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帝制，宣布实行共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南京政府统治结束，民国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几个时期，政权更迭以及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的颁行，深刻影响到教科书编写。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出现三次高峰，分别是1912年民国成立、1922年新学制颁行和1932年课程标准制订。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学制教科书编写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本章承续第一章，讨论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情况，重点考察新学制教科书的编写。

一 养成共和国民：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中华民国是在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培养适合民国的现代国民，养成国民的共和精神，是民国教育的首要目标。

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对清代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制定新学制与颁布教育宗旨。9月，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宗旨体现了共和国的新精神，以德、智、体、美四育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中心，这里的“道德”，实即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实行道德教育主要是养成适合民国的共和国民新道德。新教育宗旨突破了“中体西用”旧模式，与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有本质的不同，它以养成共和国民的健全人格为目标，突出了新教育的革命、民主意义。

为配合与保障新教育的实施，在教育宗旨颁行前后，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和《中学校令》及其实施细则，对中小学校教育教学要求做出了规定。“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在中国历史教学方面，小学“本国历史教学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本国历史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中学“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本国历史“授以历代政治文化递演之现象与其重要事迹”。

在教科书编写方面，教育部制定一系列政策来予以规范。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教科书使用做出特别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由各该书局自行修改，呈送样本于本部，及本省民政司、教育总会存查。如学校教员遇有教科书中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亦可指出，呈请民政司或教育会通知该书局改正”。1912年5月教育部颁布《审定教科图书暂行章程》, 9月公布《审定教科用书规程》14条，规定了教科书审定办法：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用图书，任人自行编辑，惟须呈请教育部审定”；“编辑教科用图书，应依据《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教科书编写主要采取审定制。

民国成立之初，一时难有大批适合民国新教育的教科书，就对前清部分教科书进行改编，以应一时之需。民初改编自清末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见表2-1。

民初改编自清末的教科书，在形式上修改了教育部明令删除的尊崇清朝、避讳抬头字样，有的具体内容几乎未做改动。如晚清教科书称清朝为“本朝”，民初则一律改称为“清朝”。这里可举章嵚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例，来看民国成立时历史教科书改编情况（见表2-2）。

有的改编本与清末旧本不同：一是增加了民国史内容，二是在清朝历史叙述上有所变化，清代以前的部分基本保持原状。这里以《普通新历史》为例。《普通新历史》1901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成立后，赵玉森予以增订，19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增订本主要变化有：一是原书叙事至戊戌政变，增订本叙事至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二是增加了文字狱等批评清朝专制统治的内容，一些事件的评价也有变化。具体见表2-3（加下划线部分为增改之处）。

从表2-3可见，民国后增订版主要是在清初部分增加了“文字狱”一节，一些表述有所变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变化很大：1906年版把太平天国运动视为“发匪”加以否定，1913年版去除了清末的贬抑性词语，多了肯定性的评价。这种修改表达了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批判，显示了民国教育政策的影响。

率先推出适合民国教育宗旨教科书的，是1912年1月新成立的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由陆费逵于1911年秋筹设，武昌起义胜利后，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陆费逵预感到革命能够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就秘密编辑一套新教科书。其后，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等纷纷改编或新编教科书，形成民国初年教科书编写出版的一个高潮。此期教科书编写情况，见表2-4、表2-5。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于1915年1月颁布《特定教育纲要》，提出实行义务教育、申明教育宗旨等，其中专门有“教科书”一节，对教科书的编纂做了规定：“兴学由造就师范编辑教科书入手，应由教育部通行各省，按照各地方所需教员之数分期造就，并由部编辑小学、中学教科书，以确定全国教育之基础。”“至教科书系达教育目的之要具，如与教育宗旨不相呼应，即不能达到目的。应就现在部设之编审处，按照学生迅速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其教科书内容，务与国家教育宗旨相合。其参考各书，为学校所需而坊间所不备者，亦应一并编辑，以为改良教育之准备。”在《颁定教育要旨》中，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初教育宗旨。袁世凯的教育宗旨与清末颇为相似，只是以“爱国”替代了“忠君”，这种“复古”教育方针，因袁世凯下台很快结束，《特定教育纲要》和《颁定教育宗旨》于1916年9月被撤销，民国元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又得到认可，如1916年1月公布的《高等小学校令实施细则》对高小历史教学要求，完全照搬1912年12月《小学校教则》。基本上整个北京政府时期仍把民国初年培养健全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国民作为教育主要目标。

突出民国共和宗旨、养成共和国民，是民初教科书编写的首要目标和基本精神。商务印书馆在改编清末教科书时指出，清末教科书多为清朝专制讳言，“民国丕造，数千年专制积秽，一旦粪除。历史为全国国魂，允宜确定指归，不容复有讳饰”, “俾使知君主政体之不宜再现于中华”。在编辑“共和国教科书”时，商务印书馆说明：“民国成立，数千年专制政体，一跃而成世界最高尚、最完美之共和国。政体既已革新，而为教育之根本之教科书，亦不能不随之转移以应时势之需要”, “本馆即将旧有各书，遵照教育部通令大加改编，凡与前清有关者，悉数删除，并于封面特加订正为 ‘中华民国’字样”, “博采世界最新主义，期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中华书局在编辑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指出，编写“注重历史上之精神，凡事实之确有可疑者，悉与平反，而予专制之积弊，尤痛斥之不遗余力，务使以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于后生心目之中”；“社会进化之状况，如风俗、礼教、文化、学术，及政体之沿革、民族之兴衰、民权之消长，尤为民国历史上所宜注意”, “于五族共和之旨，尤三致意”。这种对共和精神的注重在这一时期的教科书中极为普遍。

从民国成立到新文化运动前这段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新成立的中华书局编写的“中华教科书”。“中华教科书”于1912年民国成立推出后，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教科书市场。“中华教科书”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师范课本27种。其中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为汪楷、华绍昌编《中华高等小学历史教科书》，第1、2册讲述中国史，第1册于1912年3月出版，可谓是民国第一种新编历史教科书。该书叙事起自上古，止于1912年民国成立。“大革命与民国成立”一课讲述民国成立以来几个月的历史：“满洲入关，残虐无人道，人民积怨已深。二百余年来，屡谋起事，皆不成。中日战后，国势阽危，加以朝政愈紊，赋敛繁重，于是孙文创兴中会，旋与黄兴联合，从事革命。……武昌起义……不二月，全国响应，光复十有六省，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清帝辞位，孙文辞职，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自是吾国帝王之局终，而共和成立矣。”

19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钟毓龙《新制本国史教本》有一定特色。《新制本国史教本》共3册，叙述从远古至民国初年的历史，为中学用，后又成为师范学校教科书。该书绪论指出，今日中国非常贫弱，是由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的尚文与崇虚特点所造成，以致数千年间内乱与外侮，无代无之，现今“清祚告终，外侮日亟，所望全国民意之一致，以安内攘外为心，则一切国是进行自易”。该书有强烈的反专制、兴民权思想，对专制制度的评判贯穿全书，体现了民初共和教育宗旨。书中附有多幅图表。教育部审查认为该书“条例简明，叙述清晰，于历代兴亡及内治外交诸政均能揭其大纲，详为指示。至诸族之肇兴与进化，搜举糜遗，而与汉族并叙之处，绝无轩轾之语，编辑尤为得体”。该书多次再版，上册至1928年出到28版，中册至1923年出到20版，下册至1924年出到20版。

民国成立，商务印书馆适时推出“共和国教科书”，高等小学历史为傅运森编写的《共和国新历史》，于1912年6月出版。傅运森又名傅纬平，是商务印书馆编辑，编写校订有多种教科书。由于商务印书馆的业界龙头地位，傅运森编写的教科书为民国时期发行最多的教科书之一。《共和国新历史》共6册，讲述从远古到民国统一的历史，考虑到小学生的接受程度，分两次讲述：前4册为“史谈体”，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较为简单；第5册和第6册为“开化体”，把中国历史又较为详细地讲述了一次，增加了文化和制度等内容。第6册有“中华民国之兴”一课，讲述孙中山组建兴中会以谋革命、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等史事，认为民国建立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清之季世，共和民权之说输入，民志一变，卒推翻数千年专制之政体，而建中华民国，洵国史之光荣也。”全书最后强调五族共和：“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故将来发达文化、巩固国家，必赖五族之相亲相保矣”；“虽中华民国已成立，五族已为一家，尚宜实体共和之旨，互相爱护，永固民国万年之基”。该书有“春季始业”和“秋季始业”两种，多次再版，如春季始业的《共和国新历史》，到1922年，第1册、第3册、第5册和第6册分别出到272版、199版、156版和152版；第2册与第4册到1921年，分别出到214版和165版。

二 1922年新学制与教科书编写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实行，开始主要借鉴日本的教育经验，从清末的癸卯学制到民初的壬子癸卯学制，日本的影响相当明显。日本经验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创生有很大的意义，推动了中国教育进步。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取鉴日本经验发展而来的中国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形势。这在新文化运动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1922年新学制改变了以往借鉴日本的做法，转以美国学制为主要的蓝本。新学制是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一个成果。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几项主张，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个性自由发展。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22年新学制，或称“壬戌学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

1922年，《学校系统改革案》颁布，对民初的壬子癸卯学制进行了改革，制定了新的学校系统案，即新学制，包括“标准”、“学制系统图”和“说明”三部分。新学制提出的“标准”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该标准秉承民初共和教育思想，吸收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第一，该标准没有提及民族、国家，不再把民族、国家意识教育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而是注重平民教育，强调发展学生个性。这是新学制教育目的和教育观的重大变化。第二，增加国民经济力、生活教育等内容。新学制表示将教育重心下移，更重视基础的民众的教育，培养各个层次的人才，适应社会和个人的需要。新学制“较好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教育改革的新经验，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表现了中国教育界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觉醒和庄重的使命感”,对中国教育与教科书编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学制对中学阶段的调整，直接影响到中学教科书的编写。就中学建制而言，中国在清末新政时期全面引入西方三段式学校系统，中学制度正式在学校系统中确立并延续下来。清末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都正式设立中学堂，这是我国教育体系有中学之始，中学制度于此确立。民国初年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为4年。1922年新学制把中学分为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两个阶段，规定中学校修业年限为6年，分为初、高两级：初级3年，高级3年。中国的“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自此开始，中学教科书也就有了“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之分。为适应初中与高中分开的中学教学方式，各书局纷纷新编教科书，形成了民国时期教科书编写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情况，见表2-6、表2-7。

此期教科书出版事业的繁荣，与一些书局的成立及政治形势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关系。民国时期的五大书局，除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成立外，其他四个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和大东书局都于此时成立，参与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此时的政治形势与教科书管理规定，也有助于教科书出版。民国成立时，教育部规定教科书“任人编辑”，要合乎共和民国宗旨。1914年，教育部修正审定教科图书规程，取消1912年规程中“任人自行编辑”“各省组织图书审查会”条款，让各校长自行择用教育部审定的图书。新学制颁行后，教育部于1925年颁行《审定图书规程》，该规程较此前严格。但是，由于军阀混战与政府控制力较弱，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审查是“宽松有序”，教科书编写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态势。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特色和影响的教科书，如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等，后两种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轰动一时的教科书案，本书后面将予以专门讨论。这里对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略做介绍。

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有一定特色，反复讲述中国史。吴研因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编著有数种教科书，又在政府教育部门任职，参与一些课程标准的制订。《新法历史教科书》于1920年出版，高小用。该书按课讲述，共6册，前5册为中国史，讲述了从远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时期的中国历史，第6册为世界史。该书按“圆周法排列”，每年一周，由浅入深，分3次来讲述，即把中国历史讲了3遍，偏重有所不同：第1、2册侧重于人物和事件；第3、4册侧重于思想文化；第5册侧重于社会制度。像这种采用不同方式编写而反复讲述的情况在其他小学教科书中也出现过。该书多次再版，第1册至1923年出到57版，第2册至1922年出到47版。

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共2册，为中学用。民初，赵玉森对清末历史教科书进行校订，供民国使用，其后又编著有数种教科书。《新著本国史》于1922年出版，有较为鲜明的特色。一是尤重文化史，以中国文化发展为线索，把中国历史分为三期：太古至周，为文化发育时代；自秦至明代中叶，为文化推衍时代；自明中叶至今，为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的时代。二是具有强烈的反专制思想，倡导民权。如称秦始皇为政治界的“大魔头”，陈胜、刘邦的起义为“平民革命”。三是打破了按照朝代与帝王顺序叙述的方式，以事件为中心进行专题讲述。其后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王钟麒的《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与梁园东的《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等书均采用了这种方式。教育部审查认为，“是书取材列目，斟酌合宜，敷议亦尚平正，可以疏沦学生读史之心胸”。该书1930年出到6版，1932年出国难后1版。

金兆梓的《初级中学历史》有很大影响。金兆梓于1920年代初进入中华书局，后来成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编写有多种教科书，1920年代后中华书局编写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很多是由他编写或校订的。《初级本国历史》于1923年出版，叙事起自远古，止于国语运动时期。该书特点：一是注重文化史，如把秦代的李斯、赵高，汉代的董仲舒都视为文化人物，突出他们对文化的影响；二是有强烈的反专制思想，并以之来选择与品评人物，如叙述魏晋清谈中嵇康、鲍敬言的反君主专制思想，认为是思想史上之“异彩”。该书用白话编写，采用新式标点，出版后深受好评：“将学术文化、社会生活，兼筹并顾；且其叙述，不蔓不支，言简意赅，允合历史问题。总之，此书于当时课本，堪称无比。”教育部审查认为，“该书具有特识卓裁，不偏重政治史，能留意于社会变迁及思想表现诸方面之建材，其选择既属合宜，而叙述以能简练，应准审定”。该书多次再版，至1932年出到38版。1928年，经大学院审定后，又以《新中学本国历史》为名修订出版。

三 新学制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特点

新学制教科书是中国教科书编写的一个新阶段，相较于清末和民初，新学制时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注重文化史教学

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承担了塑造新式国民而建立富强国家的任务，比较注重政治史叙述。新学制注重文化史教学，教科书编写侧重于文化史方面，增加文化史内容。

依据新学制而修订的课程标准，突出文化史教学。初中历史课程纲要规定教学目的为：①研究人类生活状况之变迁，以培养学生适应环境、制御天然的能力。②启发人类的同情心，以养成学生博爱、互助的精神。③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④随时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指导学生，以养成学生读史的兴趣和习惯。高中则教授文化史，指出文化起于人心与自然的环境及社会环境之互感，其动力则出于观念之实现与开展。文化史宜用重要潮流，统率史事。史象有因果可寻者，以因果关系以说明之。高中文化史的教学，“1．注重研究世界文化之源头，及其同流交感之效果。2．以说明世界文化之性质，及现代文化问题之主旨。3．以领会现代为归宿”。

受课程标准影响，教科书都比较注重文化史叙述。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即是如此。该书认为，历史学是讲求人群进化的学术，文化是衡量进化程度的主要标准：“地球上不管哪一国的国民，他有了文化，自然就发达，没有文化，自然就堕落；他的文化高一步，自然发达也加进一步，这是逃不了的公例。”编写历史，应该趋重于文化两字；读历史者，也要趋重于文化两个字，才能收得历史学的效果。傅运森编写的教科书都注重文化史，1922年出版的《新法历史教科书》强调“注重中国与世界的文化”。1923年出版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指出：“旧时历史，差不多都是记述战争和政治的事；本书注重文化”, “专从人类文化上演述变迁的情形；这里有两种道理：一，使学生知现在的人类世界，是怎样成功的；二，文化上应当研究的问题，都有个大概始末，供学生自己探索”。金兆梓的《初级本国历史》以社会进化、文化发达、政治变迁以及各民族之接触与文化之交换为纲，其中又以先民精神活动及其生活上之需要为主旨来叙述，“对于朝代之兴亡以及制度、战争等事实，除与先民活动之演进及吾国现势有关系者外，虽本身素有权威之史料，悉略而不收。即所取者亦足以代表时代精神者为限”。“先民精神之活动，莫要于思想之变迁及能力之发展二事。本书于此等处，务推陈其因果关系，使读者可明其由来。”1924年吕思勉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指出：“本书力矫旧时偏重政治方面之弊。”

中国文化的演进成为教科书编写的一条主线。重视文化史内容，是此时期教科书编写的一个突出特点。注重文化史而淡化政治史，实则反映了这一时期平民教育精神的要求。

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与白话文教科书

新学制继承了民初共和国民的教育精神，突出表现在高倡平民教育，谋个性的发展。平民教育思想于1920年代前后兴起，平民教育运动在多地开展，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平民教育与民主教育密切相连，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是此期教科书取材的一个重点。

1920年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也与新学制精神相契合。该书取材“注重民本的，群众的，进化的，世界的，实在的，扼要的，积重的，实用的，感发的，适时的十大要点”。所谓民本，即是“最足以发挥民治之精神，或反证专制之弊害者”。顾颉刚在《现代初中本国史》中指出：“时代精神是历史的主眼，如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的风尚，学术的嬗递，凡足以表现当时的特征而影响及于后世的，本书便取材于此，都为简单的系统的介绍。”傅运森的《新法历史教科书》指出，“全书完全用语体文（白话文——引者注）”，并且始终注重平民主义。金兆梓《新小学历史课本》指出：“本书对于史材本身的价值和儿童学习的能力，两者谋适当的调剂，所以选材标准，估量他是否适合时代精神和儿童能力而定。”《新学制高级历史课本》中写道：“本书取材，注重现代社会，凡与现代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风俗、习惯等有密切关系者，竭力搜集酌量编入，其无甚关系者概不参加。”

为贯彻平民教育精神，此时期教科书编写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采用白话文。文言文是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1920年以前的教科书主要用文言文编写，但也出现了用白话文编写的教科书。早在新式教科书开始出现之时，一些供儿童使用的童蒙课本与读物，为通俗易懂以使儿童学习方便，就用白话文编写，像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商务印书馆的《简明教科书》、彪蒙书室的白话教材等。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要求文言一致。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1920年，教育部令行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吾国以文言分歧，影响所及，学校教育，固感受迟滞之痛苦，即人事社会，亦欠具统一精神之利器，若不急使言文一致，欲图文化之发展，其道无由。”因此要求国民学校自本年起，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 注2稍后，教育部修正《国民学校令》，规定将“国文”改为“国语”，国民学校一至四年级均学语体文。

注2：《教育部令行各省改国文为语体文》，载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第158页。

新学制实行后，一些书局编辑语体教科书。就中国历史教科书而言，采用白话文的有吴研因《新法历史教科书》、傅运森《新法历史教科书》、洪鋆和朱文叔《新教育历史教科书》、杨喆和朱翊新《高级历史课本》、冰壶主人《注释白话中国历史教科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顾颉刚和王钟麒《现代初中本国史》等。这些教科书在编排上逐渐使用横排方式，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其后白话教科书渐渐成为编写主流。“文本的意义不只和内容有关，也和它与读者接触的形式有关。文本印刷形式的改变，从标点断句、分章分节到所使用的语言程度，都会导致意义产生重大变化。”

白话文教科书对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有重要意义，“教科书由文言向白话的转折，则直接有利于教育与科技的普及和推广，有利于在教学中贯串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白话文教科书的出现，不仅在民国教育史上是一项重大改革，而且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教育近代化的产物，又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发展”。

培养世界意识与混编教科书

世界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它也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特色。世界主义反对强权主义，把自由与平等的“公理”作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共同基础，认为中西差距不是实力或国力，而是文明程度，即是否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文化与制度。世界主义影响到教育，使得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具有世界主义色彩。

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眼光，是此时期教科书编写的一个特征。一些教科书明确将之作为编写的一个指针。吴研因的《新法历史教科书》就强调在取材方面的一个要点是“世界的”，即“正大公平，接轨大同；非武断专私，凌跞异姓，毁灭弱小者”。赵玉森的《新著本国史》在论述历史大纲时指出：“第一，就是社会方面，一切民生问题、民治问题、民权问题，这都不可不注意的；第二，就是国家方面，一切政治问题；第三，就是世界方面，一切国际问题、交战问题、文明互换问题，这也都不可不注意的。”该书就是按照这几个方面来编写的。此时再版的《实用历史教科书》也注重中外关系的叙述：“国史以发挥本国文化及民族特性为主，然世界大通，不能不兼及中外交涉。”

为了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教科书编写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采用混编教科书。新学制课程标准规定历史教学实行中国史与外国史混合教学：“中学历史，向分本国史世界史二部。今为使学生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状况，打破关于朝代国界的狭隘观念起见，初中历史编制宜取混合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宜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采用中外历史混合教学方式，其目的就是明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1923年课程标准对混编教科书的内容安排做出了具体规定。为适应这种要求，出现了一些中外历史混合编写的教科书。

混编教科书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册编写，合在一起供学校历史教学使用。这实际上把原本作为两套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教科书合编为一套教科书。这种混编教科书内容上相对较为简略，小学历史教科书多采取这种形式，如前几册讲述中国史，后几册讲述世界史，其中以中国史为重点。二是打乱国别限制，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放在一起编写，如傅运森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前一种情况持续时间很久，而后一种主要出现在新学制时期，可谓是混编教科书的典型，也是本节讨论的重点。

这一时期，中外历史混合编写的教科书主要有傅运森编辑《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新学制历史教科书》指出：“本书打破朝代的、国界的旧习。”《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共2册，计9编，分别为“引论”“历史以前的状况”“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人类信仰的变迁”“人类组织的变迁”“人类思想的变迁”“人群的斗争和联合”“中华民国”“结论”，在内容上以社会史、文化史为主。如第五编“人群的组织”，讲述各国的政治制度与组织形式，分三章：第一章“概论”，分为“婚姻的变迁” “人群进步的原因”两节；第二章“家族和部落”，分为“婚姻的变迁”“族制的发达”“部落的变迁”三节；第三章“国家和政体”，分为“国家观念的发生”“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立宪的国家”“共和的国家”四节，中国历史夹杂在外国史中间叙述。该书渗透着世界主义精神，多次宣扬了国际互助合作的思想，展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历史教科书的混合编写，有利于中外历史比较，使学生对中外情况有较为直接的认识，但是，混编教科书有其不足：一是在内容上，中国史的内容不够突出，中国史夹杂在外国史中，显得支离，不够系统；二是在实际教学中，“此种编法，在初中不甚适当。盖一课西史，一课中史，轮流教授，易使学生头脑昏乱，记忆模糊，且先教西史，后及中史，喧宾夺主，更失本国史的主要目的”。内容上中外历史混合的教科书可能存在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这种编写方式后来很少使用。

小结

民初的教科书编写，可以新学制颁行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12年民国成立到1922年，1922年新学制颁行到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其间尽管有袁世凯复古教育，但时间短暂，影响有限，从整体上看，民初确立的共和国民教育宗旨基本延续下来，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时期。本章讨论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重点讨论了新学制时期教科书。新学制时期是中国教科书编写的新阶段，教科书编写呈现出一种新气象。

如果以清末新政时期作为中国国民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编写开端的话，那么，历经清末、民初，到新学制时期，中国教科书编写才真正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成立后，尽管教育宗旨和要求与清末不同，但就教科书编者与使用的教科书情况来看，与清末还有着种种的联系。新学制时期的教科书，开始摆脱清末以来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理念渗透到新学制时期的教育实践中，使得这一时期教科书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第一，注重发挥平民教育精神，培养学生的个性，而不是维护统治；第二，培养学生的世界意识，淡化民族国家意识；第三，注重社会文化史，淡化政治史。其中，又以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为核心，为此采用了白话文、中外历史混合编写等方式，使得这一时期教科书具有民主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色彩这些特点使其在中国教科书史和中国教育史上都有特殊的地位。

1930年代，作为教科书编者也是课程标准制订者之一的吴研因，在回忆清末以来小学教科书编写情况时说：“最初的小学教科书，很注重修身忠君爱国等材料。民国以后，把忠君崇满和不合民国宗旨的材料革去，加入了关于民主政治的自由思想。民四、五因为袁世凯要做皇帝，各书店也都有所谓《实用教科书》等出版，避去了‘民国’‘共和’等字样，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国内军阀屡次内战的恐怖，国内外都倡导和平。我国民十以后的小学教科书，例如《新学制》、《新教育》、《新教材》等，就几乎成了无目的、无宗旨的世界通用读本，很缺少民族精神和国家思想的表现，这确是当时教科书的最大的缺点！民国十六年以后，革命空气弥漫了全国，小学教科书如商务的《新时代》、中华的《新中华》、世界的《新标准》、开明的《开明》、大东的《新生活》等，叫嚣的气焰低了些，目的也逐渐正确了，各科教科书大概都能依照部定的各科课程标准编辑。”在吴研因看来，1921～1927年的教科书“缺少民族精神和国家思想”，这可谓道出了新学制教科书的一个特点；而“无目的、无宗旨”显然不符合教科书的实际情况。吴氏所批评的新学制教科书的缺点，恰是当年其编写教科书时所追求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由于政府的管理相对疏松，教科书更多地体现了编者对历史教育的理解和对个人、国家关系的思考。