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第一章 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我国早在周代就出现了作为教材的典籍，如孔子编订的六经，儿童识字课本《史籀篇》等。唐宋以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成为流传很广的儿童教材。《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龙文鞭影》《史学提要》是重要的儿童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明清时期，历代正史、 《通鉴纲目》等都是通用的历史教材。中国近代新式教科书首先出现于教会学校。鸦片战争以前，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传教士已用西方教科书教育中国学生。鸦片战争后，开设于中国各地的教会学校，很多是中西教科书并用。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曾翻译一些外国图书，包括各科教科书，这对新式教科书的引进和普及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教会学校编写的教材重在传教，洋务派主导编译的教材重在西方的工艺技术，他们“编写的教材都不可能发展成为用于国民普通教育的基础教材”。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成立，编纂《蒙学课本》，共三编，被视为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始。1901年，清政府议行新政，实行新式教育，新式教科书大量出现。本书作为中小学教育所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即从这里开始。

教科书编写主要受政府教育政策与编者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至四章将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历史教科书发行、审定与管理等，与其他门类教科书基本一样，相关研究较多，这里不再赘述。本书主要从政府教育方针政策方面来讨论，侧重于教科书的编写精神。讨论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对认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与社会思潮有重要意义，也为本书的研究奠定基础。

一 清政府教育宗旨与教科书编写

1901年，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实行新政，把兴办教育视为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鼓励兴办学堂。新式教育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制定学制，统一课程。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这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以日本教育为参照，引入西方教育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把中国教育推上了近代化轨道。《奏定学堂章程》确立立学宗旨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同年颁布的《学务纲要》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清政府立学宗旨强调，一要“忠孝为本”，注重中国传统经史教学；二要“练其技能”，注意发挥西学对学生成才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清末流行的“中体西用”精神。围绕这个立学宗旨，《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级学堂的办学要求，将培养爱国奋发之心作为中小学堂教育的重要目标。

清政府的教育宗旨显示出新教育首要目标是为清朝统治服务。1906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这五项宗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忠君、尊孔，这是对学生与国民的政治要求，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统治；二是尚公、尚武、尚实，这里注重振发国民志气，培养新式国民。清政府将“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通过学校教育向国民灌输忠君意识，“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高地厚之恩，睹时局而生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倡导孔子之道，“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邪。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清政府用“忠君”“尊孔”来抵御清末流行的“排满”、民权等“异端邪说”。“尚公”“尚武”“尚实”体现了时势特征：“忠君、尊孔二义，固尽人皆当知而行之矣；惟中国当列强雄视之时，必造就何等之国民，方足以图存之具，此不可不审者也。中国之大病：曰私、曰弱、曰虚，必因其病之所在而拔其根性，作其新机，则非尚公、尚武、尚实不可也。”

清政府对历史教育极为重视，希望培养忠孝国民，同时振发国民志气。《奏定学堂章程》对各级学堂历史教育要义做了规定，初等小学堂要“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德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政德，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高等小学堂“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堂讲授中国史时，“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中小学堂历史教学都注重对本朝历史的讲述，特别强调本朝“仁政德泽”。清政府意识到历史教育对培养新式国民的意义，强调历史教学“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学制与教育宗旨既定，对教科书编写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清政府成立专门机构，颁布了一系列章程，对教科书编纂进行管理。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书处，专门编写中国经史、诸子、修身、伦理课本，确定编纂宗旨为：“一曰端正学术，不坠畸邪；二曰归于有用，无取泛滥；三曰取酌年限，合于程途；四曰博采群言，标注来历。”1904年，总理学务处成立，其中编书局负责教科书编纂。1905年学部成立后，将学务处编书局改为编译图书局，专门研究编纂各种课本。注1图书局章程规定：“编纂教科书，无论何种，俱宜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宗旨，以实行国民教育。小学须合于应用之道德、智识、技能；中学须合于完备之普通教育；初级师范教科书与中学略同，而加以教育。各书要使程度相宜，教育进步。”

注1：《学部奏酌拟学部官制并归并国子监事宜改定缺额折》，载朱有、戚名琇、钱曼倩、霍益萍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5页。

为了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规范教科书编写，清政府加强对教科书的审定。上述编书处、编译图书局等都是政府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是，政府编译的教科书却受到了朝野内外的批评与指责，原拟部编教科书为国定教科书的设想落空，转而采取审定方式，对民间自编教材进行审定。审定教科书，除一般的学术性与技术性标准外，是否合乎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是个重要标准。清政府“对教科书中所反映的政治、道德、风俗的倾向性是极为关注的，凡是有可能危及封建统治，危及封建道德的内容，它都绝不放过”。彪蒙书室的《绘图中国白话史》被禁，学部认为该书“书名已不可解。而书中所演如 ‘头子’‘许都’‘弃掉’‘位子’等语，又多渗入土话……贻误后学不浅。应不审定”。查禁白话文教科书，可能是因为白话文有利于“传播维新思想，对其统治不利”。刘长城的《初等小学历史课本》没有通过审定，学部认为该书“惟自上古至中世第一章设为问答，措辞不伦，说各种族同化亦未引确据”；“叙述本朝无一语及列圣仁政，殊失培养国民忠爱之意”。商务印书馆的《世界文明史》因为对儒学有批评而未被列为教科书：“第二编内言，中国儒教有钳束文化进步之势，已非知言；至以老聃白发喻中国之现象，语杂嘲讥，以此授本国学生，尤非所宜”。

清末教育宗旨与历史教育目标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为专制君主服务，养成忠孝国民；二是注意到要从历史中找出中国衰败之原因，振发国民的志气。这两方面在理解清末教育宗旨与教科书编写上不可分割。中国历史教科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写的。

二 救急之选：引译日本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清末新式教育的实行使传统教材已经不适应需要，编写新式教科书成为当务之急。1905年废除科举后，学堂与学生人数大增，一时之间难以有大量的适合新教育的教科书，编译外国教科书成为一种可行的救急办法。在选编上，日本教科书尤其受到重视。历史教科书编写也是如此，最初引译了一些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直接用作中国学堂教科书，然后国人进行改编与自编，经历了一个从引译日本教科书到改编与自编的过程。

清末，最初引译日本教科书，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是希望能够取鉴日本富强的经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激发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也使清政府对日本的强盛有了新的体认，认为这是日本重视教育的结果，“日本学校，虽皆习西文，而实以其本国文及汉文为重。故所授功课，皆译成本国文者。其各种品类、各种各物无不订有本国名目，并不假经西文。且现其出洋之人，皆学业有成之人，否，亦必学有根底之人，故能化裁西学而不为西学所化”。这很符合清政府“中体西用”的办学方针，效仿日本的办学模式来兴办中国新教育为一时之选，引译日本教科书也是为了从中获得日本富强之方。二是中国缺乏编辑教科书人才，教科书编写上只好取法日本。新式教育在中国是个新事物，大部分国人对此相当陌生。新政之初，“那时中国不但没有一本能用作教材的教科书，甚至连能编写教科书的人也找不到一个。在这个情况下，又只能向日本学习，模仿日本”。清政府出洋学生总监督夏偕复建议，中国教科书的编纂可以日本教科书为蓝本：“虑始之际，似可取日本现行之教科，师其用意，略为变通，颁而行之，作为底稿，然后视所当增减，随时修改，以至于宜”, “今欲求一至速至多至廉之术，宜即日本东京设一大译书局，翻译东籍”。1902年，京师大学堂拟按学堂课程编纂教科书时，即把日本作为仿效对象：“其各门用最简单之本，为蒙学及寻常小学之用；较详之本，为高等小学及中学之用；其自高等及专门者，由教习口授无课本；盖其编纂目的，一仿日本教科书方法。”

清末各科教科书中，由日本人编辑、后译为中文的教材，就占20%左右。中国历史教科书几乎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日人编写的中国历史著述，不仅中国通史，一些断代史、专门史都被用作中国学堂教科书。清末引译自日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情况，见表1-1。

引译自日本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等有较大影响。《支那通史》由那珂通世用汉文编著。那珂通世（1851～1908）毕业于庆应义塾，受福泽谕吉的影响较大，强调中国文化的停滞性，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创立者。1886年后，那珂通世致力于《支那通史》的撰述，1888年该书刊行。《支那通史》共4卷，叙事起自上古，止于五代辽宋，分为总论、上世史、中世史等几部分，内容上改变了以前日本所著中国史仅限于军事和政治事件的简单概括，不仅解释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还特别介绍了文物制度；编写上采用新的体例和方法，打破中国传统史书体例，采用西方“通史”体例，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每卷之后附有图表。该书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由日本学者撰写的新型通史，开创了一种新的“通史体”，后来日本和中国的通史著述，无不受其影响。《支那通史》在日本也用作学校的教科书，于1899年被引介到中国，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重刻出版，作为学堂教科书。学部对此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此书汰冗存真”, “历朝大事尚无遗漏”, “取材尚丰润，而无断烂朝报之讥”。《支那通史》在中国流传广泛。

《东洋史要》由桑原骘藏编著。桑原骘藏（1871～1931）曾受教于那珂通世，于1898年完成2卷本《中等东洋史》，被日本学校用作教科书，确立了日本东洋史教育的基础。樊炳清将之翻译成汉文，改名《东洋史要》, 1899年由东文学社出版。《东洋史要》分6卷，叙事起自上古，终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分为总论、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与近世期几个部分，采用了新式历史分期，内附多幅插图。该书并非专述中国史，而是较为注重亚洲诸国的关系，实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史。梁启超认为此书为“现行东洋史之最良者”, “颇能包罗诸家之所长，专为中学校教科用，条理颇整”。《东洋史要》“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据李孝迁的研究，《东洋史要》在中国有多个版本：1903年宝庆劝学书舍校刊的《东洋史要》, 1904年成都官报书局印的《新刻中国历史》, 1904年文明书局周同愈译《中等东洋史教科书》, 1904年东京泰东同文局用汉文出版的《东亚史课本》, 1908年商务印书馆金为重译的《东洋史要》等。1903年陈庆年又对《东洋史要》进行改编，名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并出版。《东洋史要》对中国自编教科书以及中国新史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支那史要》由市村瓒次郎编著。市村瓒次郎（1864～1947）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成立东洋学会，出版《东洋学会杂志》，勾勒了东洋史的基本框架，对日本现代东洋史的确立有重要贡献。1888年，市村与泷川龟太郎开始合作编述《支那史》，到1892年完成，共6卷，主要叙述历史事件，间及社会制度、经济、风俗文化，该书阐发有限，但适合用作学校教材。次年，市村又将《支那史》缩写为2卷本的《支那史要》，用作中学教科书。《支那史要》共6卷，分为总论、古代史、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今代史六部分，叙事起自上古，终于清代台湾与伊犁纷争，书前附有“历代一览表”“历代帝系表”“历代帝都表”。在当时，该书可以和那珂通世的著作相媲美，颇适合作为教材。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被中国学堂广泛采用。

三 爱国教育：中国自编教科书之兴起

编译日本教科书暂时缓解了中国新办学堂的教科书需求，也把近代新观念输入到了中国，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新史学与新教育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其风行及其流弊，引起了国人的担忧。这种情况，促进了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兴起。

首先，许多质量低劣的日译图书充斥市场。编译日本教科书较为便捷，有利可图，许多地方编译机构和民间社团也都组织翻印日本学校教科书，“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迻译较他国为便，于是日本文之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许多稍通日文的人也从事日文教科书的翻译，其中不合规范之处颇多：“上海小书贾所译东文各书，并不注明著者、译者姓名，多有摘取原书一段与一己私意相合者译出流布，并不顾本书宗旨。”如会文学社的范迪吉，一个人就译了100种，从《初等算术新书》《肥料学》《商业经济学》到文史类，什么都译，不加筛选，质量不高。

其次，从民族感情方面来说，中国采用外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让人难以接受。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与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为中国很多学堂使用。对此，一些中国学人感到羞愧。蔡汇东在翻译《东洋通史》时感觉到莫大耻辱：“吾译《东洋通史》，吾耻耻者，耻吾中国无完全之历史也。左、迁而外，史书踵出，然大都为一家一人之意义，即尚有可称者，而或则偏于事实，或则偏于制度，总二者而一具如炬眼光、察当日情事以成一完全中国历史者，则吾遍求之而未得。求完全之中国历史未得之中国，而乃得之扶桑三岛。天下之耻，孰大于是？”罗振玉在《支那通史》序中明说：“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故序而重刊之，世之君子以览观焉。”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和丰富的文献记录，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居然要假手外人，似有不妥之处。

最后，从教科书独特功能来看，应该使用自编教科书。一些人从教科书独具的教化功能考虑，劝诫中国学堂“勿沿用洋人课本”，因为它们“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亦取径迥别，与中学绝无关合”。东新译社认为，编译外国教科书以充国民读本，“于学界之进化、国魂之发达，无丝毫影响，而反生大障碍者也”。文明书局也持同样的看法：“以彼人之口吻，取吾国史料为彼学校外国历史之科，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称谓辞气之间，客观让作主位，令国民遂不能兴其历史之观念，可忧孰甚焉。”梁启超认为，市村的《支那史》, “若我国学校据为教科书，则有所不可。盖日人以此为外国史之一科，则此简略似此已足”。梁启超的批评主要是着眼于历史教育在塑造国民方面的特殊作用：“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皆于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观火之言充数也。”周同愈翻译《中等东洋史》时指出，此前译本照搬原书，缺乏爱国之心，所以要重译以彰显爱国热情：“凡吾之所为勤劬而不敢忽者，无他故，总以吾爱国之心，激动读者爱国之心。”翻译改编日本教科书，甚至被认为是清末教育“最错误者”: “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其目的也。”国人意识到引译日本教科书的弊端，不利于用历史教育来激励国人，这推动了中国自编历史教科书的兴起。清末国人自编或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情况，见表1-2、表1-3。

新学制推行以后，国人就开始自编教科书。自编教科书受到日本教科书的很大影响。首先，一些教科书直接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中国编写的教科书中，在前言中直接指明改编或参照日本教科书的有：普通学书室的《普通新历史》改编自《东洋历史》；柳诒徵的《历代史略》元代以前部分改编自《支那通史》，支那少年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改编自《支那史》；萨幼实的《东洋文明史》以日本白河次郎的《支那文明史》和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为蓝本；澄衷学堂的《小学本国史教科书》改编自富山房《支那史教科书》；范迪吉的《支那文明史》与横阳翼天氏的《中国历史》都编译自日本教科书；姚祖义的《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插图参照了日本小川银次郎的《西洋史要》《东洋史要》等书；吕瑞廷、赵澂璧的《新体中国历史》依据《支那史》改订；徐念慈的《中国历史讲义》取材自《东洋历史大辞典》《东洋历史》等，沈恩膏的《本朝史》取材之一是桑原骘藏《东洋史要》；陈庆年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汪荣宝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改编自《东洋史要》；张运礼的《新编中国历史全书》取材自《东洋史要》《支那史要》《支那通史》；等等。有些教科书虽未指明改编自日本教科书，但受到日本教科书影响是明显的，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 “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

其次，很多教科书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形式。一是在编写体裁上，一般采用“篇（卷）—章—节”“篇（卷）—章”“章—节”等新形式，与传统史书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不同。二是采用新的历史分期，把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几期，与传统史书只有朝代断限不同。三是在内容安排上，也有两处不同于传统史书：第一，开篇有个“总论”部分，介绍中国地理、民族（人种）、历史分期以及历史的功用等；第二，在每一部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后有文化史、社会史的内容。教科书采用章节体、历史分期以及内容分类等编写形式，成为中国新史学的一个实践。

但是，中国改编和自编教科书与引译的日本教科书“貌合神离”，即形式上取鉴，精神上分离，在具体问题的叙述上，中国改编与自编教科书对日本教科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自己的历史理解，突出中国历史自身的特点。

中国改编的历史教科书中，柳诒徵的《历代史略》与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有一定的特色。《历代史略》改编自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 1902年由江楚书局出版。《支那通史》的叙事仅至宋代，柳诒徵对此进行了改编，并补上元、明两朝，章节后有按语及评论，叙事清楚简明。第六卷讲述元明历史，书后附有“明及诸国世系”“明帝在位年数及年号”“高丽和日本诸王世系”“元明职官沿革表”“明百官品秩表”“明儒传授图”等图表。作为改编本，《历代史略》与《支那通史》对中国历史认识不同，如《支那通史》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按照“进步”与“停滞”把中国历史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开化的三代与停滞的秦以后，秦以后的中国是停滞不前的：“秦汉以下，二千余年，历朝政俗，殆皆一样。文化停滞，不复进动，徒反复朝家之废兴而已。其间战乱攘夺，不可胜纪。”《历代史略》时段划分与《支那通史》相同，但认为中国各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历史是变化与发展的：“政治之得失，学术之升降，疆域之分合，国势之隆替，代有不同。然统观历代，大抵自唐虞至秦而一变，自汉至五代而一变，宋元以来之风会，与上古划然不可复合。”《历代史略》“大约是我国最早的第一部历史教科书”，以后教科书编写多受其影响，“清末以来，编历史教科书的，大抵以此书为蓝本”。《历代史略》堪称其时较完备的历史教科书，《支那通史》的流传，实得益于《历代史略》。

《中国历史》由东新译社出版、横阳翼天氏编辑，“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发行，出版时间为公元1903年，封面标注为“普通学教科书第一编”。该书仅见上册，叙事从太古至秦灭六国。《中国历史》特色鲜明，在内容上，一是特重“国民”叙述，反对专制，如讲述商汤“自为牺牲为国民请雨”一事，作者评论道：“国史氏曰：所谓贤君贤主者，何牺牲其身为国民求幸福者也；所谓暴虐无道者，何牺牲其国民以恣己之所欲者也。故今日西洋各国，谓其国王曰‘公奴隶’，而自称 ‘主人翁’，盖王者之为国民而牺牲，公理上应有之义务也。”二是特重汉族，有强烈的汉族立场，以汉族为中心是该书的“内容重点”之一：“今特发挥种族团体之大义，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以养成种族主义之特质。”三是在正文中间，以“国史氏曰”的形式插入作者评论。《中国历史》在编排上，首附黄帝肖像；正文前附有“中国历史出世辞”、“中国历史内容重点”和“中国国号变迁纪实”三节。钱玄同初见该书，“多民族主义之谈，甚爱之，以为史籍教科书之佳本”。近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开始关注此书。

国人自编教科书中，文明书局“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系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02年创办的文明书局，是较早编印教科书的出版单位之一。文明书局创办之初就开始出版讲述新学的《蒙学读本》, “初显近代新式学堂教育的课程体系框架，开启了以新学育人的脚步”，出版后曾风行一时。“蒙学教科书”出版多达23种，覆盖多个学科，较完整地表现出近代学科意识。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为其中“中国历史”一科，1903年出版，作为初等小学堂用书。该书按朝代顺序，分为中国之古代、秦汉三国时代、晋及南北朝、隋唐时代、五代及宋、元明时代、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我朝与外国交涉时代”八篇，叙述起自太古，止于清末列强强占租借地。该书叙述简洁清楚，附有多幅插图和“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该书或被认为“充满近代史学强烈经世的时代精神”，是史教救国的典范。该书多次再版，1904年出了修正7版，1908年出了修正40版；民国以后继续使用，1913年出到38版。

文明书局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章嵚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一定的特色。章嵚编著有数种教科书。《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于1908年出版，共3册。1912年民国成立后，文明书局又出了修订版。该书在内容上，注重政治史、民族史和文明史。政治史尤重帝王世系，同时对各朝代政治特点予以介绍；民族史有着浓厚的传统夷夏观念；文明史占据很大篇幅，丰富具体，是该书一大特点。该书获得了一定的好评，有评论者将之与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并称。在史事方面，“皆以帝名标题，题下加以简要的叙述，同时书顶眉标，亦颇扼要”；“编制及材料，颇为得当，极合教科书之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转型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范例：一方面具有新史学的特征，另一方面受传统史学影响深厚。

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编辑中小学教科图书是其重要业务，从1903年直至民国时期一直是教科书编辑发行的龙头。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最新教科书”系列包括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三类用书，“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科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中国历史”方面，中学由夏曾佑编写，名为《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分3册于1904年至1906年出版，叙述了从远古到隋朝的历史。该书采取进化论观点，采用章节体编写形式，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分期，如把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把开辟至周初称为“传疑时期”。梁启超为此称赞夏曾佑“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该书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该书被视为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作，在近代史学史中常被提及。

小学类由姚祖义编写，分为两种：一是《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用，共4册；二是《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2册。这两种教科书讲述了从“五帝”到清朝的历史，都是按“课”来编写，以人物或事件为中心，每课讲述一个人物或事件。高小教科书比初小内容丰富。这两种教科书出版后都多次再版，《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出版后，当年12月就出到了第6版，1908年出到第15版（上册）, 1910年出到第20版（下册）;《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年出版后，1906年由金为进行修订，1910年出到第22版。

四 教科书与清政府教育目标之分合

清政府教育宗旨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旨：“忠君”“尊孔”以维护清朝统治，“尚公”“尚武”“尚实”以振发国民志气。这两个教育目标在历史教科书编写实践中有不同的体现：振发国民志气这种目标被贯穿到教科书内容之中，而编者对忠君尊孔的目标则有不同的看法。

以历史教育来“激动爱国精神”是很多书局编写教科书的自觉要求。文明书局编写《蒙学读本》时，即以激发爱国之心作为编辑要旨，如以地理知识激发学生“宝爱土地之思，知我国与全球相关之形势，而后有强国保种之志气”；汇录历史上豪杰故事，使学生“共有爱国敌忾气象，以成完全之国民”。商务印书馆把培养爱国精神作为编辑教科书的要求：“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凡立法、司法、行政以及议院、地方自治、军情、教育之要政，无不详言，其表彰国粹，纠正陋俗，亦再三致意。至于爱国、合群、进化、自立等事，尤言之至详，以期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东新译社谈到其开办缘由及其特质时说道：“同国家之脔割、愤种族之犬羊，怜然创办东新译社，就我国之性质上习惯上编辑中学校各种教科书，熔铸他人之材料而发挥自己之理想，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虽算术几何，亦多合爱国爱种之分子焉。”

培养爱国精神是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一个重点。丁宝书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编辑大意中指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交通愈广，畛域愈廓。今黄种与白种竞争，犹昔汉族与非汉族竞争也。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状吾幼年之气。”1902年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指出历史教育“要在激发其（学生——引者注）志气，鼓舞其兴会，俾童子成长而后不问执何事业，皆无可愧为国民”。支那少年认为我国无史，“庞然塞于栋者，非二十四史乎？我谓二十四姓之家乘而已，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所以支那少年将《支那史》改编成《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以养成国民精神，发扬国民的爱国心。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指出，历史教育在于使学生“自知有我，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1908年的《第一简明历史启蒙》的编写要旨为：“于历代兴亡关系最为注意，而近世史则于外交问题，尤为注重，以期养成儿童爱国心。”

开通民智成为新式国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重要基础，对此，教科书编写尤为致意。《中外故事读本》指出，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情形，才可以成为新式国民：“小学教育，以磨砺学者品性为第一要义。中外互市以来，国民不攘夷即媚外，实两失之。此编取中外故事相类者，两两相比，意在使少年思想豁达，识见明通，晓然于彼我情形。”《普通新历史》认为，近世全球交通之会，我国民渐渐与世界相见，优胜劣败即在此一二百年之间：“我国民之眼界，断不可仅注于内国数十朝之兴替沿革中，须考察种族势力之强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为大众警醒振拔之标准。”《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认为：“国与国文明相等，各不能肆膨胀之力，于是均以帝国主义，日经营组织于和平之中，吸彼文明，导我进步，故交通者，无形之竞争、国力消长之枢也。是编以交通世界互换知识为主，我祖国数千年以来，能具此手段者，必扬榷陈之，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为编辑用意，在内容上详述三个方面：“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陈庆年认为，“今天史家”，对中国国内事情或许有所了解，但对于世界大势可能懵然无知；对前代历史或许有所了解，但对当代史可能懵然无知，“其与世界之思想无所鉴观，而多所障距。一遇事变，不为狂举以凶于而国，则坐视天下瓦解以去，为括囊之腐儒”。注重中西交通史与当代史是其《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特色。

发挥国民爱国之心，成为编者编辑教科书的自觉行动，这与清政府振拔国民志气、培养国民爱国之心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编者与政府在借助历史教育激发爱国精神的要求上有一定的契合之处。但是，对清政府倡导的“忠君”“尊孔”，一些编者则有不同的看法。

倡民权、反专制思想在清末教科书中也有一定的体现。东新译社的《中国历史》倡导书写民史、高扬民权，认为中国现在落后实由于专制：“自秦汉而降，进化之度极迟，虽谓中国人气质，有是古非今、尊中贼外、保守照例、傲慢自大等病，然其最大之原因，未始非沉沦于专制政治之黑暗时代，而结成此腐败不堪之秽录也。”澄衷学堂的《小学本国史教科书》指出通过历史教育“力求为五千年流传古国之国民，以争存于地球，则所以开启吾全国青年之独立思想者”。李岳瑞的《国史读本》注重民史书写，为此民国时期世界书局对之进行修订：“一洗旧日神史君史之旧习性，而与吾全国国民以更始，则斯书之出，谓为吾国今日史界之明星可，谓为吾国五千年来民史结晶亦无不可。”章嵚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也是因为民权思想突出，被认为是清末民初书写“民史”的代表。有论者认为，章嵚著作特色“犹有足述者，即其历史观念即由其 ‘君史’的立场进而至于 ‘民史’的立场，这在我国史学史上，可谓是个大的过渡”。教科书中隐含的民权思想，显示了其与清政府维护统治的要求有所背离。

对“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清末即有反对声音：“学部所大书特书之兴学宗旨，‘尊王’‘尚孔’四字而已。夫 ‘尊王’‘尚孔’之主义，若发生于下，则出于公，盖以尊重国权论，王固当尊，以保存国粹论，孔亦宜尚也。若倡之自上，则不过借孔教中尊上损下之说，以隐庇君权、潜夺民权而已。且在欧美诸邦，天赋人权，视同神圣，信教自由，垂诸宪法。乃吾国之司教育权者，其用意正与相反，此精神上之奴隶教育也。……故虽谓吾国所有之学堂，悉为制造奴隶之大工场，未为过也。”教育宗旨由于将忠君放在第一位，显得与新学传入中国的民众启蒙诉求格格不入，因而这种教育被指斥为奴隶教育。同样，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也有不同的看法。培养新式国民既是编者—知识精英的目标，也是政府的期许。晚清的“国民”论述在“救亡图存”民族危机中，难以摆脱国家的影响，但是，编者—知识精英与政府对“国民”的理解不同还是相当明晰的：清政府希望养成的“国民”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编者—知识精英则开始注意到个人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各项权利与义务。与之相关联的是，编者与清政府的国家观念不同。清政府的“国家”更多是指朝廷，爱国首要是维护清朝统治；而编者显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朝廷意识，具有近代的国家意识。这些认识差异，都使得教科书与清政府的教育要求有一定的距离。

小结

本章考察了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希望引起讨论的是清政府教育目标在教科书中的实现情况，也即教科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教育要求。本章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的关系。近代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由引译日本教科书到改编与自编的过程。日本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编写有很大影响，中国教科书借鉴了日本教科书的编写形式，但在内容上突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日本人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有着明显的日本立场，为日本近代霸权服务。那珂通世、桑原骘藏与市村瓒次郎等人的中国历史研究，勾勒了东洋史的基本框架，确立了日本东洋史教育的基础。东洋史研究取向的用意在于：用亚洲而非欧洲的历史来定位日本。它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书写中国的历史，不如说是了解日本在亚洲崛起的根源，并更进一步了解日本有别于中国的独特之处。东洋史是日本参与世界历史并在其中给自己寻求“中心”定位的体现，这种“中心”的一个参照就是书写中国历史，通过中国历史来突出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中的地位。“中国在日本知识人的心目中也由以往的文化认同所在变成了文化上的 ‘他者’”,“日本通过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来确立日本的自我认同”。日本历史教科书这种编写意旨，被中国史家抛弃。

二是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间的关系。从教科书编写实际来看，教科书与清政府的教育目标有所分合：一方面对“忠君” “尊孔”的要求有不同的处理；另一方面对振发国民志气的要求都有反映。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强调培养新式国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趋新改革人士对教育在国家、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思考，以及积极推动社会新旧更替的追求与努力。学者们希望运用历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政府在依靠历史教育来“振发爱国志气”这点上基本相同，这使编者与政府对历史知识利用上有着某种一致性。其实，这种一致性更多是形式上的一致。在晚清新思想与新教育的影响下，很多知识观念与传统上的已有了很大不同。

从本章的讨论来看，尽管遵循政府教育政策是教科书编写的基本要求，但是教科书与政府的教育目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教科书中的实现程度还要具体分析。清政府在教科书审定过程中，“既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即要维护封建政权、封建道统；又体现了一定的宽松性，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了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一些教科书标榜遵循政府教育宗旨，按照政府要求来编纂，这主要是出于学部审查策略的考量，教科书内容也体现了编者对历史教育功能与塑造何种国民的理解。从教科书内容上看，有些教科书不仅违背了政府的教育期许，与政府教育宗旨要求差距甚大，甚至走向了政府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