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户的生计策略

生计策略常常指人们为达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做出的选择范围以及结合，包括生产活动、投资策略、再生产选择等（DFID, 1999）。在许多研究中，策略和活动两个概念可以互换（Babulo, Muys et al., 2008）。生计策略是“人们对资本利用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的选择，以便实现他们的生计目标。其中包括了生产活动、投资策略、生育安排等。在考虑制定农户生计时，人们考虑了脆弱性环境/背景的影响，以及从制度和组织的外部环境可能得到的支持或遇到的阻碍。农户生计策略是动态的，随着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改变着对资本利用的配置和经营活动种类、比例的构成”（李琳一，2004）。

大多数的研究和实践仍然将生计活动和生计策略的内容局限在农户的生产活动上，有代表性的如Scoones（1998）和Orr（2001）等把生计策略大体分为三大内容，包括农业的扩展和集约化、多样化和迁移等（Scoones, 1998; Orr and Mwale, 2001）; Ellis（2000）等也用类似的分类方法对不同的生计策略进行了详尽的论述（Ellis, 2000）。这些生计策略之间存在一定交叉，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地区的实际生计状况，本节关于生计策略的文献综述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农户的多样化生计、农业要素投入行为和农业技术效率。其中，多样化生计主要讨论非农多样化生计，与之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为农户的非农决策行为；农业要素投入行为也涉及农户的家庭劳动时间配给，以及其他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决策，这类决策与农业技术效率都是集约化农业生产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部分的农户决策内容在以往的研究中属于不同且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基本涵盖了本书的三大生计策略形成机制的研究。

一 多样化生计

1．多样化生计与农村可持续发展

多样化生计对于农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研究中对这种意义的具体形式仍然存在争论。多样化生计策略既可能是农户基于一定经济条件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对于脆弱性环境的被动适应。关于多样化生计的作用仍然存在争论，比如它是否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的稳定性（Stark, 1991; Adams, 1994; Davies，1996），是否扩大了农村的贫富差距或降低了农户的风险（Evans and Ngau, 1991; Adams, 1994），以及是否加强了或分流了农业生产资源等（Low, 1986; Carter, 1997）。但作为一种能力，农户从事多样化活动本身也是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元素之一。构建农户的生计多样化能力，对于提升生计安全，增加农户收入等有着积极作用（Ellis, 1998）。

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农业和非农生产两大类。一方面，农业多样化生计策略能够使农户在新的机会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获益。研究表明，多样化的农业行为在消除贫困的同时，也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生计的构建，相关政策应当为这类多样化行为提供帮助（Ellis, 1998; Perz, 2005）。另一方面，许多贫困农民很难从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受益，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往往被市场所排斥，生产方式仍然为自给自足，生产种类仍然以传统的粮食作物为主。市场的扩张既体现在生存农业向商业农业的过渡上，也体现在农户资本与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上。非农活动是多样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农业多样化和结构多样化，收入多样化意味着非专业农户资本被用到与农业无关的非农生产活动中，这也代表着农户较高层次的生计形式（Meert, Van Huylenbroeck et al., 2005）。在经济转型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地区，土地相对不足，劳动力过剩，非农活动既是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其规避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Giles, 2006）。可以说，非农多样化生计方式代表着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前景（Xia and Simmons, 2004）。

2．资本禀赋和多样化生计

大量的实证研究关注着资本对农户多样性行为的作用，如资本匮乏对农户的农业多样性能力的限制（Perz, 2005）。对贫穷农户的资本拥有状况的关注正体现了资本匮乏对农户参与高增长、高回报的非农活动的门槛作用。缺乏教育常常限制了农户的高获利的非农就业，而金融资本缺乏限制了农户对高回报商业机会的把握。这些农户能够从事非农活动的“能力变量”就包含了各种资本。技术和金融门槛并不能阻止那些较为“富裕”的农户从非农活动中获取较好的回报（Haggblade, Hazell et al., 2007）。个体或者农户的储蓄、信用可及性及其他资本状况也显著影响生计活动的选择（Ellis, 2000）。

总体而言，资本禀赋对生计多样性的重要性包括在微观层面显示了农户的不平等性；基于资本禀赋的生计策略反映了农户与其环境之间的结合；资本禀赋本身反映了农户的生计策略，包括对信用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利用等；因为资本禀赋在农户层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农业多样化的差异（Ellis, 2000; Perz, 2005）。

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两条主要出路，外出打工（迁移性质的劳动供给活动）和开展本地非农活动，它们都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朱农，2004）。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在人口集中的发达城市，劳动方面的政策法规对于某些劳动者如国企员工和高学历者的保障日渐完善；另一方面，一些外地就业者仍然面临着较高的人身安全威胁及频繁失业、工资拖欠等风险。在这种不平衡的市场约束下，人力资本、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对迁移劳动者收入的决定作用已得到广泛重视（Bontemps, Robin et al., 1999；何国俊、徐冲等，2008），这些差异也构成了其迁移决定的重要因素（de Brauw, Huang et al., 2002; Shi, Heerink et al., 2007）。而在农村当地，受限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与自有资金的贫乏，只有少部分农户从事本地非农经营活动。一方面，非农活动的参与既是农户生产领域的选择，也是其迁移决策的后果，非农生计类型的权衡在理论研究上仍然留有很大的空间。特别在经济衰退期的现实背景下，城市失业者面临着择业和返乡的新选择，对这种机制的解析就显得更加迫切。另一方面，在偏远的农村，传统的农业劳动供给仍然是农户在生产领域中的主要决策行为。这两类决策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

在经济落后地区，许多贫困农户不能参与高增长、高回报的非农活动，其生产多样性行为受到资本匮乏的限制，这也意味着他们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不能获得其他经济主体拥有的发展机会（Ellis, 2000; Perz, 2005），如教育和培训要求限制了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户成员在城市的就业机会，资金和信用门槛将农户排除在高回报的商业之外，技术门槛使规避风险的农户不敢尝试新兴的非农活动，相反，这些门槛并不能阻止那些较为“富裕”的农户从非农活动中获取较好的回报（Barrett, Carter et al., 2006; Haggblade, Hazell et al., 2007）。

3．非农选择的理论研究

关于多样化生计的研究涵盖了许多自成体系的领域，如风险应对、家庭内部关系等（Ellis, 1998）。其中，理论研究关注最多的是农户生产领域的选择，在本书中主要是非农活动的选择。关于农户选择的理论研究一般基于农户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 Model）展开。

最初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的市场失灵对农户最优化决策的影响（Singh, Squire et al., 1986; Bardhan and Udry, 1999）。在多重市场失灵条件下，家庭结构和资本禀赋等会影响农户的农业产出和劳动力供给等生产决策（Benjamin, 1992; Kevane, 1996）。之后关于生产行为的研究开始重视市场约束的异质性，认为农户对非农市场的参与体现了其基于市场价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特征（Sadoulet, de Janvry et al., 1998; Carter and Yao, 2002; Carter and Olinto, 2003;Dutilly-Diane, Sadoulet et al., 2003），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在农户模型中内生这种决策特征。简言之，他们并没有模型化解释哪些农户突破了市场约束，参与到非农市场并在生产中实现决策的利润最大化。虽然农户的非农兼业行为受到了不完全市场的约束，但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农户仍然会表现出不同的决策特征。

近年来，关于农户非农参与和劳动供给的研究开始重视农户的异质性（Janvry and Sadoulet, 2006）。这种异质性可能与交易成本等因素相关（Key, Sadoulet et al., 2000; Henning and Henningsen, 2007）。但更直观和普遍的则是在模型中引入农户的资本禀赋，以解释异质性对农户市场参与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决定作用。如Saldoulet（1998）利用农户模型解释了农户成员在不同劳动供给领域的选择，认为高技能的劳动者会选择出售非农劳动，而家庭的土地状况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子价格同时决定了农户是否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或参与劳动力市场，并利用墨西哥的调查数据证实了这一结论。Wang等（2007）利用农户模型和浙江省的数据，解释了农户资本对农户行为的作用，认为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农户的非农参与，而农业生产性资本的积累减少了非农劳动的供给（Wang, Herzfeld et al.，2007）。

除了基于农户模型的理论研究之外，学者和实践家们越来越关注在外界冲击下各类资本禀赋对农户福利和生计后果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的动态性是理解持久贫困和长期社会经济动态的基础。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F）正是这类思想和实践的代表。分析框架把农户的生计资本细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等五类，认为这些资本构成了脆弱性环境下农户生计活动的基础。框架为农村扶贫发展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检测评估提供了指导，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和应用（李树茁、梁义成等，2010；李树茁等，2010）。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农户非农兼业行为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为我们的研究强化了这样的思想：在脱贫的过程中，农户的非农兼业往往意味着市场参与并伴随着市场风险，而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只有那些拥有较高资本禀赋的农户才能更好地应付风险，并从新出现和高回报的生计活动中获利（Barrett, Carter et al., 2006）。

就国内的研究而言，赵耀辉较早从流动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探讨教育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赵耀辉，1997）。之后的实证研究普遍表明农户的劳动力和土地禀赋等对农户兼业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农户基于其资本禀赋做出的理性选择（曹阳和李庆华，2005；句芳、高明华等，2008；赵海和彭代彦，2009）。继张林秀（1996）等较为全面地引入西方的农户经济理论之后，一些学者也利用农户模型探讨了农户的生产决策及其相关后果（张林秀，1996）。如刘建进利用农户劳动力模型解释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强调了农业与非农收入的差异性（刘建进，1997）。黄祖辉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土地、劳动和资金配置的农户生产行为模型，在模型中假设劳动力的利用限于家庭劳动力总和，并且劳动力在不同成员之间是同质的，模型的均衡点取决于资金成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等（黄祖辉、胡豹等，2005）。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国农户的非农选择行为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在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户面临着资本信用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多重约束（朱喜和李子奈，2006）。这些约束不仅体现在非农就业时产生的交易成本方面，也表现在高失业风险和高资金成本等方面。在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市场约束关键且直接地体现在对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的限制上。在城市中，大多数的农民工仍然面临着频繁失业、工资拖欠甚至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在农村当地，受限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与自有资金的贫乏，非农经营往往得不偿失。农户在做非农兼业的决策时，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市场约束并对不同活动的成本收益进行比较。在这类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农户行为研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家庭结构等因素对劳动者收入的决定作用已得到广泛重视（Shi, Heerink et al., 2007；何国俊、徐冲等，2008），但除了朱农（2004）等少数学者的研究外，农户异质性对非农活动选择及其关系的决定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总体而言，国外关于农户非农参与等决策行为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农户模型展开，如何在模型中考虑农户的异质性是其热点之一。虽然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农户的禀赋异质会对非农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没有在农户模型的理论分析中充分体现。另外，作为多样性生产行为的两项重要内容，外地打工与本地非农经营在农户层面的关系研究中仍很欠缺。一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多限于实证，利用农户模型对农户非农决策的研究较为少见。对不同非农活动的综合考察局限在个体层面，不能完整反映作为农村微观经济组织主体的农户在非农兼业活动上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关于农业多样化活动对农村发展的意义仍然存在争议，但学者普遍认为与市场机会相关的多样化活动能够促进可持续生计的构建。很少有文献将这两类多样化活动的研究统一到整体的分析框架中以考虑多样化生计之间的联系。

二 农业要素投入

1．基于农业生产函数的要素投入

传统的农业生产函数把农业的投入和产出限定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农户或农民在一定的目标下——常常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决定农业要素的投入组合和投入水平。如果存在这样一个稳定的生产函数，使投入决策可以在此框架内进行分析，便可以得到要素的产出弹性、替代关系等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是进行农业生产分析的重要参数。早期关于化肥等农业要素的需求研究便以生产函数为基础展开。具体的函数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单一方程和联立方程组两类，前者通过隐含的理论推导得到（Griliches, 1964; Hayami and Ruttan, 1970;Heady and Dillon, 1991），后者从收入函数或成本函数导出要素需求方程组。彭代彦认为使用联立方程组估算要素需求时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因为在化肥使用的过程中并不知道实际产出，而在函数估算时利用了实际产出数据，故而容易产生偏差。当然，使用联立方程组的好处也较为明显，可以方便地比较估算参数。基于超回归分析，彭代彦综述了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的17个生产函数的估计（彭代彦，2003）。早期围绕生产函数展开的要素投入研究常常涉及函数的设定问题，单一方程和联立方程组的估算问题等，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使这种方法较为完善（Heady and Dillon, 1991）。如果农业投入决策发生在完全市场中，那么这种以经验估计为主的研究范式便会使投入研究变得非常便利。

中国国内的研究多就生产函数中的基本要素进行讨论。早期关于要素投入的重要争论围绕着种植业要素投入较少的事实展开（胡继连，1992；梁世夫，1998；陈娆和江占民，2001）。一方面，一些学者基于资源优化的理论基础，认为农业要素投入趋势与非农活动增加的趋势相吻合（陆一香，1988），另一方面，黄明东等认为农业投入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农户投入的不足（黄明东，2000）。另外，基于农户心理动机、行为目标（孔祥智，1998）、投资和消费结构变化（顾焕章和周曙东，2000；黄明东，2000；刘惠英和顾焕章，2000）等方面的内容，学者们进行了相关研究。与要素投入相关的结论根据地区类型的差异有所不同（孔祥智，1998；史清华、万广华等，2004）。之后，农户模型方法等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的农户投入和资源配置研究之中并得到了学界的重视。然而，基于农户模型的实证研究依然非常少见（杨云，2005）。

2．基于农户模型的生产和投入研究

Albert Park和任常青建立了一个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并且利用陕西省县级数据（1984～1991年），运用多重不相关回归法估计了风险条件下的玉米和小麦的生产决策模型，认为消费因素在风险条件下影响着生产决策（任常青，1995），在农户经济理论的应用上，第一次把消费引入农户的生产决策中。张林秀运用农户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国张家港和兴化两地农民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生产行为以及农户行为对国家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张林秀和徐晓明，1996）。都阳从家庭时间配置模型入手，利用1997年对中西部六省的农户抽样调查资料，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供给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家庭时间配置原则及其与农户劳动供给的关系等（都阳，1999、2001）。曹轶英（2001）利用农户模型对农户的微观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农户粮食净销售的测定，确定影响农户行为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农户微观行为方程，推断了贸易自由化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陈和午，2004）。黄祖辉等从农业结构调整的农户角度出发，研究了农户的生产行为（黄祖辉、胡豹等，2005）。

农户生产决策的模型主要涉及农户的生产函数、劳动供给模型等。黄祖辉（2005）在查雅诺夫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土地、劳动和资金配置的农户生产行为模型。都阳则通过推断影子工资率，使用C-D生产函数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户（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特征（都阳，2001）。在理论应用和实证上，张林秀（1996 b）区分了计量模型和规划模型，并使用了规划模型对农户农业生产供给进行了研究；都阳用计量经济的Probit和Tobit模型对非农劳动供给的决定以及劳动力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述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配置模式的影响（都阳，2001）。王德文采用价格预期模型研究农户粮食生产的反应效应（王德文和黄季焜，2001）。黄祖辉在陆文聪（2004）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动态的预期模型来实证农户对不同农作物（水稻和白菇）生产的决策（黄祖辉、胡豹等，2005）。

3．不完全市场与要素投入决策的不可分性质

因为涉及多个市场中的行为决策，关于农业劳动投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变得复杂。作为农业生产决策的一个环节，要素投入的影响因素可能不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函数中的各要素。因为农业决策往往是在多重不完全市场条件下完成的，基于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函数估计显然简化了许多现实条件，从而忽略了投入决策的真实影响因素。这一思想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查雅诺夫，并通过Singh等（1986）整理的农户模型充分体现出来。

要解决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要素投入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户决策的不可分性问题，即生产是否受到消费相关因素的影响。一个思路是结构估计方法，它是由Jacoby（1993）等提出和发展的，Skoufias（1994）、Sonoda和Maruyama（1999）以及都阳等使用了这一方法，以生产函数的估计参数为基础，通过农户劳动的影子价格估算农业要素的投入水平等（Jacoby, 1993；都阳，1999）。这种方法有效避免了将农户同质化的缺陷，并且考虑了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不可分的决策特征。

以影子价格为基础的计量方法仍然以严格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估计思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和解释农户决策受限制和农户投入决策的异质性问题。应用更广泛的思路和方法仍然基于农户模型展开，而针对中国的多样性经济背景，局部可分性的假设受到了重视，这种考虑农户受市场约束异质性的实证思路更符合中国的多样性生计特征（Carter and Yao, 2002）。

三 农业技术效率和农业集约化生产

1．农业技术效率

关于非农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两种理论观点和证据。一种观点认为非农可能妨碍了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因为非农分流了农业劳动力。尤其在交易成本较高，雇佣劳动效率较低的时候，非农参与对农业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会更显著（Abdulai and Eberlin, 2001;Bozoglu and Ceyhan, 2007；马草原，2009）。另外，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可能造成土地流转到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户手中，从而造成农业生产效率的损失（贺振华，2006）。同时，农户的各类资本变量如房屋数量和价值，以及农业多样化变量也显著影响着农业技术效率（Liu and Zhuang, 2000; Binam, Tony et al., 2004; Haji and Andersson，2006；张宁和陆文聪，200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农活动可以放松信贷约束，使农户能够购买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减少风险，在平滑消费的同时，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Huffman, 1980; Chen and Song, 2008）。如果非农就业的资金收入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及管理产生的正向作用能够超过劳动力外流产生的负向影响，则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Mochebelele and Winter-Nelson, 2000）。与此同时，宏观方面的证据也表明，太多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可能导致农业的非效率（C. Monchuk, 2009）。

前期的这种争论往往集中在农地层面（Farm Level），其研究较少考虑包括非农参与在内的农户决策，以及经济系统中决策相关要素对农业效率的影响，如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非农机会配额等。Chavas（2005）等利用农户模型明确指出，如果农地层面的农业生产效率研究要与农户层面（Household Level）的理论推导一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农业和非农技术的非关联性（Nonjointness），即农户模型中的技术可以分解成农业和非农两个函数形式；二是家庭劳动力的影子价格和市场价格保持一致。以Chavas（2005）为代表的效率研究将重点转移到农户层面，这有助于在效率的影响机制中考虑农户决策行为。在农户决策的基础上，可以把非农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机制划分为两种途径（Chavas，Petrie et al., 2005）。

一是直接的影响途径：非农放松了农业生产的现金约束，可以资助农业技术改进，并提供必要的物质投入，如农户可以使用适量的化肥和引进优良品种等；农户进行非农兼业时，一些生产工具如运输车等可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共享，在非农生产中积累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等也可以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应用。在这个层面上，非农对农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相对直接，也已被众多研究所认可。

二是间接的影响途径：非农参与可能间接影响农业决策的性质，特别是农业生产的投入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农业技术效率。如劳动力分流产生的间接影响（Feng, 2008; Huang, Wu et al., 2009;Oni, Akinseinde et al., 2009）。关于非农的作用方向，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这种影响途径上。不可否认，在一些土地相对较多的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往往意味着农业生产投入不足，会导致农业技术效率低下。而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农户更多面临的是农业劳动力剩余和非农就业机会匮乏的问题。能够从事非农兼业，包括到外地打工，开展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等，农户可以在农业和非农之间合理配置时间和其他资源，优化农业决策，提高技术效率。

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缺乏非农就业机会的纯农户，农业生产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他们很可能在农业上过度投入资源，特别是农业劳动时间，以弥补物质投入和技术改进上的不足，并获得微薄的农业边际收入。其农业决策不是按照边际收益与市场工资相等的原则进行，而是按照边际收益与家庭劳动力的影子工资相等的原则进行。这种决策方式往往使农业生产偏离最优化，并进一步妨碍农业技术效率的提升。而家庭影子工资和家庭结构等许多因素相关，这也造成了农业技术效率的不稳定性。所以，除了通过资金资助与技术扩散直接作用于农业技术效率外，非农参与也通过分流剩余劳动力等间接途径，使农业投入决策更趋合理，间接地提升农业技术效率的水平和稳定性。

2．农业集约化

农业集约化（Intensive Agriculture）是指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在给定土地中投入相对密集的资本和技术（包括物质资本和雇工），以获取更高的单位土地产出的农业经营方式。农业集约化是相对于农业粗放化（Extensive Agriculture）提出的，后者相对投入大量的土地资源，而较少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和资本投入，从而产出主要依靠土地、天气、天然灌溉等自然因素，效率相对较为低下（Alauddin and Quiggin, 2008; Online, 2010）。

一方面，虽然农业集约化可能会带来诸如减少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可持续发展，但近几十年来，现代农业集约化已经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推动因素，为解决农民的生计和世界粮食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Maron and Fitzsimons, 2007; Omer, Pascual et al., 2010）。另一方面，如果农户没有能力从事集约化生产，粗放式的农业扩展很可能变成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如一些农户可能会将坡地转换为耕地，或者增加在森林中的经济活动等（Tachibana, Nguyen et al., 2001）。在一定条件下，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符合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原则，能够实现农户增收和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从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Wardle, Nicholson et al., 1999; Omer，Pascual et al., 2010）。在一定条件下，集约化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促进中国农村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构建有利于农户更好地参与市场，并按照有效的生产原则进行农业生产，是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因素。

关于集约化农业生产的研究，除了少数学者之外（Tachibana, Nguyen et al., 2001; Omer, Pascual et al., 2010），一般集中在中观和宏观层面，并且多基于地区视角展开，而较少基于微观的农户决策进行实证分析。少量的微观研究表明，信用和对金融市场的可及性以及非农收入的增加都可能促进农业集约化的发展（Reardon, Kelly et al., 1997; Savadogo, Reardon et al., 1998; Aune and Bationo，2008）。农业生产策略的划分与研究目标和研究背景相关。在广大的农村落后地区，由于产品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多重要素市场的缺失，农户与农产品市场价格相关的一些实践行为较为少见。而在土地均分的制度背景以及土地流转市场缺失或不完善的经济条件下，关于农业生产的行为决策，仍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生产效率的决定机制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集约化农业生产构成了农户生计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Scoones, 1998; Orr and Mwal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