受到老师责备，金镇庆竟然站起来“坦白”说自己也涂鸦来着。于是，金镇庆只得跟那个同学一道，举起双手罚站了。那个同学哭了，他也哇地跟着哭起来。回家的路上同学问道：

“你干吗呀，也没乱写怎么承认的？”

“看着你一个人受罚，我害怕。”

从此，这个同学成了金镇庆的死党，什么都要听他的。

崇大时节

1954年，金镇庆高中毕业，考上了崇实大学哲学系。崇实大学是西洋传教士在平壤创办的传教学校，是1897年在传教士裴纬良（William Martyn Baird）平壤府新阳里的私宅里以13名学生起步的。后来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1908年取得朝鲜正式的大学许可，以拥有大学部和中学部的关西首屈一指的新教育机构，闻名遐迩。

1938年3月4日，崇实大学因抵制神社参拜，在开设大学课程将满40年之际，被勒令停办。解放后，又因平壤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无法复学，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也就是1954年才在停办16年之后移到首尔重新开办。金镇庆得知这个消息，就跟釜山的姐姐要了盘缠，跟伙伴李洪武（后改名李中，崇实大学前任总长，现任延科大副总长）一起来到首尔。听说学校计划招180人，但报名者竟达2700人，金镇庆就感到没戏，没想到运气不错，竟然考上了。

金镇庆选择崇实大学，就是景仰崇实大学的历史和崇实精神的缘故。还有一条，就是父亲的影响使然。原来崇实大学就是父亲念过的学校。金镇庆虽然从小在基督教熏陶下长大，但直到1953年圣诞节过后认真拜读圣经，才迎接耶稣为救世主的。因此，他选择基督教学校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在崇实大学读书期间，他跟伙伴们一道在首尔清进洞开办了帐篷教会，冠名“首尔中央教会”。他在教会遇见学长孙永俊，在惠花洞找了一处敌产房，为穷学生开办了加尔文学舍。当时，从清进洞去坐落在上道洞的学校，要翻过一道岭，走过汉江浮桥，然后再坐大巴或电车，前前后后需要近两个小时，但他总是非常热心，而且从来没缺过星期三晚礼拜。他常常是花上10元，买上一包糖权当午饭，一个人攀着上道洞陡峭的山路。可他总是独自哼唱着“路途遥远，夜已深沉……”的赞美诗，一天不落地上学。大学四年，他居然一次都没跟女生去过茶座，更不用说谈恋爱了。不仅上大学是这样，一直到留学英国归来，到30岁他竟然一次女朋友都没交过，只知道埋头读书。上大学的时候，他又办校刊，又做各种杂事儿，挣了点钱，就在阿岘洞借了一间地下室，开办夜校。

金镇庆选择哲学专业，正是出于自己的考虑。大学时代对他影响最深的恩师有延世大学金亨锡教授和《思想界》杂志总编安秉煜教授。这些恩师的哲学课，令他在哲学殿堂入门，为日后成长为哲学博士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关注的课题是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研究开启人的生存意识新起源的伟大思想家、神学家和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他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根本的自我变化。也许，通过这一过程他明确地意识到一直压抑着自己意识世界的有关战争的恶魔般的记忆，以及在黑暗和不安的深渊中，按照神祇的旨意施行的冷酷的训练，逐渐成为拥有真正的人本主义精神的成熟的人。他在崇实大学以“克尔凯郭尔从美学阶段达到宗教阶段的存在主义”为题目的论文取得了学士学位。

为什么偏偏选克尔凯郭尔呢？金镇庆是这么解释的：

“我想，但凡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无论是谁肯定会对自己的存在有过深刻的苦恼吧，哪怕是一次。我也是这样的，这个苦闷太深刻了，就自然而然地开始研究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啊。因为他的存在主义是超越厌世主义或虚无主义哲学的，以人的苦恼为前提的健康的存在主义，我才喜欢他的。”

克尔凯郭尔的神和世界、罪与赎罪以及对存在和恐惧的考察，尤其引起了金镇庆的共鸣。就恐惧而言，金镇庆有着两桩抖落不掉的记忆。就是前面提到的目睹黑夜悍然闯民宅，把家翻腾得一塌糊涂的日本宪兵的横暴的6岁的记忆和1950年在朝鲜战争中亲眼目睹血淋淋死亡的15岁的记忆。这记忆实在太可怕，直到战争结束，恢复了和平之后，金镇庆还久久沉浸在对“死亡”的恐怖和畏惧，以及对罪孽的克服与赎罪意识等强迫观念的折磨当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无法抹去朝鲜战争的阴影，未能摆脱哀哀地呼喊着妈妈死在疆场上的战友的死亡带来的桎梏。那应该是参战者的负罪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引起的苦闷吧。可怜他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生与死，所以“人的存在”的苦闷也要比别人多得多。他惧怕人的生命之柔弱、无能为力以及它的渺小，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无奈，以及人的社会责任及其局限而陷入巨大的道德冲突和烦恼之中。

克尔凯郭尔指出，人在神面前要成为“单独者”。金镇庆把这句话解释为神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们绝不能把责任转嫁给自己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一定要在生命的每个瞬间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决断，使出全力，认认真真生活。

金镇庆之所以沉醉于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是因为其存在主义是健康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缘故，因为克尔凯郭尔承认人类现实的烦恼，主张不要惧怕或回避那种烦恼，而应大胆面对，这样最终人才能不顾与神祇的无限的距离，通过与神的相会而得到拯救，他的这种哲学，这种广阔的空间意义引起金镇庆深深的共鸣。通过接触和研究克尔凯郭尔的哲学，金镇庆总算找到了摆脱幼年时期体验到的绝望记忆的理论根据。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生命轨迹。参照自己的经历，他对绝望的本性与意义进行过长期的真诚思索，最终找到了通过绝望克服存在的不安的理论根据，从而徐徐感到灵魂彻底的解放。

上高中的时候，最难忘的是恩师全永昌。全永昌老师的演讲和在教会的说教，给了少年金镇庆莫大的影响。全永昌先生堪称是义薄云天的人，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些年轻人感到生命受到威胁，纷纷逃难跑到国外，可全永昌听到祖国爆发战争的消息，毅然决然从国外回到炮火连天的故国，跟民众同命运。回到故国，看见无数穷人生病得不到医治，只能痛苦地等死，全先生就跟北方过来的医学博士张起吕一起在釜山创办了一所福音医院（现为高神大学福音医院）。后来，又去居昌办了一家农校（如今的居昌高中），为培养后代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全永昌先生的一生，可说是只知奉献、一心为他人的一生。恩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地感动了金镇庆，使他感到“只有指出道路的恩师，才能成为感动学生的老师”。这个想法，后来一直支配着金镇庆的思想。数十年后，成为延边科技大学总长之后，他不仅身体力行，还殷殷嘱咐其他教授“做一个感动学生的老师”。

正像在马山上高中时踩土坯建夜校，上大学的时候他也借了首尔阿岘洞信爱幼儿园地下室开办了夜校。寓新建之意，他特意给夜校起了一个名字叫“新学校”。每次上课之前，金镇庆领呼“建起来”，学生和曰“新学校”！新这个词含有开始的意思。他们招收那些擦皮鞋的孩子、进厂干活儿的童工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一办居然坚持了四年。当时的首尔，到处都是因战争失去父母的孤儿。这些孩子一天到晚徘徊在大街小巷，乞讨度日。也有捡破烂儿的、擦皮鞋的和送报纸的，但一无例外地都在饿肚子。对这些孩子来说，进学校念书简直就是奢望。当年，父亲说过的“人的权利当中，最大的权利就是受教育的权利”这句话铭刻在金镇庆心中，时时激励着他。而且，他也知道要是放任这些孩子不管，势必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他真诚地想让这些被冷落、被遗忘，得不到社会关怀的孩子接受真正的教育，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所以开办了这家夜校，虽然很小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里的一切教育，自然都是免费的。

他把心掏给每一个上夜校的孩子，用温暖的爱和情抚慰着他们受伤的心灵。在夜校他身兼数职，既是教师又是听差，既是总长又是清洁工，虽然是严师却也是孩子们的朋友和大哥。

“新学校”毕业生的故事

1955年9月20日，是金镇庆开办的“新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的日子。当年毕业的一个学生的故事，告诉人们他当年开办的这所夜校是多么的有意义，而他的学校又有着多么大的志向。已经年过70的李丰子是这样回顾“新学校”时光的：

“在50多年岁月里，我心中装着一位人生的明师。当时，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真是百废待举的年代。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成了废墟，孩子们想要念书的欲望，只能靠那些大学生开办的夜校来满足。我是在夜校第一次见到金镇庆老师的。因为战争失去了太多，还留下太多的创伤，在走向新生活之际遇到的金老师，留给我的印象真是太深了。”

李丰子10岁那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她从首尔逃难到水原的外婆家。这场战争让她们一家家破人亡。大哥怀揣太极旗，到处躲避朝鲜人民军，没想到被抓住搜出了太极旗，当场被击毙。母亲因儿子非命横死忧伤而死，父亲被拉到北方。小侄儿竟然被活活饿死。战争结束了，她回到首尔，但在沦为废墟的城里她一个女孩子还能干什么呢？战前倒是上过西大门区渼洞小学，可现在她哪敢起复学的念头啊。二哥说“女孩子家，会写信就可以了”，很是看不惯买来汉文书自学的小妹妹。倒也难怪，在那个连饭都吃不上的年代，想读书，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不知廉耻的事儿吧。真是上天不负苦心人，1955年李丰子14岁的时候，竟然撞上了好运，她得以上金镇庆开办的夜校了。

作为夜校老师的金镇庆，当年才是大二学生，只比李丰子这个学生大上五六岁。可是，李丰子总是觉得他是岁数很大的老教师，从来没想过是刚满20的毛头小伙子。在这个14岁少女的心目中，金镇庆像上了岁数的大人，完全是因为当年的金镇庆早已是人们尊敬的对象的缘故。李丰子老人记得的金镇庆是那样乐善好施，哪怕是走在路上碰见穷人或遇到有难处的人，金镇庆不是给钱就是脱下衣服给人，从来没有看着不管的时候。

上夜校的孩子们白天大都要干活儿，显得很是疲惫，所以上课的时候打盹儿的比比皆是。可是，孩子们只要一听到金镇庆老师的声音，就都变得生龙活虎。因为他的课，什么时候都是那样生动、热情洋溢，还幽默风趣，一点也不嫌冗长，听起来自然是津津有味的。

李丰子上了一年夜校，临近毕业的时候忽然听到金镇庆老师找她，不知是什么事，便有些忐忑地去见老师。没想到老师说的话是她做梦都没想到的，金镇庆老师告诉她“给你报上名了，接着念中学吧”。激动之余，热泪夺眶而出。说心里话，她多么想上中学啊，可家里没有钱，念书不过是奢望。而今，金镇庆老师竟然给她垫了学费，还为她做好了升学的准备。他做的是父母兄弟都无法做的大事，事先却一点风声都没露。托老师的福，李丰子进了中区正东教会旁边一所中学的速成班，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后来还在中央大厦谋到了差事。可是，她却放不下一个心愿，“要成为像金老师那样的人”。于是，她毅然放弃了工作，接着念了二年制的师范大学，终于成为一位教师。

“在考上大学、选择教师职业的过程中，老师总是我心中的领路人，是我憧憬和尊敬的对象。过了多少年，我偶然碰见了金老师，才发现他并不是我过去认为的那么老，充其量是我大哥一辈。想起来，金老师只比我大六岁，可在我的心目中老师简直就像父母来着。”

金镇庆开办的夜校首届毕业生李丰子，在阔别46年之后的2001年，将多年一点点存下来的2000万元（韩元）现金，赞助给老师亲手建起来的延边科技大学。回忆起这件事，金镇庆感慨地说：

“要不断地播撒尽可能多的种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发芽的。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消失的。为了那并不消失、最终发芽的种子，我们需要不停地播种。”

金镇庆最明白是种子总要发芽的道理，所以从来没有放弃播撒“种子”的事业。

“现在想起来，教育事业在多年前的夜校时节就已经是金镇庆老师的夙愿，又是老师实践信仰的一种途径啊。可是，好像老师的 ‘善意’并不总是受人欢迎的。我想，其间肯定受到过不少误会吧。我怕老师受到伤害，心疼地打听过，可他总是说 ‘耶稣不也是无辜地被钉在十字架的吗’？还要反过来安慰我呢。”

大凡先知先觉者，因为思想和行动超越同时代的人，往往会受到当代人的误解或非难。但是，时代却是靠这些先知先觉者而不断进步的。而所有的进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金镇庆理解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心目中来自外界的阻挠和非难，理所当然地成为自己理应加以克服和战胜的东西。

热情的化身

1958年金镇庆于崇实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位恩师特意为这个得意弟子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3月4日的校报《崇大月报》上。这篇题为“热情的骑士金镇庆君”的文章写道：

热情的骑士金镇庆君

即使离老远，只能辨认模糊影子，仅用脚步辨出金镇庆君也不是什么难事。看他走路的样子，简直不是挪动腿而是在用全身挣扎。面对面谈话，口里呼呼生风，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跟你打架，可是看他满脸的青春痘，你应该能理解他的。

就是这种澎湃的热情，让他无法坐视汹涌而来的横暴的敌军，哪怕当年他只是个15岁的初中生。

我未能亲眼看到他背着足有自己个头高的M1步枪，满怀激情赴汤蹈火地奋战在河东前线，真是深以为憾。当时在战役中，他失去很多同志，这至今令他刻骨铭心，年年都要找国军公墓寄托哀思。

不管怎样，他从那炮火连天的人间地狱安然归来，他相信自己的生还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来自一种绝对的天理。这一坚定的信念，越发激发了他无尽的热情。金镇庆君任我校学艺部长时，就已作为学报编辑和本报的主编，显示出这股热情。从来没见过他踌躇或犹豫的样子。看那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模样，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原籍是马山，跟马有缘，那不是活脱脱似猛虎下山嘛。有趣的是池中投石般的精准和猛虎下山似的勇猛在他的身上居然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虽说没有缜密的计划，横冲直撞是年轻人的通病，可我们担忧他化身肉弹，东奔西走，不仅仅是出于心疼他的无谓的担心。如今，金君每周都要到少年院举办一次教养讲座，引导约500名少年向善。他跟英文系学生会长李中君是校内闻名的好搭档，在过去的4年里为重建崇实大学文化活动呕心沥血，堪称是校园文化的开拓者。

虽为精力旺盛的活动家，但他还能得到门门课程平均B学分以上的成绩，据说金君今后还将在学问研究的道路上精进一段时间。可就是无法揣测年轻的他将有什么浪漫史，我们的热情的骑士，祝他前程似锦！

通过这篇短文，可以知道金镇庆在4年大学生活中非常活跃，历任学艺部长和学报的主编，居然成绩也不差，门门课程都能得到B学分以上，堪称是一个模范学生。而且，我们还能看出一点，那时候他就拥有一种舍身奋战的肉弹精神，这样一种精神竟能保持半个世纪之久，一如既往初衷不改，这也算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吧。文中描绘他的脚步，称为“简直是挣扎”，真是传神之笔，令我们对他的热情和自由奔放感同身受。

金镇庆走出校门40多年后的2002年6月26日，崇实大学足球队访问延边科技大学时举行了一场友谊赛，并以“因为有了你，崇实更美好”为题将上面的文章从报纸上复印下来，镶在镜框里赠送给金镇庆。当时，复印件的背面写着好多没有署名的短句：

“热情的化身金镇庆”

“你的信念是崇实的精神”

“热情和信念的化身金镇庆”

“永远的崇实人金镇庆”

1958年大学毕业，在准备去欧洲留学的日子里金镇庆曾经在首尔保圣女高教过几年德语。与如今没什么不同，当时即使有博士学位找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金镇庆还算是幸运的，好像专攻哲学对他当德语教师不无帮助。

保圣是女子高中，当时的学生跟他这个当老师的年龄差不多。金镇庆不仅年轻而且没有结婚，那人气简直是“盖了帽”了。他性格豁达、热情洋溢，不仅课讲得好，演讲更是口若悬河，全校几乎“无人不识君”。教课之余，他间或还要到别的学校演讲，还去学校教会说教。聆听他激情澎湃的演讲和说教的人，无不为之折服，受到深深的感动。

尽管忙得像陀螺，夜校还是坚持办下去。金镇庆把在学校里挣的薪水的大部分花在夜校孩子的身上。两年后，他决定赴欧留学。人们看到他舍弃这份安定的工作，觉得他日后肯定要后悔，就挽留他别走了。可是，金镇庆未改初衷，他并不留恋舒服、安定的生活。学而优则仕，找到舒适安定的工作，享受惬意的生活，这些都不是他追求的人生价值。为了描绘心中更大、更美的蓝图，他毫不留恋地舍弃了目前已经得到的优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